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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音乐漫步 ·斯卡拉的“盛放”与何塞的“全能” 2019-12-19 15:13:46 　　又逢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旺季，佳作“盛放”。古典音乐方面的演出在艺术节第一周最为热闹，名团大牌云集，节目美不胜收。笔者以赶场“速记”之，试勾勒形神一二。 　　艺术节的开幕阶段“音符”，由著名指挥家里卡多-夏伊领衔，率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连演三场。这个由世界乐坛众多乐团首席精英组成的豪华名团，以演奏技艺精湛著称，尤其在诠释交响乐名作方面常有惊人之举，每每轰动国际乐坛（尤其是在夏伊的前任阿巴多时代）。这次，乐团出色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交响曲》，彰显夏伊已顺利完成“交接棒”，正率领乐团再创辉煌。我特别属意第一场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夏伊棒下的乐团气势恢宏而又跌宕多姿，将通常的悲剧演化成一曲壮怀激烈的英雄战歌，令我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英雄的肉体可以被击倒，但英雄的精神不灭。我聆听过许多“马六”的CD、DVD以及现场演出，这次给我感触最深。这便是世界名团和著名指挥大师的功力和价值，这也是经典音乐常演常新的魅力所在。 　　本届艺术节联合新开张的上音歌剧院，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全程引进闻名世界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上演两部莫扎特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和《魔笛》。上至艺术总监佩雷拉，下至舞台工作人员，全班斯卡拉250人，浩浩荡荡来到上海，在一周内以两部歌剧各演三场。此种盛况，在上海演出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其中，闪现出几个亮点。 　　两部歌剧的布景同时装台，轮流切换上演，这在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国际上一些著名歌剧院都已具备这样的能力，以保证在短时间内能上演多部歌剧，而在上海，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因此具有其“历史性意义”。 　　作为世界顶级歌剧院，斯卡拉不远万里来到上海，在专业呈现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两部歌剧居然动用两个乐队——《假扮园丁的姑娘》采用古乐队，《魔笛》用的则是现代管弦乐队，以不同的音色音响和韵味，呈现出两部歌剧各自的特色，极具专业精神，值得称道。 　　另外，斯卡拉这次在沪演出，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为什么该剧院能长期立足世界乐坛高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是得益于他们卓有成效的教育培养和循环体系。也就是说，除了一线演员和乐队，斯卡拉体系内的斯卡拉歌剧院学院不仅拥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优秀年轻演员，还有自己的管弦乐队。在上音歌剧院演出《魔笛》，就由斯卡拉歌剧院学院担当，表现不俗。其实，世界其他著名歌剧院也有这样的学院体系，如英国皇家歌剧院、苏黎世歌剧院等。这已是大牌歌剧院长盛不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不无启发和借鉴。 　　说到演出本身，18日笔者观赏的首演《假扮园丁的姑娘》是莫扎特18岁时的作品。舞台布景是古色古香的巴洛克风格，采用目前国际乐坛流行的“一景到底”，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最后到高潮时由演员撕毁，极具表演张力和空间想象力。舞台上的七位主演水平齐整，唱功和角色感俱佳，充分显示了当代歌剧表演的美学理念，给观众以艺术盛宴的极致享受。 　　引进国际精华，与国内乐界强强联手，对提升国内乐团的水平很有帮助。10月19日，著名指挥家迪图瓦携手国际一流歌手和日本东京爱乐合唱团，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演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今年是他逝世150周年）的代表作之一《浮士德的沉沦》。这也是此音乐巨著在上海的首演。音乐会高潮迭起，感人至深。刚过140岁生日的上交与迪图瓦擦出惊人的火花。说实话，如果要评选上交最佳外籍指挥，笔者以为非迪图瓦莫属。他每次执棒上交，乐队的水平就焕然一新——这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的深厚功力。上交近些年的进步，与其广泛而深入地与国际精英合作是分不开的。 　　本届艺术节的一大特色是声乐艺术演出丰富，除了歌剧，还有多场大牌歌手的演唱会。10月20日，笔者领略了世界著名男高音何塞-库拉音乐会在东艺亮相。近20年来，世界乐坛涌现出不少一流男高音。他们各有所长，谁是三大男高音接班人，则众说纷纭。若论演、唱俱佳，舞台上最入戏、最形神兼备、刻画人物最淋漓尽致者，首推阿根廷男高音何塞-库拉。他不仅唱功好，还能指挥，近年还从事歌剧导演和舞美设计，艺术修养超越常人。是夜的音乐会上，他独唱六首，重唱两首，状态游刃有余，声音厚实辉煌，爆发力十足，呈现出典型的戏剧男高音特色，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他还登上指挥台，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和爱乐合唱团，展示了其全面的才华。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整场音乐会的导演，音乐会中的一些细节处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等，将他浪漫随心的性格和横溢的才华显露无遗。听过无数大牌歌手的音乐会，何塞-库拉这场演出别开生面，独一无二。 ·原创儿童音乐剧《缺一不可》演绎真实圆梦之旅 2019-12-19 15:09:42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日前迎来了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年龄均为10岁的25位小演员用源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缺一不可》，在虹桥国际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演绎少儿对舞台的热爱与向往。 　　“作为上海的作品，《缺一不可》结合海派文化，开场就有外滩的钟声，71路、豫园等标志性海派元素在剧中一一‘快闪’出现……”上海小荧星艺术团音乐剧分团团长马文婷介绍，这是剧团首次创作大型儿童音乐剧，对接了专业音乐剧团队为孩子们量身定做剧本台词。剧情讲述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怀揣对艺术的渴望，来到同一所艺术培训学校。“演音乐剧是最浪漫的事，用歌声表达情感，配以优美的舞姿；演音乐剧是最幸福的事，一曲唱罢总会有观众掌声不止……”正如歌中所唱，孩子们通过舞台倾吐心声、发掘自我，“最好天天来排练”。但对家长来说，学业与艺术如何权衡？小荧星的老师们拿到多首歌曲的谱本后都觉得难度颇高、心中打鼓，孩子们却展示出了不输成人的专业性和配合度。国庆期间剧团照常排练，可是有些家长早早预定了出国旅游的机票和酒店，出演女配角的小演员急了，主动提出：“你帮我退掉，这边不能缺席！” 　　剧中一曲《魔力之都》，首次将观众耳熟能详的《歌声与微笑》重新制作，海派特色融入了百老汇经典音乐剧风格，并配合芭蕾、爵士、踢踏等多种风格的舞蹈，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鼓掌和欢呼。台上这群集演唱跳于一身的“综合性多面手”年龄虽小，但平均都有六年以上的专业训练经历。在进艺术团之前，不少孩子已在艺校学习三四年，在小荧星经过一到二年的专业训练后，孩子们还在今年夏天去往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接受当地明星导师授课，并在美国百老汇及英国女王陛下剧院的舞台上参演《摇滚校园》及《玛蒂尔达》等经典剧目。剧中孩子、家长、老师之间日常发生的矛盾冲突也引起了观众的普遍共鸣。不少家长感受到孩子在面对坎坷与困境时的自信乐观和对梦想的坚持，眼中都闪烁着泪光。 　　“听到台下的掌声特别开心，这几个月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一位小演员兴奋地告诉记者，其实排练的空隙时间也可以写作业，她并不认为兴趣爱好耽误了学习。“我们希望孩子能在剧中演出真实的自己，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梦想，而每一门艺术都会点亮未来理想。”主办方表示，剧目旨在传达艺术教育理念，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专业艺术家，更要培养孩子的感受力、创造力和团队合作意识，让孩子在未来受用不尽。 　　 ·好作品让“好声音”更有底气和魅力 2019-12-19 15:06:34 　　——评浙江卫视2019《中国好声音》中的优秀歌曲 　　《中国好声音》作为浙江卫视推出的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历时八年，热度不减，“好声音”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受众依然沉醉其中。究其深层原因，除了编导制作团队的精心组织、精心策划，每季都有新面孔、新亮点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季《中国好声音》在推出一批风格各异的“好声音”的同时，也推出了一批叫得响、传得开、记得住的优秀作品。 　　一个好的音乐节目，仅有导师与选手、选手与受众的互动以及专业技巧的精彩点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完整的、有思想的、能“走心”的音乐作品作为节目的支撑。我们时常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的选手虽然没能走到比赛最后，但他（她）演唱的作品却让人记忆犹新。有的选手虽然取得了本年度“好声音”的总冠军，但由于没有叫得响、传得开的好作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正如节目导师李荣浩所说的那样：“不以赢为第一目的，把作品留下来是最重要的”。能让人们在欣赏娱乐之余，受到美的熏陶、爱的感染、人生的启迪，才是做音乐节目的第一要务。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也相继通过歌手和导师的演唱及改编，推出和翻热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虽然有不少作品曾经被不同歌手演唱过，但借助《中国好声音》这一大众关注的传播平台和选手加入自己理解的重新演绎，又被发扬光大。这些优秀作品大致体现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是非常励志。既然《中国好声音》是一档带有竞赛性质的音乐节目，鼓励参赛者的进取心和勇敢精神就至关重要。像首先上场的崔佳莹演唱的《我敢》，这首歌原来是由吴克群作词、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电影插曲。原歌已经很红，但由于崔佳莹是第一个上场，歌名叫《我敢》，又出自一位美女之口，励志效果被进一步“放大”了。由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藏族少女斯丹曼簇演唱的《忘我》，原本是由王力宏作词、王力宏与瑞典制作人艾维奇共同作曲、王力宏演唱的一首凄美忧伤的爱情歌曲。歌曲表现了主人公面临失恋的困境，努力走出痛苦的过程。但经过斯丹曼簇充满律动、充满阳光、自我理解、自我暗示的演唱，意境全变了，成了一首自断退路、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励志歌曲。 　　其次是抚慰人生。人生是艺术家最想表现也最能表现的永恒主题。人生中人们最想歌颂的美好事物之一就是爱情。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模范情书》，经过湖南湘潭大学安全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洪雨雷青春阳光的演唱，一改原唱成熟懒散的风格，给人带来清新欢快的“声音里的少年感”和“灌溉了所有观众的心”的“清泉少年感”。这首歌的歌词还向人们传递了一种平等的爱情理念。不因“我”爱“你”而放大“你”的形象；也不因“你”爱“我”而让“你”过多地付出。只需“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多少可以看出词曲作者受到当年很流行的一首抒情诗《致橡树》的影响。又如来自辽宁沈阳的网络音乐女主播杨一歌演唱的《小小》，歌曲描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长大之后，把童年爱情游戏当真，默默等候心上人的故事。感情真挚的歌词加上中国风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淡淡乡愁、浓浓相思的伤感意境。 　　也有一种感情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或者说，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道不明，但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比如选手李凡一和邢晗铭合唱的那首《流行歌曲》。猛一看歌曲标题，以为是关于流行歌曲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听完后才知道，原来唱的是发生在流行歌手身上一段朦胧而美好的感情经历，不能不为作品“既出人预料，又情理之中”叫好。歌词开头四句埋伏下一个故事悬念，歌者自我安慰：“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接着述说这段“口头上是男女朋友”，实际上只是牵手回家，最后各奔东西的故事经过。由于故事的当事人之一是歌手的缘故，把它写成了流行歌曲。本来故事写到这里，已经很完整，但该歌曲妙就妙在结尾处传来了他所牵挂的人的信息：“我听说了消息，嫁的人好爱你。人人都有几句，流行歌曲”，让人不知该为对方祝福，还是为主人公没能抓住机会表白而惋惜呢？这也再一次证明，流行歌曲总是与创作者本人脱不了干系的魅力所在——让人有所期待，有所心动，有所惊喜。 　　人生同样也离不开亲情。往小里说，是儿女与父母之间；往大里说，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发行于2016年由李映雪作词、金志文作曲并演唱的《中国姑娘》，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由英国现代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中英混血的爱新觉罗-媚翻唱，更增添了作品的意义和分量。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主旋律歌曲，歌词构思特别出人预料。它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恋曲，描绘了一个孩子眼里的母亲，即中国姑娘，她长得“那么漂亮”，鼓励孩子“志四方”，自己用“小小肩膀站成我的墙”，体现了母亲的慈祥伟大。旋律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歌风，让人挥之不去，顿生怀旧思母之情。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巧妙插用，更加深了一份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依恋之情。 　　《父亲写的散文诗》是一首由董玉方作词、许飞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将父亲对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察觉到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经过王力宏战队学员屈杨质朴深情的演绎，再一次感动了全场。笔者以为这首歌不仅是献给父亲的赞歌，也因其深深的时代印记，让我们再一次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这首歌的标题很有寓意，明明是“父亲”的日记，却说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里多少蕴含了儿女对父亲的敬意和深情。当然，也夹杂了一份过去生活的艰辛和酸楚。这使笔者想到，我们的主题创作，如果能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点滴片断中采集素材，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宏大主题，一定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当然，人生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如何面对挫折和失败，如何战胜逆境、逆袭成功，是考验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方面。23年前台湾歌手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萧慧文）携手共同打造了感伤金曲《曲终人散》，曾感动了许多人。在今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由沈阳音乐学院的选手刘佳琪深情演绎，同样收到强烈反响，足见经典情歌的隽永魅力。据说这首歌曲原型取材于十一郎自己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可见真实的力量对于情歌有多么重要。没有痛心疾首的感悟，怎么能够创造出催人泪下的效果？由41岁“超级奶爸”张鹏几近高亢呐喊地演唱的《走着走着就散了》，简直就是一本关于爱情、友情与人际关系的人生教科书。笔者在欣赏这首歌曲时，想起了另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即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梦醒时分》。两者都是在情伤、友伤后的觉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梦醒时分》）、“伤痕累累才懂，认真我就输了” （《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梦醒时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懂的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现实又那么残忍”（《走着走着就散了》）。如果说两首歌有什么差别，笔者以为《梦醒时分》情绪比较平稳，《走着走着就散了》壮怀激烈。副歌结局上，《走着走着就散了》比《梦醒时分》要消极，还沉浸在受伤的困境中，不能自拔，而《梦醒时分》则在自我暗示和提醒中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音乐发展带给世界很大的惊喜 2019-12-19 14:58:39 　　——访国际音乐理事会秘书长茜莉亚-费舍尔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赛事激战正酣，包括声乐（民族、美声）、器乐（小提琴、二胡）两大类、四个项目的复赛、半决赛和决赛，共计42场比赛正在成都火热进行。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二届金钟奖首次邀请国际组织代表和外国嘉宾出席开闭幕式及观摩赛事。据了解，本届金钟奖有来自国际音乐理事会、国际艺术理事会及文化机构联合会、国际青年音乐联盟等3个国际组织、10个国家的18位嘉宾出席活动。国际音乐理事会秘书长茜莉亚-费舍尔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金钟奖开幕式。茜莉亚-费舍尔为德国籍，于1993年加入国际音乐理事会秘书处，2009年4月任国际音乐理事会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的外交代表。记者在金钟奖举办期间特别采访了费舍尔女士。 　　国际音乐理事会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正式协作关系的音乐领域非政府国际组织，由65个国家音乐理事会和50多个国际及地区性组织以及一些专业音乐组织组成，另有35名荣誉会员。国际音乐理事会被视为音乐界的“联合国”，是世界层次最高、覆盖最广的国际音乐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成立于1949年1月，总部设在巴黎，其秘书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厦内。中国音协于1979年正式加入国际音乐理事会。中国音协原书记处书记刘光亚，原名誉主席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傅庚辰曾先后当选国际音乐理事会领导职务或荣誉会员。2017年6月，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副主席，并于2019年9月获得连任。 　　在金钟奖开幕音乐会上，当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奏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动人旋律，这部首演于1959年的中国经典音乐作品跨越60年时光，令费舍尔陶醉不已，在谈到这场音乐会时，她用了“震撼人心”来表述，她不禁感叹“中国的音乐发展带给世界很大的惊喜”。她谈道，“在欣赏音乐会之前，我特意了解了每一首表演歌曲和参演艺术家，能够让自己更好地欣赏这台中国最高水准的音乐会。这台汇聚中国国内顶级音乐家的音乐会，既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呈现，也有西方歌剧的经典唱段，中国演奏家和歌唱家所展现的精湛技艺，真的让人印象深刻。”费舍尔十分赞叹地说到吕思清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作品讲述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情节上就能吸引我；而且演奏时间相对比较长，可以让我从各个侧面了解创作者和演奏家的高超技艺。”费舍尔表示，由杭州爱乐乐团、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成都乐团三个交响乐团，以及成都大学生合唱团、四川音乐学院合唱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三个合唱团同台演出，对于现场观看而言，可谓气势磅礴、令人难忘。“这场音乐会的观众是由不同年龄层的爱好者组成，他们现场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样的氛围，不仅对中国音乐家的发展有益，对中国整个音乐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在参加金钟奖开幕式音乐会之前，第一次来到成都的费舍尔还前往成都街子音乐小镇参观。“人文、建筑、音乐以及文化氛围等各种元素汇聚在一起，街子的确在音乐特色小镇方面做出了特色。”费舍尔对小镇中关于“音乐治疗”的部分十分有兴趣，“音乐治疗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新兴话题，对当下面对压力的人的情绪疏解是很有益处的。音乐有巨大的力量，有治疗的魔力。中国对音乐治疗的重视，契合国际音乐理事会的理念。国际音乐理事会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推动所有人来接触音乐并分享音乐的价值。” 　　10月20日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黑胶广场上，成都音乐大道启幕仪式不仅为成都音乐坊的初步呈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费舍尔留下很深的印象。 　　成都音乐大道的启幕，让本土、外地，乃至国外的音乐人齐聚蓉城，对成都音乐进行了一场集体探访。对于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费舍尔很有信心：“在硬件方面，让市民能接触、使用、享有这些硬件很重要。而软件方面，除了集中时间举办音乐比赛、音乐节等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常态化、长期开展音乐活动。”在她看来，建设“国际音乐之都”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则是对于音乐事业的投入，把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动员起来，参与到音乐事业的发展当中来。”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举办，费舍尔坦言这对“国际音乐之都”建设很有帮助，“承办国家级的音乐大奖，能够吸引全国的音乐工作者来到成都，同时对当地的音乐学院也很有促进作用。” 　　费舍尔表示，“中国是国际音乐理事会的老朋友。近些年来，中国对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很重视，投入也很大。除了音乐创作有爆发式的增加，在数字技术、网络播放音视频等方面，深度融入世界的技术发展，也卓有成效。”作为世界上最大、涵盖最广的音乐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一直以来坚持对不同文化持尊重的态度，致力于在不同会员国之间开展深入合作。费舍尔表示，不久，由国际音乐理事会召开的国际作曲家论坛将会邀请中国作曲家深度参与，国际音乐理事会将继续与中国音协加强合作，搭建桥梁，促进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合作、发展。希望看到中国音乐家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音乐舞台的对话中。 ·民族管弦乐《新国门畅想》首演 2019-12-19 14:50:22 　　“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能比新闻档案更加真切地反映和记录一个时代。”这是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很多场合表达过的观点，同时也代表了观众对时代文艺精品的呼唤与诉求。艺术的生命力既在于其特有范式承载的恒久美感，也在于它与现实生活存在的紧密关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次亮相的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畅想》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这场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北京演艺集团联合主办，北京民族乐团与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演出，以超过80分钟的纯演奏时间，呈现了以大兴国际机场为主题、历时一年创作打磨的民族管弦乐巨制，艺术家们的才思与投入在演出的无数细节中得到彰显。 　　《新国门畅想》由六个乐章组成，在以民族管弦乐团为主体的呈现方式之外，加入了朗诵、古琴、打击乐、独唱、合唱等各种表演类型，使得整部作品从听觉感受上更加丰满和新颖。 　　第一乐章《天下首邑》追溯了大兴自秦朝定县以来2400余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以轰鸣的鼓声和凝实的编钟为索引，徐徐展开一幅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一袭红衣的古琴演奏家赵晓霞以清幽文雅、气韵平和的演奏与乐团的雄浑之势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 　　第二乐章《京都叙事》是整部作品中“京味儿”最浓的段落，无论是置于观众席间的十余位表演者模拟的鸽哨环绕，还是三弦、快板、拨浪鼓勾勒的市井风情，都让观众倍感亲切。作曲家刘青谱写的第三乐章《凤凰展翅》是全场氛围的一个高潮，王佳男与宋艺博两位打击乐演奏家领衔的打击乐声部，用酣畅炫技的表演将大兴国际机场所寓意的凤凰展翅、翱翔云海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用兼具民歌与戏曲特色的清丽嗓音，让《水光潋滟》乐章的婉转柔情更加动人，曲终处的三声同音“相随”在极高音区完成了稳定的减弱，实在令人赞叹。在《南囿秋风》精彩的三段式叙事结构之后，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合唱团的艺术家们以气冲霄汉的姿态唱响了末乐章《国之大兴》的颂赞。青年作曲家邹航在这里设计了令人惊叹的巧思：在豪迈的齐奏冲向充满光明和希冀的终点前，二胡和笙、笛交替吟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舒缓动人的音乐主题，就像生活在新时代的国人投向历史的深情目光，令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涵达到新的层级。 　　作为民族管弦乐指挥家，许知俊先生不仅以纯熟精准的指引带领乐团完成高难度的演奏，更塑造了整体感极强的音响轮廓；而担任每个乐章前朗诵的表演艺术家瞿弦和先生，则让词作者陈维东笔下那一串串情真意切的文字拥有了韵律之美。这样一部鲜少采用现实主义体裁的民乐佳作，不但实现了专业艺术范畴内的突破，更以浑然整体的气质展示了多位创作者奇迹般的默契。 ·在音乐梦的道路上，有妈妈和我一起 2019-12-19 14:42:34 　　我能成为歌手，跟妈妈有很大的关系。年轻时妈妈在鞍山唱歌出了名的好听，梦想就是当歌星，总爱带着我和她朋友去唱歌。妈妈特别喜欢在做饭、做家务的时候，放着卡带边扭边跟着哼，她的嗓音亮而饱满，唱起歌来特有韵味。那时候妈妈就是我的偶像，也是在音乐路上给我影响最大的人。 　　小时候，鞍山比现在要冷得多，上学路上不裹个里三层外三层，根本出不了门，加上从小体弱多病，妈妈每次都要叮嘱我好几句才放我出门。天气很冷，上学路途又远，总是要找点乐趣才行，听歌就成了我消磨无聊的方式。不管是上学路上、课间，甚至是写作业的时候，我必须戴着耳机才有动力做事情，可能就是那时候，音乐的种子开始在我的心里发芽。 　　很幸运，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凭借唱跳优势拿到了《我型我秀》的冠军。但当我还沉浸在做偶像的喜悦中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我当冠军的时候，已经是我演艺生涯的巅峰了。我决定与公司解约。那天是妈妈和我一起到公司去的，在我们提出解约诉求的时候，公司说“需要赔偿巨额的费用”，听到那个数字我顿时傻眼了。走出公司，妈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儿子，没问题，你以后一定会成功的。”她回到鞍山就把房子、车子都卖了，还到处求人东拼西凑才帮我付清了赔偿金。妈妈说，她心里只有一个念想——让我“获得自由”，坚持自己的梦想。 　　看着妈妈疲于奔波的身影，我在想，为了我她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这么不懂事，还要让妈妈为我任性的梦想埋单呢？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把音乐梦暂时藏起来，不管做什么，只要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就行。之后我疯狂地上节目、模仿秀、接演各种龙套角色，我想只要我卖力搞笑，观众就一定能看到我。 　　那时候，我一年几乎有三百六十天都在工作，我不敢停下来，生怕回到以前的日子。渐渐我也变得有能力让妈妈过得更好了，我想给她买一套比之前大的房子，比以前更好的车子。谁知一通电话打碎了我的一切计划，“赶紧回来一趟吧，你妈得癌症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使劲握拳头想让发抖的手安静下来。我妈身体这么硬朗，怎么会得癌症？记得上一次见她还好好的，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我好像也记不得了……我连夜赶回鞍山，但看到的妈妈却很平静，和我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一样。她为我准备了爱吃的鸡蛋酱，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吃着饭。 　　收拾碗筷的时候，我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医生怎么说？应该没事吧，你身体这么硬朗！”妈妈笑着说：“见到你我的病就全好了。”之后从亲戚口中得知，医生说妈妈只有两年时间，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我不相信，妈妈这么乐观健康的一个人，命运不会对她这么不公平的，家里的情况刚刚好转没多久，我都还没好好孝敬她。那之后，我一有时间就在家陪着她。妈妈也很有毅力，坚持去医院治疗，幸好她心态乐观，病情一天天好转起来。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妈妈真的战胜了病魔！ 　　身为艺人，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和妈妈相处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虽然妈妈也有自己的爱好，唱唱京剧、参加合唱团来消磨一下时间，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却想让我多抽点时间陪她。当《最美的时光》节目组找到我时，我特别开心，因为节目录制需要整整10天的时间，而我一年回家可能也到不了10天，这是个和妈妈相处的好机会。妈妈性格特别活泼，我们俩平时的相处模式特像朋友，我和我妈甚至被网友称为“泥石流母子”，很多人留言说被妈妈圈粉了，夸赞妈妈好可爱。看到这些评论我也很开心，通过节目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妈，也算是圆了她年轻时的“明星梦”吧。 　　虽然出道了十几年，风风雨雨也经历了不少，有时在台上还是会有怯懦和不自信。但是每次想起妈妈，我又会重新充满斗志，是妈妈把我带上了艺人的路，也是她给了我不服输的性格和拼尽全力的勇气，为了我和妈妈的梦想，我会义无反顾地拼下去。在音乐梦的道路上，有妈妈和我一起，我还怕什么呢？ 　　刘维（歌手、演员，2005年《我型我秀》冠军） ·走出剧场，探索城市艺术表演新空间 2019-12-19 14:39:52 　　“过去剧场是演艺中心，现在更多的城市场景正在成为新的艺术表演空间。”在昨天举办的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亚洲演艺对话论坛上，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CEO谭光雪的一席话，引发论坛嘉宾的共鸣。 　　如何提高艺术普及推广的效果，如何让接触艺术的门槛降下来，成为论坛上交流最多的话题。而让艺术以更多元更复合式的“消费场景”进入人们的生活，正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实践，城市中“移步换景”的艺术呈现或许将更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城市成为艺术表演的背景，户外演出“有戏” 　　既有剧场演出，也有融入生活场景的艺术体验，拓展城市艺术空间已经成为当下许多亚洲国家艺术普及不约而同选择的路径。 　　“我们尝试把尽可能多的公共空间都变成艺术空间，你不需要买票进入剧场，就能够获得艺术体验。”谭光雪在艺术节论坛上分享了过去15年间，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突破场馆限制的一些做法。“当你坐火车、坐地铁，走过地道来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过程中，一路上你都能看到艺术——在地铁大厅里、在剧院大堂里，每天都有免费的音乐表演。周六、周日，在滨水区域室外剧场，还有免费的演出。”谭光雪介绍，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艺术场馆负责人，已经开始尝试把日常的生活空间打造成艺术消费场景，他们称其为“呼吸中都能体现出艺术”的融合模式，就是要让艺术悄然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改变并非剧场或者艺术家的一厢情愿。谭光雪注意到一个趋势：年轻人更乐于走进剧院的同时，他们对在户外场所看似“临时起意”的演艺形式也很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既需要为看一场“秀”而专门盛装打扮的仪式感，也需要随时随地就能看演出的惬意。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马来西亚玉林艺穗节总监乔-西迪克。西迪克所在的乔治城只有30万人口，十年前当他刚开始做艺术节时，整个城市唯一的剧场只有一个音乐厅。条件所限，艺术节不得不在城市的许多地方设置表演艺术作品的场所，没想到无奈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从全球各地引进了很多规模比较小的演出，强调开放式的艺术体验，仅收取很便宜的门票钱，让路过的游客或者居民都能够露天享受艺术。”西迪克认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在十年前可能是他们的短板，但现在变成了优势，借助城市优美的建筑物，移步换景的演出形式大受欢迎，整个城市充当了艺术表演的背景，“有些人羞于走进艺术场所，担心艺术‘太高级’自己看不懂，但在乔治城，没有这样的问题，艺术就在你行走的路上。” 　　演出带动商圈消费增加20%，户外演出“不亏” 　　户外演出没有围墙，大多不收取门票，如何平衡盈利，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也是论坛嘉宾讨论的热点。 　　谭光雪说，在新加坡，剧场和政府合作来实现收支平衡，而资金如何运用，需要看节目内容。“比如，一场海外引进的芭蕾舞表演，我们就不会动用赞助，因为喜爱芭蕾舞的成熟观众群体买得起票；但如果想吸引学生去看芭蕾，我们就会想办法找赞助商来出学生票这部分资金。” 　　许多户外演出也采取这样的模式，通过企业和机构的赞助来实现收支平衡。 　　除了资金投入，演出内容也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许多艺术机构每年都开放一定量的免费演出平台，提供给新兴的艺术家。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他们职业历程的第一步，而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往往也会带来惊喜。 　　韩国艺术经营支援中心演出事业总部部长金甡娥说，在首尔，很多“艺术剧场”就坐落在商圈中，这样的演出就算不赚钱甚至亏损，却能拉动商圈的整体消费。“测算下来有演出的时候，销售额能提升20%，艺术和商业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消费机制。” ·新诗的音乐性：回顾与反思 2019-12-19 14:22:27 　　自发轫以来，新诗的音乐性就引起闻一多、郭沫若、梁实秋、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学者的关注与论述。但新诗的音乐性作为一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夏济安在《白话文与新诗》一文中正式提出：“现在新诗人最大的失败，恐怕还是在文字的音乐性方面，不能有所建树。”这里所说的音乐性，主要包括音节、音韵、节奏与（音乐结构）再现等与音乐写作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90年代，诗人郑敏表示，“汉语新诗始终没有在母语音乐性上有所突破”“白话新诗却至今没有解决它的音乐性问题”。 　　新诗音乐性的缺失，体现了诗人对诗歌音乐性的认识不足与知识结构的缺陷。我们应对这一问题予以回顾、梳理与辨析，从而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与批评提供借鉴。 　　自然的音节：草创时期的音律 　　新诗草创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尝试集》和《女神》。胡适的《尝试集》（1920）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在诗歌音乐美学方面，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张扬自然的音节，追求“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胡适的尝试在脱离古典这条路上走出了喜忧参半的一步。这种古今二元对立，使得新诗对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缺乏继承，也忽视了西方主流诗人在现代自由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对音乐性的重视。郭沫若的《女神》想象奇崛，风格雄浑奔放，完全突破了格律束缚，他表示“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但其中的个别诗篇在音乐性上还是有所讲究。如《凤凰涅槃》一诗，排比句和排比段的完全重复和变奏重复，乐段结构性的再现，歌剧式的宣叙调和咏叹调的使用，“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 　　格律诗学：新月派的贡献 　　真正在音乐性上有所作为的是新月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等诗人。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功劳在于打破桎梏、颠覆传统，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则通过融合西学与回归传统来建立新诗的现代性规范。特别是闻一多，在现代诗学理论和新诗创作两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闻一多认为，应为诗歌制定格律。在他看来，格律／形式是艺术的表征，也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存在，由此提出格律“三美”论：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以整齐的“音尺”（即西方的“音步”）为中心，既讲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又要有音尺、平仄、韵脚。每行相同数目的音尺由不同字数的二字尺或三字尺组成，就会产生字句和音调的整齐。在他的作品《死水》中，理论与实践形成良好互证，堪为“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闻一多从本体立场出发反思新诗文体，及时纠偏，建构了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形成理论、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动互证，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徐志摩则在创作中丰富了新诗的格律。他寻求在“不节制的情绪放纵”与“必须格律齐整”之间找到平衡，形成一种音乐化的诗意表达。卞之琳认为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至旋律感）”。其音乐性最明显的表征，就是表现各异的“再现”艺术。音乐中的“再现”（recapitulation），是指已经呈示的主题或其他音乐素材在新的乐段中重新出现。《再别康桥》等就运用了音乐再现艺术，包括完全再现、部分再现和变奏再现。 　　诗歌是流动的音乐，音乐是律动的诗歌。自古以来，音乐就与诗歌相辅相成。新月派新诗格律的建构既有对古典的继承，又有对国外资源的借鉴。郑敏认为“新月派所谈的建筑美应当包括行距、长短句的结合、诗的结尾的突兀之美；在音乐方面注意到错落抑扬。徐志摩的《偶然》在音乐性和境界上都是与优秀的古典诗一脉相承的”。 　　象征派的音乐探索 　　象征派新诗人主要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梁宗岱和戴望舒等，他们赓续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瓦雷里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传统，特别注重诗歌与音乐的联系，强调诗歌话语的精炼与暗示，渴望如音乐一般精美的纯诗，达到声音与意义互为表里、互相应和、互通互释。 　　梁宗岱认为，要追求诗歌的纯粹性和艺术性，就要彰显诗歌的音乐性，因此他醉心于音乐与诗歌的会通，坚信“诗应该是音乐的”，发愿“要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讲求节奏、韵律、均齐等形式，看似桎梏心灵，其实能够“激发我们最内在的精力和最高贵的权能，强逼我们去出奇制胜”。创造社的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等，对诗歌的音乐性亦不乏洞见。穆木天认为新诗需要“立体的，运动的，在空间的音乐的曲线”，构成“一切动的持续的波的交响乐”，使之在形式方面生成“一个有统一性有持续性的时空间的律动”，切合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变化。 　　在对诗歌音乐性的运用方面，戴望舒无疑是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音乐性的就是《雨巷》，其中的各种艺术再现极富音乐韵律感，叶圣陶誉之“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既与《诗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有关，又受到国外象征派诗学的影响。但《雨巷》既不同于《诗经》中常见的整体结构的变奏再现，也不同于象征派的完全再现或变奏再现，而是立足本土，对国外资源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不足与反思 　　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局限与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过度强调诗歌的功用性。新诗伊始，侧重的是打破传统而非建设，即使后来的新月派和象征派关注新诗的音乐性，力促新诗美学的回归，但新诗仍被赋予过多的载道属性，影响其音乐性的发展。 　　对音乐等领域了解不够深入。各派诗人、评论家为新诗的发轫、发展与繁盛贡献很大，但他们几乎无一精通音乐，这一局限自然会限制他们把音乐元素融入新诗的创作和批评中。闻一多把诗歌“音乐的美”仅理解为音节，执着于绝对的均齐，但无法涵盖韵律、结构、音色等方面，明显体现出对音乐认识的局限。戴望舒将中国古典诗律与法国象征派诗人的音乐技法融会贯通，写出音乐性极强的《雨巷》，但他本人却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要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诗歌批评界也鲜有学者具备足够的音乐识见，因而未能及时总结成就、指出不足。以上这些都限制了新诗音乐性的拓展与深入。 　　对中国的优秀诗学传统继承不足。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一直相得益彰，“所谓诗歌即是音乐，所谓诗经即是乐经”。但只有新月派和象征派少数诗作中留有《诗经》音乐性的一点余脉，大多数诗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音乐性缺乏体认。新月派和象征派诗人对新诗格律和音乐性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创作，并取得明显成绩，最终却因过于追求形式而难以为继。 　　借鉴国外成果时缺乏甄别与提炼。郭沫若很推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采用了长短多变的句式，不依赖音步的重复而是借助节奏单元和字、词、句、行的反复、平衡与变化来获得诗歌的节奏感”。遗憾的是，此类国外优秀成果没有及时得到译介、研究与借鉴。就诗歌音乐性而言，新诗人对诗歌的节奏感比较重视，对结构感普遍不够敏感，对现代西方音乐的复调曲式结构缺乏了解，所以大都是对西方诗歌音乐结构的片面模仿。 　　总之，新诗的成就值得关注，但新诗人普遍对诗歌的音乐性认知不够，相关知识储备不足，制约了新诗的进步与成熟。业界应在已有基础上，对新诗的音乐性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作者：陈历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负责人、华侨大学教授） ·乡村学童带来“田埂上的咏叹调” 2019-12-19 14:16:53 　　如果不知情，很难相信这些在专业舞台上穿着正式演出服、专注演奏的管弦乐团的乐手们，竟然是几年前还对五线谱和乐器一无所知的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前天晚上，一台别具一格的公益音乐会在天桥中心大剧场上演，这台由来自农村的孩子和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的“田埂上的咏叹调”，是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进行乡村艺术教育6年多来的一次成果展示，更是一次对乡村艺术教育有共识有担当的爱心人士的大聚会。 　　记者了解到，2013年，荷风启动中国乡村儿童全科艺术教育实验校，即“雏菊工程”，旨在从全国各地选择符合条件的乡村学校推行全科艺术教育，包括管弦乐、芭蕾、合唱、美术、戏剧教育和体育舞蹈等艺术课程。2015年，“雏菊工程”开展到张家港市南丰镇南丰小学。永联为民基金会和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在此成立了“永联荷风”管弦乐团，先后在镇级及以上大型活动中心演出近二十次，2016、2017、2018 连续三年在张家港市中小学生器乐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18年2月5日，“永联荷风”乐团成立两年多后就在张家港市保利剧院举办了专场新年音乐会。今年5月，乐团走进了上海大剧院与著名音乐家同台献艺。短短4年时间,从对五线谱和乐器的一无所知，到登上上海和北京大剧院舞台的自信，孩子们的改变令人难以想象。或许他们今后不一定会成为音乐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高雅艺术的熏陶将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前天的演出，北京大兴蒲公英打工子弟学校管乐团的孩子们也为观众奉上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打工子弟在就学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艺术教育对他们来说就更为奢侈。2015年，北京大兴蒲公英中学成为荷风“雏菊工程”的学校。“雏菊工程”给这些孩子送去了多样的艺术教育，每周都组织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教师去给孩子们开展艺术教育公益课。如今，蒲公英打工子弟学校管乐团已经多次在各种舞台演出并收获好评。 　　除了乐团的精彩表演，“端村芭蕾舞班的“四小天鹅”联合北京市天使舞艺的孩子们，在音乐会中跳起了经典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选段。荷风第一个将芭蕾教育送入乡村，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於老师及其夫人张萍，带着他们的学生和朋友，给孩子们教授芭蕾课；一群乡村女孩在白洋淀边学习她们以前完全不了解的舞蹈。有人曾质疑，芭蕾这种高雅的艺术，怎么可能“开”在田野山村？但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李风对此表示：“艺术面前没有贵贱之分，芭蕾是属于世界的。”2016年8月28日，由荷风选送的河北端村学校芭蕾舞作品《丑小鸭之梦》获第八届“华北五省（市、区）舞蹈大赛”少儿组双金奖——表演一等奖和编导一等奖。2016年至2018年，6名荷风芭蕾舞班学员先后被辽宁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三所专业艺术类院校录取。 　　东润公益基金会与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宣布，双方将就乡村艺术教育开展合作，让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乡村艺术教育之中，为更多中国乡村儿童带来艺术的福音。 ·北京国际音乐节高光频频 2019-12-19 14:12:01 　　17年前，余隆曾指挥中国爱乐乐团首演了柏辽兹的音乐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17年后，柏辽兹逝世150周年时，北京国际音乐节再次把这部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搬上舞台。昨晚，83岁的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约翰-雷利埃、保罗-格罗夫斯、鲁克桑德拉-多诺塞、佐藤泰弘等歌唱家和享有盛誉的东京爱乐合唱团，在保利剧院联袂上演了这部作品。 　　《浮士德的沉沦》是柏辽兹根据歌德著名的《浮士德》改编创作的，以“音乐传奇剧”的概念来命名。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漫长且分散，不难看出作曲家并没有计划把它写成一部剧情完整的歌剧。在呈现方式上，《浮士德的沉沦》与传统歌剧有着明显的区别：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只有四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作品中也没有歌剧中常见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基本上由各个人物独立演唱、合唱团独立唱段与编制庞大的管弦乐团组合而成。《浮士德的沉沦》长约两个半小时，昨晚的演出没有中场，一气呵成，谢幕时迪图瓦大师收获了格外热烈的掌声。 　　昨天对北京国际音乐节来说另有一个“高光”时刻。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与法国喜歌剧院主席让-伊夫-勒乎图正式公布，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与喜歌剧院达成自2020年至2022年的合作意向。 　　计划中，最核心内容当属双方将以联合制作的方式呈现各自机构的歌剧代表作。法国喜歌剧院是法国最古老的艺术机构之一，诸如多尼采蒂的《军中女郎》、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德里布的《拉克美》、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比才的《卡门》等经典歌剧都在这里进行世界首演。2020年，双方将率先推出由著名歌剧导演安德里亚斯-霍莫基执导的比才歌剧《卡门》，该剧完成巴黎世界首演后，将亮相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余隆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进行演奏。2022年，音乐节迎来二十五周年庆时，双方将献上音乐节委约华人作曲家周龙创作并摘得了普利策大奖的《白蛇传》全新舞台版本。 　　“这次合作不仅限于机构之间的合作，更是一场文化上的对话，是极具意义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席余隆说。其实多年来，音乐节与世界顶级艺术机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12年，音乐节便与享誉国际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签署了歌剧联合制作协议，在2013年和2017年共同推出两部瓦格纳经典之作《帕西法尔》与《女武神》，反响强烈。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在努力建设成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国听到世界的声音，也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据邹爽介绍，除了联合制作歌剧剧目，本次合作还将涵盖以歌剧制作范畴为基础的中法人才交流，在推动更多青年艺术家、表演者成长的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成为歌剧艺术之友。 　　 ·谁说今天的我们不需要歌剧！ 2019-12-19 14:08:01 　　201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邀请了四部歌剧，分别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假扮园丁的姑娘》与《魔笛》，山东省歌剧舞剧院的《沂蒙山》，上海交响乐团的《塞魅丽》。四部戏各具特色，说起来都蛮有故事的。 　　斯卡拉歌剧院在歌剧爱好者中享有盛名，俗称“歌剧麦加”。莫扎特的《假扮园丁的姑娘》是典型意大利语喜歌剧，预示了作曲家《女人心》等后续几部意大利语喜歌剧的创作。但是莫扎特这种插科打诨的作品一直有争议，贝多芬对此就表达过“作曲家在浪费自己才华”的不满。《魔笛》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也是德语歌唱剧的不朽之作。我觉得音乐史低估了这部作品的正能量，俗话说“欢愉之词难写，哀怨之词易工”。虽然舞台上也有迎合当时观众的夸张穿越手法，但是身处生命最后时刻的莫扎特，丝毫不被生活的苦难打扰，以充满微笑的爱，以“共济会”师傅的名义，以一颗高尚和优雅的心灵，点亮了人性通往神性的精神之路，为贝多芬、韦伯、瓦格纳等德语歌剧继承者写就了一部样板之作。 　　民族歌剧《沂蒙山》是近年文化部“民族歌剧推广工程”中的最新成果。由于红色题材和民族体裁的双项加分，这部集结全国优秀编剧、作曲、导演与演员的民族歌剧自首演之后就好评不断，为山东一举夺得今年的文化大奖。 　　巴洛克歌剧《塞魅丽》由于神话剧的内容，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较难体味。作曲家亨德尔作为巴洛克歌剧的代言人，近年来他的作品经常被翻新制作，成为当代艺术家再认识传统的模版。上海国际艺术节有意识地引入这部偏门戏，对于中国歌剧爱好者是个补缺，可以借机观察西方古老的题材、复杂的歌剧样式、其舞台是如何被重新定义、中国艺术家又是如何理解与完成的。 　　虽然都是歌剧，但是这四部戏的时间相差近300年，内容迥异，中外有别，音乐与演唱方式和舞台呈现无法直接比较。四部貌似不相干的歌剧被请到今年的上海舞台上，显示出上海国际艺术节一贯的国际化信心和海纳百川的劲头，也说明被称之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歌剧，至今仍是被观众追捧、被创作者喜爱、表现力与影响力历久弥新的艺术形式。 　　今天中国歌剧的生态，无论是创作还是表演也是热闹非凡。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为代表的创新体制为中国歌剧事业注入了巨大活力。据不完全统计，2013-2018年间中国原创歌剧超过200部，如果每部歌剧以最少投资400万元人民币计算，再加上其他政府的补贴与资助，这个巨大的数字就不能仅仅用热闹非凡来描述，而一定要用创作者的不忘初心来认真检讨。诚然，这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说明国家对于歌剧艺术重要性的认知，对于歌剧作为舞台艺术集大成的综合性表现力的关注。不言而喻，这么大产量的背后良莠不齐的现象肯定存在。我们应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今天谁在看歌剧？我们还需要歌剧吗？外国经典、中国民族、中国原创乃至当代歌剧，这些不同概念到底是什么？创作者应认真回答一些更严肃的问题：西方歌剧如何落地中国？民族化道路的迷思和真正内涵是什么？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趣味是什么？最终要回答“写什么”“为谁写”。 　　面对上述问题，创作者更要不断钻研自己的手艺，努力研究一些貌似是小问题，其实是歌剧的核心，比如“语言”问题。中文具有的单音节、四声等特点与西方多音节、曲折变化之间的不同该如何在音乐上有效表达？如何协调“腔词关系”这一歌剧基本声腔写作原则？如何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获得养料，丰富自己的创作语汇，寻找真正中式的神韵，而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复制粘贴？如何真正用音乐的手段完整表现戏剧张力，不回避困难所在？在今天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踏上国际舞台，在提倡为人民抒情抒怀的语境下，在今天文化物质生活超级繁荣，观众选项倍增的情况下，创作者选择什么样的歌剧题材，如何发挥戏剧表现力，强力塑造无愧于时代的戏剧人物，使得歌剧这门超过400年的古老艺术样式在中国成功落地、发展乃至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是创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 　　面对今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好局面，创作者不应只看到乐观的一面，更需要有勇气问一句，“今天我们还需要歌剧吗？” 　　是否需要歌剧在于是否真正理解歌剧、真正了解歌剧这门艺术独特表现力是什么。通过对西方经典歌剧的引进、制作与学习，使得中国歌剧少走弯路和自以为是地发展，让观众（人民）真正喜欢我们的创作。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歌剧的核心是音乐。 　　莫扎特的《魔笛》是一部具有复杂人物关系，超越现实但又不是宗教题材，劝善惩恶但又不是说教，世俗喜剧与崇高精神奇妙协和的歌剧作品。在1791年那个时代，在没有现代声光电的舞台和扩音设备与海量自媒体的宣传下，作曲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写好音乐，听众靠的是听懂音乐，再加上令人玩味的剧情。作曲家用音乐描绘出妖魔鬼怪的愤怒与焦急，大神光芒无比的沉着冷静，小人物的懦弱可爱，英雄王子不畏艰险持笛救美，精灵、黑摩尔人、各路神仙法术的精彩模样。这些美妙的、总是高人一等想象力的感人情景，是作曲家用音乐来完成的。如此一来，我们怎么能不需要这样的歌剧？ 　　民族歌剧《沂蒙山》的出现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和作品积累，民族歌剧在各方面日臻成熟。尤其是作曲家，经过锤炼和完整技术训练，懂得用音乐完成唱腔人物设计，用音乐推动戏剧情节前行，用音乐深入刻画戏剧氛围。这些特点在这部近年来的民族歌剧创作上是较为突出的。节目册上，也少见的只有一位作曲家署名。对于以音乐为核心的歌剧而言，超过一位作曲家署名或者使用配器团队对于当代的原创歌剧来说是无益的。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早期民族歌剧的创作者无法像现在的作曲家一样，能掌握更丰富复杂的创作手法，使得他们的作品在音乐创作上有不够完善的一面，毕竟歌剧的音乐创作不仅仅是旋律歌曲写作。但是今天的作曲家早已随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成熟，在音乐的积累和创作上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必须的。如此一来，我们怎么能不需要这样的歌剧？ 　　我们谈到歌剧时经常会讲到歌剧是语言的艺术。这里的语言有很多的理解。比如，歌剧需要歌词，就有语言文学问题。歌剧根据每个民族不同的语言特点完成音乐创作，简而言之，什么样的语言出什么样的旋律，即：音乐逻辑要和语言逻辑统一，中国戏曲称之为“腔词合拍”。还有，歌剧中的语言是强调表达和沟通，歌剧承载着创作者最个人化的特殊情感和无法回避的时代影响下对于人生真挚感悟的语言。 　　莫扎特的母语是德语，但是一生成就最大的是意大利语歌剧。其主要作品，如《费加罗婚礼》《女人心》《唐璜》都是意大利语歌剧的杰作。这除了大时代和背景因素以外，也和作曲家早年在意大利学习，充分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音乐创作手段有很大关系。他的歌剧相较稍晚的意大利本土美声三杰作曲家罗西尼、贝利尼和多尼采蒂而言，不仅有极高的文学成就（这也要归功于剧作家达蓬特），也有令人过耳难忘的典型“莫扎特风格”音乐。同时莫扎特的人文关怀也远高于其他同时代作曲家。以法国剧作家博马舍三部曲《无用的预警》为底本的《费加罗婚礼》为例，其艺术成就也远远高于30年后罗西尼用同一底本创作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如此一来，我们怎么能不需要这样的歌剧？ 　　作为英国作曲家的德国人亨德尔，不仅只使用那个时代最普遍的意大利语写作歌剧，他的英语歌剧才是他的创作核心。这类作品不但独领巴洛克歌剧风骚，亨德尔更是被当作英国本土作曲家看待，受到当时英国皇室和大众的欢迎。 　　歌剧的音乐语言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高度匹配，由于其复杂多样的艺术表现力和人类对于戏剧天生的热爱，歌剧在西方音乐艺术的长河中一直闪烁着熠熠光芒。歌剧史上的名作也不断丰富和陶冶着世人的心灵，展现出人民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我们中国歌剧虽然发展历史较短，成熟和影响世界的作品不多，但是我们相信在国家经济繁荣的长期支持下，在歌剧从业者的不断壮大成长中，我们的歌剧事业一定会厚积薄发，为世界舞台提供中国艺术家的独特审美和中国人的情感与故事。 　　我们需要歌剧，需要歌剧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审美体验，需要西方歌剧带给中国原创歌剧积极的影响和对标的作用，需要歌剧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艺术家，面临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时如何贡献自己的才华。不要忘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著名作曲家）　 ·郭兰英：“吾为人民唱” 2019-12-19 14:02:13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我的祖国》，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一条大河”。因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这首歌再次被许多人唱起，89岁高龄的郭兰英因此“又”火了一把。为什么说“又”呢？有人说，郭兰英是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郭兰英这条“大河”，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激荡”出足以标记一段历史的经典作品。《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八月十五月儿明》《刘胡兰》……她的作品代表了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对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不懈追求。从艺80多年来，郭兰英火了一次又一次，粉丝遍及各个年龄层。在这一意义上，歌唱艺术领域，几乎无出其右者。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生长于旧社会的郭兰英，4岁时，以“五个铜子儿”被送到戏班子当学徒。“相当于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她说。在不堪回首的打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14岁时就成为戏院头牌，蜚声太原、张家口一带。那时，许多戏迷“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共产党来到戏班子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说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这是郭兰英人生中第一次主动做出的重要选择。她从为自己“人前夺萃”而唱歌，转变到“为人民唱歌”。 　　几十年来，郭兰英以精湛的艺术造诣和高尚的艺德，成为“歌唱家中的歌唱家”。许多歌唱大家，都从她身上窥见了歌唱艺术的门道，走上歌唱艺术的道路。 　　歌唱家李光曦说，20世纪50年代末，剧院里有很多知名的歌唱家，但只有郭兰英的演出每次都能打动观众。他向郭兰英讨教表演的秘诀，她说：“只要进入歌唱状态就要一股脑儿地去表现，感情、咬字、身段和唱词都达到最好才是成品，卖弄声音只是半成品。” 　　歌唱家吴雁泽当时怎么也唱不好“杨白劳”的一段高音，为了能当面请教郭兰英，他省下三天的伙食费，买了郭兰英音乐会的票。“我感觉她唱高音特‘方便’，声音像在鼻子前面牵着走。所以演出结束后，我还‘赖’着不走，等在化装室的门口。等她出来，我就问她，‘您是不是唱高音时总感觉有根线牵着？’郭老师道，‘傻小子，你说对了，这叫一线牵！’”如获至宝的吴雁泽回到学校时已夜深人静，他径自来到琴房，打开琴盖放声唱起来，“哈……（高音）有了！”由此，吴雁泽在音乐学院获得了“夜半歌声”的“美名”。 　　有演员向郭兰英讨教演唱技巧。郭兰英问她：“你用什么唱？”对方回答：“用嗓子。”郭兰英说：“唱歌应该用眼睛。”眼睛是心灵之窗。用眼睛唱就是用心唱。于是，观众看到《白毛女》中的喜儿，手拿二尺红头绳，两眼放出喜悦的光芒。在唱到“王大春”时，眼中则是少女的娇羞顾盼。到现场观看郭兰英演出的人，无不被她在舞台上绽放出的艺术魅力所折服。 　　改革开放后，郭兰英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机会更多了。但她却悄悄告别舞台，走上音乐学院的讲台，为国家培养更多歌剧演员和歌唱人才，成为她新的志业。为此，她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和老师。她迫不及待地想把毕生所学掏给学生。 　　著名词作家乔羽曾称赞郭兰英，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音乐的节日。“谁能适逢其会，谁就能在那样一种节日气氛之中体会到音乐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一种多么深切的关系。”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有了我的一切。”郭兰英说。国画老师李苦禅曾为郭兰英画过一幅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郭兰英在后面加上一句“吾为人民唱”，这既是她的自勉，也不啻为她一生的写照。 　　（本报记者 郭超） ·通过电波，让听众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2019-12-19 13:59:05 　　今年的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创新地推出三场午间音乐会，用直播的形式，让观众通过北京音乐广播（FM 97.4）欣赏古典音乐。这三场音乐会的直播地点，选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办公大楼里，10月9日至11日，旅美青年钢琴家左章、小提琴家陈曦和大提琴家朱琳携手，连续三天带来三场音乐会。 　　第一天的音乐会曲目聚焦德奥音乐，演出了巴赫的《帕提塔第一组曲》和舒伯特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这两首作品展现了德奥音乐在严谨与浪漫中的平衡。第二天的音乐会，曲目侧重拉威尔和肖邦两位作曲家的作品。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的《水之嬉戏》和《夜之幽灵》与波兰作曲家肖邦的《平稳的行板与辉煌的大波兰舞曲》都以旋律优美、音乐极具画面感而闻名。第三场音乐会上，演奏家们演奏了加布里埃尔-弗雷的名作《悲歌》、拉赫玛尼诺夫的《练声曲》和皮亚佐拉的《四季》。法国、俄国和西班牙音乐在这场音乐会上交融碰撞，令听众感受到古典音乐的广博与多彩。 　　音乐会直播期间，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谷悦就坐在音乐会的现场。她用“无时、无处不音乐”来概括这三场午间音乐会，“不论是上学的学生、工作的白领还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够在午间休息的时候，通过广播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这些音乐会都是直播的，对于听众而言，在广播里听直播的演奏和在家听唱片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希望通过打造午间音乐会，用广播直播更为鲜活的特点，来体现音乐的活力。” 　　10月11日的第三场音乐会，特意邀请了著名音乐人小柯做客现场。作为导赏嘉宾，小柯和观众一起聆听演奏家们的演奏，并分享他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和感受。“古典音乐是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的大门很多人不知道在哪儿。这个世界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耳朵和心灵去感受的。”小柯说，他现在经常跟年轻人普及古典音乐，“但无论我讲多少次，都不如我带他们现场听一次。但听一次现场也是远远不够的。让更多人发现古典音乐的魅力，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古典音乐这扇门一旦打开后，你就会发现，它实在太美妙了。”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当下普及古典音乐的方式和途径更多了，在小柯看来，这些新媒体上推送的内容，让更多人有意无意地听到后，就会提升古典音乐受众人群数量。但他也表示，听音乐，还是现场最有魅力。“现在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机听音乐，这样的收听效果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最好的音乐，就是在现场和演奏者面对面，你可以看到演奏者的表情，看到他一切的表现，这个魅力是无穷的。”平常做音乐时，小柯喜欢在录音棚里待着，“一般制作人都在调音台前，但录弦乐时，我喜欢坐在弦乐演奏者们身边，那时的感受就是，即便有人偶尔拉错了，还是会觉得很美”。 　　小柯平时听的音乐多是古典乐和爵士乐。“我做了20年流行音乐，给我最多养分的，也是这两种音乐。古典乐给我旋律和情怀，爵士乐给我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发展。”在他看来，现在国内流行音乐发展不尽如人意，也是因为目前很多做流行音乐的人，缺乏古典乐和爵士乐的基础。 　　关于如何推广古典音乐，小柯建议，可以针对年轻人这个受众群体，因为他们就是未来。小柯的两个孩子，老大学钢琴，老二学小提琴。“他们虽然学得不是很好，但我立了家规，在这个家里，他们必须要会演奏乐器。俩孩子天天哭着拉琴、弹琴，我说你们即便哭也要继续练，他们就认了。”小柯说，“几年下来，他们对音乐的接受力真的提高了，能分清楚什么是好的音乐，什么是不好的音乐。审美培养很重要，音乐就是一种深层次的审美培养。”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介绍，这三场午间音乐会曲目的选择，从巴洛克到浪漫派和印象派，再到当代作曲家的作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地为观众普及古典音乐的过程，就像为他们提供一盘综合性的沙拉。“在我们这个午间音乐会的场地，观众可以很自由地接触到这几位年轻音乐家，非常安静地聆听。更多的观众可能来不了现场，但是哪怕他们在其他城市，都可以通过电波感受到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的质量和魅力。” 　　关于直播现场的布置，主办方之前也做过多次探讨。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就坐在演奏家的身旁。邹爽说，“就好像我们邀请场外观众来到了录音棚，他们不仅能感受到现场演奏的魅力，也能感受到作为比较原始的音乐传播途径——广播的存在。在电波的另一端，听众也能感受到现场的互动。” 　　“我们在第三场音乐会时，请到了流行音乐人小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个认知，古典音乐其实普及面很广。流行音乐界的小柯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就是让大家能意识到‘乐无界’，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意识上，观众都能因此更亲切地感受古典音乐。”邹爽说，从这种午间音乐会的形式开始，北京国际音乐节未来将会继续跨界广播，在普及古典音乐上尝试更多的创新，甚至演奏协奏曲等更大型的作品，“怎么把节目做得更加有趣和极致，让听众在这一个小时内不换台，这是我们会继续研究和探讨的”。 ·民歌，唱出山山岭岭 2019-12-19 10:48:28 　　“一个爱唱歌的民族一定是充满活力的民族，一个爱唱歌的人群是热爱生活的人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军近日表示，在传统文化空间逐步瓦解、文化土壤正在流失的今天，民歌的传承尤为重要。要更好地保留文化记忆，传承文化基因，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和民歌爱好者关注和珍视民间文化。 　　2018年，作为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列出的十五大工程之一，中国文联总负责、中国民协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民歌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门类，被列入出版计划。各地民歌的图片、文字、音视频等资料纳入数据库工程，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撑。 　　随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出版工作的开展，截至今年9月，乌力格尔演唱经验交流会与蒙古语翻译培训活动、2018中国（米易）首届全国民间情歌大会暨中国颛顼文化研讨会、2018中国壮族歌谣会、2018中国江南民间小戏交流会、2019中国北方民间说唱交流大会等一系列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应运而生。通过在民歌文化生态良好的示范地区开展现场展示活动，展示民歌传承发展现状，带动文化交流，同时梳理民歌传承发展面临的问题，描绘民间文化未来的发展路径。 　　在地处湖北、河南、陕西交界处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歌手遍布全村的山山岭岭，能连续唱2小时以上民歌的有近百人。由于深受巴楚文化、秦楚文化及当地道教文化的影响，当地民歌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为全国罕见——这便是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的吕家河村。2008年，吕家河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9月22日，在官山镇举行的“武当大明峰杯”《山歌越唱越快活》——中国-吕家河民歌会上，来自全国的120名民歌手身着民族传统服饰，轮番登台演唱独具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的经典民歌，再次激活了民歌文化的生命力。 　　此次民歌会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参演民歌手覆盖陕西、内蒙古、宁夏、重庆等13个省区市，演绎了吕家河民歌、陕北民歌、漫瀚调、花儿等多个类别的经典民歌作品，展现了一场精彩的民歌盛会。 　　土族是青海独有的少数民族，具有丰厚的民歌文化资源。由于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歌便是土族儿女传达生活经验、传递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今年27岁的杨虎花来自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唱民歌是她从小放牛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次她演唱的《拉仁布与吉门索》是土族民间长诗，也是土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很多人通过我的歌声认识了土族，这是民歌的魅力。”杨虎花说。 　　独弦琴传承人、京族博物馆馆长苏海珍则将京族传统音乐传播给了更多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同龄人中会京族传统民歌和独弦琴的人不多了。”苏海珍告诉记者，独弦琴是京族传统乐器，它与京族民歌相伴相生。为传承京族传统音乐，苏海珍创办了独弦琴培训班，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火热开展，越来越多人前来报名学习，民歌传承也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此次和苏海珍一同登台的4个人都来自苏海珍创办的培训中心。 　　记者了解到，各地民歌手每年参加的演出不在少数，这也给民歌手的坚守带来信心。“看看外面的世界很有必要，这让我们彼此切磋，互相交流，坚定了传承、弘扬民歌的信心。”谈及民歌的传承，彝族原生态民歌手李成刚十分激动，“民歌发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它是中华文化版图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块，我们要努力让民歌焕发光彩。” 　　民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源泉之一，是各族儿女交流感情、歌颂美好生活的民间艺术，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在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在文化生态流变的过程中，民歌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此次民歌会期间，中国-吕家河民歌会民歌文化主题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围绕民歌之乡文化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民歌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利用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歌在当下的传承面临与时代脱节、受众流失、人才断层、变调走腔、游离本体等危机。”对此，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潘世东表示，要培植民歌保护、传承、转化的沃土，使其制度化、节令化、生活化、风俗化，形成政府引导、地方主导、歌手发挥主体作用、社会组织助推普及的保护体系。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音乐编辑朱智忠看来，要保护、传承和使用好方言。“方言文化有巨大的能量，它是民歌的原发点，蕴含万年不变的韵味。面对原生态民歌，民歌手理应具有文化自信。要坚持原汁原味的歌唱，减少舞台化的表演成分。”他说。 　　“要使民歌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主线。”在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李月红道出了众多专家关注的热点，与会学者纷纷针对民歌时代价值的挖掘建言献策。湖北省文联原副主席、一级作曲黄中骏认为，民歌的传承需要“强根”“弘优”和“激活”，强壮民歌文化之根脉，弘扬优质民歌之特色，激发民歌文化之活力。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凡建议带动年轻人参与传承，除了录制数字影像、建立民歌数据库，更重要的是让数据库“活”起来。“可以尝试建立VR虚拟实验室，让大众身临其境，感知民歌的创作场景，也可将民歌资源融入旅游线路设计，拉近民歌和大众的距离。”吴凡说。 ·发掘未来演奏家 2019-12-19 10:46:02 　　日前，第三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闭幕音乐会在广东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钢琴和小提琴各组别的部分优胜选手以精彩的演奏宣告本届音乐周正式落下帷幕。 　　在两周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05名优秀青少年演奏者齐聚珠海，参加了钢琴和小提琴两个项目的比赛。两项比赛分别按照选手年龄分为A组（12岁以下）、B组（13至16岁）和C组（17至23岁）3个组别，共有3轮比拼。 　　国际优秀青少年选手云集 　　本届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者不到10岁，年龄最大的选手也才20出头。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自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及附属中学。这些从300余名初赛报名选手之中遴选出的青少年音乐学子，堪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演奏水准之高，令本届音乐周评委会委员赞叹不已。 　　本届钢琴项目评委会主席、德国钢琴演奏家帕维尔-基里洛夫在听完第一天钢琴A组选手的演奏后表示，参赛的各国选手不但技巧完善，并且每个人在音乐演奏上都很有想法，初具一位合格演奏家所需要的音乐激情。 　　连续3届出任音乐周评委的小提琴项目艺术总监、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教授保罗-罗切克则表示，如果用“好”来形容前两届选手的水平，那么这一届的选手足以称得上“异乎寻常的好”。 　　为未来发掘演奏家 　　与无年龄限制或以成年选手为主的音乐比赛相比，青少年音乐比赛有着不同的评选标准和举办目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等面向成年选手的音乐比赛，往往成为选手职业生涯的敲门砖。而参加青少年比赛的选手不仅在年龄上离“出道”为时尚早，在成长阶段上离一名职业演奏家也有一定差距，因而对于选手而言，青少年比赛并非起点，而是个人成长生涯中的一块阶石。 　　谈及这个问题，萨尔茨堡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钢琴系主任、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钢琴项目艺术总监克劳斯-考夫曼表示，青少年参加比赛可以丰富比赛经历、拓展艺术视野及收获艺术观点：在学习阶段参加比赛，不仅能够训练能力和心态，获奖后也可以丰富个人艺术简历，对于日后考取顶级音乐学院、开启个人职业生涯而言必不可少；比赛过程中可以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学派教学背景的同龄人，让艺术在相互印证、对比和思考之下进步；参赛时近距离接触这些不同风格、不同学派的评委，并得到他们的指导，无论是从微观的演奏改进，还是宏观艺术风格取向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音乐周评委表示，在制定评判标准时，他们不仅仅从选手的技术、对音乐的理解能力、音色等“硬指标”上对选手进行评分，同时还会考虑每一位选手的潜能，在综合考虑后选出优胜者。 　　从前两届的结果来看，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在“为未来发掘演奏家”方面，无疑有着显著成效。前两届多位优胜者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乐坛崭露头角的新秀，如2016年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冠军、受邀同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青年小提琴家何子毓便是2015年首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的B组冠军，而同届赛事的B组钢琴冠军藤田真央则在2019年举世瞩目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了亚军。“过去两届音乐周涌现的多位极具天赋与才华的青少年演奏家在国际上屡获殊荣，走上了更广阔的音乐舞台。可以说，不断发掘优秀青少年演奏家的珠海莫扎特国际音乐周，已经成为在国际上推广中国音乐形象的优秀音乐教育平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作曲家叶小钢说。 　　多种活动助力音乐教育 　　除了激烈的比赛，音乐周组委会还策划了多种活动助力音乐教育。每轮比赛后，评委会都会为未晋级下一轮比赛的选手举行评委咨询会，面对面为选手指出问题，进行指导。 　　音乐周连续两届邀请著名提琴制作、维护专家弗洛里安-莱昂哈德作为比赛指定乐器维护专家，为选手提供乐器调整和咨询的服务。作为当代知名的提琴制作家，弗洛里安为包括文格洛夫、卡瓦科斯等当今顶尖小提琴家提供定制和乐器保养服务，专程从伦敦来珠海“驻场”，可谓让年轻选手享受了顶级演奏家的待遇。弗洛里安说，对于每一位小提琴家而言，如何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的小提琴是一个相伴终身的课题，这些优秀的年轻音乐学子不仅仅要学会演奏，还需要了解乐器本身，并懂得如何挑选一把最适合自己的乐器。 　　此外，本届音乐周还联合珠海本地中小学及高校举办了“声”动珠海——音乐走进校园活动，多名参赛选手在校园中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多位比赛评委也开设了特殊的音乐大师课。 ·青春的力量绽放光芒 2019-12-19 10:43:31 　　——访歌曲《青春跃起来》词作者梁芒 　　“就让青春跃起来，飞跃起来，就像浪头蹦出平静的大海……”歌曲《青春跃起来》首次亮相是在2019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当青春偶像李易峰、朱一龙唱出充满动感的旋律、自信飞扬的歌词，再配合他们和舞台上小伙子们转动篮球、飞身投篮，观众的情绪一下子“燃”了起来——这样美好的青春，谁没有过，谁又不会被感染呢？ 　　词作者梁芒写《青春跃起来》这首歌时已经年逾五十。“青春对我来说已经是藏在记忆里的事情了，但还是要回忆它。”梁芒觉得自己和当代青年的青春隔着一个时代，“我19岁的时候还在战场上呢。”但他认为，在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那份好奇，对世界的渴求探索，对于未知朦朦胧胧的期盼，‘青春’注定是要跃起来的。”青春是直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梁芒写道“我想跃起来，就飞跃起来”；青春是探索、好奇，是每一件事都想尝试、实践，所以梁芒写道“不凡的意义要亲手触及，飞跃的每一厘米都神奇”；青春是不畏失败，是永远释放的自信光芒，所以梁芒写道“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世界，未来为我敞开，时代我舞台，最佳状态，风驰电掣耀眼澎湃”。 　　在这些元素当中，梁芒又赋予这首歌曲以动态的美感，来回应他对于青春应该“跃起来”的理解，“脚踏无数星球，我的双手，思维念头，配合天衣无缝……每一个动作都是完美的表演赛，无论哪个角度都能达到那个高度”。 　　这首充满动态美，让人听了就想要跃动的歌曲，在今年的国际男篮世界杯开幕式上，再一次被流行音乐歌手吉克隽逸和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联袂演绎，以歌颂青春的永恒光芒。 　　（本报记者 李晋荣） ·“中国风”里唱出“国际范儿” 2019-12-19 10:40:37 　　“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为了穿过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我愿铸剑为犁，愿枪炮弯曲。所有冷的热的兵器，统统丢弃……”10月18日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开启。开幕式上，成龙、雷佳、王力宏、谭维维共同演唱了主题曲《和平的薪火》，悠扬大气的旋律、如诗如画的歌词让这首歌很快“空降”各大网络和音乐平台的搜索榜单。 　　《和平的薪火》由作曲家舒楠谱曲，著名词作家、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晓岭填词。几十年来，王晓岭写过《当兵的人》、《强军战歌》等家喻户晓的军歌，也写过《风雨兼程》这样的流行歌曲，《和平的薪火》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创作体验。本报记者就这首歌的创作历程专访了王晓岭。 　　军运会主题曲要站在“世界的角度” 　　与祖国同龄的王晓岭大半年来一直相当忙碌。除了参加交响组曲《充满希望的河北》、歌剧《沂蒙山》等作品的创作，他还在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代》中担任文学统筹和作词，他也是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中华儿女》的策划和总撰稿，“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新中国成立70年在忙碌。”《奋斗吧，中华儿女》总导演杨笑阳同时兼任武汉军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七月下旬，杨笑阳对两台演出的音乐总监舒楠和王晓岭说，希望他们能给军运会写首主题歌。 　　在此之前，王晓岭已经为武汉军运会写了《在和平的旗帜下》和《美丽武汉欢迎你》两首推广曲，反响很好，但主题歌显然“要有新的高度和新的表达方式，站位和视野都要更宽阔。”在王晓岭以往的作品中，军歌占比很大，歌词昂扬铿锵，通俗易懂，但这一次，王晓岭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角度”，用“现代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对军事、体育与和平之间的思考：军运会又被称为“军人奥运会”，而奥运会起源时，就是反战与和平的象征。 　　鲍勃-迪伦曾在代表作《答案在风中飘》里这样唱道：“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才能安睡在沙丘上？炮弹要飞多少次，才能将其永远禁止？”悲观的迪伦没有给出答案，王晓岭却在《和平的薪火》的开头既表达致敬，又做了回答：“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为了穿过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随后的两句“我愿铸剑为犁，愿枪炮弯曲”中，“铸剑为犁”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止战理想，“枪炮弯曲”的灵感来自达利名画《记忆的永恒》中扭曲的钟表，当“枪炮弯曲”时，子弹永远无法发射，这同样表达的是对和平的呼唤。 　　最大限度发挥歌手的个人特色 　　动笔一周后，王晓岭把写完的歌词交给了舒楠。虽然没有提前做太多的沟通，但王晓岭和舒楠有一种默契，他们了解彼此想要的是什么感觉。舒楠非常喜欢歌词的大爱胸怀，但为了方便观众记忆，他建议王晓岭把原有的歌词精简一半，并在副歌部分反复歌唱“和平薪火传递，携手同行四海皆是兄弟”。很快大气动听的《和平的薪火》完成。舒楠在伴奏中加入了编钟的声音，编钟既代表着武汉所在的楚文化，也是一种象征着“神圣”的传统乐器，它与流行音乐的结合，让《和平的薪火》既有“中国风”，又不失“国际范儿”。 　　在与自己合作过的歌手中，舒楠选择了成龙、雷佳、王力宏、谭维维四位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成龙和雷佳是最先定下的两位，成龙参加过很多重大的国家活动，有代表性，也有号召力，雷佳的歌唱功底深厚，王力宏和谭维维都是实力和人气兼备的歌手。舒楠仔细地分配了每个人负责的乐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个人特色，但在全曲的风格上仍然要做到内在的一致。“其他三位歌手都是唱流行的，还比较好统一，但雷佳一直唱的是民族。”王晓岭记得，舒楠请雷佳暂时抛开唱法和技巧，就用“白嗓”，这对雷佳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开幕式预演时，王晓岭虽然不在现场，但从朋友们发来的短信和微信里，他感受到《和平的薪火》反响不错。10月18日晚，通过电视直播，王晓岭终于第一次完整地听到了解密后的歌曲。“它不是一般的军歌或者中国民族歌曲的题材，也不只是站在中华民族、中国军人的角度去创作”，王晓岭说，“它用世界的眼光，对未来的发展寄予了美好的和平期望。” 　　《和平的薪火》 　　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 　　为了穿过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 　　我愿铸剑为犁，愿枪炮弯曲。 　　所有冷的热的兵器，统统丢弃。 　　为了走进童话的孩子，梦照亮现实。 　　为了仰望星空的人们，找寻答案。 　　从战争中救出血，和平中救出爱。 　　所有红的蓝的旗帜，命运与共的期盼。 　　捧着你，和平薪火传递，携手同行四海皆是兄弟； 　　迎着梦，我们充满了勇气，一起心手相连共同呼吸。 　　捧着你，和平薪火传递，携手同行四海皆是兄弟； 　　迎着梦，我生命的意义，世世代代永远不停息。 ·中国作曲家作品为何一点都不“中国” 2019-12-19 10:35:45 　　“故事决定了我的音乐语言。”在《天使之骨》首演前的媒体见面会上，杜韵这样说道。这个答案，也许能暂解观众们的种种疑惑。 　　昨晚演出散场时，“你觉得怎么样？”几乎成了所有人都在和同伴讨论的问题，有人为《天使之骨》非同一般的张力感到惊喜，有人探讨走向奇妙的剧情，还有许多人直言“欣赏无能”。网友“爱coffee的小欣子”在微博上留言说，“作为一部歌剧，《天使之骨》我无法喜欢，完全欣赏不到音乐的美和激荡。刺耳的音符、扭曲嘈杂的配乐、歇斯底里的唱词一次次加深剧情在内心的划痕。”就连见多识广的乐评人也纷纷表示，《天使之骨》是一部“从来没见过”的作品。 　　如果因为作曲家杜韵而对《天使之骨》抱有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作品”的想象，那是一定会失望的。首先，《天使之骨》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其次，音乐中几乎听不到任何明显的中国音乐符号。对许多观众来说，《天使之骨》甚至不符合他们对“标准歌剧”的期待：编制庞大的交响乐团不见了；合唱团扮演的不只是配角，他们时而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时而站在舞台右侧，以评述人的身份冷眼旁观；剧中很多唱段模糊了“歌剧”和“音乐剧”的界限；从圣歌切换到朋克，“断崖”一般的风格转换让人吃不消…… 　　“我一直非常想和罗伊斯-瓦弗瑞克合作。”杜韵说，拿到瓦弗瑞克的故事后，《天使之骨》的音乐其实就有了大概的方向。“作曲家不会为了新锐而去新锐。”杜韵解释道，就像女天使起用朋克歌手，是因为这个角色在剧中有大量被折磨、侮辱的片段，需要呐喊发泄，“传统的美声唱法显然不适合表现这种歇斯底里。”而圣咏音乐也好、摇滚也好，都是为了契合人物和故事情节，所谓的“风格”，在杜韵看来是不必要的限制，“我一直认为，什么样的角色要唱什么样的声音，如果一个角色需要戏曲演员，我也一定会把他加进来的。” 　　2002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推出了“中国概念”，大力举荐中国作曲家。“过去的二十年里，陈其钢、谭盾、周龙这些大师充分地发光发热，带动了很多的新现象，现在到了传承和发现新人的时候。”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认为，杜韵就是这样的“新人”，“我们想让北京的观众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成为新的浪潮。”与前辈们不同的是，以杜韵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作曲家闯荡国际乐坛时面临的是又一番景象。 　　多年来，随着中国古典音乐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中国作曲家与世界同行们所处的“共同语境”越来越多，也许二十年前，一部作品还要靠戏曲、民族乐器等“标签”来引起注意，到了现在，大家早就可以用同样的语汇进行对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就要做中国题材，也没有刻意地加入中国元素。”杜韵的三部歌剧中，《天使之骨》关注人口贩卖，另外两部直指女性权益等当代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就像发下了同一份考卷，大家公平竞争，能够答出好成绩的，是当之无愧的优胜者。当然，杜韵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无法抹去的。《天使之骨》中，当天使遭受折磨时，双簧管凄厉急促地吹起，杜韵直言，作曲时，她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吹管乐器唢呐，“我没有硬往上凑，但这是作曲家本人的DNA。一个人成长起来的美学环境是不能被否认的。” ·如何从合唱大国迈向合唱强国？ 2019-12-19 10:31:21 　　——2019中国（威海）国际合唱节观察 　　合唱是最具群众基础、参与性最为广泛的音乐演出形式。近些年来，一批优秀合唱作品的相继问世，各类合唱团队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使合唱艺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10月8日至11日，由中国音协、山东省文联、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威海市政府主办的2019中国（威海）国际合唱节举办。期间，来自国内外51支合唱团约2700多人参与了这场合唱艺术盛会，天籁之音响彻了威海的各个角落。 　　合唱在中国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合唱是源自西方的一种艺术形式，进入中国社会至今仅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种群众普及化程度较高的艺术形式。“群众合唱的艺术化，标志着我们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标志着老百姓艺术审美上的提高。”中国音协爱乐男声合唱团常任指挥孙毅介绍道，合唱艺术在中国经历了学堂乐歌、抗日战争时期的歌咏、解放战争时期的歌咏和新中国成立前期建设时期的歌咏，直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合唱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一种艺术化需求，近几年，群众合唱艺术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广西艺术学院教授、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团长华山认为，尽管合唱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但是近几年参与合唱的人群非常踊跃，中国的合唱事业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弓丽也认同此看法，她认为，中国的合唱事业目前来看处在一个积极、阳光的发展状态。“无论是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类合唱比赛、展演、音乐会，还是在与国际合唱界的交流上，当前合唱的整体氛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不仅如此，我们的职业合唱团以及高校的合唱团专业水准都很高，在国际赛事中多次夺取大奖，完全可以在国际上竞争。” 　　虽然拥有了庞大的基数，事实上，中国的合唱事业还任重道远。“我们的国家合唱团队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合唱大国，但是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合唱强国。”孙毅表示，合唱艺术在西方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却才发展了一百多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品、人才和教育是痛点 　　“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主要还是在作品。”华山感慨道，“西方的合唱有室内乐合唱作品、宗教合唱作品、歌剧式合唱作品，还有西方民谣的合唱作品，而当前中国的合唱作品相对单一，在总的文献量方面，的确还不如人家”。 　　在作品问题上，孙毅告诉记者，实际上中国也不乏优秀的合唱作品，“比如刘晓耕融合云南元素而创作的合唱作品《水母鸡》；又如色-恩克巴雅尔创作的极具内蒙古风格的《八骏赞》《苍天般的阿拉善》等，全国人民都在唱他们的作品。“作品是前提是关键，现在着力于写合唱作品的专业作曲家并不是很多，如果这样的作品多一些，他们这样的作曲家多一些，我们中国的合唱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孙毅说。 　　身为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合唱团的指导老师，弓丽有着丰富的欧洲留学经历，这也让她在音乐教育上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会。她认为，当前中国合唱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尤其是初级音乐教育体系存在一定问题，在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政府公办性质的音乐小学十分稀缺，即使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当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高校也寥寥无几，师资力量匮乏，招生乏力。“合唱事业的发展，甚至是音乐和艺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系统完善的基础教育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就难以赶上国际的脚步，因为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弓丽说道。 　　中国的合唱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合唱水平，还是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关键在于我们要挖掘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合唱声音和合唱风格。”华山认为，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合唱的理念和技术，也要突破他们的套路，而不要一味地去模仿人家。“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其实他们也想看到我们国家有特色的作品，也想看到更多元的东西。”华山说。 　　“中国合唱的发展要走一条阶梯化、专业化的道路。”孙毅指出，所谓的阶梯化就是分层次、分方向。分层次是指要在童声合唱、青年合唱、职业合唱、群众合唱等类别上有所区分；分方向是指合唱团一定要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比如室内乐合唱、音乐厅合唱、歌剧式的合唱、民歌类的合唱等。专业化则是指，要有一批热衷于合唱写作的作曲家，挖掘中国本土的音乐素材，加以编配，创作出匠心独运的作品。 ·击“筑”而歌，礼赞祖国 2019-12-19 10:15:53 　　“筑”，是春秋时期的一种古老击弦乐器，它曾被编入宫廷乐队，因汉高祖刘邦在沛县击“筑”而唱《大风歌》，也被称为“沛筑”。10月16日，在以刘邦《大风歌》为词的歌曲吟唱中，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小学教育集团近千名小学生手持“沛筑”模型，在顺义区体育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这也是中国合唱协会“高参小”项目成果展示中的一幕。 　　此次活动依照北京市教委“高参小”项目精神，深入推进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课程开发、研究、实践，创新课程模式，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与艺术课程一体化。活动分为序幕“熙”、第一幕“风”、第二幕“雅”、第三幕“颂”、尾声“和”五部分，由东风小学教育集团7000名学生共同参与。 　　序幕以“熙”为名，取“光明兴起”之意。1000多名学生展示了多声部节奏律动、键盘演奏、五线谱识读等内容，这得益于中国合唱协会在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开设的为期一年、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美育课程，满足了学生对不同艺术形式的需求。 　　“风”取《诗经》中的“风”，主要演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目。600多名学生在民乐团伴奏下，演唱了中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埃及等多个国家的特色歌曲。这些歌曲用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风貌进行了集中展示。 　　“雅”即正声雅乐，通过乐曲让学生体验汉唐文化和礼仪。学生们吟诵和演唱了《新学堂乐》《读唐诗》《千字文》等作品。在《大汉沛歌》的歌声中，近千名学生手持“沛筑”模型进行表演。2010年，中国民族乐器学会郝敬春历经18年研究复原“筑”，并获国家专利，其演奏技艺被收入中国民族器乐博物馆演奏课程。如何利用好这一研究成果，“高参小”项目团队精心研究，邀请徐敬春进校园为师生传授演奏技法，并根据“沛筑”原型制作成乐器模型，由学生上色、排演，加深了对古代音乐的认识。 　　在第三幕“颂”中，伴着《游击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歌》的歌声，学生们以行进打击乐表演歌颂伟大祖国，讴歌英雄模范可歌可泣的事迹。 　　尾声环节，民族操《爱我中华》与联唱《我和我的祖国》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氛围，全体师生深情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郭志平表示，如今在北京很多中小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已经融入学生的日常音乐教学。2019年“高参小”的课程设计中，项目团队在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名称、国旗式样、民歌、民俗民情了解融入日常教学，加深了学生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了解。 　　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小祥评价，此次活动用演出形式展示5年来北京市教委主导、中国合唱协会承办的“高参小”项目课程在学校推进的成果。项目抓住中小学生成长特性，在日常课程中融入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值得肯定。目前，北京市区及顺义区周边学校优秀教师资源已经集合成“高参小”教师团队，他们将艺术规律与音乐教育规律相结合，使得“高参小”课程内容与学校音乐基础教育、校本课程融合，提升了教师的艺术修养，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 　　北京市教委“高参小”办公室主任甘北林表示，“高参小”项目是北京市教委面向基础教育进行改革的举措，实施5年时间里取得了积极成效。推进全民素质教育水平提升是“高参小”项目的目标和亮点，推行相关特色课程进课堂、让所有学生受到熏陶是项目所重视的。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高参小”项目一直贯彻的“惠及每一个孩子”的理念，通过孩子们的优异表现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带给他们的巨大变化。 ·这些音乐节，是如何成为饕餮“声”宴的 2019-12-19 10:12:49 　　音乐节并非几场音乐会的简单叠加，它更强调视觉、听觉等感官的综合体验。 　　在世界各地聆听过40多个各具特色的音乐节后，乐评人唐若甫从欣赏者的视角总结了世界知名音乐节成功的秘诀：主题选择、气氛渲染与独家内容，在国内各类音乐节层出不穷的当下，为音乐节如何吸引更多观众带来了一些启示。 　　重在“色香味俱全”的综合体验 　　音乐节的历史起源很难考证，人们一般把1876年诞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视作现代音乐节的鼻祖。每年夏季，拜罗伊特音乐节都会上演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它奠定了音乐节的要素：在限定空间内举行；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密集演出。 　　在欧洲，每年有近千个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仅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国就会举行300余个音乐节。音乐节并非音乐会的简单叠加，两者有何不同？ 　　不妨用美食打个比方，纪录片《寿司之神》讲述了日本知名的寿司制作师小野二郎的故事，知名料理评论家山本益博是这样评论小野二郎的：“品尝小野的菜谱就像在聆听协奏曲，分为三个乐章。经典的小鳍和吞拿作为第一乐章出现。第二乐章是当日鲜捕，上的都是时令鱼料，生煮皆有，多为华彩即兴。第三乐章为鳗鱼、腌菜及鸡蛋，组成传统尾声。菜品力度类似于音乐行进，细嚼慢咽中玩味到的其实是小野的哲学。”这段关于美食的评价其实也适用于音乐节。如果把音乐会比作寿司，那音乐节就是饕餮盛宴，重在“色香味俱全”。听之感官犹如食之体验，不仅在于单品的味道，也在于菜品的搭配和顺序。相较于音乐会，密集发生、特定主题和限定空间内的音乐节更强调通感，就好比品尝美食时，店家的装潢、店员的服务、菜单的设计、佐餐的酒水等都会对食者以味觉为主的综合感受产生影响。虽然说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但音乐节往往能给欣赏者超越听觉的感受。 　　业界对音乐节的评价多居于社会效益或经济效应，以票房、上座率、听众年龄层和首演数量等作为评判依据，与听众切身感受相关甚少。笔者曾参加过全世界40多个音乐节，以今年夏季亲历的十余个欧亚地区的音乐节为例，总结了音乐节成功吸引观众的三条“制胜法宝”。 　　集中展现作曲家的音乐土壤 　　听众对一场音乐会的评判多基于阵容、场地和曲目这三要素。一般来说，越为大牌的演出阵容、越经典的曲目、越好的演出场地，就越受欢迎。这些要素之于一场演出，就如同食材决定菜肴一样重要，但对音乐节而言，菜肴的搭配同样显出大厨的水准。每个音乐节都有主题，主题的选择凸显的是音乐节总监的艺术理念，也体现其领导力。 　　位于挪威克温赫拉、由挪威钢琴家列夫-奥维-安兹尼斯担任总监的玫瑰谷音乐节，今年以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主线，以肖氏作于1925年的《弦乐八重奏两首》开幕，以作于1971年的《第十五交响曲》钢琴三重奏及打击乐版本闭幕，横跨其整个创作生涯。音乐节还辅以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等作品旁敲侧击，邀请到中提琴家塔贝亚-齐默尔曼、钢琴家马克-安德烈-哈莫林、大提琴家克莱门斯-哈根等加盟，听众得以在短短4天内全景式地捕捉肖氏的灵感源泉和成长土壤。 　　波兰华沙的“肖邦与他的欧洲”音乐节，突出肖邦在欧洲对后世的影响力和对前辈的集大成。该音乐节有两大特色：一是肖邦作品的演出阵容，由历届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出演；二是使用复古的时代乐器演奏肖邦音乐，忠实还原肖邦那个时代清亮的声音特征。音乐节同时也是展示其他波兰作曲家的平台，比如今年是波兰民族歌剧奠基人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200周年诞辰，音乐节就推出了数部他的歌剧音乐会版，包括极具轻歌剧风范的《闹鬼庄园》。 　　罗马尼亚国家级的埃奈斯库音乐节以作曲家乔治-埃奈斯库为不变的主题，他是罗马尼亚音乐的奠基者之一，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罗马尼亚狂想曲》却家喻户晓。 　　以作曲家名字命名、以作曲家为主题的知名音乐节还有德国波恩及波兰华沙的贝多芬音乐节、德国维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节、德国埃森斯塔特的海顿音乐节、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周、法国拉科特圣安德烈的柏辽兹音乐节、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德国莱比锡及美国俄勒冈的巴赫音乐节等。这些音乐节都以作曲家为固定特色展开节目编排，可谓欣赏者迅速了解一位作曲家的上佳机会。 　　还有一些音乐节的主题会直击社会乃至全球热点。挪威奥斯陆的终极当代音乐节自去年推出“人类的迁徙”直面新移民话题后，今年以“传统之下的压力”再出考题，探究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颠覆，吸引了不少新锐作曲家携新作登台。 　　在古镇、教堂听音乐的特殊魅力 　　音乐节对节日的气氛渲染是其另一大不同于音乐会之处。由于是在限定的空间内举行的，所以外部环境对音乐节的综合体验影响甚巨。这也正是为什么大量西方国家的音乐节都不在大都市，而是在小村落及风景美不胜收之地举行。 　　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瑞士格施塔德的梅纽因音乐节，其举办地是围绕着格施塔德的数个小村落，如萨嫩、鲁日芒、茨维西蒙、劳嫩等的教堂里和大棚内。这里在冬季是奢华级滑雪胜地，在夏季则成为音乐会重镇，吸引大批粉丝无惧车马劳顿而来。 　　苏格兰的拉美莫尔音乐节正如其主题所言：“美景美乐”，其举办地在距爱丁堡40分钟车程的拉美莫尔丘陵下的东洛锡安，那里有海中巨石巴斯岩，也有山丘上雄伟的城堡废墟，见证着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历史。音乐节在东洛锡安郡内的近50座教堂举行，听众得以跟着音乐会探访苏格兰东部的柔美秘境，体会移步换景之奥妙。 　　上述两个音乐节的大部分音乐会都在教堂举行，这些教堂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都有着优良的建筑声学空间，座位数从50到400不等，与常规音乐厅相比声音更加饱满，环境更加亲密，符合室内乐沙龙演出的情景设定，听者与演员近在咫尺，甚至能听到演奏者的呼吸。 　　能起到渲染气氛效果的不仅是环境因素。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利沃斯国际音乐节主打室内乐，音乐节在古镇的各个角落举办快闪，游客不经意间就能与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泰茨拉夫这样的大师邂逅于街头。 　　独家内容是安身立命之本 　　每个音乐节都有“独门秘籍”。一个音乐节的独家内容决定了其不可复制性，也是其终极制胜的法宝。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场地。以巴洛克音乐家威廉-克里斯蒂命名的花园音乐节在法国小镇的一座私人花园里举行，观众们既能游览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秘密花园，也能聆听音乐，并品尝园中美食。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演出阵容。今年的俄罗斯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马林斯基远东国际音乐节主打来自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自制节目，包括歌剧、芭蕾、音乐会。演职人员多由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及远东边疆省的马林斯基远东分院组成。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其音乐的类型。挪威的庞克特电音节囊括了管弦乐、爵士、摇滚、实验音乐、室内乐、声乐等各大音乐类型。 　　扎实的音乐会始终是音乐节最吸引人之处。挪威特隆赫姆室内音乐节有一句主题词颇为有趣：“小心倾听”。听者可以在特隆赫姆城内各处教堂和厅堂欣赏到别具一格的演出，曾为小提琴家穆特担任钢琴伴奏的兰伯特-奥基斯，演奏了自己首演的美国作曲家乔治-克拉姆的《圣诞节小组曲》。驻节作曲家拉瑟-索伦森，为挪威哈当格民间小提琴和瑞典尼克哈帕按键小提琴创作了双重协奏曲。音乐节还把音乐家请到事先报名的观众的客厅里举办家庭音乐会，由女主人招待来宾品尝咖啡和糕点，其乐融融。从美食、美景到美乐，无不述说着作为生活方式的音乐节式体验，饕餮“声”宴在此相逢。 ·给京剧伴奏人才更多重视 2019-12-19 10:08:54 　　10月9日，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京剧京胡演奏人才培养结项汇报演唱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 　　国家京剧院冯震宇、湖北省京剧院杨家勇、青海省演艺集团高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李冲等该项目培训班的学员与来自国内各京剧院团的京剧演员们合作，用悠扬的旋律和精彩的演唱，为观众带来了京剧《铡美案》《上天台》《钓金龟》《龙凤呈祥》等选段，同时，舒桐、杜鹏、韩胜存、王晓燕、李艳艳、贾劲松、衣麟等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骨干教师也登台献唱《横槊赋诗》《赵氏孤儿》《定军山》《锁麟囊》等选段，观众掌声经久不息。 　　京胡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变化多端的音色和演奏方式，成就了传统京剧音乐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唱段。京剧流派唱腔艺术的形成，也与琴师及乐队的演奏风格密不可分。 　　京剧京胡演奏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器乐教研室主任叶光介绍，项目旨在通过提高演奏人员自身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推动实现全国京剧演奏、伴奏水平的提升。 　　据了解，京剧京胡演奏人才培养项目在全国的文艺院团、艺术院校中择优录取了20名京胡专业人才，其中不乏业内知名的中青年演奏者，同时兼顾港澳台地区、偏远地区京胡专业人才的培养。自今年6月，学员首先在中国戏曲学院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集中学习，以京胡演奏等实践课程为主，辅以音乐理论、戏曲史论等课程，并邀请吴炳璋、燕守平、杜凤元、李祖铭等近20位京胡表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为学员授课。集中学习后，学员又返回原工作单位，投入到日常演奏和教学工作中，并用将近4个月的时间研习集中培训期间的所学、所得。 　　10月10日，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了京剧京胡演奏人才培养项目结业研讨会。学员纷纷表达了参与项目学习的感受。来自山东省烟台市京剧院的学员柳安明说，专家的授课和指导对其专业艺术学习很有启发，特别是在基本功的练习和伴奏技巧的运用方面，令人受益匪浅。“老师讲授了许多经典选段的演奏技巧，并给我们做了详细的示范指导。”他说。 　　来自云南省京剧院的学员唐皓告诉记者：“面对面跟随多位名家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此次学习加深了我对京剧艺术的认知，使我汲取了京剧不同流派伴奏风格的养分，提升了专业技术水平，更让我深刻感受和理解了‘艺无止境’‘业精于勤’的意义，这将鞭策我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不懈努力。” 　　同时，与会专家、学员所在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共同围绕如何提升京胡演奏者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进行了研讨交流。与会专家表示，今后，希望学员们的基本功能够更加扎实，在演奏时注意把握音准、音色、音量、音质，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视野，在艺术道路上不忘初心，潜心传承京胡艺术。 　　“京胡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任重道远，不是举办一次培训班就能解决问题的。此次培训从形式和组织上对传承京胡艺术进行了一次试验和探索，我们尝试在新时代，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来弥补以往科班式、口传心授式教育的不足，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索新的方式和途径。”叶光说，希望通过这次项目培训，能够使业界对于京剧伴奏人才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重视。在社会各界更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系统推进京胡艺术、京剧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戏”与“歌”水乳交融的生命咏叹 2019-12-19 10:06:25 　　——评民族歌剧《沂蒙山》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沂蒙山》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三场，受到首都观众的广泛好评。该剧依据山东沂蒙山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真实历史创作而成，讲述了根据地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动人故事，揭示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是一部富有民族精神、中国气派的佳作，在多个方面对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尝试和探索。 　　中国审美需求下，民族歌剧的“戏”与“歌” 　　歌剧是以戏剧和音乐两大要素为主的综合艺术。中国观众在乎“戏”（戏剧性），西洋歌剧注重“歌”（音乐性）。习惯看“戏”、在乎戏剧性是我们的民族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决定的，以“歌”为主、注重音乐性是西洋歌剧的产生土壤和发展过程决定的。爱德华-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中写道：“在犹豫不决时，应以音乐的要求为重；因为歌剧首先是音乐，而不是戏剧。”别林斯基关于西洋歌剧中二者关系的论述是：“音乐跟客观的情节牵连在一起，尽管它具有统治一切的基调，可是，戏剧性更赋予它以生动的多样性。”由此可见，在西洋歌剧中，音乐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戏剧则为了表现音乐而存在，要服从和适应音乐的要求。而我们的民族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音乐为魂，戏剧为本。民族歌剧《沂蒙山》力在追求戏剧与音乐二者的完美统一，戏剧的内容为音乐的表现提供了充分的天地，使音乐的发挥很好地完成了戏剧内容的表现，显现歌剧艺术的综合美。这样的追求更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与观众欣赏习惯。观众欣赏民族歌剧，不是为了单纯感受音乐美或戏剧美，而是感受独特的歌剧美。 　　戏剧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居其宏在《论歌剧音乐的冲突性》中认为：在歌剧中，广义的戏剧性是运用音乐艺术的一切构成要素和种种可能的表现手段来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戏剧冲突，进而最终完成音乐在歌剧中所担负的创造使命。而狭义的戏剧性就是音乐艺术在歌剧中正面描写和直接表现危机、爆发以及人物性格激烈的内部和外部冲突时所具有的强烈的、独特的艺术功能。虽然，我们在这里谈的主要是广义的戏剧性，但在《沂蒙山》中，无论是广义的戏剧性还是狭义的戏剧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都发挥了与音乐的主动适配性，达到了戏剧性与音乐性的紧密贴合。 　　戏与歌的完美统一，成就了民族歌剧《沂蒙山》，使之以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气魄在艺术舞台上大放异彩。 　　沿着人物命运和情感结构创作，“戏”与“歌”相辅相成 　　我们发现民族歌剧《沂蒙山》的主创团队（编剧：王晓岭、李文绪，作曲：栾凯，总导演：黄定山）是沿着人物命运和情感线索来结构戏的。在众多沂蒙素材中，主创找到了一条人物命运发展、情感变化的线索，找准了主人公的情感线，进而把握住了主人公的情感焦点。每场戏都扣在人物命运上，于是有了往纵深方向开掘的基础。主人公海棠的情感大起大落，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音乐性。在这条线上结构戏，就从根本上提供了戏与歌统一的前提。人物给音乐提供了好的基础，让作曲者得心应手地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用音乐推进戏剧冲突和纠葛，用音乐来表现人物复杂生动的内心世界。 　　这部作品在戏剧事件筛选上精炼而富有张力，在戏剧冲突呈现上不纠缠于事件层层推进的过程，而是迅速推进到舞台动作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让人物快速进入到内心强烈的情感世界，人物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使音乐的表现得以充分施展。音乐和戏剧的统一为精彩戏剧场面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精彩的戏剧场面，又给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和发展得以充分揭示的机会，找到了适合音乐发挥的地方。在第一场“炮火中的婚礼”中，海棠一出现就进入极佳的戏剧情境中，一曲《封坛酒》，将人物果敢开朗的性格、临危不惧的心态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场战士与群众争相赴死，场上人物心理的复杂、人物关系的多样，不但没有成为音乐的负担，反而作为音乐表现的主要内容，使《世间哪有这样的情》百转千回、淋漓尽致。孙九龙英勇赴死，用行动兑现诺言，回应着第二场《只说一句俺保证》中的“同生同死一家人，随时能拿命换命”；大段咏叹调《再看一眼亲人吧》显示出悲壮之后替伤员赴死的慷慨从容、对敌人嚣张气焰的仇恨蔑视、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情绪上鲜明的反差使音乐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撼人心魄。第五场海棠看到小山子被鬼子打死后，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内心动作，这个动作的过程就是《苍天把眼睁一睁》这一大段悲怆的咏叹调，把海棠激烈的内心冲突和行为动机揭示得准确而深刻，展示出海棠大爱大义的情操和品格。 　　戏剧与音乐相辅相成，成功塑造了海棠、孙九龙、夏荷、林生等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一卷沂蒙军民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英雄史诗。 　　从高潮看统一性，“戏”与“歌”水乳交融 　　民族歌剧《沂蒙山》创造了鲜活生动的人物，设置了微妙而富于戏剧性的人物关系，找到了适合于表现内容的风格样式，编织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和合理缜密的戏剧结构，是否解决好了戏剧性与音乐性的统一？怎样检验？美国戏剧理论家劳逊曾提出“从高潮看统一性”的观点。 　　高潮，即人物命运最危机、情感最丰富之处。本剧最后一场，海棠没有等来林生，却等来林生的遗物。养女小沂蒙亲生父亲赵团长的出现，又让海棠面对是送走还是留下养女的抉择。在经历了与舅舅、丈夫、儿子的生死诀别后，现在又要经历与最后一个亲人——养女的离别。这离别的戏剧情境营造了最强烈的戏剧性高潮，最激烈的情感形成了最浓烈的音乐性高潮。之前所有的音乐溪流都汇向高潮，每一个独唱、重唱、合唱，每一支曲子都与高潮音乐形成有机的整体。人物的核心咏叹调《沂蒙山，永远的爹娘》出现了，合唱烘托起来了，戏剧性与音乐性的水乳交融，让观众的审美体验进入愉悦、忘我的状态，情不自禁地跟着合唱“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长……” 　　《歌剧》杂志主编游暐之说：“一个作品能够引起现场观众那么浓烈的情感交流和互动,特别难得。这两年看到的红色题材作品不少,但只有这个是我唯一感到台下观众应和着台上歌唱、流泪的,这是这个作品非常成功的地方。 ” 　　1982年，戏剧理论家刘书彰在《戏剧学习》上发表文章指出“民族歌剧体系之所以还没有最后形成，就是因为还没解决好在戏剧范畴之内的，戏剧性与音乐性的统一”。 　　我们在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看到了其在歌剧艺术风格民族化、地域化上进行了多种探索。借鉴中国戏曲，用“叫板”的方式开场，使念与唱衔接自然协调；交响乐队配之以民族乐器，使音乐既有歌剧的交响性，又具有民族音乐的独特风情；《沂蒙山小调》贯穿全剧，并将山东快书、秧歌的音乐元素自然地融入其中，使之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民族歌剧《沂蒙山》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经过歌剧艺术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民族歌剧向形成民族歌剧体系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北京国际音乐节：22年初心不变 2019-12-19 10:03:07 　　10月9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73岁的捷克传奇花腔女高音埃迪塔-格鲁贝罗娃用丰沛的情感表达、自如的气息控制和行云流水的花腔技巧，与指挥家彼得-瓦伦维托克执棒下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绎了多尼采蒂、罗西尼、马斯卡尼、贝里尼、威尔第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同时拉开了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帷幕。 　　20余年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联合主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不断为国内古典音乐舞台引进世界级艺术精品，并逐渐成为首都亮丽的文化名片。 　　一个个被铭记的“首演时刻” 　　1998年的金秋十月，在指挥家余隆等人的努力下，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惊艳亮相。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何塞-卡雷拉斯首次访华，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俄罗斯马林斯基歌剧院交响乐团，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波兰指挥家潘德列茨基等世界名团、名家轮番登场，确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高规格的艺术品位和国际性品质。 　　之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名家、名团、名作纷至沓来，成为国内古典音乐界勇于突破、引领艺术潮流的先锋。这其中，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一个个被铭记的“首演时刻”。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曾为首都观众献上包括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勋伯格《古雷之歌》、布里顿《战争安魂曲》等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巨作的中国首演，也第一次将潘德列茨基的《失乐园》《第七交响曲》、托马斯阿迪斯的《庇护所》、萨洛宁的《狂热》等现当代作曲家的作品首度推向中国舞台。 　　据统计，前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先后上演了52部中外歌剧，其中中国首演作品近30部，亚洲首演4部，世界首演1部。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曾创纪录地在一届演出中推出作曲家马勒的全部交响曲，打造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在创办20周年之际，北京国际音乐节策划了国内9支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团长达14小时的交响马拉松……可以说，北京国际音乐节对古典音乐艺术在中国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创国内音乐节委约创作先河 　　在填补数项古典音乐在中国舞台的演出空白的同时，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提出了诸多意义深远的艺术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开创了国内音乐节进行委约创作的先河。 　　2001年，音乐节首部委约作品——现代派作曲大师菲利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问世。之后，潘德列夫斯基、彼得-鲁策奇卡、陈银淑、乔治-本杰明等国际一线作曲家都通过北京国际音乐节把优秀的作品带给了中国观众。 　　2002年，音乐节首次提出“中国概念”的口号，不遗余力地推广华人作曲家及其作品。叶小钢、陈其钢、郭文景、谭盾等作曲家都曾在这一舞台上挥洒才情。其中，2011年，由音乐节委约作曲家周龙创作的歌剧《白蛇传》一举获得美国普利策音乐大奖，这也成为对音乐节坚持“中国概念”和委约创作的最好鼓励。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为杜韵、周天两位华人青年作曲家提供了舞台。其中，由杜韵创作、斩获普利策音乐大奖的歌剧《天使之骨》将迎来中国内地首演。 　　让普通百姓听得起高端音乐会 　　20余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始终坚持“让普通百姓听得起高端音乐会”的票价政策。在初创期，观众只需要花100多元，就能在现场聆听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奇、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等音乐大师的音乐会。之后，即便是当维也纳爱乐乐团、英国伦敦交响乐团在国内出现2000元、3000元的天价票时，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的“郎朗与纽约爱乐”的演出，最高票价也只有480元。 　　自2008年起，为能让普通百姓以最低廉的价格参与到这一国际化的高雅艺术盛会中来，北京国际音乐节实行了全面降低票价的政策，观众只需要花180元甚至50元，就能在音乐厅很好的位置享用世界顶尖的音乐大餐。 　　2013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这台跨国大戏成本高、上演难度大，仅是舞台场景所用的海运集装箱就多达9个，而在中国演出的票价依旧惠民，保证在80元至180元。 　　在坚守低票价的同时，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最大程度地推出各种公益项目，其中，儿童音乐会已坚持了22年。此外，免费大师课、公益讲座在每年的音乐节中也占据着很高的比例。正如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所言，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国际音乐节始终恪守公益办节的宗旨，打造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性公益舞台，做文化惠民的积极践行者。 ·外国吉他演奏家也爱“中国风” 2019-12-19 09:19:17 　　当享誉国际的古典吉他大师倾情演绎中国传统曲目；当世界三大乐器之一的古典吉他遇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当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与古典吉他合奏巴赫经典作品……10月9日，作为第四届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的保留节目，《弦动上海》吉他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以一场指尖上的艺术盛宴向世人表明：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当晚，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以色列、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美国、波兰、法国等国的众多吉他演奏家带来精彩表演，“中国风”与“国际范儿”的结合成为音乐会亮点。 　　瑞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酷爱中国文化，曾将许多中国音乐改编为吉他演奏曲，出版过音乐专辑《CHINA 中国》。他在当晚的音乐会上演奏了两首根据中国民歌改编的古典吉他曲目《五谷丰登》和《十五的月亮》，熟悉的旋律让中国观众倍感亲切。 　　玛莎-马斯特斯是美国知名古典吉他演奏家。她长期致力于古典吉他的传承与发扬。此次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期间，她与西班牙巴塞罗那里塞乌高等音乐学院院长托兰特、中国吉他教授何青一起走进上海音乐学院，与学生们展开艺术交流。当晚的音乐会上，她对两首经典作品的精湛演绎，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由古典吉他演绎的昆曲《牡丹亭》选段《游园惊梦》，为当晚的音乐会掀起高潮。旖旎婉转的昆曲唱腔，配上吉他表演艺术家亚当-德尔-蒙特和昆笛演奏家张思炜的深情演绎，惊艳众人。值得一提的是，节目昆曲部分的演员均来自闵行三中昆曲社，其中杜丽娘的扮演者吴燕妮曾是学校昆曲社的首届学员，第二届学员、现为上海市昆剧团青年演员的卫立也携学弟学妹参与其中。 　　除了与昆曲的混搭，中外艺术家还尝试将吉他与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融在一起进行跨界演绎，展示了古典音乐的无限可能。在《C大调前奏曲与千秋岁》节目中，吉他、三弦琴、琵琶、鼓等中外乐器同台亮相，毫无违和感，令人从中感受到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以及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无穷魅力。 　　当晚的压轴曲目是由约翰内斯-莫勒与上海吉他合奏团、闵行江川区域党建合唱团一起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伴随高亢激扬的优美旋律，全场观众挥舞手中的国旗随之哼唱，为演出画上圆满的句号。 　　10月6日至11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音乐家协会的支持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闵行区人民政府指导，上海音乐家协会、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吉他专业委员会、阿尔达米拉吉他艺术发展基金会（HK）、闵行区江川文化馆承办的第四届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在上海举办。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江莉莉介绍，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此前已于2014年、2016年、2018年成功举办了3届，不仅成为上海知名的文化品牌，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场《弦动上海》吉他音乐会，以高水准的艺术表现，奏响了一曲时代特征鲜明的乐章，向世界展示了上海的文化魅力。 　　作为中国人的自主品牌，阿尔达米拉吉他畅销欧洲多年。据了解，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强调“经典汇聚”与“雅俗共赏”。为让吉他音乐更贴近大众，本届艺术节期间，中外吉他演奏家走进郊野公园、音乐院校、居民社区，为民众带来8场国际水准的吉他音乐会，以及大师班、艺术讲座等公益文化活动，还与上海的吉他爱好者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互动。 　　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以吉他为媒，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吉他大师和爱乐者齐聚洋溢着国庆欢乐气氛的上海，通过西方古典吉他与中国民族乐器和传统戏曲的混搭演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上海“四大品牌”建设增添璀璨光影和绚烂色彩。同时，作为上海市旅游节活动之一，阿尔达米拉上海吉他艺术节也亮出了上海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 ·唱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梦 2019-12-19 09:09:24 　　——访歌曲《我有一个梦》曲作者杨柠豪 　　在网上搜索“我有一个梦”，显示出的词条里光是歌曲就出现了好几首，梦想从来都是值得被歌咏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样大，我跟我的助手们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 　　这个美丽的梦曾经被画家付诸笔端，画中，稻谷金黄，袁隆平卧于其中，让人觉得喜悦又浪漫。90后小伙子杨柠豪也从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中捕捉到了浪漫，“常年与庄稼打交道的袁爷爷，竟然有这么诗情画意的语言。”杨柠豪学作曲出身，他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袁爷爷的这句话，变成一首歌就好了。 　　因缘际会，杨柠豪的老家是湖南省安江镇，袁隆平曾在这里的安江农校度过37年的研究生涯，安江农校也成为中国杂交水稻的发源地。通过镇上长辈引荐，杨柠豪真的见到了“袁爷爷”，他同时见到了袁隆平80岁时写给母亲的信，在信里，杨柠豪对袁爷爷的“禾下乘凉梦”有了更深的理解。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的幼年时种下的！” 　　信里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杨柠豪，他胸中升起悠扬的曲调，轻轻和着，变成了歌：“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光给了它希望，雨给了它滋养，它陪种子成长。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这晚霞洒满小山村，妈妈我陪您说说话，这种子是您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后来杨柠豪把录制好的歌曲带给他的袁爷爷听，袁隆平听后低着头湿了眼眶，“他说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又是母亲的忌日了。”杨柠豪记得袁隆平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在许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母亲去世，他因为参加杂交水稻大会而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当时在场的人听到袁爷爷的话都比较受触动。”歌曲就这样开始在杂交水稻中心传唱。 　　2018年，中央电视台“相聚中国节-出发2018”晚会上，袁隆平带领杂交水稻中心科研团队亮相，80后科研人员吴俊、唐丽、吕启明、李建武在节目中又唱起了这首歌，轻轻吟诵着属于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梦。　　 　　（本报记者 李晋荣） ·朱明瑛：“歌坛新星”为国争光 2019-12-19 09:06:21 　　“咿呀呀欧雷欧……”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句自带声音也自带画面的歌词。1980年的新星音乐会上，朱明瑛身穿非洲装束，把皮肤抹得黝黑，载歌载舞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人们脑海中，以至于1984年当她登台央视春晚演唱《回娘家》时，还有观众恍然大悟：原来她不是黑皮肤的非洲人。 　　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朱明瑛是为数不多的、把外国歌曲唱得全国闻名的歌唱家，同时也因演唱《回娘家》等歌曲，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火起来的歌星之一。不过，她却在巅峰时期急流勇退出国留学，回国后创业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来无论做什么，我都记得是观众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争光。”如今已经69岁的朱明瑛说，这就是她的初心。 　　歌坛新星 “黑人装”引风潮 　　因为《北京晚报》在1980年发起并主办新星音乐会，这一年也被看作是我国新时期流行音乐诞生的一年。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报举办〈新星音乐会〉》，并用黑体字注明参与表演者的名字，“歌坛新星朱明瑛”排在第一位。 　　当时的朱明瑛在社会上小有名气。她本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主攻亚非拉舞蹈，改革开放后，她逐渐接触到了传入国内的外国音乐，尤其善于用舞蹈诠释各国的特色音乐。“东方歌舞团‘歌’在‘舞’前头，我就想能不能把歌融入舞蹈，一起表演。”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音乐处于“半地下”的状态，“没有人说这些歌能不能唱，更没有人教我唱，只能自学，还得悄悄地学。” 　　朱明瑛找到了东方歌舞团去非洲采风录制的磁带，在宿舍偷偷听。她把其中每一个发音都标记出来，一遍一遍跟着学，甚至把磁带都听走了音。1979年，朱明瑛的学唱被东方歌舞团乐队成员发现了，觉得既新鲜又好听，她便开始了载歌载舞的表演，“我是跳舞蹈的，突然有一天就站在舞台上唱歌了，我常说我不是学音乐的科班学生，观众培养了我，观众就是我的老师。” 　　说起参加新星音乐会的经历，朱明瑛回忆，当时《北京晚报》新星音乐会策划人员到她家里邀请她：“你愿意参加我们的新星音乐会吗？我们想用这场音乐会为改革开放出力。”朱明瑛听了很兴奋，她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后，像她这样演唱的新音乐形式正不断冒出来，“我们断断续续在演出，群众很喜欢，但也曾受到过批判，被说成靡靡之音。”如果能有一场音乐会让他们一起登台，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于是一口答应下来，“我们有底气，只要群众欢迎，我们就不怕。” 　　就在那一次音乐会上，朱明瑛把自己涂成黑人模样，边唱边跳地表演了《愿大家都成功》《咿呀呀欧雷欧》《唱吧，唱吧》三首异域风情的歌曲。“我刚上舞台唱非洲歌，下面观众的气氛就‘爆’了，扔帽子的、欢呼的都有！”朱明瑛说，《咿呀呀欧雷欧》这首歌算不上艺术歌曲，内容非常简单，但载歌载舞的形式和她的音乐形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观众内心的渴望，“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观众对新形式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期许。” 　　朱明瑛把歌舞相结合的表演不仅让中国观众痴迷，国外观众也非常喜欢。她随东方歌舞团出访或接待外宾时，不少外国观众以为她就是那个国家的人。1982年6月12日，《北京日报》刊发一则消息，记录时任扎伊尔总统来华的情形：“朱明瑛演唱扎伊尔歌曲时，宴会厅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对外国的艺术要学好、学像，这也是对别国人民和文化的尊重。”朱明瑛说，这句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每一个东方歌舞团的演员都牢记在心。 　　急流勇退 自费出国学习音乐 　　在登上新星音乐会这个大舞台之后，朱明瑛一下子成为当时最火的歌星之一，随后她还演唱了《角落之歌》《大海啊故乡》等中国歌曲，屡登“每周一歌”榜单。在1984年央视春晚上，朱明瑛穿着亮黄色的衣裙登台，一人独唱三首歌曲，其中的《回娘家》风靡全国。此时的她可以说人气如日中天，但就在一年之后，她做出一个让人看似难以理解的决定：自费出国留学。 　　1985年8月2日，《北京日报》刊发了朱明瑛出国留学的信息，她表示不想透支自己，不能在盛名之下止步，要出国充电。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篇题目为《朱明瑛说流行唱法走下坡路》的文章，还报道了她对当时流行歌曲的看法，“社会上有些所谓音乐会太糟糕了，说是提倡创作自由，实际上是在搞混乱自流”，因此她想出国吸取国外声乐方面的精髓。 　　如今再提起这件事，朱明瑛依旧坚持。“当时流行音乐很火，但我们对流行音乐的欣赏和学习都来自境外，很多人学外面的流行音乐唱法却学不对，学不像。”朱明瑛说，当时流行音乐刚刚伴随改革开放大潮进入中国，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没有形成规范，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哗众取宠的现象，表演流行音乐的人有的奇装异服，有的故作怪声，“我还见到过演出中踩在钢琴上唱的，流行音乐不应该是这样。” 　　朱明瑛心里清楚，不能责怪这些表演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了解国外真正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样。“但是他们的表现给了别人口实，很多人批评他们，说搞流行音乐的人怎么都这样。”说到这儿，朱明瑛捂住了胸口，“我自己是很早一批在国内唱流行歌曲的人，别人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是在骂我。”就这样，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我要直接去美国，去流行文化的‘老巢’，去学习流行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1985年，朱明瑛由文化部公派自费赴美学习现代音乐和文化产业。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当然是辛苦的，先是恶补英文、大量听歌，不久后她拿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但在上课的同时还要打工赚钱。尽管如此，朱明瑛依旧觉得如鱼得水，因为她学习到了太多前所未见的知识，听到了很多从未听到过的音乐形式。 　　在美国学习生活四年后，朱明瑛开始有意识地把当地的音乐形式带回中国。1989年至1992年期间，朱明瑛多次回国举办演唱会，1992年6月24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将举行》，称这是“一台展示美国现代音乐盛况”的演唱会，“朱明瑛将带着10位美国表演艺术家登台”。 　　“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向外国学习音乐，心里总觉得外国人好像高人一等，但我出去了之后发现不同文化没有什么高低的区别。”朱明瑛坦承，她举办这个系列音乐会就是想“给中国人争口气”，“我回国办演唱会，由美国艺术家伴奏、伴唱、伴舞，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情结。”朱明瑛记得，由于国内观众太久没见到她了，那次演唱会上演时体育馆内人山人海，台上除了展示美国民间、流行、爵士、摇滚等音乐，还编排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我的祖国》《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中国作品，观众被丰富的艺术形式所震撼。 　　低调创业 为文化产业培养人才 　　现在的朱明瑛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同时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的校长。自打回国，朱明瑛就一直从事文化产业和教育事业，只是她一向低调，很少自我宣传。2011年1月28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名人办艺校如何才靠谱？》报道提及，不少名人办艺校都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朱明瑛没有这样做，她表示自己“不是靠名气吸引人”，更不是借办学校扬名。 　　做教育其实是朱明瑛在出国前就萌生的理想。1985年去美国前，歌唱家王昆曾专门找她谈话，当时有太多留学生一出国就留在国外，王昆怕她也一去不回。朱明瑛笃定回应：“我肯定回来，我要回来办学，我要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在美国读书期间，她不仅每年都会把自己的成绩单寄回东方歌舞团，还常常翻译课本，一本一本地收集资料。等到她回国时，足足收拾出一个集装箱的行李，其中光资料就有13个箱子，总共用了3个月时间海运回国。 　　“在美国我就学习了‘娱乐工业’，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化产业，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我们用得上。”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0年之后，朱明瑛于1995年回国创业，后来创办了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她想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培养人才，为学生提供长期而完整的教育。 　　朱明瑛认为，教育学生重在培养他们的知识结构。“过去学艺术的人培养得太单一了，艺术生只学表演技术，其他方面有一定程度欠缺。”朱明瑛反思着自己这代人接受的艺术教育，而她的留学和工作经历让她知道，要做文化产业，只懂技术不懂法律和经营的人做不好，她想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有人对朱明瑛说：“你为了吃一桌席，又要养猪又要种粮食，等粮食长出来再做菜，太麻烦了。”而朱明瑛一口承认下来：“对，我做教育就是要从零开始，保证最后的成果是好的。” 　　在她看来，这是责任心的问题，“在我这儿的学生，虽然我不能陪他一辈子，但我得为他们的一生打基础。”现在，朱明瑛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年升学季，看到在她这里读书的孩子通过艺术特长考上了清华、北大及知名艺术院校，还有不少去了国外读书，“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事，不是从舞蹈转向唱歌，也不是后来出国，而是为这些孩子创办了学校，这让我又一次找到我人生的意义。” 　　“我唱歌跳舞源于我的爱好，如果不是对艺术的酷爱，我不会成功。但作为事业，它绝不只是一种爱好。”朱明瑛说，当年她跟着东方歌舞团出访，看着当地的外国朋友被她惟妙惟肖的歌舞打动，她突然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深刻意义，这也成为她日后留学和回国创业的初心，“就像一个运动员一定要拿奖牌，一定要看着五星红旗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升起来，因为他争的是国家的光。” ·洪湖浪打，六十载的不变情缘 2019-12-18 16:15:10 　　195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次进京演出，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欣赏过该剧后给予高度评价。多年来，该剧荡气回肠的歌曲、优美动听的旋律激起观众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今年10月5日、6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剧《洪湖赤卫队》再次赴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激荡起首都观众长达数十年的红色情怀。“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经典的旋律再次响起，现场观众产生共鸣，情不自禁地与演员一同合唱。 　　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魅力 　　10月5日晚在京演绎的《洪湖赤卫队》，在现场乐队伴奏下，将西方交响乐与中国戏曲相互交融，以壮阔而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描绘出“千里洪湖、荷田深处”的画面。该剧精良的制作配上唯美的舞台效果，将现代审美理念呈现在经典歌剧中，带来了新颖独特的音乐体验，同时该剧也保留了经典唱段中的情怀和感动。此次演出，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派出豪华阵容——由优秀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马娅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秦德松、湖北省歌剧舞剧院院长卢向荣等领衔主演，他们都曾在舞台上多次演出该剧。 　　大幕拉开，一幅洪湖赤卫队英勇保卫家园、驱逐湖霸的恢弘画卷徐徐展开。全剧分战略转移、奇袭彭府、风云突变、红心向党、坚贞不屈、欢庆胜利6场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与广大百姓亲如一家的鱼水情。特别是剧中《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等脍炙人口的唱段，有的激昂坚定、有的婉转悠扬、有的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动人心弦。 　　60年来，歌剧《洪湖赤卫队》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分别于1978年、1989年、1999年进行3次复排，且在数千场演出中不断打磨出新。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一代代“洪湖人”传承发扬奋斗精神，使其在舞台上更加璀璨夺目，一段段经典旋律人们也是耳熟能详。随着时代进步，《洪湖赤卫队》以崭新的视听形象，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崭新魅力，其演出足迹遍布全国，更登上了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墨尔本演奏厅和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大厅等演出。 　　唤起观众集体记忆 　　在北京的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秦女士是湖北洪湖人，在北京工作10余年，此次她带着妈妈一同前来观演。“演出太难得了！”她说，自己从小就听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长大，听说该剧进京演出的消息后毫不犹豫买了票，“特别是妈妈，来北京陪伴我多年，一直思念家乡，能再次听到乡音，她十分激动。”年过七旬的观众张先生回忆，当年《洪湖赤卫队》来北京演出时，轰动一时，后来也来演过几次，总是一票难求。之后又有了电视剧版，观众喜欢看，可谓经典中的经典。这次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北京一饱眼福，“十分有意义”。 　　《洪湖赤卫队》1989年复排上演时，卢向荣扮演“刘闯”，是“刘闯”的第二代扮演者；1999年第三次复排上演时，他开始扮演“彭霸天”，是“彭霸天”的第三代扮演者。与《洪湖赤卫队》结缘三十载的他，已数不清究竟在舞台上演出该剧多少次。由于年纪渐大，卢向荣已经将“彭霸天”一角传承给了年轻演员。他说：“60年前，我们的前辈首次带着《洪湖赤卫队》来到北京，60年后，我们这一代洪湖人到北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让我们既自豪又忐忑，因为这不仅是传承，更是传递湖北父老乡亲对新中国的深情祝福。” 　　攀“高峰”炼成看家戏 　　在10月6日举行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演60周年专家座谈会上，《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赵忱表示：“无论舞剧还是歌剧，看家戏就是精神坐标，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们在往前奔的时候也要往后看曾经的作品中是不是有‘高峰’，这些作品是怎么炼成的。” 　　“今天的演员怎样像1959年的艺术家一样一上台就感染观众？永葆创作生命力是一个课题。”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认为，现在的演员经过严格训练，在唱功方面有进步，但怎样呈现当时人物的精神气质需要再思考、提炼。剧作家游暐之表示：“老艺术家给我们的触动是，他们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真，后人在看《洪湖赤卫队》《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时，非常投入。革命年代能被历史铭记正得益于这样的好故事、好作品。” 　　评论家居其宏认为：“《洪湖赤卫队》是支撑我念念不忘民族歌剧初心，时刻牢记民族歌剧艺术使命、本体规律、基本经验的一个强大支点和重要论据。如今，歌剧同行在60年之后再看《洪湖赤卫队》、再说《洪湖赤卫队》，再次思考包括《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在内的优秀民族歌剧的创演道路和经验，对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对新一代民族歌剧创演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具有巨大的启蒙、培育价值和指导性意义。” ·聊聊《巴黎圣母院》背后的故事 2019-12-18 16:12:29 　　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史上最卖座音乐剧”以及第一部驻演伦敦西区的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阔别中国17年之后携20周年纪念版重磅回归，开启了在我国14座城市的巡演。近日，作为天津北方演艺集团首个公众开放日系列活动之一，天津演艺网邀请该剧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精心设计的环节、异彩纷呈的分享，带领现场观众走进《巴黎圣母院》背后的艺术世界。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由吕克-普拉蒙东作词，理查德-科西昂特作曲，1998年首演于巴黎议会宫，曾一举创下连续演出130余场的纪录。在全球巡演20年间，该剧共产生过8个国家语言版本。去年底，在巴黎议会宫上演了20周年纪念版演出，而今来到中国巡演的正是这一版本的制作和演出阵容。 　　活动现场，《巴黎圣母院》多位主演与观众亲密互动，并分别演唱了剧中多首知名歌曲。1999年就加入剧组、曾主演英法两大版本的理查德-查尔斯特献唱《大教堂时代》，引来现场阵阵合唱；爱斯梅拉达令人动容的自述《波西米亚少女》则由来自黎巴嫩的花腔女高音希巴-塔瓦吉献唱。最令观众激动的则是圈粉无数的经典歌曲《美人》，这首轰动法国戛纳唱片大展的金曲由饰演卡西莫多的安杰洛-德尔-维奇奥、副主教的扮演者罗贝尔-马里恩以及菲比斯的扮演者杰瑞米-阿梅林共同诠释。 　　互动环节，主演对“天津之眼”摩天轮以及附近的欧式建筑赞不绝口，拉近了与现场市民的距离，紧接着，一段VCR短片则让观众了解到9辆集装箱装载的舞美道具是如何重现500年前的巴黎魅影的。 　　不同于传统音乐剧的创作模式，《巴黎圣母院》是由作曲家先谱曲，再由吕克将原著浓缩融入歌词。正如理查德-查尔斯特所说，出演这部家喻户晓的音乐剧，每位演唱者都会紧张。观众对名曲越熟悉，演员压力就越大。“剧中爱斯梅拉达有一首歌是站在高处演唱，有一定危险，需要演员全神贯注，不能有一丝闪失。”他说。让记者印象颇深的是，活动正式开始前，5位主演不仅每人轮流试麦，还对背景音乐的分贝提出自己的要求，以求达到最佳演出效果，并且在准备间开嗓长达10分钟之久，可见演员对表演的尊重。 　　记者在现场看到，演员安杰洛-德尔-维奇奥本身是个微胖的小伙子，而在饰演卡西莫多时则把瘦骨嶙峋的钟楼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当被问及化妆要多久？他回答：“最少半个小时。尤其是穿上戏服后没办法吃饭。如果一天演两场时，中间要卸妆之后重新再穿一遍。” 　　很多观众不知道，剧中菲比斯的扮演者杰瑞米-阿梅林作为法国音乐剧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演出《巴黎圣母院》之前就已在音乐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第一张爵士专辑在法国卖出25万张，是名副其实的金唱片奖得主。“我是听着《巴黎圣母院》的歌曲长大的，儿时的梦想便是站在舞台上唱剧中的歌。多年前我把自己的原声带寄给制作组，没过几天，制作人给我回电，说作曲家认可我的声音，可以进组参演。那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当被问及更喜欢当歌手还是音乐剧演员时，杰瑞米-阿梅林动情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圣母院》融合古典芭蕾、现代街舞、杂技及极限运动，让整部剧的舞蹈编排充满活力与动感，其中还有不少堪比杂技的惊险场面。 　　享誉世界的《巴黎圣母院》从首演至今已经过去21年，演员有的在舞台上度过生日，台下观众集体唱生日歌；有的在登台前做过手术，也要以最好的状态完成演出。 　　活动最后，出生于1998年的天津青年京剧团花旦演员田苗苗现场带来的京剧选段，让几位主演惊呼过瘾，希巴-塔瓦吉还主动要求现场学习一段念白。“我带来《红娘》选段是别有深意的，希望能够拉近中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田苗苗说。 ·绽放吧 吕梁的孩子 2019-12-18 16:09:29 　　——中央音乐学院走进山西吕梁开展艺术帮扶 　　2017年3月，山西省吕梁市艺术学校给中央音乐学院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山西省吕梁市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革命老区。这里的孩子热爱艺术，但由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器材短缺，他们的艺术梦至今未能圆上。” 　　信寄出不久，吕梁市艺术学校收到了温暖的回音，一信结缘。2018年1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率队来到吕梁，与吕梁市政府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为吕梁的文化建设和艺术教育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孩子们只是缺乏机会 　　吕梁市艺术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许多孩子家里十分困难，但他们排练时那股子执着、刻苦的劲头不输任何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石海彬说。 　　开展帮扶活动以来，中央音乐学院先后派驻优秀师资团队为该校学生开设了唢呐、小提琴、视唱练耳、钢琴、小号等专业课；组织各类艺术辅导60余次；辅助组建百人腰鼓队、百人唢呐队、合唱队、管乐队、舞蹈队等。同时，每年选拔优秀学生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第一批进入附中二胡专业的学生霍垣州说：“对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去的中职学校学生来说，能到北京学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们喜欢音乐，也希望站在舞台中央，但除了理想还有生活。”今年4月，一些即将毕业的艺校学生为养家糊口，不得已放弃艺术理想，转而面试销售、文秘类的工作，让教导他们多年的老师心痛不已。“孩子们都很优秀，他们只是缺乏机会。”吕梁市艺术学校小提琴教师李冲告诉记者。 　　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央音乐学院伸出援手，利用学校的“协奏者”音乐人工智能伴奏系统打造梦想平台。在4月29日的毕业典礼上，吕梁市艺术学校小提琴班学生凌艺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与歌手阿云嘎进行隔空合奏，登上湖南卫视，让毕业生看到了梦想实现的可能。 　　“让贫困地区学子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想要守护每一个来自吕梁的梦想。”“协奏者”音乐人工智能伴奏系统发起人方恒健说。 　　打开老区音乐教师的艺术视野 　　吕梁市山高沟深、贫困面广，全市1632所学校、66万余名在校生中，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就达6.8万人。“教育对每一个吕梁人来说，是最沉甸甸的希望！”吕梁市副市长李俊平说。 　　授之以鱼应与授之以渔相结合。针对吕梁艺术教育的具体情况，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制定了帮扶计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农村中小学师资的短板在于音、体、美教师短缺甚至不合格。为此我们成立了吕梁扶贫专家团队，从培训音乐教师入手，计划用3年时间将全市所有音乐教师培训一次。”俞峰说。 　　帮扶期间，专家团队对全市13个县区的300余名教师开展了多次音乐教学系统培训，涵盖声乐歌剧、钢琴、民乐、管弦等课程，通过大师班、集体课、小组课、一对一等不同授课形式，打开艺术视野，提升吕梁市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新锐的音乐理念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除了把高水准的专业培训送到吕梁，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还组织吕梁市149所中小学的200余名音乐教师赴北京学习。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联合相关出版社，为吕梁的孩子们编制音乐方面的辅助教材，让他们学到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之外的音乐知识。中阳县城南小学音乐老师赵莉娟说：“我们学到很多先进的音乐理念， 也纠正了许多错误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这种更加多元、开放、趣味的授课方式，对今后教学工作的开展、教学方式的选择有极大的帮助。” 　　自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中央音乐学院调动各方资源，先后派出10批次160余名专家师生，为吕梁送去9场讲座、10场演出、专业培训课程100多门次、4场学科建设研讨，并充分利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等手段，极大提升了吕梁市的艺术教育水平。 　　为吕梁文化脱贫注入新活力 　　吕梁人民的需求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时代责任。中央音乐学院对吕梁的帮扶不仅体现在艺术、教育和文化方面，还体现在观念、精神、创新层面，助推吕梁优秀民间艺术走入北京、走向全国。 　　一年多来，中央音乐学院为吕梁演出“中央音乐学院情系吕梁”大型音乐会等6场高水平音乐会，平均两个月一场。与吕梁市艺术学校联合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助力乡村振兴”高雅艺术进基层等义务巡演，惠及民众40万人次，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民众的艺术鉴赏水平。如今，晋绥革命纪念馆、吕梁市文联、吕梁艺术学校、吕梁市教育局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员教育基地、创作采风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学院4名教授被聘为吕梁文化兴市专家（顾问）。 　　“我们创新扶贫模式，动员全院山西籍教师、学生主动为家乡奉献力量，师生积极性高涨，带动了其他教师投身其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贾国平介绍。石海彬是山西阳泉人，他说，自己通过国家的培养一步步从山西走出来，现在能把这些回馈给家乡，很有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对山西吕梁的帮扶，对全国文化界关注吕梁的扶贫事业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艺术类院校，中国文联及下属中国戏剧家协会等文化组织，都对与吕梁的合作产生了浓厚兴趣。牛建党、刘和仁、谢涛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愿意为吕梁的艺术扶贫、文化兴市作出自己的贡献。 ·贠恩凤：“每次唱起这首歌，就看见中央红军真的来了” 2019-12-18 15:59:54 　　10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九重阳-敬老爱老”文艺晚会上，年近八旬的著名歌唱家、原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贠恩凤一袭红色长裙登场，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完，现场观众纷纷高呼：“贠老师，再来一首！” 　　1940年1月，贠恩凤生于西安。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她，从小爱唱歌。11岁时，贠恩凤参加西安市中小学歌咏比赛，时任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工团团长的余景儒当场拍板：“这个女娃娃我们要了！” 　　多年来，贠恩凤演唱的陕北民歌传唱不衰，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我是听着贠老师的歌长大的。她的歌声中饱含着对人民大众真挚的感情，这正是最值得我们年轻一辈学习的。”陕西广播电视民乐团的年轻歌手何子妗说。 　　1965年冬天，贠恩凤在一次为驻京部队演出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对她说，你的名字里有个“恩”，要永远记得人民的恩情。你的民歌唱得很好，以后你要多唱民歌，人民是喜欢民歌的。 　　每当讲起这段往事，贠恩凤总是激动地说：“我的根永远扎在人民中间，这辈子就要为人民歌唱。” 　　据贠恩凤回忆，上世纪70年代，经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富宽、刘烽等人创作，由陕甘民歌改编的红色合唱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与广大观众见面并引起轰动。这首歌曲生动地描绘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淳朴的陕北人民热切欢迎红军的真挚感情。 　　根据歌曲艺术特点以及自身演唱习惯，贠恩凤糅合了自身技法后将这首合唱歌曲改为独唱。从此她延续起同这首红歌将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几十年来，在陕西的高校、厂矿、隧道、部队、农村，都能看见贠恩凤义务演出的身影，红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总是必唱曲目。在修建西康铁路时，贠恩凤两次主动申请到海拔4000多米的秦岭隧道施工现场演唱。当时她的衣服、头发上沾满了灰尘，工人们感动地说：“贠恩凤这样的艺术家才是真的和我们心连心！” 　　看到社会上很多青少年走向歧途，贠恩凤又主动找到共青团西安市委。她被聘为工读学校的辅导老师，连续多年义务教孩子们唱歌。从1991年起连续十几年里，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一，贠恩凤和老伴都会给坚守岗位的人们和服刑人员演出。 　　“是党和人民的培育，才有了我的今天。我心甘情愿一辈子做一个为人民放歌的义务工。”贠恩凤说。 　　“每次唱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我的眼前就真的看见中央红军来了！”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贠恩凤常常严格要求自己，艺术作品要首先感动自己，才能打动观众。“演员站在舞台上面无表情，照本宣科是对艺术的亵渎，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贠恩凤演出时常穿一条红色真丝长裙。知情人透露，这条红裙子已足足穿了14年。据贠恩凤的女儿孙蓓回忆，母亲一直很节俭，哪怕是演出服，也是夏天红裙子冬天红毛衣，被人戏言“老虎下山一张皮”。据了解，贠恩凤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己买布料，然后请街边裁缝铺缝制的，有的衣服已经穿了二三十年。 　　简朴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贠恩凤进行基层义务演出的热情。特别是在2006年退休后，贠恩凤常常同老伴搭档，一人用手风琴伴奏，一人独唱，在社区工厂义务演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熟悉的旋律往往能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2017年夏天，贠恩凤在西安市内社区演出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年观众始终站在台下向她敬礼致意。家人、朋友不止一次地劝她“歇歇吧”，可贠恩凤却说：“我非常幸运能和群众一直在一起，人民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报记者 张哲浩 马荣瑞） ·古典音乐“天团”再登国家大剧院 2019-12-18 14:54:20 　　昨天，代表着古典音乐巅峰水准的乐团——“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音乐总监、指挥大师里卡尔多-夏伊的带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不到10天，大剧院2019“醇-萃古典”系列演出迎来了继伦敦交响乐团之后的又一支“天团”。 　　如今，“季节限定”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古典音乐界同样拥有一支大名鼎鼎的“夏季限定”乐团。每年夏天，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著名乐团的顶级演奏家都会来到瑞士小镇琉森，赶赴琉森音乐节。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暂时放下各自的院团和星光熠熠的头衔，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名义共同演出。 　　两年前的10月，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也曾由夏伊执棒登台国家大剧院，那首层次分明、张力十足的《春之祭》至今仍让不少乐迷回味无穷。 　　这次，乐团带来了拉赫玛尼诺夫的两首作品。音乐会的上半场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平静祥和的主题中开始，青年钢琴家马洛菲耶夫起初显得有些质朴、轻盈，但从音乐进入第一乐章发展部，这位年仅18岁的“小将”爆发出了超乎年龄的成熟乐感和音色控制力，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对抗、缓和都创造了丰富的情感共鸣。 　　下半场，乐团带来了拉赫玛尼诺夫《A小调第三交响曲》。伴着夏伊奔放而精准的引导，乐团把曲目中的戏剧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个声部的表现都堪称无懈可击。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乐团多次致谢，并加演了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选段“提鲍德之死”。期间，夏伊甚至几次收起指挥棒，在台上随着节奏摇晃“起舞”，欣赏着乐团的演奏。而没有了指挥，乐团“挂起自动挡”的演奏依然稳健，弦乐涌动，管乐圆融，水平之高不言而喻。 　　“十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我们惊讶于中国古典音乐市场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活力，这里有最年轻、最好的观众。”琉森音乐节执行与艺术总监迈克尔-海弗里格说，“十年后，一切都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乐团的定音鼓首席雷蒙德-库尔夫斯还发现，中国观众的素养越来越高，“我记得2009年来演出时，还能听到台下有观众在翻找东西，现在，中国观众越来越好。” 　　 ·为劳动者歌 2019-12-18 14:52:04 　　——访歌曲《时代号子》词作者宋小明 　　歌曲《时代号子》是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创作的，在祖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工人群体、劳动者是非常值得去赞美、去为他们而歌的，我们就想做一首能够反映工人阶级，并且是能体现出新时代气质的歌曲”。 　　2018年底，“我们的四十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上，在张英席、薛皓垠两位歌唱家美声唱法的演绎下，《时代号子》首次亮相。紧接着，在201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刘烨、白宇以流行音乐唱法，为全国观众再一次呈现了壮丽火热的劳动场面，新时代劳动人民的力量、热情从旋律中汩汩流出。在今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时代号子》再次出现在了联合军乐团的演奏乐曲中、广场合唱团的歌声里，为阅兵式和游行方队鼓劲儿助威。 　　有了为劳动者而歌的初衷后，词作者宋小明很快就写出了歌词：“一是要把一线工人群体的心情抓住，他们只讲实干，实干出成就”，所以有了口口传唱的“实干才能出成就，谁也别吹牛”这一句词。“二是要抓住他们的语言特色，那就是朴实、精炼、热情。”宋小明回避长句，选择了短小精干的语句，以“5-5-7-5”的句式使整首词铿锵有力，“它是在劳动中唱的，应该以短句为主，因为要发力”。 　　作曲家印青写军队歌曲很有经验，他非常赞同宋小明的“短句阵法”，并为它配上了朗朗上口的旋律，方形成了这首“听两遍就唱得出”“唱出口就有劲儿”的时代力量之歌。 　　“给我的启示是作为艺术家一定要面对生活，面对劳动人民，你才会知道人民的呼唤，你才能体会时代的要求。”宋小明在军工厂做过8年的工人，他说正是这样的经验才使他写得出工人的生活、工人的语言，才能为时代唱出奋斗的热情。 　　（本报记者 李晋荣） ·用声乐展现中轴线之美 2019-12-18 14:46:57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坛、永定门……关注记录北京中轴线的影像和文字数不胜数，但如果要用音乐这种形式来描述呢？昨晚，国家大剧院委约著名作家邹静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和唐建平创作的交响合唱曲目《北京大合唱》在“国家大剧院新作品音乐会”上成功首演。 　　这是第一部以北京命名的大型交响合唱套曲。交响合唱作品《北京大合唱》历时两年创作，由序曲《北京》、第一章《永定门》、第二章《天坛》、第三章《天桥》、第四章《天安门广场》、第五章《钟鼓楼》及尾声《希望北京》组成，展现了古都“龙脉”中轴线上的建筑之美和人文风情。昨晚，指挥家杨洋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与李欣桐、张文沁、孔迪等青年歌唱家共同带来了这部时长90分钟的恢宏作品。 　　“我期望能以展现北京为目的，充分运用人声艺术的丰富手段，不失根本地创作出一部有经典气质的、纵向可穿透时间、横向可走向世界的作品，在大的艺术追求下，不拘一点，以高而阔的视角，构建整部作品。”邹静之说。《北京大合唱》的歌词以北京历史为背景，展现既有黄钟大吕、亦不失市井的风度景象。 　　在音乐上，孟卫东创作的《北京》《永定门》《天坛》《天桥》部分运用了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北京民歌、京剧等曲艺元素，青年歌唱家赵宁、戏曲演员王超以扎实的功底唱出了旋律中浓厚的老北京风味。 　　唐建平创作的《天安门广场》《钟鼓楼》及尾声乐章则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从风云际会的开国大典，到纪念碑前对先烈的缅怀，我想用音乐写出新中国的第一缕朝阳、第一个晨曦。”在表现歌词“时间慢如水”的意境时，两位花腔女高音张文沁、孔迪分别以“嘀”、“嗒”之声演绎，晶莹透彻的高音乐器、木管乐器和花腔的结合描绘出水的明亮。女高音歌唱家李欣桐的独唱将时间的主题升华，表达出对生活、自然及万物的思考和感悟。 　　尾声部分，男高音歌唱家王冲、女中音歌唱家陈冠馥及男中音歌唱家王海涛一齐加入，与管弦乐团、合唱团共同以高昂热忱的旋律描绘出万民欢腾的景象。 ·我在台下为祖国歌唱 2019-12-11 11:41:45 　　大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人民大会堂彩排的过程中，大会堂一楼东西两侧的观众席上，总会有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整齐安坐。这群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是《奋斗吧 中华儿女》中唯一没有走上舞台的演员，却在演出中参与了多个篇章中近10首歌曲的合唱。 　　9月12日下午，彩排即将开始。这是这些孩子们第五次参与彩排。 　　“能够亲身经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与这么多优秀的前辈艺术家一同演出，特别激动，也特别荣幸。”清华附中高一学生吴梦晗感慨道。听说能够成为《奋斗吧，中华儿女》的一分子，吴梦晗的父母把她的兴趣班统统推掉，并全力支持。“参与彩排的整个过程对我而言就已经非常珍贵。每次彩排都是‘生活’在人民大会堂，看着一个个节目打磨、成熟，甚至在人民大会堂吃盒饭的情景都会成为非常特别的回忆。” 清华附中高一学生马启翔说。北京市八一学校初二学生蔡伊涵是同学中的幸运儿，她说：“去年我参加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当时是在台上合唱《我们的道路》。连续两年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我真的非常幸运、幸福。” 　　这群没有站在舞台上演出的孩子，言语之间却始终透露着骄傲与激动。他们大部分是第一次参与这种重量级的演出。“能参与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大家都觉得特别光荣，报名特别踊跃，家长也非常支持。”八一学校领队老师张萍萍说。 　　这群“00后”的孩子们对要演唱的革命歌曲并不陌生，《东方红》《长江之歌》《英雄赞歌》都是他们口中的经典。“外公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小时候他时常给我讲起他和祖爷爷的故事。”八一学校初二学生孟君健坦言，通过这个舞台，自己越发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史诗般征程的不易。 　　与孟君健相比，今年9月1日刚从清华附中文安驿学校转到北京校区读高一的张元之距离革命历史的距离更近。文安驿镇是革命老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我们参与演唱的歌，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战争年代的故事也常常听老人们讲起。我二爷爷就是红军，还曾在抗日战场上负过伤。这些都让我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说。 　　与这个舞台有着特殊情感牵连的，还有清华附中的两位领队老师。清华附中领队老师鞠红的父亲鞠真曾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指挥之一。“我家两代人参与了两台意义重大的文艺演出，让我觉得人生都有了特别的意义。”鞠红说。另一位领队老师高山曾经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演员。“能成为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参与者，为祖国母亲献礼，我倍感荣幸！”高山说。 　　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孩子们承受的压力也不小。“我们现在已经把自习室搬到人民大会堂了。”马启翔笑着对记者说。为了把参加排练而耽误下的课程补回来，孩子们自发带着课本和作业来到人民大会堂，利用彩排休息的每分每秒追赶落下的功课。 　　“我觉得《赤子》超好听！”“《渡江》那个节目最震撼了！”“《强军之歌》太能彰显军威了！”说起演出，孩子们瞬间激动了起来。“经过多天的排练，几乎每首歌我都能唱下来。”孟君健说。“现在，演员一开口，我们都能说出他们的台词来。” 马启翔一边说一边煞有介事地念起了《共和国之恋》的台词。“节目将书本上的历史知识可视化地呈现在舞台上，让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历史的内涵和意义。”八一学校高一学生于鼎龙觉得自己收获满满。从这些节目中，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祖国的过去，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祖国的发展变化，对祖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采访结束，指挥棒起，孩子们整齐地站立在观众席的两端。面前没有观众，甚至没有收音的麦克风，他们心中为祖国歌唱的声音却好像响彻了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 　　“我深爱着我的祖国。现在，我爱得更加深沉，更加理解我们肩上的这份责任，更找到了发愤图强的原动力。”八一学校高一学生陆禹翮的话斩钉截铁，“再过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也是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了。回望这次经历，我一定会感慨良多。” ·她把自己藏在音乐的背后 2019-12-11 11:37:50 　　零下20摄氏度的巴赫暖了手也暖了心 　　许多人了解朱晓玫，都是从她弹的巴赫作品开始的。70岁的她，已经在全世界近600场音乐会中演奏过巴赫的作品。 　　朱晓玫对巴赫，可谓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岁时，朱晓玫就与巴赫结缘，说不清为什么，只要一弹巴赫作品，她就觉得很高兴，充满力量。一天练8个小时的琴，弹到没力气的时候，觉得很枯燥的时候，她就会练巴赫作品。 　　1966年，17岁的朱晓玫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场。没有钢琴弹，她实在受不了，写信向母亲倾诉。两个多月后，一架钢琴和一车煤炭一起被运到了农场。朱晓玫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兴奋地打开琴盖，却弹不出任何声音。由于长途颠簸，钢丝全断了，她想方设法从工厂里找来了不同粗细的钢丝，自己修好了钢琴。 　　张家口的冬天，零下20摄氏度，滴水成冰。朱晓玫想起了老师潘一鸣的话，练习钢琴最好的方法不是敲打钢琴，而是弹巴赫的赋格作品，因为弹这些作品的时候，要用一只手发出4只手甚至5只手的声音。从此，她每天弹巴赫作品，暖了手，也暖了心。 　　1980年，朱晓玫赴美国留学，她身上只有20美元，好不容易找到容身之处，从事音乐的房东却不准她在家里弹琴。朱晓玫突然想起有关巴赫的故事：俄国驻德国德累斯顿的大使患上了失眠症，请演奏家哥德堡找巴赫写一些曲子，好让自己在失眠时消磨长夜。这位大使是巴赫的老友，哥德堡又是巴赫的学生。这部作品便是后来的《哥德堡变奏曲》。 　　既然这首作品能让人平静，为什么不试着弹一下？朱晓玫小心翼翼地在屋子里弹《哥德堡变奏曲》。房东不仅没有再阻止她，竟然还送了一本书给她，里面论述了如何弹好巴赫作品中的装饰音。 　　45岁那年，朱晓玫第一次在法国公开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大获成功。法国媒体用“纯净无邪”来评价她的演奏。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在全世界39个国家的250多场音乐会上演奏过《哥德堡变奏曲》。她去医院弹给病人听，甚至还试着在监狱里弹奏。“巴赫的音乐不仅能使我的心灵获得平静，也能够帮助那些经历病痛的人。”朱晓玫说。 　　中国人为什么容易听懂巴赫 　　70岁的朱晓玫每天7点钟起床，打坐、吃早饭，然后练4个小时的钢琴，《哥德堡变奏曲》是必弹的。40年来，这部作品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郑板桥痴迷画竹40年，他曾说：画到生时是熟时，画到熟时是生时。朱晓玫也常常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不会弹了，其实正是在进步。有时候觉得自己弹得很好，恰恰是在退步。弹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索。” 　　她坚持用最朴素的方式弹琴，巴赫的谱子上没有表情记号，她的演奏也没有刻意的渐强或渐弱，她不用任何花哨的技巧，坚持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 　　很多西方听众好奇，来自中国的朱晓玫为何能把巴赫弹得这样细腻纯粹。朱晓玫告诉他们，中国人恰恰是最容易弹好巴赫，也是最容易听懂巴赫的。中国道家哲学里最高的境界是宁静，巴赫的作品中就有一种宁静的喜悦，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戏剧冲突，于平静中蕴藏着深沉的力量。在多声部的复调音乐里，不同声部在一起，非常和谐。 　　老子曰“上善若水”，巧的是，巴赫的名字在德语中正是“溪水”的意思，他的音乐如流水一般不舍昼夜，宁静地流淌。老子曰“大音希声”，在《哥德堡变奏曲》中，音乐的基础并不是高声部的旋律，而是低声部的线条，而有些低音，一般人难以听到。“当音乐与哲学达到最高境界时，是相通的，是没有国界的。”朱晓玫说。 　　巴赫去世后，长眠于德国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2014年6月21日，朱晓玫应邀在那里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她是第一位在巴赫墓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在巴赫的墓前与他对话，弹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知道巴赫就在我旁边。中国人总会到亲人的墓前讲一段话，甚至哭一哭。我跟巴赫说，你不认识中国人，但是我们中国人热爱你的作品。” 　　“我祈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朱晓玫努力地把自己藏起来，藏在音乐的后面，做作曲家的“仆人”。她试图在演奏中忘掉自己，把音乐纯粹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我希望观众在听完我的演奏会后，不记得是谁演奏的，而只记得是谁作的曲子。” 　　在全世界弹过600多场巴赫作品的朱晓玫，唯有两次，忘记了观众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演奏，进入了她所追求的最高演奏境界。“我经常在心里祈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那种感觉。其中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场地的问题，有时候是观众的问题。”朱晓玫感叹。 　　在美国求学时，有一堂课令朱晓玫终生难忘，她刚刚弹了五分钟，就被老师打断：“你可以回去了，好好研究谱子。如果你连谱子都没有好好看，我没有办法教你。”朱晓玫清楚地记得，那堂课要100美元。而她当时做清洁工的工资是一小时5美元，工作整整20个小时换来的一堂课，上了5分钟就被老师请回去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教给我的不是怎么弹的问题，而是面对艺术的态度，不能投机取巧、走捷径。” 　　有一次，朱晓玫和老师一起听音乐会，台上音乐家的演奏技术十分精湛，简直像机器一样分毫不差。朱晓玫感叹：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福气，不会拥有这样炫丽的技巧。老师却说，我也没有他那样的技巧，但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觉得我可能比他幸福，因为我演奏的是音乐，而最好的音乐是能打动人的，而不只是让人兴奋的。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晓玫，她从此慢慢地走上了一条独特又寂寞的艺术之路，她不追求极致的技巧，排斥哗众取宠，她一心追求的是如何用音乐打动人心。 　　朱晓玫的生活至今还非常简朴，即便早已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她依旧日复一日地隐居在塞纳河边的小公寓里练琴，不喜欢接受采访，乐迷们找她签字留影，令她苦不堪言。直到不久前，她才迫不得已开始使用手机。她怕外界的喧嚣会令自己失去原本很朴素的东西。有人称她是苦行僧，她却说：“幸亏我吃过苦，正因为吃了这些苦，才促成了我对音乐的感觉。当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尝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带给我的快乐。” 　　延伸阅读 　　朱晓玫谈《哥德堡变奏曲》 　　《哥德堡变奏曲》是德国作曲家巴赫晚期的一部羽管键琴作品，曾被人喻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也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恢宏的一首变奏曲。 　　我经常开玩笑说，这部作品是应该在药店里卖的，因为它能让人找到平衡、舒畅和安宁的感觉，而不是让人睡觉。对我来说，如何才能不让人睡觉呢？我永远记住每段变奏都是古代的舞曲，都要有自己的性格，绝不能千篇一律，而且注意每段舞曲之间如何衔接，时间留白多长，会让人一直渴望听下去。 　　这部作品共分32段，有主题、30段变奏和主题重现。30段变奏好像是我人生的30个章节，我人生的各种经历都能在里面找到。 　　我经过多年的思考、揣摩和现场演奏，将30段变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到变奏24；第二部分，变奏25；第三部分，变奏26到主题重现。 　　变奏13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的旋律简单而感人，甚至想把它无限制地重复下去。 　　很多人认为变奏25是最重要的，很感人，有很多不和谐的音程，非常现代，很浪漫。有人觉得它很像肖邦。我演奏的时候，总会想到耶稣被彼得背叛的故事，耶稣去世后，彼得痛哭不止。巴赫在《马太受难曲》里有一段哭腔，我觉得和这段很像，也让我想到京剧里的哭腔。 　　《哥德堡变奏曲》已有100多个录音。巴赫不会想到，近300年后，一位中国钢琴家也会用毕生精力演奏它。当年，凯塞林克大使用一只装满100枚金路易的金杯酬谢巴赫，这也是巴赫获得的最大一笔酬劳。今天，它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它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斜杠青年”执掌音乐节 2019-12-11 11:34:55 　　对谈嘉宾 邹爽（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对谈记者 高倩 　　2018年6月26日，著名指挥家余隆宣布辞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专职艺术委员会主席，二十年来从未轮换过的艺术总监一职交到了时任联合节目总监的邹爽手中。从2012年起，邹爽开始参与音乐节的艺术创作，2016年正式加入音乐节。用余隆的话来说，几年来，邹爽和她的“新锐单元”像“风一样改变了音乐节的思维”：看歌剧何必正襟危坐？你可以拿着“份子钱”，化身宾客参加一场热闹的婚礼（歌剧《奥菲欧》），也可以跟随“小狐狸”在城市的夜色中奔跑冒险（歌剧《小狐狸》）。今年，音乐节又把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搬到长城脚下，最前沿的VR技术也将为观众带来全然不同的音乐体验。在她的手中，古典音乐总能玩出新的花样。 　　邹爽对“新锐”的关注，与她的成长和求学经历相关。邹爽在音乐世家长大，留学英国时，读过商科，学过电影，做过歌剧的多媒体设计，更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导演。与许多“80后”一样，邹爽自称“斜杠青年”，“总是学着这个又干那个，不管什么都想尝试。”在这个层面上，引领风潮二十余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选择邹爽，并不是偶然。 　　艺术总监并不一定是音乐家 　　记者：您接任艺术总监有一年时间了，各方面的感受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邹爽：各方面步入正轨了，跟团队的互动、合作都更熟悉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之前，我以为这一年中的困难会特别多，因为音乐节的时间不长，场地也有限，要最大化地去做很多很多的节目，这么多的演出，怎么往里塞？另外，别看音乐会就用几个灯，背后整个搭建的流程非常复杂。音乐节的团队不是制作公司，我们的合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每年各个项目都像码棋子一样，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艺术总监”的职位很高，但做的都是脚踏实地的事。像10月4日在水关长城策划的《追梦-长城夜》露天音乐会，从夜里演到黎明。除了考虑天气因素，现场的秩序和舒适度也是关注重点，这些都需要不断和各方沟通。我觉得这比拍电影还难。 　　记者：曾经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最好应该科班出身，尤其考虑到前任总监余隆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对这种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邹爽：我代表的只是音乐节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时代，十年后会有新的艺术总监到来，也许那个总监是科班出身。余隆指挥是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是一个“斜杠”导演，他把接力棒交给了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适合音乐节现在需要达到的目标，既要传承音乐节的精神，又要保证节目的质量，同时，还要往多元化走。关注到音乐节的这部分观众很多是“文艺青年”，兴趣不仅仅是古典音乐，他们还会同时关注戏剧、电影、当代艺术等等。他们的期待是，音乐节还能拿出什么新鲜的东西。 　　到底该怎么走？肯定不可能让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来接手。我很幸运，自己有音乐素养的基础，只是音乐不是我的专业而已。导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艺术行当，永远需要从全局考虑，这和做艺术总监不冲突。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并不一定是音乐家，国际上也是这样。我有商科的背景，更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跑来搞文化？难道经济学院出来的人都要去做银行家吗？也许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成见。实际上，我没有从观众那里得到任何类似的反馈，可能有些“学术派”会有这样的考虑。 　　“新锐”不等于“非主流” 　　记者：您为音乐节带来的最亮眼、也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改变就是“新锐单元”，最初为什么会想要把各种“浸没式”体验、VR等等这些新锐元素带到古典音乐里来呢？ 　　邹爽：首先，它们都来自古典音乐，要么是改编，要么是古典题材的新委约。像2017年伦敦寂静歌剧团带来的“浸没式”雅纳切克歌剧《小狐狸》，不仅完全没有失去古典音乐的基因，而且城市中拟人的叙事又让它有了新的魅力。《小狐狸》在英国的一个桥洞下演出时，我旁边坐的就是皇家歌剧院的总监。不只是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仅仅是引进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的大歌剧，观众永远都会是“到此一游”的心态。这些作品当然也很必要，观众需要原汁原味，他们的心里要有一个标准，知道大制作是什么样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买张票出国看。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看待古典音乐有不同的角度，不要看到古典音乐就觉得它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现在古典音乐在国外的发展更加局限，那是他们的传统，反对创新的人更多，保守是根深蒂固的，相反，我们既能接受他们的传统，也能接受新的尝试。我最不支持“走路还没学会，先别跑”的观点，我认为有天赋的话就可以跑，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基本功，能和国际上的年轻人进行对话。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猎奇”，不是因为国内观众没见过才引进，而是它在国外也处于一种萌发的趋势。这种联动，也让国外关注新浪潮的古典音乐机构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甚至比他们还要超前，敢做，也有力度。 　　记者：这些先锋的尝试会不会让音乐节趋于小众？ 　　邹爽：今年新锐，明年可能就变成传统，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知了，就不再是小众的东西。所谓的“新锐”，并不表示它“非主流”，这种现象很难得，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我们的好奇心很强，有什么事儿，一下子就能“繁衍”出很大的讨论度，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做浸没式、体验式戏剧，也有很多人开始用“音乐剧场”、“朗诵诗剧场”这样的概念和名字。这种“跟风”是好事，大家意识到，剧和音乐都可以是多元的。 　　记者：您对音乐节的未来有没有什么设想？ 　　邹爽：我希望以后的音乐节能更有狂欢节的感觉，让古典音乐真正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让大家去“庆祝”古典音乐。所谓的“庆祝”，不是那种正襟端坐的鸡尾酒会，而是带着城市气质的。我非常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10月都能带来2008年奥运那样的氛围，跨国界、跨文化，所有人都觉得北京是制高点，都愿意到这里来，跟这座城市互动。北京有这样一种气质，平时不吭声，但不管谁来我们家，都能展现出热情和包容的国际范儿。 　　“中国概念”不再限于符号化 　　记者：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音乐节为推荐中国音乐家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年又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邹爽：音乐节主打的“中国概念”是不变的。音乐节上个20年里，陈其钢、谭盾这些大师充分地发光发热，带动了很多的新现象，现在到了传承和发现新人的时候。今年我们选择了周天、杜韵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准80”，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是我的同龄人。 　　关注周天和杜韵，首先是发现了他们的成绩，他们是完全的学院派出身，从中国到国外留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周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乐队协奏曲》和许多委约作品都非常出色，在国际上，他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的华人。杜韵不仅是独立作曲家，也是当代艺术节的顾问和艺术总监，是个跨界的奇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天使之骨》正在纽约的小剧场里演出。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都是提前很早安排演出计划，《天使之骨》当时没能马上到北京来。一年后，《天使之骨》做成了大舞台的版本，拿到了普利策大奖。我很自豪的是，在普利策奖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作品，这说明我们的角度和世界同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 　　我们想让北京的观众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成为了新的浪潮。他们没有特意去做中国题材，没有特意通过戏曲这些传统元素让外国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他们完全是在国际主流的语境里，靠作品一点点打拼出来。闯荡美国音乐圈时，他们在拼命地展示新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中国声音：我的作品是好作品，而我就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可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功夫、熊猫、《牡丹亭》这些符号，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先开始关注东方的美学，但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还停留在这些符号上。 　　记者：总的来说，在每年这么大体量的演出市场里，观众们听到年轻作曲家新作品的机会还是很有限的，“年轻人出不来”是大家一直担心的问题，对此，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邹爽：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学生作品都去一线平台演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不够成熟，但不能因此断了年轻人的创作。我们要不停地委约，让他们不停地创作，或者提供让这些作曲家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不能让真正想进行古典音乐创作的人离开。还有一点很重要，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一直在做“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只有认识跟上来了，观众们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里。 　　从青年作曲家自己来看，我觉得所有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声音。在技术和素养上，中国读音乐的孩子绝对不比国外的同龄人差，国外从研究生开始才有作曲系，但他们从小就学。我们的年轻人应该视野更开阔，跳出专业的局限，真正把音乐当作对生活、对社会的表达。如果仅仅想做一部技术上的好作品，却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那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哪怕你的作品只打动了一个人，那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 ·聆听70年中国交响的时代轰鸣和生命感悟 2019-12-11 11:32:13 　　朱践耳《节日序曲》、贺绿汀《晚会》《森吉德玛》、丁善德《长征交响曲》……一曲曲彪炳史册的佳作，在著名指挥家陈燮阳的棒下流淌而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交响乐作品展演”昨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那些早已飞入千家万户、镌刻在无数乐迷心头的经典，再次赢得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70年来，200余位中国作曲家奉献了数以千计的交响乐作品，其中有诸多优秀创作与新中国同生共长，它们的旋律里交织着中国人民奋力向上的努力。如今这些音符历经岁月洗礼愈加璀璨，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中国作曲家在过去70年中殚精竭虑创作了不同类型的交响作品，既是几代音乐工作者发自心底最质朴、最赤诚的呼唤，又是亿万中华儿女心灵成长史最生动、最忠实的记录；既是古老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赤诚向往，又是神州大地黄钟大吕的时代强音。”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部部富有深厚人文情怀与传统意识的交响乐作品，不仅反映了人民时代情感与民族精神风貌，更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的伟大乐章。 　　新中国成立后，音符记录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 　　为展示70年来中国交响乐的创作成果，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共同策划了昨晚的展演。同时，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交响乐团联合打造的《中国交响70年》典藏版近日在上海首发。这是中国首套采用编年体形式编辑出版的交响乐音像制品，精选了1949年至2019年中国作曲家的70部交响乐力作。 　　新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取得的成就，是这一伟大时代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力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馆长杨燕迪举例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全社会欣欣向荣的乐观情志，从刘铁山、茅沅《瑶族舞曲》（1952）、施咏康《黄鹤的故事》（1955）、李焕之《春节序曲》（1956）等此时的代表作中得到清晰展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汇往往直接选用中国本土民歌、舞蹈或戏曲音调，而和声与乐队写作上又参照欧洲19世纪中后叶的“民族乐派”笔法，由此达成“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情趣。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催生了何占豪与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的传奇——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潮与里程碑，它将中国的民间爱情传奇、地道的江南音调与外来的协奏曲样式和交响叙述完美融合，成就了此曲60年来经久不衰的公认地位。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叶，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多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旨，于是诞生了以瞿维《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王云阶《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1959）、丁善德《长征交响曲》（1963）等为代表的大型交响乐作品。学者认为，这类作品中最成功者当推吕其明《红旗颂》（1965）。这首管弦乐序曲的主题旋律具有磅礴大气的性格，据此该作成为党旗的音响符号与代言象征，其感召力迄今不减当年。 　　交响乐被公认为是音乐中大型器乐体裁的标志性品种，不仅是作曲家创作功力的集中展现，更是各国音乐家体现各自历史文化和独特民族情怀的重要载体。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交响乐70年来奏响的不仅仅是音符本身，还能听到无数中国人所经历的时代轰鸣与生命感应。 　　改革开放以来，写就中国交响乐发展“急板”乐章 　　新中国成立70年见证了“交响人”的赤子之心。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作曲家与海内外华人创作了诸多价值多元、技法新潮的作品。其中，丁善德、朱践耳、罗忠镕、杜鸣心、郭祖荣等前辈作曲家老当益壮。比如朱践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深刻文化思考和崭新音乐语言，创作出《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等11部交响曲及其他类型的交响力作。 　　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并具备扎实传统写作功力的作曲家，王西麟、金湘、刘敦南、杨立青、金复载、陆在易、鲍元恺、赵季平等在40余年的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较为悦耳而有自然乐感的写作路线，另一方面适当吸纳现当代创新音响技法，从而诞生诸多优秀作品。其中代表作有刘敦南色彩斑斓的钢琴协奏曲《山林》（1979）、陆在易真挚感人而笔法细腻的交响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1993）、赵季平结合民间曲调和乐队手法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2007）等等。 　　更年轻的50后、60后乃至70后作曲家，则属于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他们的交响乐创作也带着鲜明的特定印迹——这批作曲家人数更庞大，国际视野更明显，对如何在音乐中体现中国精髓和中国性格也持有更多样和多元的观念。陈其钢《蝶恋花》（2001）、谭盾《三个音的交响诗》（2011）、周龙《山海经交响曲》（2019）等作曲家均活跃在海外但根系中国。而中国当下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如叶小钢交响组曲《咏-别》（2018）、郭文景笛子协奏曲《愁空山》《野火》（1995/2010）、温德青唢呐协奏曲《痕迹之四》（2003）、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凤》（2010）等均以各自角度继续探索和深化交响乐的“中国化”课题。 　　如今音乐界人士正欣喜地看到，梁雷、赵麟、周天等更为年轻的名字频频亮相国际舞台，这些作曲家是中国交响乐的明天和希望。带着新时代“交响人”的赤子之心与共同努力，中国交响乐将在发展的“急板”乐章中，面向世界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血浓于水的亲情之波 2019-12-11 11:29:26 　　——歌曲《鼓浪屿之波》诞生记 　　厦门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多见白鹭翩翩飞翔，故称鹭岛。鹭岛之外有个“卫星岛”叫鼓浪屿，与金门隔海相望。近40年来，一首《鼓浪屿之波》传唱海内外。那微波起伏的曲调深情动人，诗意浓郁的歌词拨动多少思乡者的心弦，更唱出祈盼祖国统一的两岸人民心声。 　　“思乡水鼓动波浪” 　　据记载，鼓浪屿呈椭圆形，四周遍布沙滩，故初名为“圆沙洲”。该岛西南角海边有两块交叠的岩石，在海水侵蚀下出现一洞，每逢潮涨潮涌，浪拍岩石，发出擂鼓之声，便有了“鼓浪石”之名。明朝始将圆沙洲改为鼓浪屿。鼓浪屿最高处是日光岩，原名“晃岩”。明末为了收复被荷兰侵占的台湾，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设水操台，训练水师。他登高眺望，赞其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另一说为吉林图们的日光山），便将“晃”字拆为二字，于是有了“日光岩”之称。鼓浪屿因郑成功的历史功绩而名扬四海，成为一个独特的“英雄”与“思乡”融合的民族文化地理符号。 　　1981年12月，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福建省委对台办、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等联合组织音乐采风创作活动。福建省内外14位词曲作家到平潭、晋江、惠安崇武、厦门等地体验福建沿海区域地方文化，创作了百余首台湾题材的歌曲。曲作者钟立民，词作者张藜、张红曙也参加了此次采风。在鼓浪屿，词曲作者3人共同登上日光岩，获取直接感受，在各自的灵感涌动之中创作了《鼓浪屿之波》。 　　钟立民是江西南昌人，对台湾民歌民谣情有独钟，爱听鹭岛群众诉说台湾亲人的故事，也爱听《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亲身感受海峡两岸特有的闽南音乐风韵，为歌曲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一年，55岁的钟立民第三次来到厦门。住在鼓浪屿的日子里，他听着浪花拍打沙滩礁石的声音，波涛般的旋律油然而生。除了《鼓浪屿之波》之外，他还创作了同类题材的作品《我爱鼓浪屿》《鼓浪屿之恋》《啊，鼓浪屿》《集美学村的灯火》《厦门为什么这样美》《凤凰花开》等。 　　张藜是辽宁大连人，《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我和我的祖国》《山不转水转》等都是他作词的歌曲。当年，他为钟立民的曲调填词，也是从鼓浪屿的波涛声中获得灵感。当时他跟一位室友同屋而眠，夜里被室友的鼾声影响得难以入眠。自然界海浪拍击声与人类的鼾声形成奇异的交响，更有钟立民优美曲调的诱发，加上白天日光岩的登高眺望的体验，成就了《鼓浪屿之波》的诗意词句。 　　张藜创设了一个台胞登上日光岩极目海峡东岸，思恋家乡的情境。“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通过写景进而抒情，“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词曲结合形成了盼团圆、盼统一的完整作品；它就像满载亲情的航船，很快就驶入海峡两岸千万同胞的内心深处。 　　张红曙是原济南军区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艺术指导。他对张藜初填的《鼓浪屿之波》歌词提出一些改进意见被采纳，遂成合作填词的作者之一。 　　这3位词曲作家都不是厦门人，却能写出闽南风韵浓厚的感人歌曲，因为他们和祖国大江南北的人们一样，具有祈盼台湾回归的共同心愿。 　　从“和弦外音”到吉尼斯纪录 　　那次采风，厦门歌手鲁帆负责接待第一次见面的钟立民等词曲作家，带他们逛鼓浪屿，爬日光岩，也为采风团搜集台湾歌曲。次年，鲁帆收到钟立民的一封信，附带一页歌谱。作曲家请他试唱《鼓浪屿之波》并提意见。 　　1982年1月20日，在北京举办“海峡之声音乐会——献给台湾同胞的歌”，李光羲首唱《鼓浪屿之波》。据厦门词家朱家麒回忆，钟立民曾对他说，李光羲在演唱的时候，有听众说“难听”。可见当时还有人不习惯改革开放初期从刚硬乐风向柔美曲韵转变的审美趣味。当然这仅仅是微弱的“和弦外音”。这首心随波涌的歌曲很快就广为流传。 　　1983年，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演唱《鼓浪屿之波》，歌曲获国家新歌评选优秀作品奖。 　　1984年，张暴默在央视春晚演唱，马上产生广泛影响。 　　1987年，女高音殷秀梅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鼓浪屿之波》。 　　1988年，歌曲获厦门市政府颁发的首届文学奖特别荣誉奖。 　　1991年，殷秀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节目中演唱，再次向海峡东岸送去深深的情谊。 　　1998年9月，《鼓浪屿之波》乐谱被镌刻在厦门国际马拉松赛道环岛路上，成为独特的音乐雕塑。它有247.59米长，被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 　　《鼓浪屿之波》频繁出现在厦门航空公司的航班，被用于厦门海关的钟楼报时，以及当地各种节庆、仪式等活动中。它被改编为合唱、钢琴曲等，还出现京剧版等新形式，在祖国各地传播。多少人被它吸引而来到厦门，来到鼓浪屿，站在日光岩眺望海峡对岸。这首歌唱出两岸人民统一祖国的共同心声，也给厦门带来各种物质与精神的交流。 　　“逆向抒写”与“正向抒情” 　　不少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分析过《鼓浪屿之波》的词曲特点，阐释过歌曲的意义。从众多评论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意见都充分肯定歌曲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时代意义。再现性单二部曲式结构的旋律优美动听，海峡音韵浓郁，这一点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但也有一些同行认为这首歌曲的歌词采取的是“逆向抒写”，即台胞在鼓浪屿抒发对家乡台湾的思恋之情，而不是大陆同胞呼唤台湾回归祖国的热盼心声，在祖国统一的主题领域还有提升的空间。 　　于是出现了若干重新填词的事例。这些新词都是“正向抒写”，有的新词还得到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但是，不赞成新词的同行指出，新词存在语言声调与旋律音调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一首歌是否被社会接受并传唱，关键在于广大受众的认同。从实际情况看，《鼓浪屿之波》的原作还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并在几代人中原样流传。从学理上看，歌词原作的抒写角度跟作者填词时的境遇和身心状态密切相关。词作者作为外乡人来到鼓浪屿，站在日光岩上，很自然地以“人在异乡为异客”为角度来构思歌词内容；日光岩上鸟瞰海岛美景，显然又乐于融入当地，乐于以异乡为家乡。夜里听涛起意，便成就了“逆向书写”方式的“正向抒情”。台胞从台湾来到大陆，已经绑定了一根由海东到海西的绳索；在大陆思乡，又绑定一根由海西到海东的绳索。这两根绳索就像结实的纤绳，将大陆和台湾紧紧拉在一起。这使表面柔美的《鼓浪屿之波》具有内在的张力。 　　台湾和大陆分离了70年，《鼓浪屿之波》歌唱了近40年。今天，这首歌在新时代中获得新意义。它将继续唱出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两岸人民祈盼团圆的心声随着波涛一起脉动，深沉而又有力。 　　鼓浪屿之波，亲情之波。 　　（作者：宋瑾，系福州大学讲座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用音舞诗画表达各族人民一心向党的质朴情怀 2019-12-11 11:20:00 　　——专访《深情的礼赞》总导演邓兰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原创大型音舞诗画《深情的礼赞》日前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整台演出包括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等多个民族的20余个节目，通过音乐、舞蹈、诗朗诵、情景剧等形式，讴歌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表达了各族人民一心向党的质朴情怀和对祖国的祝福。日前，本报记者对大型音舞诗画《深情的礼赞》总导演邓兰英进行了专访。 　　《深情的礼赞》通过《新天地》《春风起》《看今朝》三个篇章，串联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讲述发生在各民族历史上的感人故事，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生活、交通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整台演出的20余个节目，包括藏族男子群舞《翻身农奴把歌唱》、维吾尔族表演唱《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布依族民歌《好花红》、配乐情景剧《难忘的岁月》、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歌舞《神奇的西部》、合唱《领路人》、回族男子舞蹈《幸福生活乐呵呵》、苗族情景表演唱《十八洞今天变了样》、蒙古族歌舞《珍贵的信》、哈尼族情景歌舞《乐作》等。其中，配乐情景剧《难忘的岁月》，选用《梦中的额吉》《克拉玛依之歌》和《草原晨曲》等歌曲的音乐，演员们用情景表演的方式，回顾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的巨大贡献。 　　“用歌舞的形式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民族的发展史，对我们来说难度很大，后来我们就坚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以民族团结为主线。比如第一篇章《新天地》，我们从音乐入手，选择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表达各民族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党的关怀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翻身当家作主人。”邓兰英对记者说，这一篇章中的维吾尔族表演唱《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创作者们将这首经典老歌重新填了词，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朴实可爱的新疆大叔形象，他要骑着毛驴从吐鲁番去北京，为毛主席送礼物。邓兰英说，“库尔班大叔不知道吐鲁番距离北京有多远，但这种真挚的感情很让人感动。” 　　《深情的礼赞》中，有一部分节目是对经典作品的改编。比如藏族男子群舞《翻身农奴把歌唱》。“这本来是才旦卓玛演唱的一首歌，如果在这场演出中仅仅是演唱这首歌，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所以我们把它改编成一个男子群舞，并在大屏幕上播放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画面。”邓兰英说，“当我们觉得用歌、用舞蹈，都还不够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就借助于诗歌、借助于画面，借助于老照片和影像资料，也因此这台演出被定位为‘音舞诗画’。” 　　在第二篇章中，有另外一首改编作品——情景舞蹈《希望的田野上》。节目选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音乐，用情景表演的方式，讲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的故事，并以女子群舞的形式展现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邓兰英说，“以往对《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的演绎，多以麦浪滚滚、田园果实累累的丰收景象来表达，我们这次想做的，是人们内心的变化和对未来的期盼。恢复高考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能考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就是他们的理想。我们用孩子们身上的青春气息，来表达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思想和精神状态上的变化。” 　　舞台上，穿黑色壮族服饰的女演员们一字排开，弹起她们手中的乐器，齐声唱出一首《幸福山歌绕满坡》。这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在这台演出中的多个原创作品之一，演员们手中的乐器，是壮族的一个分支——黑衣壮的乐器天琴。“天琴这种乐器只有两根弦，音域很窄，但弹起来悠悠扬扬的声音很好听。我们通过这个乐器来表达壮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歌唱。”邓兰英介绍，这首歌的词曲都是新创作的，为此词作者还特意研究了黑衣壮的人们说话时的发音方法。 　　“我们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离不开民间艺术的土壤。每次我们去外地巡演，到了一个地方，最渴望的就是到田间地头，欣赏那些当地人表演的民间音乐和舞蹈。”邓兰英说，哈尼族情景歌舞《乐作》，就是来源于哈尼族的一种舞蹈，人们在田间地头劳作时，会手拉手跳起舞来，当地的男女老少都会跳。 　　这次《深情的礼赞》的演出，中央民族歌舞团还特意邀请了云南普洱市宁洱、江城、墨江三个县的19位原生态演员，登上北京民族剧院的舞台，和专业演员一起演出哈尼族情景歌舞《乐作》。“这些原生态演员们来北京路途艰辛，先从县里坐汽车到普洱市，再从普洱市坐汽车到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来北京。能来北京演出他们也很激动，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团里还带他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去参观鸟巢。”邓兰英说，“中央民族歌舞团没有理由不去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地区好的歌舞，并使北京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些原生态演员最质朴的表演。” ·以音乐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的故事 2019-12-11 11:14:4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唱片集团成立70周年，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策划编录的《乐颂中国》音乐精品集近日在京首发。这套音乐精品集共10张CD，汇集了116首中国音乐、戏曲、曲艺佳作，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 　　“1979年，我初次听到这首《幽兰逢春》，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作曲家赵松庭先生以这首作品咏诵了岁月蹉跎中坚贞不移的君子品格，以逢春象征一种希望，后来，它也成为我经常演奏的一支曲子。”《乐颂中国》中收录的笛曲《幽兰逢春》的演奏者王次恒回忆起自己与这支笛曲的缘分，他说，二度创作需要文化底蕴和生活阅历的双重滋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是花中君子，无论时代、社会怎么变，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君子品格是不变的，每当回首，我们都对其内涵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不同时期这支曲子的演奏版本在技术处理上看似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演奏者的心境有所不同，作品给人的感受也就各不相同。 　　“编曲刘自力先生告诉我， 1972年他在石家庄文工团工作，一次演出需要他演奏一首中国的小提琴作品，他就以一首新疆民歌的旋律为主旋律，编成了这首《伟大的北京》。由于小提琴独奏在当时多演奏的是西方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出现在中国小提琴作品的发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乐颂中国》中收录的小提琴曲《伟大的北京》的演奏者谢楠介绍，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在小提琴教研室的一次演奏会上演奏了这首作品，于是产生了第一版油印谱，传到上海音乐学院，又由一位教师编写了它的钢琴伴奏谱，经过电台录制，这首作品传遍了大江南北。谢楠说，第一次演奏这首作品时她只有十几岁，体会不深，当她最近用一把1656年的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它时，在舞台上感受到作为中国演奏者，以西洋乐器把中国作品演奏得深入人心，是非常有荣誉感的。 　　“我们知道一张CD的容量是一个多小时，要用10张CD来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音乐成就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著名音乐制作人侯钧介绍，《乐颂中国》遴选的作品以历史性、经典性、时代性和艺术性为经纬，最终入选的116首作品涵盖了音乐艺术的各个类别，既有表现新中国70年光辉历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恢宏作品，也有表现中国百姓纯朴真诚的亲情、爱情之作。创作、演奏、演唱覆盖老中青三代词曲作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中的代表，有最近刚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90岁高龄的郭兰英，也有27岁的新锐作曲家李博禅。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以及香港中乐团、台湾菁英乐团等国家一流乐团参与了录制。 　　据介绍，《乐颂中国》分为“歌曲篇”“器乐篇”“戏曲-曲艺篇 3个篇章。“歌曲篇”包括“永恒礼赞”“走向富强”“九州飞歌”“颂咏时代”4个主题，收录了61首歌曲。其中“永恒礼赞”精选了1949年至1979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如《我的祖国》《社会主义好》《赞歌》《北京颂歌》《祝酒歌》《我爱你中国》等。“走向富强”精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西部放歌》《强军战歌》等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蓬勃发展的15首时代主旋律歌曲。“九州飞歌”收录了《青藏高原》《鸿雁》《在那东山顶上》《妈妈的阿里郎》《太湖美》《黄河船夫曲》等15首具有中国各地域民族民间特色的歌曲。“颂咏时代”收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作，如《不忘初心》《花开新时代》《美丽中国》《向往》等。 　　“器乐篇”分为“国乐芬芳”“华乐和谐”“中西乐融”“交响华章”4个主题，共收录33首器乐作品。这些作品以体裁为横向区分，以时间为纵向脉络，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民族器乐独奏、重奏、民族管弦乐作品和以西洋乐器的独奏、重奏形式演奏的中国作品和优秀交响乐作品。其中不乏朱践耳、吕其明、陈培勋、鲍元恺、关峡等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以交响乐奏响的“中国故事”。 　　“戏曲-曲艺篇”分为“国粹流芳”和“多彩梨园”两个主题，收录了23首戏曲和曲艺经典作品。其中，“国粹流芳”精选了13首京剧和昆曲作品，以俞振飞1957年录音的昆曲名段《牡丹亭》为开篇，亦收录了梅兰芳1954年录音的《贵妃醉酒》，还包括童祥苓、尚长荣、赵葆秀、李维康等老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作和中生代领军人物于魁智、张火丁、江其虎、丁晓君等的精彩唱段。“多彩梨园”收录了10首地方戏曲、曲艺作品，涵盖黄梅戏、豫剧、评剧、川剧、山西北路梆子、秦腔6个剧种，北方的京韵大鼓、北京琴书、天津时调和南方的苏州弹词4个曲种。既有老一辈戏曲、曲艺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关学曾、马金凤、蒋月泉等的珍贵录音资料，也有李梅、曾昭娟等中青年艺术家的精彩留声，体现了中国戏曲、曲艺独特的艺术魅力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2019-12-11 11:05:31 　　近日，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两部原创作品——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春》（赴韩国演出剧名为《青春》）、音乐舞蹈剧场《水腔》分别赴韩国“2019第13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和法国“2019第73届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展演。两部作品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获得观众、专业人士等广泛赞誉。 　　《繁花尽落的青春》以小见大，从几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上世纪90年代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该剧既是一次中国当代文化的展示，也是一部代表上海城市精神的作品。剧中用上海地标命名歌曲，既串联了剧情，又为观众构筑了一幅上海的“音乐地图”。为了在韩国舞台写实写意地再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乡村与城市风貌，剧组特地用5个集装箱装运舞台道具，还将一辆公交车“搬”到大邱。美轮美奂的“中国舞台”让现场观众印象深刻，他们惊呼，舞台上驶过的实体公交车，与多媒体影像中车辆画面的有机结合，展现了剧目的高水准制作，让人很想去看一看繁华又复古的上海。为了更好地让海外观众了解剧情，音乐剧从剧名到字幕都做了细节上的调整。例如，剧中的串联线索“勿忘我”，中文既是花的名字，又是“不要忘掉我”的意思，在韩语中则没有这么复杂的含义。为使观众理解无障碍，台词翻译标注“勿忘我”和“不要忘掉我”的中文音，并由演员口述说明“勿忘我”的故事。 　　作为8部国际作品之一，《繁花尽落的青春》斩获本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佳国际音乐剧”奖，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执行委员长裴成爀说：“《繁花尽落的青春》的题材很符合韩国人的欣赏口味，整体效果很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音乐剧市场中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水腔》是一部综合多种艺术元素的跨界作品，以湖南湘西（苗族）的古老歌调“水腔”为载体，以现代人的视角，讲述了“生命的轮回”、自我的成长，表达了每一个“我”在当下的人生历程中积极找寻生命力量。 　　在阿维尼翁演出现场，许多观众对《水腔》的反馈远超预期，古老的吟唱令人动容。演出充分考量当地剧场的环境条件和观众的观演习惯，不仅精简了整体演出结构，邀请法国演员露西-莫雷尔用法语介绍《水腔》故事梗概，帮助现场观众了解文化背景，还着重增加了中国元素的呈现，在舞蹈编排中结合中国鼓、功夫、书法等不同元素，以现代舞、肢体表演和现场音乐进行艺术呈现，将作品的艺术性和舞台的仪式感进一步放大。 　　《普罗旺斯报》评论《水腔》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剧目将舞者、歌者与音乐家会集于简约的舞台上，这种展示优美而富有力量。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主席皮埃尔-贝菲特说：“中国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戏剧语言，在另一种文化里彰显自己的魅力，并且被另一种文化的观众所接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两部剧目在国外受到青睐，收获雷鸣般的掌声，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飞对此既激动又欣慰。“不少观众在演出结束后留下来与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交流，甚至在我们回国后，还有观众通过电子邮件表达对作品的喜爱。这说明这两部剧目真的走进了海外观众的心里，也让我们坚定了节目创制和走出去的信心。”叶飞说。 ·国歌奏响前的那一刻 2019-12-11 11:03:46 　　记著名指挥家于海 　　于海 　　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1999年、2009年担任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庆典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任解放军军乐团总指挥。2015年“九三大阅兵”，任千人合唱团团长兼总指挥。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被誉为“推动国歌立法的音乐家”。 　　国旗招展、国歌嘹亮、军威雄壮、举国欢庆——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天安门，再次聚焦亿万人的目光。电视机前，指挥家于海难抑激动，思绪情不自禁地飞回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 　　那是1999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现场，国旗护卫队已经就位，全场肃立，悄然无声。天安门城楼对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指挥台上，身穿军礼服、佩戴白手套的总指挥于海抬起了双臂。短暂的停顿之后，10时04分，于海的双臂有力地一挥，白手套在空中划下一道弧线，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立时响彻云霄，全场数十万群众同声歌唱。 　　“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在国歌响起之前的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和荣誉啊！这是党和国家对你的信任，才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要是出了差错，那绝对是承担不起的。” 　　当“全体肃立、奏唱国歌”的口令下达之后，那一刻短短的静默，是于海最紧张的时刻，等候他指令的，不仅是乐团的几百人，而是现场的数十万人。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总指挥，国歌早已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但在那一刻，他的大脑仍在飞速运转——“音乐的速度能不能按照每分钟96拍？我的手势能不能让演奏员、升旗手都看得很准确？”不过，这所有的考虑，都在他那坚定的一挥手后，转化为坚定的信心与激昂的热情：“当国歌响起来之后，我就完全投入到演奏之中了。”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指挥动作，将庆典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作为国家一级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的原团长，于海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重大活动，包括1970年新中国成立21周年庆典、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1999年，于海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重大时刻站上了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指挥台，并从2003年起担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于海再次担起重任，担任阅兵式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 　　2015年9月3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非国庆节举行大阅兵，在这次举世瞩目、规模空前的阅兵式上，首次组建了千人合唱团，“身经百战”的指挥家于海再次出山，担任合唱团的总指挥。这份堪称辉煌的履历，是一位军人艺术家与祖国共同成长的证明。此外，于海也多次在重要外交场合担任乐队指挥，为外国友人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以精湛的技艺演绎各国国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国歌指挥专家。 　　自1969年被选入解放军军乐团起，于海就有了两重身份——军人和艺术家。他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更是一名光荣的老兵。对于军人来说，舞台就是战场，既要有一丝不苟的纪律，也要有临危不惧的气魄。像1999年国庆阅兵那一刻的紧张，在于海的指挥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军人艺术家必须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于海笑道，“我指挥过那么多次重大的演出，始终都是处变不惊的状态，有好多次都可以说是化险为夷。”于海回忆，早年有一次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将要结束时，观众正鼓掌，音乐厅突然停电。“我当时就想，千万不能乱，我们要是乱了，台下观众就会乱，很可能发生事故。”一个念头闪过，于海大喊了一声：“拉德斯基（进行曲）！”——这是全乐队最熟悉的乐曲之一，所有成员闭着眼睛也能演奏。演奏者们心领神会，在一片黑暗中奏响了这首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名曲，台下观众掌声如潮，直到厅内重新亮起，观众依然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中。还有一次，于海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彩排，当他在指挥台上就位，等待着面前的大幕徐徐拉开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幕布竟然掉了下来。紧接着，作为装饰的泡沫字“唰唰”往下掉，悬挂幕布的铁杆也“哐当”一声坠地，重重地砸在于海的脚前。那一刻，台下的观众都十分惊慌，而于海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慌！”他依然以最标准的姿势伫立在指挥台上，丝毫没有受到干扰。“假如这些东西真的要砸到我了，我也能及时做出反应，没有慌张的必要。”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于海临危不惧的风范而叹服：“瞧，咱们的军人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除了军人和艺术家之外，于海还有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特别身份，那就是“国歌守护人”。这位曾无数次指挥乐队奏响国歌的军人，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国歌法”的诞生。 　　“很多人都知道，我从2008年开始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为国歌立法努力了十年。实际上，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呼吁大家要正确地演奏国歌了。”这位坚毅的军人说道。早在1997年，于海就在《人民音乐》、《瞭望》等知名报刊上发声，提出“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他写道：“歌似国魂，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国歌有着不可侵犯的神圣，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人民音乐》，1997年6月12日）可是，他却痛心地发现，在许多重要的场合，有些国内外乐队竟然都不能准确地演奏国歌。其原因就在于，很多乐队使用的是错误的乐谱版本却不自知。更令人气愤的是，还有人随便改动国歌的旋律、歌词、节奏，甚至在奏响国歌时表现出不严肃、不尊重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于海不能容忍的：“我必须站出来捍卫国歌的尊严，因为国歌是神圣的，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言出必行，行必有果。掷地有声的宣言，正是在实际行动中彰显力量。从1997年开始，于海一边承担着解放军军乐团的指挥重任，一边自觉成为了国歌的守护人，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国歌的正确认识。2008年，于海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第一个想到的提案就是：为国歌立法。“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法律是这么好立的吗？”于海说，“我说，为什么不能？国旗、国徽有法，国歌也应当有法。”经过审慎的思考，于海最终形成了国歌法的提案。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接到通知说提案通过的那天，正好是我62岁的生日。”于海感慨万千。从2008年第一次提出提案，到2017年国歌法正式实施，于海奋斗了十年。“我始终都相信，我们能有一部真正的国歌法。”于海微笑着说。守护国歌，早已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主旋律。 　　如今，这位国歌守护人踏上了新的征程：在全国各地进行“我们的国歌”主题演讲，为大众讲述国歌的故事。不论是在千人礼堂，还是在普通教室，于海声情并茂的讲演总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我们的国歌有84个字，37个小节，标准时长是46秒，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站在讲台上，年过六旬的于海依然身姿挺拔，依然是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风采。 　　“我们的国歌，是最好的国歌。”当于海在讲台上说出这句话时，仿佛就站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国歌奏响之前的刹那，用力向下一挥手。 ·歌声-心声 2019-12-11 11:01:20 　　郭兰英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能够被人们喜欢，主要是因为词曲写得好。比方说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起来很亲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的家乡，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对祖国和家乡的情感融入其中。很多人说这是自己学会的第一首歌。一些年轻人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唱，有时还会感动到落泪。 　　这首歌是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但它在录制完成后的第二天便通过电台向全中国播放了，先于电影的热映被大家传唱。从1956年算起，这首歌我不知唱了多少遍，但每一次依旧会激情澎湃热泪盈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曲作者刘炽，是他们写出了每个人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引发了每个人的共鸣。人们爱听它、爱唱它，但它并不属于我，它属于我们的人民。 　　才旦卓玛　《唱支山歌给党听》 　　当时我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从老师那里看到这首歌，非常喜欢，我觉得歌词真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如果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我哪有机会到上海来学习呢？于是我就跟老师说，我想唱这首歌。当时，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唱民族歌曲比较多，唱这种新创歌曲是很少的，我的汉语也不是很好。老师很惊讶，还是答应了，并且一字一句地教我吐字发音，说既然要唱，就要唱好！也许是因为内心充满感情，我学得很快。 　　对我来说，在一生唱过的歌曲中，这一首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才知道了才旦卓玛。它能获得大家的喜欢，传唱到今天，就是因为里面蕴含着真感情，能够打动每一个人。 　　李光羲　《祝酒歌》 　　在遇到《祝酒歌》之前，我已经当了20多年的演员，上世纪50年代演过第一部中国古典歌剧，并且有幸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和外宾演唱。但是，直到《祝酒歌》出现，才达到我艺术上的巅峰。有朋友说：“李光羲，你这么多年的荣誉，也比不过唱一首《祝酒歌》。”我爱旅游，最近30年，跑了全世界250多个名城，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只要看见我就把我认出来，因为他们通过电视看过我唱《祝酒歌》。这首歌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因为唱过这首歌，我觉得我没有白活。 　　晓 光　《在希望的田野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大潮首先从农村兴起。短短几年内，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状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是《歌曲》月刊的一名编辑，经常到全国各地采风。我亲眼看到农村处处充满蓬勃生机，感受到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最深的感触就是两个字：希望！在中国的田野上，希望在萌发！这就是我创作《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灵感源泉。 　　1981年深秋，中央电视台导演邀请我为一部农村题材的专题片写首歌。我早就萌生了一种“要说话”的欲望，看完专题片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只用3个小时就写出了歌词。作曲家施光南拿到歌词也非常激动，一天就完成谱曲。整首歌的创作只用了两天时间。 　　李谷一　《我和我的祖国》 　　优美流畅的旋律、朴实而饱含感情的歌词，当我被曲作者秦咏诚邀请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时，就被这首歌深深感动。最打动我的，是歌中表达的“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的依托之感、拳拳之情和爱国主义情怀。从1984年首唱至今，我在祖国各地无数次演唱，它的旋律飘扬在城市、乡村、部队、工厂……走过山山水水，更能发自真心地歌颂“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看到祖国的蓬勃发展，更能演绎出奋勇向前的节奏与力量感。我获得“改革先锋”奖章，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激励，更是对这首歌的高度肯定。每一次演绎对我都是崭新的，都融入了我作为歌者对祖国更深刻的情感。词曲是血肉，歌唱者要为歌曲注入灵魂，声音强、弱、明、亮、暗的技法之下，是浓烈的情感表达，是“流出一首赞歌”，更是“心中的歌”。 　　徐沛东　《爱我中华》 　　这是为1991年在广西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而创作的会歌，之后被广为传唱。回忆当年创作，乔羽老师和我一致认为要从心出发、落点于情，让旋律从内心流淌出来，以艺术的表现手法，以更广阔的格局视野，表达每个中国人的情感期盼和心声——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的歌词生动、接地气，这要求旋律也应朗朗上口、易于流传，我借鉴融合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将歌曲分为前半段活泼跳跃、后半段舒展大气两部分，用旋律抒发和凝结人们的爱国之情。创作者要有反映时代、歌唱祖国的使命担当。我们有理由、更有信心与底气，用最动人的旋律把中华儿女最真挚的情感传递给全世界。 　　张千一　《青藏高原》 　　1994年，电视剧《天路》剧组找我写一首主题歌，这就是《青藏高原》的创作源起。《天路》讲述了解放军官兵为修建青藏公路、建设青藏线，几代人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看了样片之后，我很激动，我想，这首歌既要表现雪域高原的博大情怀，又要抒发人的深厚情感，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感悟下，我写出了《青藏高原》的词曲。 　　后来，这首歌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华人音乐经典，还传到国外，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内心无比感动与欣慰。在那之后，我多次来到这片雪域高原，也走遍了祖国的边疆。感谢祖国的壮丽山河给我带来的灵感，身为一名音乐创作者，能够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这样一个时代，是我的幸运。 　　（本报记者杨雪梅、周飞亚、王瑨采访整理） ·奋进的音符 多彩的乐章 2019-12-11 10:37:40 　　新中国成立70年，每一个日子都是一个激荡的音符，每一个年轮都回响着一段难忘的乐章。 　　歌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记录着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豪迈，抒发着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喜悦，更激荡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0年来，广大音乐工作者前行的脚步始终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共振，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或高亢嘹亮，发时代之先声；或浅吟低唱，展生活之多彩。许许多多旋律优美、脍炙人口、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实践的经典好歌，经久传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历史节点上的音乐坐标。 　　“诗言志，歌咏言”。解码一段旋律，就打开了一个记忆，听懂一首歌曲，就重温了一段历史。 　　从风吹稻花香两岸时《我的祖国》（1956），到孩子们在阳光下快乐成长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从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我为祖国献石油》（1964）的豪迈，到56个民族相亲相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1953）。乃至充满了当家做主豪情的《祖国颂》（1957），表达新中国少年儿童心愿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962），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伟大历史的《长征组歌》（1965），凝聚着中华儿女英雄情结的《英雄赞歌》（1962）等等，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声中，能听见流金岁月的回声，能听见时代脉搏的跳动，能听见几代音乐工作者的使命与追求，能听见广大音乐创作者对时代课题的回答。 　　新中国70年的前进道路上，栉风沐雨，有过艰难曲折，但是中国音乐工作者跋涉的热情始终未减，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音乐的力量从来不曾缺席。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或许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乡恋》（1979）时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许还能清晰地说出在电影院里听到《我爱你， 中国》（1979）旋律响起时心情为之一震的感受，或许曾经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1985）欢快的节拍蹁跹起舞，或许曾经加入或见证过《在希望的田野上》（1980）那一人唱万人和的宏大场面。那是一个被《祝酒歌》（1976）唤醒的清晨，那是一个被《鼓浪屿之波》（1981）摇醉的黄昏，那是一段被《春天的故事》（1994）拉长的记忆，那是一次携手《走进新时代》（1997）的集体庆典。 　　洪水滔滔、危难面前，有人用歌声告诉你，那些奋不顾身的橄榄绿是《为了谁》（1998）；雪域高原、生命禁区，有人用《天路》（2002）为中华儿女送去欢乐吉祥；五环旗下、奥运场上，中国用包容开放和自信向全世界敞开《北京欢迎你》（2008）的怀抱；圆梦复兴、《阳光路上》（2012），近14亿中国人携手奋进、砥砺前行。 　　70年来，广大音乐创作者在题材上大胆创新，在风格上追求更加丰富多元，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音乐审美需求。实践一次次地证明，一首好的歌曲可以见微知著、直达心灵；一段经典的乐曲也可以佐证历史、跨越时代。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中国音乐工作者创作的优秀歌曲在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的意义功能更为突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满怀豪情和激情的广大音乐创作者创作出一批主旋律鲜明、正能量充沛的优秀歌曲，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和伟大实践，彰显了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表达了人们对新时代的无限向往。 　　从唱响“中国梦”时代主题的《我们都是追梦人》（2019），到唱出对祖国真挚情感和深情祝福的《天耀中华》（2014）；从讴歌革命先辈崇高信念、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忘初心》（2016），到助力脱贫攻坚的《小村微信群》（2018）；从“美丽中国建设”的《看山看水看中国》（2017），到“科技强国建设”“军事强国建设”的《强军战歌》（2013）；从红军长征、抗战胜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间节点的纪念日，到“APEC”“G20”等一些重大国际会议和重要历史时刻，到处都活跃着音乐工作者们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身影，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激发出我们奋进新时代伟大征程的磅礴力量。从这些歌曲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当代中国人对新时代的由衷赞颂，感受到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进新时代伟大征程的坚定信心。 　　广大音乐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新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们的故事和事迹谱写成一首首温暖人心的歌曲。新近创作的《坚守》等歌曲，致敬英雄老兵张富清，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刚刚首演的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奋进新时代》，通过11首不同风格、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创歌曲，艺术地展现了新时代的脉动和风貌，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民置身于新时代的幸福感和使命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交响组歌形式完成的重大主题创作，是全体音乐工作者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生日祝福。 　　祖国不会忘记！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的聂耳、冼星海、郑律成，到100名“改革先锋”中的施光南、李谷一，再到刚刚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郭兰英，共和国英雄丰碑上，镌刻着一个个用歌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音乐家的名字。这是党和国家对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褒奖，更是对新时代音乐工作者的莫大鼓舞与激励。 　　培根铸魂，立传明德，伟大的时代召唤昂扬奋进的音符，强起来的人民需要多姿多彩的乐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用音符来抒写，“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等待我们用歌声来讴歌。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为我国音乐事业奠定了宽广的舞台；新时代伟大征程，正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工作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只有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才能以赤子之心、高格之心、超卓之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伟大作品，奏响奋进新时代的壮美乐章。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格鲁贝洛娃还是美声女王 2019-12-11 10:22:37 　　一位歌唱家曾回忆，她的老师带她去听卡拉斯最后阶段的演出时，对她说：你要明白，这就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虽已残破，却永远是最伟大的油画。10月5日晚，格鲁贝洛娃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举行了她的上海首演。歌唱家时年73岁，通常对一位花腔女高音来说，早已过了必须退休的年龄。听者所面对的会否是一幅残破的名画？我越是热爱大师的艺术，就越不免为此担心。然而听完整场音乐会，心中的感受便是：这就是巨匠！此时此刻，她还是美声女王！ 　　在20世纪下半叶，格鲁贝洛娃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三位花腔女高音之一。表现花腔繁重的美声时期的歌剧，二战后除了卡拉斯和萨瑟兰，影响最大的歌唱家或许就是她。格鲁贝洛娃取得那样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她的花腔超技之神奇，有时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有一次，她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唱露琪亚，终场的疯狂场景之后，听众竟疯狂鼓掌近半小时。而歌唱家影响深远的另一原因，毫无疑问就是她的艺术生命实在太长了，且在不同时期都留下许多录音。 　　这次的音乐会已是格鲁贝洛娃告别演出的一部分，但如前所述，我们可不是去听个情怀。那非凡的歌唱艺术，可说是从两个层面来体现：歌唱家的技巧本身，以及她如何运用技巧为音乐服务。花腔女高音就是一个要求超绝技巧的行当。同自己的巅峰时期相比，如今格鲁贝洛娃的演唱自不免流露岁月的痕迹。然而，仍有懂行的听众将这样的演唱称为奇迹，当载入声乐史册云云。对此，我基本是认同的，因为格鲁贝洛娃纵横天下的法宝，几乎于一场之中悉数拿出。岁月留痕，却依然到达的高度，若非亲耳所闻，根本就难以置信。首先，就是以超绝的清晰驾驭繁重的花腔段落。 　　格鲁贝洛娃演唱那些复杂的颤音从不给人含混不清的印象。再繁复的乐句，在她唱来，也绝不会交代不清楚，仅仅让听者在外表的华丽中听个热闹。第一首咏叹调的前半段尚有一点热身的感觉，之后歌唱家就渐入佳境，下半场更是亮出炉火纯青的功夫。贝利尼和唐尼采第的咏叹调都是格鲁贝洛娃的招牌曲目，此时唱来，花腔轮廓之清晰，乐句跑动之流利，听到淋漓酣畅之余，也要感叹：依然是如此轻松啊！演奏小提琴或钢琴，如果有技巧上的困难，却以超卓的音乐性来克服，有时会成就另一种美感。但声乐中的困难听起来就会比较痛苦，一切都应当是自如的。 　　格鲁贝洛娃的另一绝技，就是在一个不换气的长音上，对于力度的强弱收放极尽变化之能事的控制力。当晚，歌唱家的表现虽然没有到达她本人高峰期的那种超人境界，却依旧在上交主厅的舞台上留下一代绝技的证明。格鲁贝洛娃还有一个对于花腔女高音而言并不常见的技巧长处，就是对于戏剧性的力度的把握。花腔女高音在力度方面往往难以兼顾，她却一直往这方面努力，也有其独特的天赋。10月5日晚，格鲁贝洛娃所唱出的光辉、饱满、穿透力极强的强音让我永远难忘。不仅轻易穿透乐队，也完全是毫不费力地灌满了整个大厅，效果竟胜出她的唱片不少。可见录音还是会打去不少折扣。当然，岁月有时也会加添声音的厚度，这也是一些歌唱家到后期再发展某些曲目的原因。 　　然而，前述这一切综合在一起，都被格鲁贝洛娃带入到一个更深邃的层面——也就是音乐表现的层面来运用。无论花腔的各种技巧，还是强有力的高音，它们都不是玩杂技，而是歌唱家表现作品、塑造人物的工具。这方面，格鲁贝洛娃所呈现的艺术境界同她以往的演出相比，是只上不下、只高不低的。听者所面对的是咏叹调中鲜活的人物，她们各自的气质、性格与情境，种种技巧也仅是为了艺术表现的深化。因此，格鲁贝洛娃才永远是真正的美声女王。 　　(作者为青年乐评人) ·听创作者讲述《我爱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 2019-12-11 10:19:03 　　原题：一对上海姐弟的天安门情缘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首28个字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于近50年前。不同年代，不同儿歌，但这首歌却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相较于歌曲的“知名度”，作为这首儿歌创作者的一对上海姐弟，却显得十分低调。 　　1970年9月的一天，上海第六玻璃厂的19岁女工金月苓正好赶上了一个夜班，刚到单位门口，就被门房的师傅叫住，递了一封厚厚的信给她。到了车间，金月苓换好衣服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是两本歌曲选的样刊，轻轻翻开，便看到了自己谱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太激动了，因为是我的‘处女作’，没想到第一次投稿就被登出来了。”如今已经68岁的金月苓仍记得清楚，车间里机器隆隆响，跟同事们说了半天都没说明白，直到把样刊展示给他们看，同事们才知道这个平时爱唱歌的小姑娘居然还会写歌。 　　而此时，还是个中学生的金果临也并不知道，几个月前他的表姐金月苓无意中看到他发表在其它刊物上的儿歌，一时来了灵感，谱曲并发表了。“写这首儿歌的时候，我才13岁，刚刚成为初中生。”金果临回忆道，那个年代的黑板报上总会画上天安门、太阳、光芒这些最基础的元素，而刚刚开始学习英语的他，首先学会的便是“我”“我爱”这样的单词，“当时我就在想，大家总喜欢用‘我们’这样的复合词来写诗歌，为什么不能用第一人称的‘我’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 　　于是一个13岁少年因对天安门的向往写下的纯真笔触，与他19岁表姐简单却灵动的乐曲结合，成就了一首儿歌“金曲”。这对上海姐弟各自创作时虽无过多交流，但他们却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写的时候没见过天安门”。 　　“那时候虽然没去过天安门，但真的是特别向往，别人都说天安门城楼是红色的，我就一直好奇这个红到底是什么样的红，所以写歌的时候就特别想表达自己内心对祖国的爱。”金月苓说，直到歌曲发表两年后的1972年，她才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真的是太壮观了，我还特意去摸了摸城墙，那个手感我现在还记得。” 　　而对于金果临而言，从写下“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几个字，到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整整用了近20年。1988年初秋，出差经过北京的金果临，带着早就准备好的胶片相机，刚从前门的公交站台走下，“只是远远望到了一眼天安门，心中就一直狂跳。”金果临语气里有着一丝哽咽，“我说不出来一句话，这种感情是别人无法体会的，这首歌已经流行了这么多年，而我才第一次真正地面对‘活’的天安门！” 　　少年写词、壮年如愿，金果临一连找了三、四个路人给他拍照，生怕留不下一张与天安门的完美合影。 　　几十年过去，金月苓每次去北京，只要有时间都还要去天安门看看，“有一次在北京我手机坏了，联系不上任何人，又没有地方待着，我就在天安门前待了整整一天。” 　　金果临后来也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心情早已平静下来了”，但去年带着自己的小孙女第一次来到天安门时，“初见天安门的激动似乎又回来了，毕竟是第三代人了，希望我对于天安门的这份感情，她能感受到，也希望她能传承下去。” ·大音希声 悦己悦人 2019-12-11 10:14:05 　　郭关，当代著名书画家、古琴艺术家。今年，“不可说——郭关音画艺术作品展”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展出。作为当代书画家中少有的音乐家，郭关将音乐与书画融会贯通，构建了一个自己的艺术审美世界。 ——编者 　　古琴与书画在学习方法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学习都是从临摹开始。古人学书法往往选定一家经典碑帖，每日临摹，直至背临，再到创作，然后再广博众长，形成自己的风貌。古人在古琴学习上也先是与老师对弹，直至能自己独立演奏。老一辈琴家管平湖、刘少椿在学琴之初都是用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能听到姚炳炎的《高山》，与徐元白先生的《高山》，两曲听起来有许多神似之处，其实这就是姚炳炎当年跟徐元白学琴时留下的痕迹。 　　现在录音技术很发达，学琴会方便一些，已经很少有人采用以前这种一句一句跟着老师弹的教学方法，大多是先识谱，熟悉基本旋律之后，跟着老师的录音一遍一遍弹，老师再从中辅导指点，方法有所不同，但目的还是一样。先学老师的东西，等学牢固了再自己独立演奏发挥，这种方法不仅是古琴与书画，在其他的传统艺术门类里，比如说昆曲、京剧、围棋上都有相似之处。昆曲中的每一句、每一个转身，都是先从临摹学习老师的唱腔、身法开始。围棋也要经历一个“打谱”的过程，这样的学习方式，使传统得以保存与发展，艺术大师往往也能在传统的精华上加上自己的创造，从而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但这样的学习方式也容易形成固定化的模式，就好比武术套路的传承，本来许多武术套路是把一些实战的招式加以整理形成方便平时演练的组合，但久而久之，学套路的人可以很漂亮地把一套拳法演练下来，却没有半点实战的能力，古琴上有许多人能弹很多古曲，但需要创作琴曲，或是即兴演奏了却不知从何下指的情况也很常见。创作的前提肯定是需要具备即兴演奏能力，可以说在琴曲的创作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属低潮期，期待琴人们的努力。 　　古代琴论说：“喜工柔媚则俗，落指重浊则俗，性好热闹则俗，取音粗厉则俗，入弦仓促则俗，气质浮躁则俗，反之者，为雅。”古琴音乐如果演奏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他人，抓人耳音，自然就容易低俗，这也是为什么古琴自古就有“琴悦己”之说。 　　古琴自古虽说是弹给自己听的，是悦己而非悦人之乐，但在现实生活中，喜欢听古琴的人数众多，琴人对于古琴音乐的推广普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现实演奏的场合中，小有三五好友聚会，中至上十人小雅集，大至数百人的公开舞台演奏，对于如何成功理想地进行演奏，这里面有不少知识。 　　不少人喜欢谈境界，演奏时却不断出现错误：重复错句、按音不实、碰带它弦、卡壳等。其实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讲艺术境界都是妄谈而已。 　　在演奏时最大的障碍是心理紧张，也是导致演奏失败或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据研究，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会在公开正式表演时有紧张心理，所以紧张是人之常情，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减少紧张心理的途径除了艺高人胆大之外，唯一的途径就是多演奏，鼓足勇气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演奏来锻炼自己。 　　演奏前不宜浓茶醉酒。古琴雅集前有时会有聚餐，知道演奏为重要内容时，切不可大吃大喝，浓茶烈酒不仅伤身，更不符合古琴养生之道。特别浓茶易使人增加紧张感，对身体的刺激很大，影响稳定发挥。许多琴友在演奏时因紧张手指会略有发抖，若是演奏前饮用浓茶烈酒，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烈酒之害更不用多说，醉酒后更能弹好《酒狂》之说更不可迷信。琴艺的高妙发挥是需要平时日积月累的修炼，即使是天才，想弹好《酒狂》也需要平日练习数百遍之上，醉酒后只能增加演奏失败的概率，细节的表现容易缺失，演奏易流于粗糙凌乱。 　　有时上台前需要琴人自己携琴上台，如何抱琴古人是有要求的：应琴弦在外，琴轸在前，右手环抱古琴，而不应直接抓提龙池，空间狭小的话应竖抱古琴，不能横抱，以免磕碰，总之抱琴应尊重爱护古琴，不应有粗俗之感。 　　在一些没有主持的雅集、演奏活动中，演奏前应简单介绍一下琴曲，听众中如果有对古琴陌生者，这点尤为重要。不少琴友生性孤僻、寡言少语，琴曲名也未报，默默地演奏完一曲，默默地走开，留给听众一堆疑问，对曲意的介绍其实是帮助听众理解曲意，这对于成功演奏会加分许多。 　　关于古琴演奏的细节知识还有很多，不过，在我看来，古琴演奏最终还是思想感情在琴曲中的共鸣，没有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无法深深体会到琴曲中的意境。若一个人没有喝醉酒的经历，弹出来的《酒狂》肯定将会有着清醒时的音乐意识，会节奏整饬、法度森严。但有过醉酒经验的人就知道，醉酒后的脚步都是高高低低、长长短短，自然景物早已天旋地转，怎么还会有整饬的节奏，森严的法度呢？ 　　 ·8小时音乐会从深夜演至黎明 2019-12-11 09:34:32 　　昨晚10点，星子闪耀，夜色深沉。当整个城市渐渐入睡，水关长城脚下，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音乐会却刚刚拉开序幕。 　　自从第2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公布节目以来，这场名为《追梦-长城夜》的“超长”音乐会就备受关注。因为场地特殊，《追梦-长城夜》只接受电话预约，开放预约的第二天，位置就被抢占一空。“我们到底能带什么东西过去？在现场可以做什么？”电话那头，疑问接踵而至。 　　对于这场音乐会，观众们有太多的好奇和期待：音乐会的曲目为作曲家马克斯-里希特创作的《SLEEP》。2015年，《SLEEP》在英国广播公司3台全程播出时，8个小时的时长创造了单部作品最长播放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部马拉松一般的乐曲，该怎么进行现场演奏？音乐会从晚上10点开始，观众们该怎么过夜？带着同样的好奇，昨晚,本报记者来到演出现场，一探这场音乐会台前幕后的故事。 　　现场 　　睡梦中的音乐会堪称真实版“摇篮曲” 　　昨晚9点，当观众们带着演出票和写有数字的贴纸入场时，《追梦-长城夜》神秘的面纱终于掀开：“长城脚下的公社”一间超大的会议室内，一张张铺有枕被、贴着号码的整洁床位依次摆放。房间最前排的舞台上,陈设着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和几个谱架。两面落地窗组成的墙壁外，绿色灯光映照下的树丛影影绰绰。 　　此前，《SLEEP》的衍生音乐会在洛杉矶、纽约、悉尼等城市上演时，观众们被鼓励可带上一切和睡眠相关的东西。在昨晚的音乐会现场，有人拉来了旅行箱，里头装着自备的薄被和零食，小朋友捎上了最心爱的恐龙玩具，也有人带来了枕边读物。当明亮的大灯熄灭，蓝紫色的灯光亮起时，“夜幕”在场中降临，如潮汐、如风声的钢琴响起，《追梦-长城夜》的演出正式开始了。 　　《SLEEP》由31段作品组成，最长的一段为33分47秒，最短的一段仅有2分47秒。马克斯-里希特本人担任钢琴演奏，他与美国重奏团、女高音歌唱家格蕾丝?戴维森时而同台，时而独自上场，轮换下场休息，保证演奏八小时无间断。舒柔的钢琴与弦乐中，女高音不时轻声吟唱，重低音和缓地轰鸣。 　　凌晨过后，观众大多伴着音乐睡去，场内鼾声渐起。“夜猫子”们还刷着手机，躲在被子里兴奋地自拍。偶尔有人在某段旋律中醒来，起身走动，去门口的服务人员那里要一杯热饮，或是静静地坐在床位上聆听音乐。马克斯-里希特最初创作《SLEEP》时,旨在探索人在睡眠中对音乐和周遭声响作出的反应，他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一部“摇篮曲”。演奏的间隙，他常常望向台下的床位，似乎是在借着灯光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 　　早上6点，窗外天光亮起，场内的灯光由蓝紫色转为日出的黄色，7位艺术家一起登上舞台，随着音乐醒来的观众睡眼惺忪，互道早安。当最后一个乐音落定，全场掌声雷动。马克斯-里希特的脚下已经堆满了演奏过的乐谱。 　　幕后 　　36小时“神速”转场 　　演出结束时，许多观众都告诉记者，《追梦-长城夜》是他们从未有过的音乐体验。看得出来，大家都对演出的效果相当满意。但据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他们原本的设想中，这个场地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启用的备选方案。 　　《追梦-长城夜》的想法从萌芽到最终成型大概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马克斯-里希特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地标性的场所上演，而北京的一大标志就是长城。考查了几段长城后，音乐节最终选定了坐落在延庆区的水关长城。这段长城有一部分正好位于东方，天气好的时候，观众们能看到朝阳从这里冉冉升起。 　　起初，音乐节打算在长城上呈现这场音乐会。马克斯-里希特对音乐的质量毫不妥协，坚持要在现场用三角钢琴演奏，可三角钢琴又大又重，就算勉强搬上长城，也难免损伤文物。再者，入秋后，长城夜里的气温太低，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奏家都吃不消。工作人员转而在长城脚下找到了一个空闲的院子。 　　音乐节设想《追梦-长城夜》是一场露天音乐会，观众们抬起头来就能仰望星河和不远处的长城。但音响效果这个难题又凸显出来。这里并不是经过严谨设计的专业演出场所，要让每个观众都看得见、听得清，实现音乐会的声场均衡，工作人员和演奏家、设备团队的沟通测试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外，移动卫生间、演奏家们临时休息的帐篷、野外需要的发电车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对《追梦-长城夜》来说，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提供给观众们的床位。为了让大家能舒服地休息，音乐节把床垫和底座都设计得非常牢稳，崭新未拆封，床上配有枕头和厚厚的冬被。据床位的赞助方慕思公司负责人介绍，演出结束后，这些床品将捐赠给延庆区的福利机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个多月里，音乐节制作执行负责人杨华和其他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看好几遍天气预报。10月2日下午，天气预报4日有雨，音乐节开始讨论，把演出场所改到两公里外的“长城脚下的公社”。10月3日下午，通过公众号告知观众，演出地点变更，此刻距演出开始已不足36个小时。 　　“公社”距山脚下还有一段距离，摆渡车负责接送观众往返。为了让观众过一把爬长城的瘾，演出结束后，音乐节准备了去往水关长城的大巴。“换了新的演出场地，我们不能把观众扔在那儿。这场音乐会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北京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主席余隆说，“音乐节呈现的每一场演出策划都让观众眼前一亮，激发着观众的热情，背后都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扎实支撑，展示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 　　 ·奋斗的足迹 人民的力量 2019-12-11 09:29:27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观后 　　9月29日晚，随着序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熟悉的旋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序幕。众多演员在舞台上磅礴大气的表演，震撼人心。 　　在正式演出前，从9月16日起，晚会已经在大会堂举行过7场公开彩排，约3万名观众到现场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录播，更是让全国观众都欣赏到这台精彩演出。 　　这是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而捧出的最隆重的献礼。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抒情传统，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上，已经诞生过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分别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35周年和60周年而创作的。《奋斗吧 中华儿女》继承了前三部史诗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政治性上的精湛品格，并在艺术呈现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唯美大气的舞台风格，与表演内容完美融合，相得益彰。 　　奋斗是最嘹亮的号角 　　选择“奋斗”作为这部史诗的主题，无疑是十分贴切的。 　　奋斗，是今日中国最嘹亮的号角，是写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的密码。奋斗创造奇迹。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 　　史诗按照不同的奋斗阶段，分为4个篇章：《浴血奋斗》映射出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烽火；《艰苦奋斗》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建家园的激动、喜悦与艰难曲折；《团结奋斗》表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奇迹般的飞速发展；《奋斗吧 中华儿女》则是从走进新时代至今，每个中国人胸中激情化成的深情呼唤……4个篇章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 　　短短120分钟，要描述漫长的近百年历史，每年只有1分钟多一点儿。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取舍？如何让大众对熟悉的历史、对国家的认知都能发生同频共振？主创团队经过了一次次构思、一次次修改，不断重新提炼…… 　　其实，关于史诗从哪里开始，要不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团队曾有过争论。后来，主创们还是决定将时间线向前延伸。原因很简单——不表现之前的奋斗历程，不能说明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不足以表现我们的初心从哪里来，也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今天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节目组从一大批歌曲里选出了近70首，并且只挑选人们最熟悉的那几句迅速串连。这些歌曲里，有很多是爷爷奶奶们喜欢的歌，爸爸妈妈唱的歌，唤起了几代观众共同的记忆——比如第一篇章的《红色娘子军》《南泥湾》《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第二篇章的《东方红》《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第三篇章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东方之珠》《我和你》……莫不如是。 　　第四篇章则以新创歌曲为主，如《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绿水青山》《赤子》《不忘初心》等，相信这些优美的旋律将成为新的经典，被广泛传唱。这次创作任务，是对中国音乐人的一次大考。而他们交出的是一份真诚的、全面体现音乐创作者专业水准的漂亮答卷。 　　歌声是奋斗者的心声，舞蹈是奋斗者的形象，视频是奋斗者的足迹和背景。从第二篇章起，大量记录珍贵历史瞬间的视频影像，伴随着歌舞在大屏幕上一一呈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运动健儿获得第一块奥运金牌、南极科考站建立、香港和澳门回归、抗洪救灾、加入WTO、抗击非典、首次实现载人航天、第一条高铁通车、举办世博会、蛟龙号入海、雄安新区建设启动……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都是最值得骄傲的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人民是永远的主角 　　“人民”，是这部史诗的主角。千里江山美如画，是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与汗水浇灌出来的。 　　“宁肯少活3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史诗用无数细节，展现了人民的力量，清晰地诠释了为何“伟大出自平凡”，何为“平凡造就伟大”。 　　“英雄源自人民，人民就是英雄。”在整部史诗唯一一个朗诵节目《致敬人民》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景下，十位艺术家无比深情地诵出了这样的心声。 　　为了在舞台上重现一个个人民英雄的形象，演出团队集结了30多位家喻户晓的优秀影视演员。他们极富感染力的表演，为音乐舞蹈史诗增加了戏剧表现力。《共和国之恋》中，胡歌饰演的科学家郭永怀不幸遇到飞机失事，牺牲前，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把装有重要数据的公文包夹在两人胸膛间，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文件的完好无损；《战决口》中，孙涛等饰演的抗洪战士，誓与大堤共存亡；《生死不离》里，孙俪饰演的北京奥运志愿者、黄轩等饰演的汶川地震救灾战士，和当年被救起的小男孩林浩一起走上舞台。每一次演出，当林浩和姚明手牵手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视频闪出时，都有掌声响起，都有泪水滑落。 　　《赤子》这首歌的背景视频里，一个个熟悉或陌生、平凡而伟大的面孔依次浮现——于敏、李延年、黄旭华、申纪兰、张富清、屠呦呦、孙家栋、袁隆平……他们，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是“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人民楷模”等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英雄的人民。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抒怀史诗，每一个年代都有奋斗者的光辉形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伟大梦想。《奋斗吧 中华儿女》是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艺术传统的承继，更是对时代变迁中永远的主角——英雄人民的致敬。 　　朱海（文学总撰稿） 　　奋斗者的情感，奋斗者的收获，奋斗者的实践，奋斗者的壮志，都是我们要在这部史诗中表达的。 　　去年刚刚完成了《我们的四十年》，我们就马不停蹄开始了这部献礼新中国70年的创作。两者在时间段上有重合，怎么写出新意，也是巨大挑战。 　　在准备文学稿本时，曾多次去采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山东的沂蒙山区。坐在红嫂的雕像前，我一直在想，如果她活到今天，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这场晚会，她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听到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对得起她当年的牺牲？我认为她不会难过，新时代已经实现了她当年的梦想，真的如她所愿繁荣富强起来。 　　彩排了几次，很多观众给我打电话表示很喜欢。相信多少年后再看，人们一定还会想起其中的某个场景，想起其中的某首歌。 　　李心草（乐队指挥） 　　我指挥的是最后一个篇章，新创作的歌曲较多。作曲家在写每一首歌时都投入了最饱满的感情，努力做出完美呈现。这个篇章中，好听的歌曲不少，优美的旋律不少，我们耐心等待它们接受观众和时间的考验。 　　这台节目演员数量多，乐队庞大，合唱团庞大，舞台表现的手段特别丰富。 　　常规演奏中，合唱团在乐队后方；而这部史诗中，合唱团分布在两侧。由于演出场地特别大，距离远，导致指挥、乐团与合唱席的声音传导产生了一些滞后；而观众席的庞大，也导致声音传出去之后无法返回。我们只好不停地让合唱团的人站到我身边、站在乐队中来感知这种滞后，然后一遍遍校正，直到完全合拍。独唱和领唱的演员也很辛苦，许多人从没有和这么大的乐队、这么多人的合唱团一起合唱过。 　　与几千名艺术家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令人难忘。每个人都有极限，都有特别疲劳的时候，但互相鼓励着，就仿佛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王力宏（歌唱演员） 　　对我来说，这一个月的排练，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我之前参加过奥运会的闭幕式，当过火炬手，但这次的经历更让人难忘。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好的歌曲就一定会和听众产生共鸣，会流行，也会打动不同时代的人。正式演出前，面向观众的公开彩排已有好几次，我一直没能看到完整的演出，但我的同事、朋友们都坐在下面看了几次。他们说，很多地方都落泪了，觉得自己特别有耳福和眼福。 ·西蒙-拉特率伦敦交响奏响“北京喜讯” 2019-12-11 09:20:41 　　昨晚7时40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的一扇门悄悄打开，近二十位观众由工作人员带领，放低脚步声“潜”进了剧场。吴女士牵着儿子，在过道最前排找了个位置。学钢琴的小朋友很快进入状态，注视着台上全情挥洒的钢琴大师伊曼纽尔-艾克斯，与他合作这曲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是指挥巨匠西蒙-拉特爵士和英国的“百年老字号”伦敦交响乐团。这首乐曲共四个乐章，时长近60分钟，几十位观众就这样静静地站着聆听，秩序井然，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舍得中途离开。 　　“我们本来买的是一层的票。孩子学音乐，我们经常会带他来看演出。现在是国庆假期，大剧院周边人流量特别大，我们来晚了。”中场时，吴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她和孩子的心情，“能感觉到，大剧院还是非常理解我们的。按说平常，来晚的观众应该等到乐章之间再入场，但今天没有，每隔五六分钟，就会有几个观众被带进来。毕竟是西蒙-拉特这样的人物，谁都不想错过一分一秒。” 　　西蒙?拉特上一次造访北京，还要追溯至2011年与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2017年，西蒙-拉特从捷杰耶夫手中接过了伦敦交响乐团，本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是他上任后首度带团前来。 　　音乐会上半场，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就尽展伦敦交响这支顶级乐团的非凡音色：铜管辉煌、木管富有光泽、弦乐如天鹅绒般柔润，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伊曼纽尔-艾克斯的技术纯熟，丰富的力度、层次，处理得十分清晰，无论优美如歌的片段，还是狂飙奔放的乐章，都演绎得十分具有感染力。60多岁的西蒙-拉特虽然满头银发，但站在指挥台上，依旧像个孩子一样活力不减。一曲结束后，伊曼纽尔-艾克斯在全场的如雷掌声中两度返场致谢，西蒙-拉特则在乐手的坐席间找了个空位，和所有人一起欣赏、鼓掌。 　　下半场，乐团在拉赫玛尼诺夫宏大的《E小调第二交响曲》中气场全开，波澜不断涌起，到了第四乐章，色彩辉煌和急迫的暴风骤雨将拉赫玛尼诺夫命运辗转、思乡心切的孤独与悲恸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奏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一个乐音几乎是在观众同时爆发的掌声中落下的。热烈的喝彩中，西蒙-拉特带领乐团加演了一曲《北京喜讯到边寨》。去年6月，乐团与意大利指挥家贾南德雷亚-诺塞达在大剧院演出时，返场的同样是这首曲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里，旧曲新奏，格外应景。前奏响起时，大家就会意地鼓起掌来。全部演奏结束后，舞台上又出现了温情一幕：西蒙-拉特从后台端上来两杯白葡萄酒，把其中一杯递给了大提琴首席蒂姆-休。蒂姆-休在乐团工作了四十年，马上将退休，北京之行是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我每次来中国，都感觉中国的乐团和古典音乐市场好像又向前发展了50年，尽管实际上可能只过去了5年时间。”西蒙-拉特对国内交响乐的发展赞不绝口。一直致力于培养观众的他注意到，“柏林爱乐有数字音乐厅，国家大剧院也有，这为人们欣赏音乐提供了很多便利，让爱好音乐的人们在这里相聚、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在一个群体之中。” 　　现任第二小提琴首席、乐团董事会主席的大卫-阿尔伯曼深感西蒙-拉特为乐团带来的变化。“他有和其他指挥家不一样的兴趣与偏好，他带我们演奏了更多的当代音乐——还在世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这是非常独特的经历。演奏过去的作品时，我们心中已经有了预判，但对新作品，第一次将它奏响，我们也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变化无疑更能够刺激乐团。” ·心曲 2019-12-11 09:15:07 　　做更好的自己，才能无愧祖国 　　陈 涛 　　《和祖国在一起》这首歌因春晚而创作，旨在庆祝新中国70华诞。歌词把祖国与母亲相连接，并且以母亲视角来审视一场盛大庆生活动的内涵——母亲最想要的礼物，是孩子们过得幸福。我意图通过这种温暖而朴实的表达，来加强每一个人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并继续以柔和的暖色调为之后的高潮部分打下坚实的感情基础。 　　“和祖国在一起”是经过无数次精练而得来的句子。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挫折还是辉煌，我们都和祖国在一起。与非凡的祖国相比，每一个“我”都是那么的平凡，所以，只有每一个“我”都来做更好的自己，才能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伟大。 　　每个人都有一颗火热的赤子心，我们把这份深情珍藏在心灵的某个地方，或深或浅。但是，谁都知道，爱国之情，其实呼之欲出。 　　写出新时代的大国军威 　　王晓岭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活动至今推出了7批歌曲，我有8首作品入选，其中好几首都是军歌——《冷的铁索热的血》《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现场，当飞机在天空飞过，《强军战歌》由千人合唱团和军乐团奏响。当时我正在准备当天晚上的晚会，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听到这乐曲，内心无比激动。在我的创作设想中，这首歌就是要跳出以往的路子，写出新时代的大国军威。 　　2014年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我随后到古田学习。刚一下车就看到8个大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当时我感觉它们就像8簇燃烧的火苗，我想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抚今追昔，《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的核心词句油然而生：“不忘我们是谁，不忘是为了谁，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向着胜利再出发！” 　　回想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我深切体会到：军旅音乐家要永葆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勇气和精神永远是军歌的灵魂。 　　紧贴时代脉搏，音符才鲜活 　　孟庆云 　　很幸运，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亲眼见证了发展历程。 　　几十年的创作实践让我领悟到：好的音乐，一定要紧贴时代脉搏。无论哪个时期，凡是紧贴时代脉搏的作品，都显得那么鲜活，旋律都是那么亲切自然，好听耐听。创作需要灵感，但灵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都是通过生活积累得到的，它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好的音乐，一定得有真情实感，不喊口号，不说空话大话。《乡愁》就是这样，这是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头曲，这首歌不仅流行全国，海外也在传唱。很多人都评价说这首歌感人至深，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写得很动情，还掉了眼泪。歌词简单但耐人寻味，插上音乐的翅膀后，意境更深远了。还有《坚守》，歌词里大量化用古诗词，充满艺术气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大到对国家、对信仰的坚守，小到对人生理想的坚守，甚至包括我自己对歌曲艺术性的坚守，都融入其中了。 　　创作出于使命感 　　何沐阳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一直有一种使命感。 　　在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很多，但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还是符合主旋律的创作——就好像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杈，决定其高度的，还是主干；一条河，无论有多少支流，决定其体量的，还是主流。 　　要创作出成功的主旋律歌曲，最重要的就是初心，你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有发自内心的情感。当然，艺术手法的创新也很重要。 　　我有5首作品入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耀中华》，它有幸在2014年央视春晚上作为零点压轴歌曲，为人们所知。这首歌我写了很长时间。为了写好它，在创作初期，我听了大量爱国歌曲，包括许多国家的国歌。我希望能写出老百姓内心的声音。“天耀中华，苦难中开花”，这是只有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中国人才会懂得的呼喊。歌曲最初的名字是《天佑中华》，后来我觉得“佑”字多少还有些被动的意味，而“耀”字更能表现出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才是新时代中国老百姓普遍的心情，于是更名为《天耀中华》。为了让作品能够被当代年轻人接受，我以五声调为基础，融合了流行旋律，更朗朗上口。 　　（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 ·讴歌中国梦 唱响中国梦 2019-12-11 09:08:18 　　伴随着新中国走过的70年，文艺创作亦是一路繁荣。一首首广为传唱的经典旋律，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 　　从2013年开始，“中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已遴选产生7批次、共172首歌曲。这些歌曲作品凝聚了各方创作者的智慧与力量，真切地讴歌中国梦、唱响中国梦，激励人们积极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172首歌曲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引领风尚、温润心灵的作用，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贡献丰富、价值深远。 　　这些作品有三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鲜明的中国气派。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悠远。在“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中，能够体现鲜明的中华民族气派，饱含丰富的民族之韵。《天耀中华》《民族辉煌》《记住乡愁》《站在草原望北京》《儿女情长》《游子吟》《美丽中国》《看山看水看中国》《大地芬芳》等歌曲，在传承中华民族音乐美学的同时，唱出了各族人民的真挚情感。它们或从国家、民族、个人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表白，或抒怀深邃的内心情感，或赞颂壮丽的大好山河，其中不乏古诗词般的精致，水墨画般的意韵，通过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所产生的神韵，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听众。 　　同样体现出中国气派这一创作特点的还有“强军梦”主题的歌曲。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光荣与梦想》《强军战歌》《四有军人歌》等歌曲唱出了军人坚定的思想意志，体现了当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与信息化水平。它们如同一声声嘹亮的军号振奋人心，在豪迈旋律中尽显民族气派。 　　第二是突出的时代气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催人奋进的时代旋律。与之相应，近年来，“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更加突出了时代气质：《不忘初心》《新的天地》《走在小康路上》《赞赞新时代》《时代号子》等作品都紧扣时代脉搏。它们以鸟瞰式的创作维度，在历史的坐标轴上高歌，抒发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期待、激情与感动。 　　第三是浓烈的生活气息。 　　在172首歌曲中，以社会发展、人间真情、城乡变化等为主题内容创作的作品占比极高。从中也能看出“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接地气的特点。《时间都去哪儿了》《坐上高铁去北京》《搭把手》《老百姓的爱》《父子》《人总有老的时候》《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小村微信群》等作品可谓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切再现。这些歌曲仿佛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从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爱出发，力求与百姓心心相印。这些创作，以小见大，让人心中涌起积极向上的力量。 　　以上三个突出特点，在“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优秀作品中得到普遍体现。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共同的创作追求。与以往的主旋律作品相比较，“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无论词、曲都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创新趋势，表现为创作维度更宽广，艺术观念更包容开放。这些优秀作品更多着眼于在世界音乐语境中，表达中国音乐文化精神，传播中国音乐文化语言。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活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新时代繁荣的文艺创作的一个缩影。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中国旋律，表现出火热的现实生活。 　　口口相传的一首首好歌，表达了人民的梦，中华民族的梦，伟大的中国梦。 ·旋律那么美 花儿这样红 2019-12-11 09:05:56 　　成立于1947年的长影乐团用音乐见证祖国发展。72年来，长影乐团共为700多部影视作品录制过音乐。《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敖包相会》《让我们荡起双桨》《山歌好比春江水》《蝴蝶泉边》等等，脍炙人口，经典传世。 　　创 业 　　“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9月26日，长影乐团赴大庆演出，一曲《满怀深情望北京》激荡回忆无限，豪情万千。该曲为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创业》的插曲。 　　乐队一片年轻的面庞中，有一位白发老人专注地吹奏大管，这是长影乐团老艺术家、大管首席，70岁的穆铁来。 　　1971年底，20出头的穆铁来曾跟随乐团到大庆体验生活。“住的是‘干打垒’，没人叫苦抱怨。”穆铁来说，“我们上午和石油工人一起下井干活，下午排练，晚上为工人们演出，常常下半夜一两点钟才回到驻地休息。” 　　“体验过生活，不一样，能真正理解石油人的精神面貌。”长影歌唱家边桂荣说，“今天，当我再唱起《满怀深情望北京》时，眼中仍是含着泪。” 　　1972年过年前，乐团结束两个多月的体验回到长春，很快就完成了录制，效果非常好。 　　“那时乐队演奏配乐，错一个音都不行。现在科技手段发达了，但情感的表达是科技无法替代的。”长影乐团音乐总监、作曲家、指挥家史志有说。 　　今年以来，长影乐团在长春市已演出40场。临近国庆，演出更加密集，平均三四天一场。穆铁来场场不落，包括练习和彩排。“乐队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长影乐团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他说。 　　致 敬 　　长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在长影工作的30年间，共谱写了100余首电影歌曲。 　　当年，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后，立即到新疆体验生活，几乎跑遍了喀喇昆仑山上的哨所。曾与雪崩擦肩而过的他，从一位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并被战士如泣如诉的歌声震撼。当天夜里，他怀着满腔的激情，一口气作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长影老音乐家苏焕洲是长影民乐团的第一批团员。他回忆：“《冰山上的来客》音乐很多。雷振邦从新疆带回一件乐器‘热瓦普’，还带回一个弹‘热瓦普’的高手达吾提，我们搞弹拨乐器的就跟他学。最后音乐听下来，真是地道的那个味儿。” 　　1956年，《上甘岭》导演沙蒙找到作曲家刘炽，提出希望：“这支歌能随电影的上映传遍全国。若干年后即使电影不演了，只要唱起这支歌，影片动人的场面就会再现。” 　　刘炽拿起第一稿歌词读了几遍，却怎么也找不着调。他告诉导演，这首词没有韵律，很难流传。沙蒙请词作家乔羽重写了一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优美的歌词感染了刘炽，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一个星期，全神贯注地完成了《我的祖国》这首传世经典。 　　回忆往事，长影乐团团长张霁虹感慨万千：“雷振邦、张棣昌、尹升山等老一辈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每当经典响起，大家心中都油然而生一份自豪与责任感。” 　　传 承 　　长影的气质在一代又一代音乐人身上传承，长影的作品在多元化中发展。 　　2018年，长影乐团恢复了中断20年的民乐队建制；2019年初，长影乐团成立青年交响乐团。今年“六一”，长影乐团为春城的孩子们奉献了一场动画片音乐会。81岁的长影乐团中提琴演奏家曲宪章先生说：“用这样新颖有趣的演出形式让孩子们欣赏交响乐，效果特别好。” 　　“乐团从只有电影音乐走出一条多元化发展之路，外国经典电影音乐、中外著名交响乐、中国文学名篇视听交响音乐会、中国电影交响音乐会及各种互动形式的音乐，既有专业水准，又接地气。”史志有说。 　　近几年，长影乐团坚持下基层。“住农村大炕，在村部演出，墙上房顶上，到处是村民观众，大家一起又唱又跳，特别快乐充实。”长影乐团著名歌唱家汪澈说。 　　“在挖掘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乐团还将在丰富音乐作品表现形式、拓展观众群体、推动演出市场创新等方面做出更多尝试和努力，继续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放歌。”张霁虹说。 ·“我”和“我的祖国” 2019-12-11 08:52:12 　　——当代爱国题材音乐文学史略论 　　祖国，是最亲切的名字。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唱给祖国的歌声，一直是音乐文学创作中最为动人的旋律。本文试图把当代有关祖国的歌词创作中的优秀作品来一次“史”的梳理，力求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以就教于大家。 　　笔者粗浅地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爱国题材音乐文学史，是抒情主人公（主体）“我”或“我们”与抒情对象（客体）“祖国”逐渐接近直至融为一体的历史。 　　一、祖国颂 　　当无数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崭新国家在我们手中建立的时候，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是怎样的欢欣鼓舞。人们按捺不住这巨大的喜悦，只能最直接地唱出这种喜悦、最抒情地唱出对新中国无比的热爱。这期间，曾有大量的诗歌涌现。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的《新华颂》等都是诗人情不自禁喊出的赞歌。王莘的《歌唱祖国》尤其以它所特有的音乐文学形式和情词并茂更易于接受的内容，获得了更高的普及率和更长久的生命力。歌者的目光掠过高山平原，黄河长江，对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进行高度概括。“东方太阳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在迎风呼啦啦飘扬招展的五星红旗下，在“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的磅礴气势中，在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展望里，中国的音乐文学史以强劲激越的脚步，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当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的时候，歌手的目光便变得深情，这种深情使他们的襟怀更加廓大，祖国的山川、祖国的历史、祖国的荣辱、祖国的兴衰、祖国的安危……在他们胸中动人地回荡着深情的旋律，祖国的形象也逐渐变得真切，祖国的面容也逐渐变得清晰。乔羽的《我的祖国》（刘炽曲）就是在这种情状下最优秀作品。 　　那美丽祖国的辽阔的土地、明媚的风光，词作者用“一条大河”的意象准确的涵盖，其词语的深湛、象征意蕴的奇妙深远，使祖国的赞歌具备了一种新的审美格调；那英雄祖国的古老的土地、青春的力量，用花朵般的姑娘、心胸宽广的小伙加以典型概括，使祖国的大地充满了刚柔相济的伟力；那伟大祖国的温暖的土地，遍布和平的阳光，使家乡人民的爱憎情感更加鲜明。整首歌词以纯正的口语区别于矫情的诗，以鲜亮纷呈的意象区别于空泛的词，以纯真质朴的感情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以足够的力量告诉人们：中国人已经从《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的怨怒中彻底地解放了，如今的祖国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高唱：“这是我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与其说《我的祖国》有某种象征意义，毋宁说更有预示和审美先导的意义，单从歌名看，祖国的定语部分“我的”，对80年代的“祖国”歌词创作有着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八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高潮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充满朝气蓬勃的生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在我国的歌曲创作上也有鲜明的反映，出现了一批豪迈奔放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唱日新月异的祖国建设，歌唱蒸蒸日上的新生活”。最具代表性的是1957年乔羽创作的《祖国颂》（刘炽曲）。歌词对新中国的时代风采做了一个全景式的观照，以高超的概括力和宽广的诗人胸怀，把祖国山山水水、四面八方的火热的现实生活都包容在这首壮美的作品中： 　　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开了胸怀。啊，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呵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满天山外。铁水汹涌红似火，高楼耸立一排排，克拉玛依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滚滚流成海。长江大桥破天险，康藏高原把路开，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 　　抒情主人公站在祖国晴朗碧透的天空下，俯瞰祖国的万千气象，投以由衷赞美的目光，报以纵情高声的歌唱。无论在内容巨大的概括力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完美上，都标志着这一时期同类音乐文学题材的最高成就。此后，著名的作品还有王莘的《祖国颂》、石祥、刘薇的《祖国一片新面貌》（生茂曲）等，但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没能超越乔羽的《祖国颂》。 　　用“颂歌”或“赞歌”来界定这些作品，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这些赞颂之作的产生是自然的，它与那一特定时代的心理定势相吻合。“最直接地表现内心感情的时候，也最有歌唱性。”这一阶段的合唱歌曲较多，正是群情振奋使之然。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那一段音乐文学史，也会发现，抒情主人公或者说歌词写作者及歌曲演唱者是怀着一种敬仰之情站在祖国这个伟大的形象之外的，缺少一种“切入”感。几乎每首歌都是比较客观地反映祖国的变化，词家们似乎来不及把自己激越的情绪沉静下来。然而我们不应该对此抱有遗憾，因为这一切源于既是真诚的也是无法抑制的激动，是真情实感的抒发。 　　二、祖国之爱 　　文化荒芜期的音乐文学几乎没有好作品可言。十年浩劫的结束，意味着社会主义祖国音乐文学的“二度梅开”。伟大而历尽沧桑的祖国在词作家心中成为更加可敬可亲的形象。人们歌唱她的坚韧刚强，祝福伟大的祖国永远如旭日初升。一首贺东久、任红举作词的《中国，中国，鲜明的太阳永不落》（朱南溪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永不落”三个字浓聚了多少深情的寄托和含泪的祝福！每当听到它，我都想起何其芳的诗句：“我听见迷人的歌声，/它那样快活，那样年轻，/就像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歌唱她的不朽的青春。/呵，它是这样迷人，/这不是音乐，这是生命！/这该不是梦中所见，/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 　　尽管这首歌在主调上没有脱出《祖国颂》的模式，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了很大的新变。经历了一场浩劫的洗礼，人们对祖国今天的来之不易有了深入的认识，一种“敬”意已经渐变为一种殷切的“祖国之爱”。 　　瞿琮的《我爱你，中国》（郑秋枫曲）是这一时期此类歌词的代表之作。“我”似乎直接承接了《我的祖国》的气度，而“爱”则大大的超越了以往，甚至可以说，“我爱”，是祖国的音乐文学创作新时期的标志。抒情主人公与祖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情感的浓度和深度也大大加强了——“我的母亲”的形象在当代音乐文学史上充满爱心地挺立起来，几经沧桑却依然丰满强健。这首歌词不是客观地描绘祖国母亲，而是在每一句中都充分体现了执著的“我爱”：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张鸿喜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陆在易曲），以“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我们对您的深情”、“蓝天大海储满着，储满着忠诚，我们对您的忠诚”的咏叹，把歌手的心灵已经深深地溶入祖国的身上，这种爱，已由外在深化为内在。 　　张藜的《祖国之爱》、《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曲）也是在群众中广为传唱之作：“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把个人与祖国的关系诗化于词句里，既鲜明地展示了祖国对于“我”的意义又含蓄地表达了“我”对祖国的价值。 　　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是不同于《我的祖国》年代的新时期词作家们的集体思考。张藜的这首作品的名字也恰好代表了这样一种新时代的创作取向：“我”不再是那种对祖国的敬而远之，而是投身于祖国的怀抱成为她的身躯的一部分。但我们又发现，这里仍然还有一种心理的距离，仍然没有达到血肉相融的“一体化”，“我和我的祖国”——一种并列关系。此间的优秀之作还有晓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施光南曲）、刘合庄的《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李正曲）等。 　　“时代变了，或有许多东西，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有许多基本上还适应新时期要求的东西，也要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潮流。”在这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佳作，我认为，正是它们把唱给祖国的歌声在80年代中后期引向了更具审美品格、更富思想内涵的新境界。它们是《我的中国心》（黄霑词、王福龄曲）、《我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叶佳修词曲）、《江河万古流》（苏叔阳词、王立平曲）等。 　　三、我们就是黄河泰山 　　我们的祖国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音乐文学工作者的视野空前广阔，思想触觉也格外敏锐。优秀的词作家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气度，他们不屑囿于“小我”的情绪泥淖，而是在肯定自我对于社会的价值的基础上，把祖国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融为一体。正当人们期待着与时代合拍的创作的时候，传来了作为炎黄子孙的“我”那雄浑而优美的歌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中国人的血液中国人的心。化作长城黄河，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和百摧不毁的民族气节：“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再苦的逆境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就是泱泱的气节，从来没变过。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苏叔阳的《江河万古流》则更简捷地表达了这种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自信心：“长江流，黄河流，滔滔岁月无尽头，天下兴亡多少事，莽莽我神州，情悠悠，思悠悠，炎黄子孙志未酬，中华自有雄魂在，江河万古流。”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国的歌坛上，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通俗歌曲创作走向了繁荣。80年代中后期，成为爱国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创作都表明，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的成就就是祖国的成就，祖国的歌就是我的歌——我和祖国已合二为一，我们就是黄河，我们就是泰山。这种全身心的情真意挚的歌唱，达到了音乐文学创作上前所未有的艺术真实。 　　如果说曹勇的《我们就是黄河泰山》（士心曲）是一篇我们与祖国融为一体的宣言的话，陈奎及的《中华美》（郭成志曲）、任志萍的《心愿》（伍嘉翼曲）等则是更进一步，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同时作为歌者与被歌者，“我们”与祖国已无法分开，血肉连在一起，已经用不着“就是”来认定了。晓岭的《祖国赞美诗》（哲明曲）是一首更成熟的佳作： 　　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盘古开天到如今有多少荣辱和犹患，泪可以流，血可以洒，头却不能（没有）低下。 　　我们从蹒跚的冬夜，走向春的朝霞，脚步像咚咚咚的（沉重的）鼓点在大地上敲打，最痛苦的土壤会生出最幸福的希望，树要吐绿，草要发芽，古莲也要开花。 　　过细的分析已经多余，我们只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祖国赞美诗，已从过去那种平面的祖国风光面貌的描绘或单一的情感抒发，发展到了立体的具有浓厚文化内蕴的词美境地；我们的音乐文学创作，已经伴随着祖国的成熟、伴随着新一代中国人的成熟而变得更加深沉。 　　这期间的较为优秀的作品还有王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谷建芬曲）、韩静霆的《今天是你的生日》（谷建芬曲）等。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一首刘毅然的《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为光曲）。作者准确把握住了祖国歌曲创作的新动向，大胆地把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可亲，把“祖国”化为一个相恋的“你”： 　　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你恋着我，我恋着你，是山是海我拥抱着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血是肉我凝聚着你。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 　　这里，我们起码能够得出如下三个结论：第一，与“我们就是黄河泰山”比，“你恋着我，我恋着你”似乎多了一句“黄河泰山就是我们”，这种颠倒好像只是形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艺术创新，内容上甚至可以看做是一次小小的审美革命；第二，“是山是海是我拥抱你”与以往的“海和浪花一朵”的比喻又是一个倒错，仿佛“我”的形象有不逊于“你”的昭示，这是颇有深味的新意；第三，“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对近年来歌词创作上关于“我”与祖国关系认识的一个明明朗朗的总结，这个总结是应当引起词作家注意的。 　　对当代祖国题材的音乐文学史的描述，王健《祖国您听我说》（谷建芬曲）中的一句词是比较恰当的，它概括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赞美祖国，热爱祖国，我们属于祖国。”几个阶段的演进，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政治反思、文化热、直至优秀民族文化的重新重视，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新的演化，一种新的“祖国观”也随着个体生命价值的逐渐确认，深深地融入了每个国家主人的血液之中。个体的自由解放、升华完善，汇成一股股力量，形成凝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支撑着伟大的祖国刚强自信的形象，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的灵光。祖国大地到处回响着动人的歌声：“重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 　　（原载《词刊》1991年第5期） ·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2019-12-11 08:47:3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侧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以“奋斗”为主线，分为“浴血奋斗”“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奋斗吧 中华儿女”四个篇章，以气壮山河的史诗篇幅、崇高奋进的主题意蕴、大气恢弘的艺术场景、精湛完美的创新演绎，艺术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壮丽征程，深情表达了对新中国成立70年的深情礼赞和壮志豪情。 　　打造一部属于人民的史诗 　　晚会总撰稿、策划创意组成员朱海表示，在《奋斗吧 中华儿女》之前，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有3部音乐舞蹈史诗，分别是《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这3部作品从各个维度，或回顾、或前瞻、或总结，都在描述着新中国的历史，都以新中国的历史为出发的基点。“正因为有这样光荣的文艺创作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时候，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也要推出一部史诗作品。”朱海谈到，《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向《东方红》致敬。晚会从1921年开始演起，这跟《东方红》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历史的追述，表达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从哪里开始的，表达今天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牢记使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奋斗历程。《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第二个出发点是打造一部属于人民的史诗。“我们从浩瀚的历史和文艺作品中找到了‘奋斗’的主题。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百年风雨中动态前行的象征。奋斗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事业和人民的新生活。我们尽可能用舞台艺术的手段把奋斗的形象、奋斗的足迹、奋斗的情感和奋斗的收获，凝聚在一起。这是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为新中国成立70年献上的一份文艺大礼。”朱海说。“中国需要用史诗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情怀、中国梦想。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而用一部史诗为人民树碑、为祖国立传，是这部作品最深刻的立意所在。” 　　“晚会的创作过程就是一次汇聚人心、凝聚力量的过程。”晚会副总导演田沁鑫介绍，参与演出的共有近30位优秀戏剧演员和明星演员，这些演员放弃了拍戏，停掉了工作，即使只有一句台词也要排练很久。大家非常积极，努力配合。在戏剧情境表演部分，田沁鑫特别强调表演要真实、真诚，不能造作和虚假，希望演员们站在人民立场上发出声音，表达对祖国和人民最真挚的祝福。 　　全新的编排体现对经典的传承发展 　　第四篇章指挥李心草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如此大型的国庆庆祝活动，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空间，整个排演过程给他留下了最深刻、最激动的记忆。“这次参与演出的合唱演员、乐团非常多，其中，乐团人数为150人，分别来自3个乐团，合唱队400位演员来自7支不同的合唱团。如何在艺术呈现上做到整齐，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李心草说，排练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乐团跟两侧的合唱团的配合。正常的演出合唱团都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因为此次表演形式的变化，合唱团分别站在台口的两侧，每侧200人，由于空间距离的关系，指挥棒的指令传递到乐团再到合唱团，就会产生滞后的现象。刚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时，合唱队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音乐的时候进晚了，这时李心草就会把几个合唱团的人叫到他的身边听，他们才发现合唱队确实滞后了。“对于这些问题，只能一遍一遍地去矫正他们的错觉。” 　　晚会的第一篇章“浴血奋斗”从交响乐与舞蹈《起来 起来》开始，通过交响乐、合唱和舞蹈《南昌起义》《西江月-井冈山》《过雪山草地》《延安颂》《怒吼吧 黄河》《渡江 渡江》等节目，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斗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艺术呈现，第一篇章执行导演宿哲表示，整个演出虽然气势宏大，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历史细节的真实，每个历史场景的表达，不管是一面旗帜、一个火把，还是一条绑腿、一套装扮，都是通过翻阅大量史料、咨询相关专家，反复考证制作而成的。 　　第二篇章“艰苦奋斗”以绚丽宏大的合唱和舞蹈《东方红》开篇，回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其中，《赞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向《东方红》的致敬中，唱出各族儿女开启新生活的无尽喜悦。在这一环节的表现中，“我们从演员的服饰到表演都追求原来的样貌，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安塞腰鼓等艺术元素，让舞台既有当年的影子，又不乏今天的诉说。希望通过这种全新的编排体现对经典的传承、发展，表达对党、人民和祖国的无限热爱。”第二篇章执行导演靳苗苗说。“这一篇章的编导和演员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大家在排演中回顾和重现历史，同时也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这是整个文艺界面临的一次大考 　　“赤子之心化春秋，我将无我，无愧你的托付；赤子之心化未来，我将无我，托起复兴日出。”歌唱家雷佳在第四篇章中与廖昌永一起演唱了歌曲《赤子》。演唱过程中，“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等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照片依次出现在大屏幕上，在为整首歌增添厚重感的同时，深情表达了国家对英雄们的礼赞与致敬。“我希望用手心将这首歌曲捧到观众眼前，将那份赤子之情像涓涓溪流一样呈现出来。”雷佳表示，歌曲在排演过程中几易其稿，我也演唱过好几个版本。每一次都比上次更好，每一次都要非常准确地表达歌曲的意境。整首歌曲中，让我最为感动的，就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句歌词。 　　成龙、王力宏、张靓颖等演唱的《不忘初心》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的庄严承诺。演员成龙表示，与职业歌手一起，参与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活动中，让他倍感荣幸。谈及他心目中的“初心”，成龙说，“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饮水思源。我从小学习京剧、功夫，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师傅教给我的东西，也一定会将中华文化不断地传承发展下去。”歌手王力宏表示，每天来人民大会堂参加演出的路上，都会看到路上挂着的“不忘初心”的标语，为初心而奋斗，为初心而继续前进，让人特别感动。“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小时候看到的中国与现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音乐是文化的听觉。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中国的音乐和文化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演员胡歌在第二篇章交响情景表演《共和国之恋》中扮演“两弹一星”元勋中惟一的烈士郭永怀。郭永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空气动力学，生活环境非常优越。但为了祖国，他放弃一切，献身科学事业。为了将一份非常重要的数据呈交给周恩来总理，他与警卫员一起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却不幸遭遇空难，在飞机就要坠毁前，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后来在两具烧焦后连接在一起的尸体中间发现了这份被保存完好的数据资料。“演出中最难的是在无实物表演中呈现飞机空中发生的剧烈颠簸和坠毁前的紧张时刻，我们在排练中尝试了很多种方式，最终通过灯光的配合、肢体的设计呈现在了舞台上。”胡歌说，“我们这一代人所谓的艰苦与先辈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那个年代是真正艰苦奋斗的年代，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那个时代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太多太多。通过我们这个舞台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先辈所经历的、付出的、承受的，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传播正能量，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同时让观众感受美好，我希望自己能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整个文艺界面临的一次大考！”晚会音乐总监舒楠表示，“这次晚会是一个用真本事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舞台，演员们都是真拉、真唱、真念、真演，呈现出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真正的水准。希望《奋斗吧 中华儿女》能够为今后的舞台立下一个标杆。” ·千人交响奏出爱国心声 2019-12-08 17:02:36 　　昨夜的天安门广场，千人同唱团结歌，千人齐奏奋斗曲，每一个音节都敲打着中华儿女的心弦。如此大规模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在广场上一同呈现，这在世界上属首次。其间，礼炮齐鸣，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16支“天团”汇成千人乐团 　　千人交响乐团由中央和地方16支交响乐团1028人组成，他们身着红色的礼服，参与了联欢活动主题表演各章节、烟花表演各波次的伴奏。 　　“国内职业交响乐团中最好的乐团，都参与了这次千人交响演出。”联欢活动交响乐演出组组长、中国爱乐乐团团长李南介绍，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等知名乐团云集。“这是全世界史上最大型的职业交响乐演出，千名交响乐团乐手齐奏的规模也是头一回。” 　　千人交响乐团编制十分齐全，包括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打击乐组、色彩乐器组共计十余种乐器，基本囊括了所有的西洋乐器。 　　1400名学生唱满全场 　　千人合唱团的团员大部分都来自本市的大中小学，一共1400人。其中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北京四中、北京陈经纶中学等4所中学，还有北京史家小学、北京小学等4所小学。贾雯伊还不满9周岁，是最小的一名团员，她说：“我想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好好给祖国唱首歌！” 　　广场上，身着红、黄亮色礼服的团员们时而活泼地随着乐曲舞蹈，时而庄严静立歌唱，清亮的童声、浑厚的低音部、宽厚的中音部，还有空灵的高音部完美融合。1400名学生唱满了全场。 　　“最美的声音是用心歌唱的心声。”千人合唱团训练总指挥杨乐乐说，“合唱的魅力是人和、声和、心和。我们用大众的形式展现了自己，更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魅力！” 　　老歌新编唱出新韵律 　　千人交响乐团演出的曲目是9首，千人合唱团演唱的曲目是16首。其中，既有《我爱你中国》、《红旗颂》、《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响彻广场，也有《我们都是追梦人》、《山笑水笑人欢笑》、《母亲是中华》等新创作的曲目首次揭晓。 　　细心的观众会察觉，即使是一些经典曲目也并非简单的原音重现，而是经由作曲家重新改编过的。 　　“一些歌曲经过了交响化再创作，便有了更加丰富的音乐色彩和表现力。”千人交响乐团指挥家之一、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张国勇举例，《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原曲只有两分钟，改编后总时长近七分钟，靠的就是作曲家的创意。具体来说是运用丰富的作曲技法，作曲家将主题在不同的调上加以发展，整体风格还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融合千人合唱团的演唱和广场上的载歌载舞。 　　千人一声要用耳朵“唱” 　　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千人合唱与千人交响想做到同声共鸣，要靠耳朵“唱”。 　　千人合唱团团员管安平来自陈经纶中学，一直是学校合唱队里的骨干。她说，在现场一共能听到三种声音，耳返里会有音乐声，我面前的千人交响乐团会演奏出音乐，还有广场上的音响喇叭播放的声音，它们彼此有“时差”，会给我们造成一定干扰。 　　杨乐乐说，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合唱团的每一位团员，不仅要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也要知道其他人唱的是什么，以及自己的声音和音在整个曲目中的位置和作用，每个人要对自己的音准、节奏负责，才能和别人有效合作，并迅速地把声音融入到集体当中。“和谐美好的声音靠的是训练中团员之间的磨合、默契和信任”。 　　千人交响乐建议人张树荣 　　1028人奏响华丽乐章 　　昨晚，天安门广场上，100米长、35米宽的舞台上，1028名来自国内16支交响乐团的乐手，以娴熟的手法奏响华丽乐章。“千人交响乐的形式，是我最先提出的建议。”张树荣的头衔很多，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交响乐团演奏。” 　　张树荣说，以往的国庆联欢活动，更注重展现民族的内容，腰鼓、舞龙等项目集中展示，交响乐并没有作为整块内容进行过大规模展示，这也是我提出千人交响和千人合唱创意的原因之一。很快，这个创意就得到了导演组的认可。 　　在交响乐界，首席之争自古就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交响乐团里，排谱台座位是道“难题”。然而，这些问题在千人交响乐团“组建”过程中却没遇到。“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是一场向全世界直播的国庆联欢活动，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爱国的情愫在升腾。”张树荣说。 　　“最初有人说千人交响真的有一千个人吗？我可以拍着胸脯说，1028个人。”张树荣说，“我们用自己手里的乐器演奏乐曲向祖国送祝福，一丝一毫的折扣都不能打。” 　　如今，演出已经落幕，气势磅礴的千人交响乐与千人大合唱带来的震撼久久不能消失。张树荣骄傲地说：“交响乐是世界艺术，用世界共通的语言去与世界交流，我们中国人将起源于西方的交响乐做到了极致！” 　　 ·青春学子深情歌唱祖国 2019-12-08 16:57:3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今天上午11时30分，青涩、纯真、未经修饰的童声从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徐徐传出。国旗杆下，站立着4名领唱的小朋友。此时，他们身边的8名音乐指挥同时扬手，在轻轻按下的刹那，轻缓悠扬、沁人心脾的合唱汇入领唱的童声。这个由3000名来自首都各大、中、小学校学生组成的广场合唱团，以一曲无伴奏合唱，拉开“十一”庆典的序幕。 　　第一个音节吐出之后，国庆70周年分指挥训练与合唱总指挥李刚教授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在广场合唱团演唱的全部18首作品中，只有这第一首，需要3000人在无伴奏状态下，直接找到音准。“说起来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很难。这是能够充分体现北京学生们合唱功力的一个曲目。这一关突破了，后面的一切都将顺理成章。” 　　面向合唱团员的8个分指挥台上，8名指挥一举手，一甩头，犹如正有一根无形的线同时牵动，手臂的高低、角度、力量，乃至指挥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几乎没有丝毫差别。指挥台下，另外13名分指挥按照预定程序，随时登台替换，以保持指挥者100%的精力充沛、情绪饱满。 　　600小时培训专业指挥 　　首师大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研究生芦雅晨是21名分指挥之一。从严苛选拔中脱颖而出的她，自训练开始起，已经接受了顶尖专家们超过600小时的培训。细细算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遍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个专业招生特别少，专业人员并不好找。我们21个分指挥中，只有7名是指挥专业的同学，其他14名同学分别来自声乐、教育专业，并没有指挥的基础。几个月训练下来，他们如同是在大学里多学了一个专业。” 　　艰苦训练带给学生们五味杂陈的记忆，势必将伴随他们终生。芦雅晨印象最深的瓶颈期出现在7月份的封闭集训期间。此时，距离最初的训练已经四个月了，她和本专业的同学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进步甚至远远赶不上非指挥专业的同学。眼看着每日的训练成绩排名日益下滑，已经用了120%的努力和汗水，却总也看不到成果，同学们几乎处在了崩溃边缘。本就心思细密的女同学们，更容易放大情绪，大庭广众之下，老师一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句谈不上严厉的责问，却让女同学们当场放声大哭。“男同学也哭，他们当着我们能忍，回宿舍自己掉眼泪。” 　　21个指挥动作整齐划一 　　李刚教授说，指挥专业在日常非常强调释放个性，对学生理解乐曲、表达情感时出现的独特想法、指挥时出现与众不同的动作，从来都是鼓励鼓励再鼓励。但是，国庆70周年的合唱演出，恰恰是要求严格地整齐划一。“凡是参与过合唱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指挥会对面前的团队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我们是个3000人的团队，有21名指挥，如果每个指挥对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动作自由，表情各异，在这个庄严神圣的场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统一所有人对作品的认识，统一所有人的表达方式，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音乐学院研三学生丁超男说，长期学习形成的专业技能，反倒让他们在训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突破既有框架，流露自我，而这恰恰是国庆培训的大忌。 　　谁也不知道关键的转折点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同学们能记住的只有每天训练完成后，所有人聚拢在一起，共同探讨对于作品和情绪的理解；能记住女同学们挥动手臂力量太小，不得不绑上的沙袋；能记住集训期间最早上床睡觉是凌晨2点，几乎在脑袋碰到枕头的瞬间就进入梦乡；能记住训练之余突然萌发看升旗的念头，于是夜骑到天安门广场，汇入等候升旗的人潮…… 　　芦雅晨的手机里至今保留着拍摄于当日凌晨5时19分的视频，在国歌响起的同时，视频中的画面突然亮了起来，太阳跃出东方的地平线，同学们回头张望，找寻几个月后自己将站立的地方，在国歌声中更感受到责任的重大。 　　3000人合为一个整体 　　在全部3000名合唱团成员中，系统学习过音乐专业的只有200人左右，另外2800人都是有一定音乐素养、参与各学校合唱团的音乐爱好者。如何将3000人对于乐曲的理解统一到与21名指挥一致的层面，对这些最小年龄只有16岁、很少在如此规模人群面前出头露面的指挥们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指挥专业研二同学张嘉欣说，第一次到大学合练，指挥们站在操场前方的高台上，突然下雨了。合唱团的同学们纷纷穿上雨衣，打起雨伞，指挥们始终矗立不动，除了指挥动作之外别无其他，任雨水当头淋下。“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幕让合唱团同学们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一下子知道我们是一支有纪律的团队。”51次往返各个学校、179个小时的合练教学，终于让这个3000人规模、专业人员不足7%的团队逐步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再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各位指挥们面对视野所及的3000余名合唱团员，保持着微笑，强行压抑内心的激动和自豪所带来的情感波澜，决不能让泪水滑过脸颊——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里，在军乐队奏出的气势磅礴的乐曲中，有着比全球观众对乐曲更深刻的理解的他们，确实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受到感染，更可能流泪。但是，不行！此时，指挥们和歌手们人同此心、心同此想，若是指挥没有抑制住感情，合唱团员又该如何控制情绪？ 　　指挥间隙，芦雅晨抬头望向几个月前，骑车来看升旗时自己站立过的地方，犹如昨天。那天的雄壮国歌，似乎已汇入了今天的广场，流进了所有人的血液。 ·吕薇：在舞台上找到一名艺术工作者的初心 2019-12-08 16:55:01 　　“我是瑶山的女儿。” 　　参加音乐剧《血色湘江》排演的这段时间，青年歌唱家吕薇一直沉浸在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中，沉浸在瑶山姑娘凤鸣的角色中。 　　9月28日晚正式与观众见面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广西演艺集团创排。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长征中，受命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受伤被捕后断肠取义。该剧据此改编，表现了共产党人绝对忠诚、坚守信念、敢于牺牲的革命主义精神。 　　2018年12月，中国音乐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陈蔚接到这部剧的导演任务后，第一时间想到邀请吕薇在剧中扮演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凤鸣。 　　剧中，凤鸣是桂北地区瑶王的女儿，浑身散发着野性。她一开始对红军提防、不信任，后来逐渐了解了红军队伍的优良作风，感受到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在亲眼目睹了红军在面对桂系军阀围剿时的英勇无畏后，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不仅发动寨子里的瑶胞主动给红军提供食物、给红军当向导，还对红军师长陈湘（以陈树湘为原型）产生了由敬佩到爱慕的朴素情感。 　　凤鸣是根据历史原型人物提炼出的一个虚构角色，吕薇表示，要演好这个角色，对她来说充满了挑战。之前她饰演的角色大都柔弱温婉，比较接近本色出演，但这次表演的是一个刚烈泼辣的，在情感、信仰上有追求的瑶族女子，和她平时生活中的形象有较大反差。出场时，为了体现出山里姑娘身上特有的野性，她有一段大幅度的舞蹈动作，跳完后经过短暂的间隙，又要马上表演高音区的唱段，这对气息的控制要求极高。 　　“我记得上一次进行这样强度的表演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吕薇说，刚开始排练时，她曾经不小心拉伤肌肉。为了演好这段充满激情的唱跳段落，吕薇还找出京剧演员童祥苓在《智取威虎山》中“穿林海跨雪原”的表演反复观看学习。她想起父亲提到过，童祥苓当年为了表演好这个唱段，曾在自家的楼梯上来回奔跑，跑完接着再唱，反复地练习气息和节奏。“舞台上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带着记忆的，包括声带的记忆、动作的惯性，要保证演出时的水准和能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苦练。”她说。 　　近年来，吕薇参演了《呦呦鹿鸣》《世界在我眼前》《黄大年》《在希望的田野上》等10多部优秀舞台剧，对于每一个角色，她都会投入很多精力去揣摩和准备，以求贴近人物形象。为了扮演好科学家屠呦呦，她除了观看大量屠呦呦的采访视频，反复阅读《屠呦呦传》《屠呦呦：理想治愈世界》等传记外，还和剧组专程到中医研究院采访，了解科研人员的工作模式。她还拜访了屠呦呦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感知屠呦呦成长生活的环境。 　　“采风过和没去采风过的演员，在演出时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吕薇说，在参与《血色湘江》的排演前，她和剧组人员一道去桂北湘江战役的旧址去采风，在当年红军渡过湘江的界首渡口，大家手执菊花，面对波光粼粼的江水，追思红军烈士时，她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掉，“就感觉英灵还在”。 　　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感共振，吕薇在每次排练时都特别投入，以至于前段时间，她因为演出时哭的次数太多，左眼肿起了很大一个血块。正是因为演职人员的这份投入，9月28日晚音乐剧《血色湘江》的首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台下不少观众看剧时“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 　　在音乐剧《血色湘江》的最后一幕，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陈湘，在敌人面前断肠取义，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庄严承诺。数年后，凤鸣带着红军后代“湘江”来到湘江边祭拜英灵，她们身后的多媒体屏幕上，湘江水奔流翻滚，牺牲的红军战士群像从水底浮出，巍然矗立。观众林英钊激动地说：“我已经好几十年都没有流泪了，但看到剧中的这一幕让我流泪不止。” 　　“革命先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带来我们灵魂的触动和升华。”吕薇说，她将继续坚持歌剧、音乐剧表演，因为在舞台上她找到了一名艺术工作者的初心。在塑造不同的角色时，既能体验别人的人生，也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思考和感悟。在艺术创作中，先感动自己，再将自己的这份感动传递给观众，感染更多的人坚定自己的信仰，追求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和满足。 　　 ·音乐70年：集聚力量　迈向高峰　诠释自信 2019-12-08 16:50:48 　　新中国音乐在开国大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入拍”了，就在军乐指挥家罗浪抬起双臂、挥动指挥棒的那一刹那，这部浩大、宏阔的“祖国交响曲”起奏了，并从此铸成一条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歌颂新中国的“主旋律”，贯穿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进而为新中国所需要的战斗力、软实力、正能量提供不竭的动力。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城，来自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共同开启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航船。伴随着高等音乐院校的建立、改建和调整，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起步了；伴随着一批国家级音乐院团的建立，新中国音乐表演事业起步了；伴随着唱片社、音乐出版社、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建立，新中国音乐传播事业起步了；伴随着音乐研究所的设立和音乐杂志的创刊，新中国音乐理论事业起步了。新中国音乐作为一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化、群众化音乐为“主旋律”，以讲究技术、突出学术、追求卓越的学院派专业音乐为中间声部，以传统音乐为低音声部，且还不时出现一些对位化段落和声部转换与交接的交响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并不断向“高原”“高峰”攀登，讲述“中国故事”、表达“文化自信”，成为新中国文化中一道绚丽景观和一个重要层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 　　1、前进在走向复兴的路上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平之歌，从那“雄赳赳，气昂昂”“保和平，为祖国”的战歌声中走来，从那“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誓言中走来，长舒了一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气，并在新时代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语境中，传递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以及“以战止战”和“止戈为武”的战争伦理。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友谊之歌，在“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手拉手”中走来，在“牧场上的家”和“佐渡小调”的美妙旋律中表现出了东方古国应有的大度和气度；在“丝路追梦”的美妙乐声中表达出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的友情，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构建中得以升华。新中国音乐始终为战斗力、软实力服务，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现出了大国风度，唱出了和平之歌。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建设之歌。作为一首用汗水和热血凝成的豪迈之歌，它回荡在北方森林，回荡在南国椰林，它是十三陵和三门峡工地上的号子，是南海渔民晚归的渔歌；它合着大庆油田“磕头机”的节拍，用蜿蜒曲折的成昆铁路和西藏天路作为旋律，用充满力与美的节奏和韵律，见证了“三线”“三北”工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见证了特区及浦东、滨海的发展，也见证了港珠澳大桥的长度，循着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步履，最终成为“抒情新时代”的表达。它还是一首首迷人的旋律，诉诸“走上高高的兴安岭”那长调般的咏唱，诉诸“马儿啊，你慢些走”那诗人般的浪漫，诉诸“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在中国大地上”的激情，表达出全体劳动者的荣光和豪情。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谐之歌。它是军民一家的表达——“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端一碗奶茶给你尝”“三杯美酒敬亲人，亲人就是解放军”“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千万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碗奶茶，一把枣儿，一顶斗笠，作为一种朴素而实在的给予，歌唱着军民融合，也传达出革命战争年代就业已生发的鱼水之情。它是祖国统一的呼唤——“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用亲切的话语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它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激励着五十六个民族手牵手、心向党，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赞颂之歌。它首先是一首党的颂歌—— “妈妈教我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对党的无限感激之情。对党的歌颂和感激，还诉诸革命历程的回顾，诉诸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新中国音乐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既表达出“万水千山只等闲”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浪漫主义激情，又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魄。它还是一首英雄赞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是何等的英雄气魄和高尚情操？“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欧阳海，还有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杨业功……这无数的英雄都凝成了一首首新中国的英雄赞歌，并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它更是一首歌唱祖国的颂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这是多么美好的词句，将东方明珠的身影和浪漫、雪域高原的虔诚和纯净、西南边寨的美酒和歌声、美丽天山的歌谣和传说一一述说和歌唱，最终汇聚成一部歌颂祖国的套曲——“我的祖国”。 　　“前进！前进！进！”新中国音乐作为一首从《义勇军进行曲》中流淌出的奋进之歌，循着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圆梦的历史步伐，永远前进在走向复兴的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精神动力。 　　2、行走在攀登“高原”“高峰”的途中 　　新中国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的基础上得以新的发展，并一直都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力求“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行走在攀登“高原”“高峰”的途中。 　　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仅有记录火热生活、表达革命豪情的群众歌曲，而且还有追求形式美感、用钢琴或管弦乐队伴奏、用美声演唱的音乐会独唱曲——艺术歌曲。其中，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咏唱“多情的土地”，倾诉“共和国之恋”，也表达出“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式的忧伤，成为艺术精品。大型声乐作品也留下了名副其实的经典，或记录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弘扬了不朽的西柏坡精神，有“英雄的诗篇”，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 　　民族器乐可谓“国粹”，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中国音乐的百花园中，成为一种贴近社会生活和大众审美的艺术形式。有劳动的节奏，有生活的感受，还有对文化传统的缅怀和思考。二胡、笛子、琵琶有了新曲，古老的琴、箫也发出了新声。民乐合奏、民族管弦乐也极大超越了“大同乐会”的实践和探索，并在一种西方管弦乐队形制和管弦乐写作模式的引导下，成为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器乐表演形式，成为新中国音乐的一种重要样式。与此同时，小型民乐演奏形式则呈现“雅集”特点，并在现代音乐影响下成为一种现代民乐。 　　如果说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那么为西方乐器所写的独奏曲则展现出中国作曲家对西方音乐的认识、理解、借鉴和掌握，但其中也不乏创造。新中国钢琴音乐，在追求民族化和声、民族化织体、民族化音色的进程中，承续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开始的民族化探索，用黑白琴键图解夕阳箫鼓、百鸟朝凤的诗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钢琴则成为一个现代作曲技术的试验田，并用新的形式、语言、风格，对“中国风味”进行了新的诠释。新中国的小提琴音乐，则在边塞风格、少数民族风格作品的创作中起步，并致力于民族化的探索，以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对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不仅展露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独特风采，而且还成为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文本。同时，弦乐四重奏、木管五重奏、钢琴三重奏，也成为表达中国人情感的形式。 　　新中国的交响音乐更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交响音乐作品就脱颖而出，在一首首节庆序曲中抒发革命情怀；在一首首描绘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音画中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时，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交响音乐更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表现“在烈火中永生”的革命者，描绘革命战争的恢弘画卷，给人们带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开放时期，一批思想深邃、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新颖的交响音乐作品纷至沓来。它们打破了“机械反映论”，转而体现出对器乐塑造艺术形象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注重音乐的哲理性、史诗性、抒情性，体现出严密的内在结构逻辑；它们都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借鉴和运用，进而在表现形式、风格语言上表现出对古典交响音乐体裁形式及其结构原则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极大开拓了交响音乐的艺术表现空间，将现实生活、历史文化乃至人类命运都纳入思考与探索之中，展露出空前的国际视野。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些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体现，并在交响音乐如何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如何做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上交出了完美答卷。 　　新中国歌剧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徘徊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探索出一条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并形成借鉴中国戏曲发展歌剧的共识。于是，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中国歌剧舞台上呈现出了一批可以作为经典的剧目，并以倚重板腔体唱段的民族歌剧为主，形成了中国歌剧的小“高原”，并在这个“高原”上出现了类似丘陵地带的“小山包”。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歌剧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有轻歌剧、音乐剧、歌舞剧和“全唱型”的正歌剧的不断涌现；借鉴戏曲的民族歌剧更是大放异彩；那些追求现代表现、体现现代风格的小型室内歌剧，则成为歌剧舞台上的“贵族”。正是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中国歌剧获得了跨世纪的发展和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歌剧在国家艺术基金推动下给人整体突进、集体冲锋的印象，尤其是革命题材和现实题材民族歌剧，正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向“高原”“高峰”迈进。 　　3、成熟在建立文化自信的当下 　　新中国音乐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并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但不变的则是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音乐植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依赖两个传统：一是作为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音乐；另一个则是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新音乐。在新中国音乐中，前者一部分仍以传统形式留存，另一部分则发展为作为新音乐的民族音乐。20世纪初以来的新音乐传统，则成为新中国音乐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在这种新音乐中，不仅有发展新中国音乐的专业基础，如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专业（学院派）音乐家，诉诸体裁、形式、风格、语言的专业音乐模式，而且还有发展新中国音乐的革命文化传统。正是这种革命文化传统，成为新中国音乐最重要的文化基础。因为它诉诸一种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和逐渐形成的实用理性，不仅能为新中国音乐如何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提供经验，而且还能为新中国音乐如何维护和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参照。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是文化自信的源头。反过来，新中国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文化，也正是以那些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体现出了那种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化自信。但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音乐，在极大程度上参照了苏联的音乐模式。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成为新中国音乐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原则。新中国音乐发展就得益于一种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进而与苏联音乐、波兰音乐、罗马尼亚音乐构成总体语境。中国歌剧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中国音乐家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正为新中国音乐获得一种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自信。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音乐在“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中获得发展动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接受、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一度被视为“形式主义”的西方现代音乐在中国得以大面积传播，于是专业音乐领域便出现了具有现代技法特征的中国现代音乐。其中，“第五代作曲家”成为中坚力量，正是他们在走向世界中，将这种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现代音乐搬上了国际音乐舞台并获得一席之地，进而获得一种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成为国际音乐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在声乐、钢琴、小提琴等多个领域的国际比赛中夺魁，取得为国人骄傲、为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表演形式（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得以呈现；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都有中国音乐家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许多音乐作品也都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得不同的奖项，将西方作曲技术和表现形式以中国人的方式反哺西方，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基于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音乐的文化自信，还多少包含着那么一点弱势文化心态，并表现出一种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急切感，那么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音乐却真正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并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中展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面貌和景观。这首先是走向世界变成了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方案、中国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音乐在一种普遍性的音乐表达中展现出了中国音乐的艺术魅力和中国音乐家的个性，并真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国际音乐舞台上，中国音乐已不再是带有东方印迹和标签的“土特产”，而是一种基于世界性音乐语言和形式的“中国制造”。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已举办许多重大的国际音乐盛会和音乐比赛，并吸引许多西方著名音乐家和知名乐团参与，得到重要国际音乐组织的关注和重视，日益强大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的一元。中国作曲家已不再跟着西方跑了，也不再唯洋人马首是瞻，而逐渐展露出中国智慧、中国方式、中国风格；在国际舞台上，“民族性”已不再是中国作曲家的唯一追求，而是在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更旨在凸显基于“个性”的“中国性”。这作为一种立足文化自觉、力争文化自强的文化自信，不能不说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总之，新中国音乐70年的历史发展，已逐渐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并在建立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走向成熟，走向自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不仅基于文化自觉并以文化自强为牵引，而且还成为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一种表征。的确，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音乐作品，正以艺术的方式维护和诠释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吴青峰：假装自己是新人 2019-12-08 16:39:19 　　音乐人吴青峰37岁生日那天，首张个人专辑同名单曲《太空人》正式上线。 　　吴青峰走进母校校园，穿着中学制服，衣服胸口绣着姓名及当年班号。全校广播蓦然响起：“937班吴青峰同学，请立刻到南楼前草皮座位上。”众多学生好奇地聚拢过来，看见他们的这位学长，坐在操场草地边的大木椅上，低头温柔唱起了《太空人》。 　　吴青峰一曲唱完，眼眶含泪地说，自己已经毕业快20年了，当初在这个校园里念书时只有17岁。“或许你们在将来人生中的某一刻也会突然想起来，啊，原来那个地方是我梦想起源的地方。附中是我唱歌写歌起源的地方，看见你们，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奇幻的事情”。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吴青峰调侃说，老是假装自己是新人，其实做音乐很久了。 　　苏打绿乐团2001年成立于大学校园，2003年确立6人阵容，2004发行第一首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自此进入华语乐坛。 　　2007年，苏打绿第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吴青峰现场说：“有很多人只是因为《小情歌》而喜欢我们，但不是真的喜欢音乐。”《小情歌》为乐团带来最早“出圈”的狂潮，但仅仅是流行“爆款”，或被冠以“小清新”标签，这都不是苏打绿想要的。 　　10多年间，苏打绿试图用音乐承载更多打破常规的思考，比如开启“韦瓦第计划”，以4个季节里的4座城市为底色，打造4张专辑。 　　好评与关注度暴涨，走到“高光”节点，苏打绿却忽然选择按下“暂停键”。他们于2017年元旦宣布进入3年的“休团期”，成员们分别自由自在做想做的事。主唱吴青峰旅行、追星，或是宅家里看书听音乐。在此期间，他也接受了一些热门音乐综艺的邀约，比如《明日之子》《歌手2019》《乐队的夏天》。 　　“我休团的第一年逼自己，有任何想法我都没有写下来，不管是文字或者是旋律。从那一年年底我去追星，看到家凯在上课的过程，那些东西很刺激我。”苏打绿吉他手刘家凯出国留学深造，吴青峰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家凯有一天开学了，我看到他切换到开学模式上课的样子，那一刻我很感动，他当时35岁，放弃一切从头开始，挑战自己从来没有基础的乐理课，挑战陌生的环境和语言。” 　　吴青峰被刘家凯重新出发的背影打动和刺激了，认为他不是带着压力在做这件事情，而是带着喜好。“新的一年我就觉得有想法了，我可以开始继续写东西，不用禁口了。” 　　近两年，吴青峰频频亮相音乐类综艺节目，他挺享受这种新鲜体验，有一种“公费追星”的快感。但相较于舞台上其他“导师”的善谈与冷静，吴青峰显得有些另类。他的聆听多于表达，而且仿佛开了很厚的“包容滤镜”，会心疼来到节目的每个选手。 　　面对大家习以为常的选拔赛制，这个“音乐导师”曾表现得无所适从，在节目中说“我很害怕看到人家眼里暗下来的光，内心觉得很痛苦”。吴青峰感性，爱哭，还一度因为情绪失控问题在网上引发争议。 　　吴青峰坦言，他一开始对身份的转变真是很不适应。“我会每天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凭什么给那些人意见？你会不会这样耽误别人的人生？”那时候吴青峰每天都很揪心，比如第一次就要淘汰20多个人，那种感觉很可怕。“你非得要作出一个评价，让他们误会是不是自己不好，这是让我痛苦的原因。” 　　吴青峰笑言，后来他发现如今参加节目的孩子们心态都比他健康、积极很多。“他们会反过来安慰我，说老师你不要压力那么大，我们都知道这就是节目的流程，我说真的吗？然后回到休息室大哭，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人好脆弱喔。” 　　在录制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吴青峰也会因此得到继续写音乐的灵感，比如今年参加《乐队的夏天》，他就积攒了不少创作素材。“在录影的时候，看到活生生的音乐在你面前发生，那些东西很神奇”。 　　吴青峰一聊起创作，习惯很细腻、感性地描述音乐的“发生现场”，仿佛想证明，每首歌都是命中注定要走进自己的世界。 　　大约在五六年前，吴青峰某次坐飞机时写下了《太空人》的歌词。现场找不到纸，他就写在了随身带的书背面：“寂寞的太空人，当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而不凡的生活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我曾在那为你兀自亮起……” 　　抵达目的地，吴青峰用手机拍下了歌词，但回去后就一直想不起是哪本书了，那首歌也被暂时封存了起来，未和任何人分享。 　　直到要创作新专辑时，因为写了一首《男孩庄周》，制作人鼓励他在歌中念一段《庄子》。吴青峰在家里翻找出《庄子》时，惊喜发现，原来飞机上随手写下的《太空人》歌词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写《男孩庄周》的话，我就找不到《太空人》原稿，两件事很巧妙地联结在一起，一切过程仿佛就只是为了让我找到它”。“现在爆款的歌好像都不是我这种风格。”新专辑上线，吴青峰会去看评论，但没想过哪首歌可能最受青睐。他坦言，爆款不是目的，若是人们听到这些歌，“在心中有爆炸的感觉”，这对他而言比较重要。 ·郭兰英：留得清音遍神州 2019-12-08 16:34:57 　　有些声音，历经时光变迁却永不褪色。2019年央视的元宵晚会上，九十高龄的郭兰英压轴献唱《我的祖国》，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会堂里众人齐歌，仿佛回到了以往的峥嵘岁月。 　　歌声牵动中国人的集体回忆。舞台中央的郭兰英穿着红色礼服，梳着利落短发，神态沉稳，唱到动情处仍高举拳头，瞪大双眼，虽然动作徐缓，但歌声中的豪迈之情丝毫未减。有观众在网上留言：“郭兰英奶奶能来真是个惊喜！她只要往那一站，哪怕不唱，都让人感动到想落泪。” 　　无论在艺术界还是民间，“郭兰英”三字有着相当的亲和力。上至百岁老人，下至三五岁幼童，郭兰英“白金质地”般的歌喉感染了好几代人，几乎人人都能哼唱她的歌曲，道出一两个她演过的歌剧角色。除了自身炉火纯青的技艺外，郭兰英的歌跨越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节点，成了新中国波澜壮阔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这段历史中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因而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而郭兰英的人生，也如一首跌宕起伏的歌曲，那些或铿锵或婉转的音符，让蒙尘的画面再度起舞，重温一个忠于艺术、正直刚强的老艺术家的一生。 　　【人物档案】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山西平遥，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晋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教育家，我国民族声乐的开创者、代表者、传承者。1946年在张家口加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学习并演出，1947年出演《夫妻识字》《王大娘赶集》等秧歌剧，同年饰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开启民族新歌剧的表演事业。1949年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一块有分量的奖牌。1956年为电影《上甘岭》配唱插曲《我的祖国》，成为民众最喜爱且流传最广泛的歌曲之一。其它代表曲目还包括《南泥湾》《翻身道情》《绣金匾》《人说山西好风光》。在民族新歌剧方面，郭兰英主演了《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窦娥冤》等一系列剧目，塑造了无数生动的艺术形象，为新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立下了定鼎之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兰英先后在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主要演员；并担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中国音协第二、三届理事。1981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86年担任郭兰英艺术学校校长。1989年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05年获首届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2009年获第7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在第一届“金葵花”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上荣膺“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 　　从旧名伶到“白毛女” 　　“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早在13岁那年，郭兰英就成了同德戏院的头牌，成为蜚声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 　　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一户贫苦农家，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刚出生没多久的她，因为吃不到母亲的奶而奄奄一息，被放到了林子里，幸亏被姑姑抱回才捡了条命；4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母亲便把郭兰英送去学戏，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 　　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彩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垫场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演“靠轴儿戏”再到张家口一炮而红，小小的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苦练自修，个中苦辛全埋在肚里，华丽的戏服里装着内敛、坚毅的人格。“要想人前夺翠，必须背后受罪”。为了早日成角熬出头，郭兰英咬紧牙关，发愤苦练。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郭兰英每天去海子边，照师傅的要求伏在冰面上练声，即便下着雪也要张大嘴巴，直到把坚硬的冰哈出一个洞来。一天各种功夫练下来，睡觉时还不得消停，头得枕着一条腿睡，后半夜再搬下那条已没有知觉的腿，换另一条枕上去。 　　旧时的张家口是晋商云集之地，山西梆子艺人纷纷来此献艺授徒，堪称“晋剧的第二故乡”。1943年，郭兰英刚来此便一炮打响——她外形甜美、嗓音洪亮、咬字清晰，唱起戏来丝丝入扣，三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园，后排的人恨不能扒开细细的人缝，甚至爬到树上去，只为一睹郭兰英的神采。时隔40多年后，郭兰英又一次到张家口演出，还有老人认出她就是当年最受张家口人喜爱的名伶，亲切地唤她“兰英子”。 　　1945年9月，日寇投降之后，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随部开进张家口，他们带来的新歌剧《白毛女》引起了轰动。早就对“歌剧”好奇不已的郭兰英坐不住了，趁着演出的空当跑去看《白毛女》，戏结束时，她已哭成了泪人。 　　“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受到《白毛女》的刺激，郭兰英撕毁了当年与戏班签的学艺契约，扔掉了昂贵的旧行头，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她下决心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而要做一个扬眉吐气的新人、革命的文艺战士。 　　到文工团第一天，郭兰英便走到团长面前鞠了一躬：“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要演《白毛女》，让我演喜儿吧！”之后她留意文工团每一场《白毛女》的演出，一路看一路学，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来到石家庄，《白毛女》的女主演因怀孕无法登台。郭兰英找到已急得团团转的舒强导演，自告奋勇去“救场子”。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郭兰英甜甜的、几乎不带杂质的声音一出口就“拿”住了观众，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她氤氲而出的丹田气托着高亢的声音扶摇直上，喜儿的遭遇令观众怒从中来。唱到最后一幕的斗争会，想到自己在戏班所受的屈辱磨难，郭兰英一度泣不成声，直到舒强一个劲儿地在侧幕喊：“兰英，这是演戏！是演戏啊！”郭兰英才冷静下来，唱起“我有仇来我有怨”。就这样，把近5个小时的《白毛女》演了下来。 　　戏结束后，舒强含泪抱着她：“孩子，好啊！好啊！从今往后，要好好努力，把喜儿这个角色好好琢磨。为什么你唱不下去，我能理解，喜儿的戏就是写你的生活的。” 　　自石家庄的演出之后，郭兰英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每一次如琢如磨的排演，郭兰英的艺术风格与《白毛女》都更加深入人心。上百场《白毛女》演下来，上千万次的扑、跌、滚、跪，早已把她的膝关节磨得变了形，她却满不在乎。这部常演不衰的歌剧让郭兰英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也是她将戏曲程式融入歌剧表演的代表剧目，在贯通古今中赋予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兰为众花香，吾为人民唱”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就像这首传唱了60多年的《南泥湾》一样，郭兰英的歌总是不加雕饰、亲切自然，好似从田野里吹来的清风，又如墟里升起的烟火。乔羽曾写道：“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 　　有人说，什么歌一到郭兰英嘴里唱出来就有味、就好听；什么戏她一演，就同别人的不一样：“不管什么歌，郭兰英一唱就像盖上了戳儿，没人能超过她。”的确，郭兰英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她那两片声带像是“纯金属片一样干净透亮”，几乎没有瑕疵和杂质。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起歌来咬字清晰、高低自如，表演起来更是身形灵活、惟妙惟肖，这些都造就了她浑然一体的“味儿”。郭兰英为每个字句都注入了真情，无论是歌颂祖国波澜壮阔的山河，还是黄土地上的人生,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与希望，击打着观众的情感尖锐点，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再现抗美援朝战争中可歌可泣的上甘岭战役。主要摄制镜头完成后，导演沙蒙找来词作家乔羽写作电影插曲，后者踟蹰良久，突然想到一次去江西坐轮渡过长江的场景，抽身返屋，挥笔写就歌词。沙蒙拿着歌词去找作曲家刘炽，告诉他：“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刘炽看到歌词，立马闭门谢客，关在屋里谱了唱、唱了谱，差不多20天后递出了曲子。 　　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到：“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郭兰英到了现场，越唱越觉得这首歌好，歌词抓人。等唱到“这是强大的祖国”时，她已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一曲终了，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首歌。从此，郭兰英那“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回荡在神州大地。碧波荡漾、江帆点点的画面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事实上，郭兰英选歌十分“挑剔”。有多少人愿意为她写歌啊，但很多时候，曲谱递过来，她都遗憾地表示不合适。她从不演唱那些自己认为逃避现实、无病呻吟的歌；而那些反映大众心声的歌，有时冒着危险也要把它们唱出来。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恸。周总理生前对郭兰英非常关心，是她艺术上的“伯乐”和此生最敬重的人之一。顶着“四人帮”的政治高压，郭兰英找到作曲家吕远，请他写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自己则表示“一定要唱，杀头也要唱”。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文艺晚会上，郭兰英和乐队商量：“当我唱到《绣金匾》中的‘三绣’时，请你们把节奏慢下来，能慢到什么程度就慢到什么程度。”等演唱时，郭兰英把原词的“三绣解放军……”改成了“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您”。观众起初纳闷节奏怎么慢了下来，等郭兰英那抑制不住带着哭腔的“三绣周总理”刚一唱出口，台下哗然，紧接着就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掌声。等快结尾时，台上的人已泣不成声，台下的观众也早已泪流满面。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她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儿歌唱……无论面对的是上千观众，还是两个战士、一位炊事员，她都要让他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字字渗进他们的心田。 　　1973年，刚从“牛棚”归来的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同样离开“牛棚”不久的李苦禅先生。后者感慨之余，欣然命笔，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与郭兰英。 　　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她一生写照。 　　“我愿做一颗铺路石” 　　2017年4月，88岁的郭兰英从广州飞到北京，应邀给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上课。在健翔桥外的中国音乐学院，她一见到学生，便问：“你们学过戏曲没有？”听说大部分学生都没学过，她有些着急：“民族歌剧演员要有戏曲功底。你们和领导商量商量，能不能开这样的课？” 　　自1982年退隐舞台后，郭兰英便一头扎入民族歌剧的教学与传承事业之中。1986年，在老伴的支持下，她放弃在北京的优渥生活和大大小小的名头，揣着所有积蓄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在杂草丛生的飞鹅岭上，老两口住草棚、搭驴灶，带着志愿者搬石块、垒石板、铺路面……硬是把原来的破旧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郭兰英在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每天早上都带着学生一起练功，任何学生“偷懒”都瞒不过她的眼睛。 　　“一向年光有限身”——又是几十年过去，郭兰英一点没减她的“严厉”，更增了几分急迫。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现场，她巴不得在短短的课程里把毕生所学全掏出来，让后辈悉数拿去。 　　“咬字吐词，每个字都要‘啃’住喽！” 　　“唱就是说。观众不是听你的声音，而是内容。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 　　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口气有些严厉，她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表达不好，我不怪你。你要学我，就实实在在地学。我不会骗你，因为我不能骗我的学生。你学得不好，我不饶你。今天我饶了你，明天观众饶不了我，一样也饶不了你……” 　　当初指导学生排《白毛女》，她也不顾年事已高，一遍又一遍地示范“喜儿”逃跑的那场戏，一遍又一遍摔倒在地又爬起，累得满头大汗，令学生感动不已。 　　从舞台到讲台，一字之差，个中甘苦只有郭兰英自己能体会。她记得在一次人代会上，周总理问她：“兰英啊，你现在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岁大了之后干什么啊？想过没有？” 　　当时郭兰英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等到“文革”结束，年纪渐大后，她恍然大悟：“总理是希望我们后继有人，光大并发扬民族的艺术事业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曾出现歌剧唱法的“土”“洋”之争，有些人认为民族唱法“不科学”。1963年，郭兰英的一场独唱音乐会让大家心悦诚服：“民族声乐唱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要花大力气学的。”面对西方潮流、流行音乐的强势兴起与民族声乐的日渐式微，郭兰英忧心忡忡，决心要将民族声乐的传承作为己任。有人觉得她太过理想主义，但这理想主义背后更有着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郭兰英的学校已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让民族歌剧艺术光芒永续。 　　“我从事新歌剧事业几十年。”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记者手记 　　心若兰兮终不移 　　闲暇之余的郭兰英，或品茗、或赏诗、或画虎、或描兰。她笔下的兰花，质朴文静，淡雅高洁，而她本人，又何尝不像这山中高士，泰而不骄，待人如沐春风；看似身形娇小，却柔而不弱，一颗素心在苦难中磨砺未改。饱尝苦难的她似乎对人性中的善良和友情愈发感激，对物质名利有置之度外的达观，但求不愧本心。 　　在“郭兰英艺术生涯60周年纪念活动”上，她展示了一幅幅边边角角已经破损的演出照。那是“文革”中她遭受批斗的日子里，一个老人在扫垃圾时捡起来的，并找机会送还给了照片的主人。郭兰英至今也没找到这位好心的老人，但她一直铭记这件事，借晚会之机，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 　　在艺术上，郭兰英是出了名的严苛，如果乐队中哪个乐器的音符奏错，她都能听出来并立马严声纠正。曾经为她伴奏的人都说：“郭兰英老师为了演出，毫不客气，十分严厉，大家甚至都有些怕她，但我们又最喜欢为她伴奏，只要她一上场，大家就来劲。” 　　在舞台下，她却谦虚低调，待人宽厚、真诚。她的学生回忆，老师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大家。有一次，一名学生排练时扭伤了坐骨神经，躺在床上无法自理。郭兰英到处为她找药，还把学生接到自己家里，为她擦洗身体。 　　郭兰英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艺术成就，更书写了真正的“艺德”二字。 ·于海：毕生守卫国歌尊严 2019-12-08 16:30:02 　　站在国庆大典的天安门广场，指挥席上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灵魂人物，用指挥棒传递赤子国魂；字字铿锵写下呼吁国歌立法的政协委员提案时，他是捍卫国歌尊严的战士，用10年坚持，为国歌立法奔走。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国家一级指挥——于海。 　　从一名单簧管演奏员，到国庆大典上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再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近半个世纪以来，于海几乎亲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每一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无数次随他手上的节拍奏响，也因此，他被称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次数最多的指挥家”。 　　自2008年开始，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递交提案呼吁为国歌立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份提案终于获得了通过——2017年10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于海说，每当国歌声响起时，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全国人民手挽手、肩并肩、团结奋进的画面。84个字，37小节，奏唱时长46秒，国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早已渗透进他的生命中。国歌，始终是他心中最神圣的旋律。 　　【人物档案】 　　于海，国家一级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音乐总监。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主席，中国音协理事，中国交响乐基金会理事。 　　于海的艺术生涯常与国家重大庆典活动连在一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政协开闭幕式及各种国家庆典活动中，经常有他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的身影。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德艺双馨的名师名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被誉为“催生国歌立法的指挥家”。 　　曾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响乐团、山东省交响乐团、湖南省交响乐团、浙江省交响乐团、澳大利亚国家军乐团、美国陆军军乐团、俄罗斯红军歌舞团等数十家国内外乐团，举办音乐会千余场，出版录制唱片数十张。多次率领、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赴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朝鲜等国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多年来，担任解放军音乐专业的资格评审副主任，担任中国“金钟奖”等音乐比赛评委，多次担任国际音乐大赛评委，被教育部聘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还应聘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20余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发起并成功策划南昌国际军乐节、上海管乐节、青岛“中国音乐小金钟”等活动并担任艺术总监。 　　从单簧管演奏员成长为指挥家 　　见到于海指挥，是在他的一个演讲现场。64岁的他站在演讲台上，虽双鬓斑白，但身姿一如他无数次站在指挥台上那般挺拔。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他全程站立，深情讲述国歌背后的故事，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歌”，到《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从1997年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军乐团一秒不差地奏响国歌、有力彰显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到他连续10年提案呼吁出台《国歌法》的经历…… 　　于海坚定而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国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将世世代代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我们每个人都应是国歌的守护者。” 　　演讲末了，他用指挥过近万次国歌的双手，现场指挥所有观众唱响国歌，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节拍，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这是一场最精彩的国歌报告，一次最震撼人心的国歌解读，一种最深情的国歌诉说。”一位观众这样说道。 　　近半个世纪来，于海奏响、指挥近万次国歌而激情不减。他如何成为“指挥演奏国歌最多的指挥家”？这一切要从他年少时期说起。 　　于海1955年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普通家庭，襁褓之中又随父母来到红高粱之乡——高密。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摆弄各种乐器，至今他犹记得拿到第一支属于自己的竹笛那兴奋的心情。一天，他在商店看到有卖竹笛的，一眼就喜欢上了那堆竹笛里最好的品种，标价两块钱一支。那时，两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支，但母亲咬咬牙，还是给他买了。母亲的支持，让少年于海受到莫大的鼓舞。他说：“没有母亲送我的这支竹笛，恐怕也没有我的音乐人生。” 　　在那个年代，当兵是年轻人的梦想。1969年10月，解放军军乐团到山东招生，整个高密只有8个名额，于海因为咳嗽导致肺部有钙化点，没能入选，这令他郁闷至极。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接到了再次体检的通知，原来，临近的县有一个名额空缺，时任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演奏家朱尧州老师想到了于海，提议让他再来试试。这次，于海顺利通过体检，进入解放军军乐团。 　　1970年，不满15岁的于海进入解放军军乐团，从此，他在这支国字号的“红色乐团”里、在近半个世纪的军乐生涯中，亲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看到了祖国的强大、军队的强大，感受到国家的发展进步。 　　刚进军乐团时，团里分配于海学习单簧管，对西洋乐器很陌生的他几乎是从零开始，利用一切时间投入练习。那年国庆，作为解放军军乐团最年轻的队员之一，15岁的于海与乐队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了国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国庆21周年大典，毛主席在我们演奏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跳出胸膛。” 　　军乐为于海打开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音乐世界，他用8年时间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乐队队员。这期间，他参加了200多次重大庆典、迎送外宾等活动，还经常参加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 　　1978年春，经专家、前辈层层选拔推荐，团领导决定让于海改学乐队指挥。“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学指挥。”于海一连数日都处于亢奋状态，冷静下来之后，他深知指挥的重要和学习的不易，“我非常珍惜这次转行的机会，一头扎进了学习中”。之后的几年，他一边工作一边师从著名指挥家吕蜀中和黄飞立教授学习。 　　1985年，于海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随李华德教授进一步系统学习。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198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于海指挥专场音乐会》。 　　至此，于海完成了作为一名指挥家应具备的各种素养的积累与储备，他的脉搏已经和音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军乐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庆大典上，指挥千人军乐团奏国歌 　　解放军军乐团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现场演奏。于海也是在参加一次次重大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1970年，于海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1984年，于海担任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参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国庆大典和阅兵式，接受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集体检阅；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的庆典和大阅兵，于海不仅分别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团长，而且都担任总指挥；2015年9月3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大会和阅兵式上，他又被任命为首次组建的1200人解放军合唱团团长兼总指挥……连续45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所有国庆及大阅兵活动，受到五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丰富多彩、令人羡慕的工作经历，让于海深感骄傲和自豪。 　　1999年，于海受命担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国庆阅兵仪式上，升国旗、奏国歌必须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带领军乐团进行了无数次演练。在这过程中，发生过这么一段插曲：有一次合练，于海发现国歌演奏完后，国旗距离旗杆顶部尚有一段距离。重来，还是如此。于海细致观察后，终于发现，升旗过程虽然由电脑控制，但负责按动电钮的旗手是在看到乐队总指挥“开始”手势时，才把手放到电钮上启动的。手移动的过程，便过去了半秒钟。“半秒，就是旗杆上约30厘米的距离！”经过与旗手的反复磨合，升国旗与奏国歌终于达到了完美的同步。 　　国庆大典当天，于海站在天安门广场10万学生和千人军乐团的最前方、正中央、最高处，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千人军乐团的总指挥，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怎么都止不住地微微发抖，他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10时，当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宣布“全体肃立，奏唱国歌”的一霎那，广场上一片寂静，于海沉着果断地下了指挥拍子，嘹亮的国歌乐曲声随即响彻天安门广场，1200名军乐队员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蔚为壮观的阅兵场面在军乐映衬下，犹如长江、黄河奔腾到海，一泻千里；犹如日出东方，喷薄而出。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令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欢欣鼓舞。作为军乐团总指挥，于海凭着自己深厚的功底和沉着的心态，完美地完成整个过程，经受了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2003年3月，于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2009年，于海再次担任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参加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演奏。他带领1300人的军乐团、2500人的合唱团和200人的民族打击乐队，再次圆满完成任务。解放军军乐团因此获得集体三等功，于海荣立二等功。他也成为迄今唯一两次担任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指挥家。 　　一次次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奏唱国歌的指挥经历，使得他对国歌的奏唱形成了极高的标准：每分钟96拍，奏唱时长46秒，基调雄壮，曲调、配乐、歌词都不容出错。上万次的动作重复，让于海对国歌有了更深厚的情感。 　　在解放军军乐团工作的近半个世纪中，他几乎参加了这期间每届每次的全国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党代会开闭幕式的演奏和指挥工作。不仅如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于海作为“共和国礼乐之兵”的最高“指挥官”，指挥军乐团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奥运会会歌。他说：“与祖国共成长的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无上的荣光。” 　　十年不懈，推动国歌立法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字字铿锵、句句雄壮的歌词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华儿女心潮澎湃。 　　2017年9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宣布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国旗法》《国徽法》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国家象征，我国的国歌也有了一部专门的法律！得知这个消息时，连续10年提案为国歌立法的全国政协委员于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08年，于海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那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于海首次提交了关于为国歌立法的提案。从那时起，他连续10次递交为国歌立法的提案，一次次呼吁国歌在立法层面应与国旗、国徽享有同等地位。 　　“国歌是国家的第一声音，是传递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载体，奏唱它的人必须心怀崇敬。”于海说，国歌绝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歌曲，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向复兴，《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有着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早在1990年就颁布了《国旗法》，1991年颁布了《国徽法》，我始终坚信《国歌法》的立法一定会实现。”于海说。 　　作为一名军人、指挥家，曾在无数重要场合指挥奏唱国歌的于海，对国歌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国歌的背后是国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于海说，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更是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劲旋律。 　　于海说：“《义勇军进行曲》全篇只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时长46秒，其中用的都是中国民族音调的五声音阶‘哆、来、咪、索、拉’，只用了一个‘西’来过渡。我们的国歌蕴含着一种恢弘大气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也是非常经典、优秀的音乐作品。” 　　谈及提议为国歌立法的初衷，他说：“《国歌法》实施对国歌是个保护，可防止一些歪曲、羞辱现象的发生。国歌立法，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国歌的正确使用，运用法律手段制止不严肃、不规范的国歌奏唱情况和其它有损国歌尊严的行为，使国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社会上曾流行的有10多个版本，于海每每看到一些纪念馆、博物馆中的国歌版本有错误，心里就不是滋味。1996年，针对国内使用国歌过程中的诸多乱象，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国歌的正确使用，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引起了热烈反响，但是国歌如何正确使用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国歌版本不统一造成的困扰，于海有切身体会。当参加一些在国外举办的活动时，他都会认真地听国外乐队奏的中国国歌。他发现，许多国家演奏的我国国歌是错误的版本，这让他觉得非常难堪。“不是演奏水平问题，而是版本错误。”于海说，“有一些国家乐团水平非常高，但是演奏我们的国歌时却是错误百出。如果我们的国歌还没有标准的版本，在今后我们的重大活动中和国际重大场合，我国国歌的演奏还可能会出现错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会为此而感到羞耻。” 　　于海说，对于国歌这样一首具有特殊意义的乐曲，准确和忠实才是最重要的。“国歌不能似是而非，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就像国旗和国徽一样。”在于海的家里，有着他多年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简报、几大袋材料和几十个不同版本的国歌曲谱，他对这些曲谱曾进行过仔细甄别。在他的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组织专家多次论证，由他和著名钢琴家郎朗，解放军军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共同合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钢琴独奏谱、钢琴齐唱谱、管乐队总谱/分谱、管弦乐队总谱/分谱等多种谱本形式，所选乐谱通过多方版本考源，对国歌的奏唱、乐器的配置、演奏时长等均作出较为精准的诠释，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国歌的严肃性。 　　10年间，他不懈地呼吁为国歌立法，别人都说他犟，但他说“是一种使命感促使我坚持下去的”。2017年是于海担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也是他连续提案建议为国歌立法的第10年，正是这最后一年，他的坚持，他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国歌法》对国歌奏唱方式、国歌使用、国歌传承等作出明确规范，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唱响、唱好这首最庄严、最神圣的大国之歌。”于海认为，通过立法，把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声音的重要地位确定下来了，国歌虽然只有46秒，但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强的标志。 　　在于海的眼里，国歌是浓缩的国魂，更是自己用一生为之守护的神圣之歌。他说：“每一个奏响国歌的庄严时刻，当几十万人安静下来，我指挥的手臂落下，铿锵有力的国歌奏响时，我心中都充满了自豪和崇敬之情。在演奏和指挥国歌的近50年中，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我的生命。” 　　记者手记 　　坚守心中最神圣的旋律 　　84年前，田汉、聂耳以笔为枪，用音乐唤起国人的斗志；今天，指挥家于海紧握指挥棒，坚守国歌，坚守他心目中最神圣的旋律。 　　他难以忘怀2017年9月1日。那天，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表决通过这一消息后，他激动地给每一个在他的提案上签名表示支持的政协委员发消息：“10年来，我们的提案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要施行了！” 　　那一天，恰好是于海62岁的生日，每当回忆起这一天，他都说，这是他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今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也许看不到于海挥舞指挥棒的挺拔身影了，但当国歌声再次响起时，相信那位接过于海指挥棒的年轻指挥家，会继续肩负这份神圣的使命，守卫国歌的尊严。 　　“去年我退休了，我将放下手中的指挥棒，但是我不会放下国歌，无论何时，我都将是一名捍卫国歌尊严的战士。”于海说，自己对国歌的守护，将持续一生。 ·用音乐传承，也用音乐沟通世界 2019-12-08 16:23:26 　　“我进入上交时，乐团里以外国乐手为主，只有12位中国演奏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上交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乐手。”96岁的郑德仁坐在轮椅上，难掩激动神色。 　　昨晚，在音乐总监余隆执棒下，以本乐季驻团艺术家周天新作《礼献》的世界首演开篇，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40周年庆典音乐会拉开序幕。音乐会尾声，郑德仁、柳和埙、潘寅林等13位上交历任首席一一走上舞台，霎时间掌声雷动。这些曾与上交并肩的先行者，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支古老却常青的交响乐团如何用音符书写中国交响事业的新篇章。 　　13位重回故地的上交历任首席中，郑德仁年岁最长。作为中国低音提琴演奏的元老，他有不少学生，如今都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低音提琴演奏家，包括上交现任低音提琴首席。这是上交的传承。 　　在郑德仁的印象中，中国作品、中国乐手给上交带来独特的文化标识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是上海交响乐团蓬勃发展的70年。这一时期，上交创作演出了大量中国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今，上交就委约创作了50余部作品，催生出包括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瞿维的《五指山随想曲》、陈其钢的《京剧瞬间》、赵麟的《度》、周龙的《山海经》等一大批“中国原创”。 　　当晚，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制作的“中国交响七十年”唱片首发，收录了70部创作于1949年以后的交响乐精选作品，展示了新中国70年来交响事业发展概貌。“中国交响乐从稚嫩趋于成熟，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不懈追求的发展道路。”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费维耀表示。 　　上交的音乐版图中，一直囊括了极大比重的中国原创作品，也通过委约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饱含中国元素的优秀作品。何占豪、陈钢的《梁祝》，谭盾的《地图》等作品，都由上交首演并推向世界，上交因而也是迄今首演当代中国作品最多的交响乐团。 　　当晚世界首演的《礼献》即是最新力作，由曾获得格莱美提名的华人作曲家周天委约创作。“天仪穆穆。礼献既同。”周天介绍，《礼献》灵感取自沈约的乐府诗，旋律从壮阔到婉约，技巧从中国民族音调的应用到现代和声与强烈节拍的结合，力图用五音繁会的音乐语言展现当今交响乐团的无穷张力。 　　当晚，上交铜管声部现场吹响了科普兰的《平凡人的号角》，以此献给13位“老上交”，以及像他们一样为上海交响乐团奋斗，为共和国音乐事业奋斗的几代上交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乐手开始成为乐团主力，上交踏上大胆革新之路，成为国内首个与国际接轨组建理事单位的乐团，也是首个跨入职业化运营轨道、运作高质量年度音乐季且成功实行预售票制度的中国乐团。 　　除了助推“中国原创”，上交也通过不断地“走出去”，与世界对话，在国际舞台上磨砺自身。本次音乐会后的一个月内，上交音乐季将接连上演7场重磅演出。这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国际一流乐团音乐季的豪华演出，集中亮相上交音乐季，显现了上交的品牌吸引力。 　　“上海交响乐团作为一个职业交响乐团，不曾中断也不曾停滞。”正如郑德仁所说，“从探索民族音乐如何与交响乐表现形式的融合，到每年大量委约新作诞生，上交用音乐传承，也用音乐沟通世界。” ·以音符谱写壮丽华章 2019-10-20 15:02:20 　　——大型原创交响组歌“我的中国梦”首演侧记 　　9月18日晚，广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原创交响组歌“我的中国梦”在广州市星海音乐厅首演。300多位演员同台献声，共同为新中国唱响了生日赞歌。本次音乐会由广东省文联、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东省音协联合主办。 　　“我的中国梦”组歌的最大亮点在于，它以十九大报告重要内容为指引，确定创作基调、创作方向、创作内容，力求贯穿“中国梦”精神，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社会主义新时代面貌和人民的美好生活。组歌包括序曲《时代阳光》、第一乐章《伟大旗帜》、第二乐章《美好生活》、第三乐章《大国样子》、第四乐章《中国时间》和尾声《崭新时代》六个部分，共有21首歌曲，涵盖了独唱、重唱、混声合唱、童声合唱、朗诵等表演形式，音乐观感全新多样。 　　“我的中国梦”组歌汇聚了多位优秀艺术家，精益求精，历经十多稿的打磨沉淀后才得以呈现。创作团队包括著名词作家瞿琮，作曲家刘长安、唐永葆、杜鸣、杨晓、李需民、崔臻和等。展演团队包括著名歌唱家崔峥嵘，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军旅歌唱家刘罡，青年歌唱家张学樑、韩炜、任雯文、杨阳、李白、李思音、潘旭、张朝夕、王璀璇、熊思嘉、权琳丽，以及新文艺群体优秀代表歌手张恒。组歌由著名青年指挥家景焕执棒，广州交响乐团担任演奏，星海音乐学院的“星声合唱团”担任混声合唱，广州儿童合唱团任童声合唱。 　　本场音乐会亮点颇丰，既充满大气磅礴的正能量，也不乏触动人心的温暖，让人充满力量、充满希望。其中，由张学樑演唱的《时代阳光》（叶方义作词、熊亮作曲）以激情澎湃的节奏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步入新时代，中国正不断凝聚着磅礴力量。歌曲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翻开崭新的一页。“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大国的样子，体现在我们的身上。由杨阳领唱的《我们》以叙事的音乐手法，抒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光辉岁月，融入了“初心不改，牢记使命”的信念和力量。歌曲《秋天秋天中国在收获》以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建设美丽中国”和“人民安居乐业”为创作方向，赞颂了新中国7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该曲目由崔峥嵘演唱，浑厚而豪迈的歌声将本场音乐会的氛围带入了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本部交响组歌首次加入了粤语戏歌《书香传温暖》，由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献唱。这首歌曲围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题，大胆创新音乐表现形式，融合了粤曲与交响乐的元素，力求让传统艺术更贴近人民。广东省音协专职副主席金旭庚介绍：“我们创作和呈现粤语作品，也是想彰显广东的文化自信。”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表示，“这种表演形式更加具有传播力，一定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文艺只有同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焕发出真正的艺术力量。可以说，“我的中国梦”组歌是一部广东省音乐界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的“音乐版组歌”，也是广东省文艺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用音符谱写的壮丽华章。 ·将青少年带回到挖掘音乐本质的正路上 2019-10-20 15:00:12 　　——第三届珠海莫扎特青少年国际音乐周观察 　　珠海莫扎特青少年国际音乐周（以下简称为“音乐周”）创立于2015年，这项以莫扎特命名的赛事系与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联合举办，并借鉴了由后者所举办的萨尔茨堡莫扎特国际音乐比赛在赛制、曲目设计和艺术构想等方面的理念和经验。自创立以来音乐周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为第三届。作为音乐周钢琴项目艺术总监，已参加了三届音乐周的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钢琴系主任克劳斯-考夫曼不无惊喜地表示：“中国不但城市建设有着惊人的速度，在教育方面同样可以达到惊人的效率，‘珠海莫扎特’便是一个例子”。 　　9月22日，第三届音乐周闭幕音乐会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本届音乐周钢琴和小提琴各组别的部分优胜选手以精彩的演奏宣告了本届音乐周正式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105名优秀青少年演奏家齐聚珠海参加了钢琴和小提琴两个项目的比赛。 　　选手水准很高 　评委“慧眼如炬” 　　本届参赛的选手之中年龄最小者即将满10岁，参赛年龄最大的选手也不过20岁出头，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自茱莉亚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柏林艺术大学、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及附属中学，这些从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初赛报名选手之中选出的青少年音乐学子堪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整体水准之高令身为著名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的评委会委员们赞叹不已。 　　担任音乐周评委会的委员们均为著名音乐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演奏家，并且在学派背景上也具有多样性，这些评委也多担任过著名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本届音乐周钢琴项目评委会主席、著名德籍俄裔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帕维尔-基里洛夫在听完第一天钢琴A组选手的演奏后便表示，参赛的各国选手普遍具有同龄人中的最高水平，不但技巧完善，并且每个人在音乐上都很有想法，也初具一位合格演奏家所需要的音乐激情。基里洛夫甚至感慨道，每一轮的选择都十分艰难，因为每一组有实力和资格晋级下一轮的选手都要比章程规定的可晋级选手人数多。 　　而连续三届出任音乐周评委的小提琴项目艺术总监、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教授保罗-罗切克则表示，本届音乐周参赛选手水平与前两届已经非常优秀的参赛者相比更加优秀，如果用“好”来形容前两届选手的水平，那么这一届的选手足以称得上“异乎寻常的好”：“他们都是同龄的音乐学子中最优秀的一批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天才。”曾观摩了2015年首届音乐周，并且在近两届连续出任评委的著名华人小提琴家钱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她看来选手们的演奏有着音乐会表演一般的精彩程度。 　　参赛的目的 　并非寻求“终点”或“起点” 　　与无年龄限制、以成年选手为主的音乐比赛相比，青少年音乐比赛有着不同的评选标准和举办目的。许多面向成年选手的音乐比赛如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是职业生涯的敲门砖，参赛者在这些比赛中获得名次往往能够以此作为个人学生生涯的终点和职业生涯的起点，以此为契机开启作为演奏家的国际生涯。而青少年比赛的选手们则不仅在年龄上离“出道”为时尚早，同时在成长阶段上离一名职业演奏家也有一定差距，因而对于参加青少年比赛的选手而言，参赛的目的并非寻求“终点”和“起点”，而是作为个人成长生涯中的一块阶石。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克劳斯-考夫曼表示，青少年们参加比赛一定要有明确的参赛目的， 　　其中包括了丰富比赛经历、拓展艺术视野、收获艺术观点等几方面。尤其是在收获艺术观点方面，选手们在参赛时面对风格各不相同的评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会到不同视角和学派的各种艺术标准，而在与这些作为著名教育家、演奏家的评委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他们的指点与建议，对自身无论是从微观的演奏改进还是宏观的艺术风格取向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而能够如此集中地获取专家建议的机会并不常见。正因为此，评委们也表示，在制订评判标准时，他们不仅仅从选手们的技术、对音乐的理解能力、音色等“硬指标”上对一名选手进行评分，同时还会考虑每一位选手在未来的潜能，并以此综合考虑而选出优胜者。 　　艺术风格 　正在影响世界音乐教育 　　作为一项以莫扎特命名的音乐赛事，音乐周在曲目上十分侧重对选手演奏莫扎特作品的考察，每一轮都有相当比重的莫扎特作品作为规定曲目，决赛更是无例外地均为莫扎特的协奏曲作品。本届音乐周小提琴评委之一、执教于有着“演奏家摇篮”之称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育家刘易斯-卡普兰表示，着眼于莫扎特作品的音乐周堪称一股清流。在青少年音乐学子和教育界往往过分强调演奏技巧的当下，音乐周用莫扎特将青少年带回到挖掘音乐本质的正路上，这些选手们在进行参赛的前期准备时也是一次思索音乐本质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提醒许多专程前来观摩比赛的音乐教师们，要更重视对学生们挖掘作品深度方面能力的培养。因此，刘易斯-卡普兰十分看好在珠海举办的这项青少年音乐活动，认为该活动未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音乐教育界。 　　本届音乐周期间，除了比赛之外组委会还策划了多种活动以助力参加音乐周的各国青少年选手以及珠海本地青少年。在每轮比赛之后，评委会都会面向未晋级下一轮比赛的选手们举行评委咨询会，由这些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评委们对选手们提出建议，并指出在比赛的演奏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专家会诊”的形式对于这些青少年选手而言无疑是一次提升自我的契机。音乐周执行总监陆瑶表示，平日里想同这些教学和演出日程十分忙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约一节课都不是特别容易，能够将这么多位大师聚集在一起并接受选手的咨询，这样的机会每两年也只有一次，选手们可以听到这些不同教学学派的专家们针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无论是对这些青少年们解决眼下的技术、演奏方面的问题，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言，益处都是不言自明的。 ·黄定山：我的舞台上没有严格的题材之分 2019-10-20 14:57:53 　　9月25日，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黄定山执导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了第70场演出。该剧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为创作背景，通过气势恢弘的舞台、经典大气的曲调、情感真挚的表演以及完整震撼的舞台呈现，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蒙山沂水英雄赞歌。《沂蒙山》是黄定山执导的第8部歌剧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自己“最看重的作品之一”，“最能体现导演整体歌剧理念的作品”。16岁与文艺结缘，黄定山的艺术历程跨越40多年，从新时期的沉淀积累，到新时代创造力的喷涌而出，黄定山不仅在话剧、歌剧、音乐剧等多种艺术类型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戏剧教育、戏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近些年，他在民族歌剧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的、创新守正的探索，不仅清晰地展现了他对民族歌剧的深入思考和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的导演理念，而且浸透着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娴熟的叙事智慧。在接近6个小时的采访中，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感悟、一次次凝思，让黄定山的艺术世界变得更加明朗而真实。 　　要学会用经典作品来养育充实自己 　　记 者：从当年歌剧《小二黑结婚》《江姐》《货郎与小姐》等中的男一号到如今成为舞台上自成一格、独具艺术特色的导演艺术家，您的艺术生涯跨越了40余年。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投身戏剧舞台的？ 　　黄定山：我的所有经历和创作有点顺势而为的意思。中学时我喜欢体育，各种球类运动都非常出色，但很遗憾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在一次全校的文艺会演中，由于我在节目中担当领唱并即兴表演了魔术片段，正巧就被两家文艺团体看中，最终进了长沙歌剧舞剧院，开始了从艺生涯。197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但我的本科专业不是导演。导演生涯的起步是大三那年利用业余时间排了一个小戏。演出在教职员工食堂里的小礼堂上举行，演员有刘佩琦、吴若甫等。这个小戏得到了领导和师生们的鼓励、好评。我的导演老师就是教科书，读的最多的是古里叶夫的《导演学基础》。因为酷爱，白天上表演课，晚上自己就拿一个范本开始画调度图。1983年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单位可以选择，一个是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一个是去总政话剧团当演员。我至今印象深刻，系里领导找我谈话，意思就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最终选择了留校，因为它离我的导演梦很近。 　　记 者：留校任教给您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一边可以教学，一边还能把自己的导演理想贯穿到实践和演出中。您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在表演教学上，您又有哪些独特的思考？ 　　黄定山：导演是要练基本功的，这跟我多年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有很大关系。表演教学很重要的就是表演练习，最基础的就是组织舞台行动。它是在训练你如何了解戏剧的本质。作为老师，每周都要对学生的表演练习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这样做为什么不行，怎么才能行。这是非常考验老师的基本功的。我24岁就在练这个基本功，如何在戏剧中组织冲突、组织事件，如何调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教学对我作为导演来说，是第一种锤炼。第二个锤炼是我的艺术美感，即你的作品要达到什么样的品相和品质。教学中，我最珍惜的是片段阶段，这个阶段你可以用全世界最经典的作品来培养学生，你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构思、创造。经典作品是最培养人、塑造人的，一定要学会用经典作品来养育充实自己。只有真正进入经典，才能懂得塑造、开掘人物。 　　真正建立起我的表演教学理念的是两个班。一个是91级干部进修班，一个是95级本科班。1991年，我开了表演专业老师独立带班的先河，那个班的学生有洪剑涛、孙涛、高亚麟、牛莉等。在教授他们认真学好表演专业的过程中，我还带他们吸收编剧、导演、舞美等多学科知识，最大限度地拓宽知识层面，还让他们积极参与剧本创作、剧目导演、舞美设计、舞台表演等艺术实践活动。91级干部进修班可以说在我培养创造型、复合型人才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我始终觉得，演员表演专业的培养不是一次性的，但是往往在一次性的选择中给了他们终身的方向。如何解决学生培养的成功率问题。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酷爱，一种是既有热爱又有天赋，一种是被迫选择人生的出路。虽然按照条件能够录取，但是其实他们的内部、外部条件都是有差异的。作为教育不能一锤定终身，怎么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这个选择来自于我的教育理念，那就是要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发现自身的潜质。我希望通过教育让学生有一个再选择的过程，这个再选择是在基础的戏剧教育的前提下，开始了解戏剧创作规律，迈进艺术大门之后，未来有了选择的可能性。1999年，95级学员的毕业演出自编、自导、自演了4台完全不同风格的中型话剧，并举办了“校园军旅戏剧大巡展”活动。99级毕业班学员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戏剧评论家黄维钧看过《我在天堂等你》后认为：“黄定山导演指导下的表演是整个戏最大的成功之处，把学生培养到这种程度，非常难能可贵，看来他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先进的，他的教学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由这些教学成果组成的《构建军旅戏剧表演教学创新模式，培养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荣获了2005年全军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追求的是一种“新歌剧”的样式 　　记 者：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调任至总政歌剧团团长，是您艺术生涯、艺术身份的重要转换。虽然依旧是导演，但是歌剧却成为您艺术实践新的领域。而在民族歌剧的创作上，当时的总政歌剧团又是一个重镇。这期间，您对民族歌剧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黄定山：2007年，我由解放军艺术学院调任到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担任团长。这是我探索实践民族歌剧真正的开始。这期间，我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民族歌剧，从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白毛女》，到后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中国戏曲学习的板腔体的民族歌剧的发展，诸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等作品将民族歌剧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度，这些作品在民族歌剧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在恢复经典歌剧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但并没有达到鼎盛。新世纪以来，歌剧呈现出式微的、由强到弱寻找出路的态势。此时，作为歌剧新人的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我苦苦探寻的。我尝试从两个方面改变，一是从西洋歌剧或者传统民族歌剧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不要让过多的概念来决定舞台样式，而是怎么做出观众爱听爱看的歌剧，创作者的审美要一切为了观众。二是把我对戏剧的认识带进民族歌剧。民族歌剧是积极向民间音乐、戏曲学习的结果，所以在民族歌剧的发展上，认为民族歌剧必须提到板腔体；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洋歌剧才是歌剧。在我看来，歌剧是在执行人物的行动、揭示戏剧冲突、塑造人物上以歌唱为主要手段的样式，但是美学要求、美学标准要还原于真实、感人和动人。打动观众，真实是前提。当然，根据不同的题材、体裁可以变化，可以是表面的以幻觉真实为前提，也可以是突破事物现象表面的本质的真实，但是舞台的美学形态要回归真实、自然、生动。否则观众会有审美障碍。我追求的是一种“新歌剧”的样式，既不想成为民族歌剧，又不想成为西洋歌剧，而是新的歌剧，大胆地把西洋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都放在剧中，以人物的需要为主。 　　记 者：歌剧《太阳雪》应该是您在总政歌剧团执导的第一部歌剧。您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实现您的导演理念的？ 　　黄定山：《太阳雪》与话剧《我在天堂等你》一样，也是改编自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传奇故事。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对民族歌剧的一次突破。在此之前，我提出歌剧演员的年龄要像歌剧人物的年龄靠拢。过去，歌剧界的演员是什么年龄的形象都可以扮演，外部的形似不重要。演员是舞台的中心，要想改变这种固定的审美方式和特征，就要从演员开始。在院团业务训练上，我请全国最优秀的表演、台词、形体、戏曲老师来剧院为演员上戏剧课，就是不训练他们擅长的声乐。话剧的优长在于有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接近生活常态或者向生活常态的真实性靠近，歌剧演员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们习惯于非生活常态的艺术表现。这跟当年老一辈民族歌剧演员不同，他们的表演有着极强的审美力量，因为所有的动作、表演都是有生活依据的。相反，现在的不少表演是照猫画虎，都在编自己的动作。我对歌剧演员表演技术的训练就是从做小品开始，然后进入经典话剧片段的排练。我的出发点是，必须把他们擅长飞翔的翅膀捆住，激发他们表演的创造潜能。通过一系列的训练，我发现他们终于开始过角色的生活了，终于开始研究角色的心理行动了，也终于开始跟对手交流了。这个过程中，我还给他们规定不同的风格题材，让他们适应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这些都是《太阳雪》的排演背景。真正排演中，最得心应手的就是戴玉强。因为他有戏剧表演的功底，知道戏剧动作的表现，很适应这样的舞台表演方式。《太阳雪》是在一种新的歌剧思维指导下的新的创作，成为了我对民族歌剧的新探索、新认知，并直接影响我的第二部歌剧《天下黄河》。 　　记 者：谈及民族歌剧，“一白一黑”即《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2016年，您担任了重排的《小二黑结婚》的导演，提出“向经典致敬，向前辈学习，重新拾起经典作品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创作经验”。您是如何在保持经典原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的？ 　　黄定山：重排《小二黑结婚》让我真正认识了民族歌剧，而使我有机会更加接近《小二黑结婚》的是歌剧表演艺术家乔佩娟老师。她找到我希望排这部作品。给我提的建议就是面对今天的观众排。后来，我用3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剧本和曲谱，包括中间调整唱腔。这里面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民族歌剧创作中规律性的东西和值得传承的经验。我用戏剧导演习惯的方式拆解剧本，研究《小二黑结婚》剧本如何组织戏剧冲突，如何在戏剧冲突、戏剧事件中刻画人物，发现原作中那种刻画人物的生动性、真实性恰恰是我们当下创作者缺失的。在仔细研读剧本后，我还发现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其实是二孔明和三仙姑。乔佩娟老师肯定了我的想法，而且提出一定不要把他们当坏人去演，他们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对小二黑和小芹的父爱和母爱，只是他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这就把时代和人之间的关系带出来了。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变化，以人来写时代是赵树理小说的重要特点，也是这部歌剧创作的出发点。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思考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重排的歌剧《小二黑结婚》的风格题材感、对生活的开掘和认识，跟小说是一致的。台词、歌词全部都是在文学基础上的真正再创造。唱词一定是人物的，里面充满着时代气息、生活气息以及极强的文学性。此外，复排的《小二黑结婚》采用了民族管弦乐伴奏的方式，以现代理念重新编排、配器，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地域性音乐风格，又融入了时尚元素和青春气息。同时，在表演样式、舞美设计、服装造型等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剧本创作技术、艺术上的新创造、新经验，我希望此后能好好继承下去。 　　记 者：《马向阳下乡记》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乡村喜歌剧作品，也可以看作是您创作中向《小二黑结婚》的“一次致敬”。在现实题材歌剧创作上，您又有怎样的思考？ 　　黄定山：现实题材创作关乎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最重要的是走进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最大的难度是怎么从他的光环外走进人物的本身。加强现实题材歌剧创作，一是要向经典学习，我所有的创新都会守正，就是认真地向中国传统的民族歌剧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民族歌剧离不开经典的滋养；二是要有当代性，包括当代价值观、审美特征以及内容的主题表达，其核心就是对火热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和现实题材创作的自觉表达。《马向阳下乡记》就是紧紧抓住“精准扶贫”这一重大现实命题。“当代性”要求民族歌剧创作要从当代观众的审美变异和审美需求出发，探寻新的符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歌剧表现方式，这里面包含了不拘一格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戏剧结构和独特的歌剧舞台呈现方式，其当代性、时尚性、独特性、民族性都可以纳入创作视野；要探索以音乐为主体的多元化舞台表现方式，注重视听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坚守歌剧音乐本体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舞台表现手段，带给观众一场听觉、视觉全方位的艺术盛宴。一句话，表现今天现实生活的民族歌剧不仅要“好听”，而且还要“好看”。 　　导演要有一颗疼爱观众的心 　　记 者：不管是话剧《我在天堂等你》，还是歌剧《太阳雪》《二泉》《沂蒙山》等，您的作品特别擅长在紧张和悲情当中，释放唯美的东西，不仅打开戏剧冲突、戏剧矛盾的门，还打开了人的心门，让人的情感倾泻出来。这是您个人的气质还是有意为之？ 　　黄定山：我们经常说戏如其人，这跟我的气质有关，也跟我对戏剧的认识有关。首先我骨子里可能会有浪漫、激情的东西，我的作品可能很少有小桥流水，总是在千军万马、大气磅礴、恢弘的情感澎湃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浪漫。浪漫在我的作品中一定要惊天动地，以一种情感的方式揭示本质，而不是以概念、说教的方式揭示本质。戏剧是人学，只有对人的开掘成功才是作品的成功。这就涉及要把人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只有以浓烈的情感方式才能进入到本质。 　　记 者：您刚刚提到创作者的审美要一切为了观众，具体的创作中您又是如何看待导演同观众的关系的？ 　　黄定山：导演一定要有一颗疼爱观众的心，永远要找到戏剧、人物与观众的共情点在哪儿。不一定非要流泪，而是要让他们有情感和思想的认同感。人物的人生体验、他的生命过程，会引发观众思考他的人生，甚至进入一种更开阔的层面。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戏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都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包括观众在内的整个剧场空间都在我的感受之中，这个时候就能感受到舞台和观众在这里会产生化合作用，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我会感受到哪些是出乎意料的，哪些是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的。这就牵扯到你作为艺术创作的感受，你对素材、生活开掘的感受，你对技术、技巧运用的感受以及你的未来审美与达到的可能性要高度一致，这是这些年舞台给予我的。排戏你自己“信不信”很重要。我所有作品是相信了这一段情感和生命历程从而开掘出来的，比如《沂蒙山》中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在当地发生过的，其中有些事件不是在当地发生，但是是在晋察冀发生的。1994年，我曾经因为拍纪录片《壮士行》，用一年的时间走了晋察冀72个县，积累了非常多的故事素材。《沂蒙山》中山洞一场封闭的绝境中，九龙叔代替八路军的情节就来自于生活。这里既有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又有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信义。导演一定要介入一度创作，因为我做的是原创，到目前为止，只要是原创，我都介入了文本。这也是我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记 者：您在题材内容上有没有刻意选择，因为目前看来，革命历史题材、宏大题材在您的的作品占大多数。 　　黄定山：我青年时期的作品大都是从个性化的体验创作出发，这跟我后来的创作是存在很大变化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比较多，这其实不是我刻意的选择，而是跟我做话剧《我在天堂等你》的成功有关。有了这部作品的成功，还有就是我的军人身份，如此一来，很多与革命历史有关的作品都来找我了。对我而言，只要你在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抉择、写人的变化，在我的舞台上是没有严格的题材之分的。 　　记 者：您创作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黄定山：艺术创作是一个社会活动，我遇到的困难关乎艺术本身的很少。存在的问题更多是：一、艺术创作在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推不动了，但是又必须要推动的时候，于是就在想如何在二度创作中弥补前期剧本的不足；二、当对一部作品很满意的时候，这部作品封箱了，作品的热情不能持续下去；三、最难的一点，是优秀作品出来以后，如何使其未来的演出仍保持原有的艺术品质。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戏不敢去看了，是因为不能保持原来的品质。真正成就导演艺术的、出好作品的不仅仅是导演职能内的书本上的东西，可能还要具备其他方面的能力，有时其他方面的能力才能保证你导演能力的实现。 ·致敬时代之歌 2019-10-20 14:55:05 　　——“致敬三部曲”之三 　　庄严宣告，开启新中国奋斗建设的70载；改革春雨，滋润追梦者开拓进取40余年。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音乐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忠实而诗意地参与并记录着历史、抒发着情感、讴歌着时代。 　　本版特选登那些耳熟能详的时代之歌背后的故事，展现中国人民追梦圆梦的不懈努力，以飨读者。 　　《乡恋》：明天就要来临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演唱模式单一，多以响亮为美，“异类”《乡恋》的出现引发文艺界旷日持久的讨论，而广大群众对《乡恋》表现出一致的喜爱。后来，这首歌曲被媒体视为歌声里的“改革信号”。 　　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已经五易其稿，仍不理想。第二天早晨，有人把词作家马靖华写好的歌词送到作曲家张丕基的家里，这一稿把歌名由《思乡曲》改成了《乡恋》，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半个多小时之后完成了曲子。 　　为了让歌曲更有时尚感，《乡恋》运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且节奏富于变化，旋律充满温情，李谷一的演唱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一改过去高亢嘹亮的单一演唱方式，引发巨大反响。 　　正是由于歌曲在创作、演唱上的突破，《乡恋》曾遭受批判，但是也为当时的文艺界吹来了新风。正如歌词所写的，“明天就要来临”，文艺跟随时代前进的脚步，正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那样不可阻挡。1983年，《乡恋》登上央视春晚，红遍大江南北。 　　《春天的故事》：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深圳等地设置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早创立的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开辟的试验地之一，肩负着在这场伟大实践中“先行一步”的历史重任。 　　《春天的故事》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1992年，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了解到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便只身来到深圳，在一家企业家艺术团谋得了一份工作。其间，蒋开儒与王佑贵、叶旭全共同创作了《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新画卷，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建设工厂。歌厅里每天都会播放《春天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歌中的每一句歌词。”深圳第一代建设者汪大侃说。 　　《走进新时代》：中国命运自己主宰 　　《走进新时代》原名《中国有幸》，是为庆祝党的十五大召开而创作的。《走进新时代》歌词致敬了《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巧妙地把历史与当下相联系，这首歌也成为当时具有标志性的作品。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这便是词作者蒋开儒在1997年目睹改革开放成就后有感而发，写在日记里的话，后来变成了歌词。作曲家印青为这段词创作了两版曲子，一版很雄壮，有进行曲的感觉，另一版则更具流行感。观众耳熟能详的《走进新时代》，就是“流行版”。 　　演唱者张也是听着、唱着《东方红》长大的，对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人民“当家做主站起来”的那种扬眉吐气的豪情异常熟悉，同时也对“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欢快心情感同身受。因此拿到这首歌时，她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唱好。至今，《走进新时代》成为广泛传唱的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天路》：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 　　美国旅行家保罗-索鲁曾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他的判断被中国人打破了，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运营。这条全线长1956公里的“天路”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高原铁路，世界上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世界高原冻土铁路的最高时速…… 　　一条承载着奇迹与希望的“天路”连通祖国边疆，让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幸福与边疆同胞共享。正如屈塬作词、印青作曲、韩红演唱的歌曲《天路》中所唱的那样：“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藏族音乐个性突出，但作曲家并未直接照搬、套用藏族民歌旋律，而是将骨干音调的高低长短重新排列组合，既保持浓郁的西藏特色，又使人听上去新颖别致。乐句之间重复音的运用以及句头句尾、起音落音的安排，无不体现作曲家的个性与巧思。就拿“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这一句来说，前半句拉开与藏谣的距离，后半句又不露痕迹地“叶落归根”，艺术处理耐人寻味。 　　《东方之珠》：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七子之歌-澳门》：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自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正式实施。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顺利回归中国。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东方之珠》的歌词既充满浪漫色彩，又饱含悲悯情怀。1997年7月1日晚，香港数百万群众跟着电视同唱《东方之珠》，让这首歌蜚声海内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也得到进一步升华。 　　与《东方之珠》的含蓄内敛相比，诗人闻一多所作的《七子之歌》更加直抒胸臆、情感浓烈，把香港、澳门等比作离开母亲的孩子，盼望着回家。1998年初，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的总编导在一次偶然翻阅闻一多诗集时，发现了《七子之歌》，于是就邀请祖籍广东中山的作曲家李海鹰为之谱曲。李海鹰一遍遍地吟诵，流着泪在一夜之间完成了编曲，他将潮汕民歌的特色融入其中，于是，便有了这首被大家喜爱的《七子之歌-澳门》。 　　从《东方之珠》到《七子之歌-澳门》，一代代词曲作者谱写相同的故土情怀和民族情感。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区域合作、共拓海外市场，走上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亚洲雄风》：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 　　《北京欢迎你》：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1990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展示中国形象的一次盛会。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国风范承办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好检阅，让世界充分领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精彩华章。 　　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上，全场观众激昂高歌《亚洲雄风》的壮观场面留在海内外人民的记忆中。《亚洲雄风》由张藜作词、徐沛东作曲，雄壮的歌声和中国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勇夺奖牌的豪情，提振了国人士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奥组委推出的一首由林夕作词、小柯谱曲、100名演唱者共同演绎的奥运主题歌《北京欢迎你》，一经推出就引发热潮，被世界人民所喜爱。 　　如今，《亚洲雄风》和《北京欢迎你》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歌曲范畴，成为时代的“代言者”。如果说《亚洲雄风》表达的是奋发雄起、昂扬向上的斗志，那么《北京欢迎你》表达的则是开放拥抱、包罗万千的姿态。这两首歌从最初的坚定、慷慨到愈发内敛、沉稳，这就是中国的沧桑巨变。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罗群、胡克非整理） ·民族歌剧《沂蒙山》感动千万观众 2019-10-20 14:51:50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中，大幕缓缓落下，台上演员们激动相拥，台下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场。一直沉浸在歌剧情绪中的观众刘建业说：“手都拍麻了，但是停不下来，感觉哪怕停一秒钟都对不起他们的完美演出，也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动和惊喜，真的太精彩，太震撼了！为主创团队点赞，为祖国点赞。” 　　9月24日晚，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临沂市委、山东出版集团联合出品并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用歌剧讲好沂蒙故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从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间，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共发生大小战斗4000余次，当时根据地的420万人口中，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多万名英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这里有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中国抗日第一村”渊子崖村、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沂蒙红嫂、拥军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令人动容的英雄人物。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继承军队和人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革命传统，山东歌舞剧院主创团队历时两年，先后6次到沂蒙山进行创作采风，反复重温革命先烈英雄事迹，深切感受沂蒙人民对党、对军队的深情厚谊和无限忠诚。故事创意和剧本经过10余次座谈研讨、9次重大修改，最终决定以抗日战争为主线，以大青山突围、渊子崖战役为创作素材，用心用情讲述了一段军民一心、团结抗战的沂蒙故事。 　　歌剧《沂蒙山》中，有为掩护八路军伤员以命换命、挺身赴死的村长孙九龙；有为保护百姓引开敌人壮烈牺牲的新婚丈夫林生；也有为了保护八路军遗孤，自己儿子却惨遭杀害的英雄母亲海棠……沂蒙故事既感动了每一个演员，也感动了万千观众。 　　用细节呈现“山东味儿” 　　“自2018年12月成功首演到参加国家大剧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演前，《沂蒙山》的各种不同版本在山东省内外演出了68场。”总导演黄定山介绍，“我们常说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戏的成熟要在剧院最后完成，实际上就是说一部戏的成功与否要接受观众的检验。68场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听取意见，不断地打磨、修改和完善。国家大剧院的首场演出是修改最多的一次，也是效果最好的一次，每一次演出，我们都力求尽善尽美地呈现给观众。” 　　在宏大的舞台布局中，每一个道具，每一个走位，每一个唱腔，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至关重要。《沂蒙山》追求“浓烈、鲜活、深刻、壮美”的内容特色，具体说，就是追求深刻的思想内涵、浓郁的山东特色、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壮烈的革命故事。作为一部讲述山东沂蒙故事的歌剧，《沂蒙山》吸收了大量的山东民间音乐元素，尤其是《沂蒙山小调》。 　　“一双鞋子针儿密，一针一线记心里。”“红枣甜，煎饼香，推着小车送军粮。”“书香已被炮火染，安逸的心难再平静。”……一句句唱词，不仅准确地传递了军民之间的情感，而且朗朗上口，带有浓浓的“山东味儿”。 　　《沂蒙山》整部歌剧分为6幕，共有40个唱段，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男女独唱、对唱、二重唱、四重唱、混声合唱等，并将山东民间音乐《沂蒙山小调》中的音乐元素吸纳到歌剧唱段之中。同时，歌剧还将民族乐器竹笛、唢呐、琵琶等融入伴奏乐队，让观众陶醉在山东特色的音乐旋律里。该剧作曲栾凯介绍：“在创作中，我们立足齐鲁大地的地域特色，吸纳了大量山东艺术元素进行艺术再造，《沂蒙山小调》与全剧音乐的完美融合呈现出了独具山东特色的歌剧。” 　　剧中不仅呈现了山东军民的抗战场景，还展现了沂蒙百姓碾谷子、摊煎饼等生动祥和的日常生活。此外，山东快书、山东秧歌等艺术形式的穿插出现也常常给人带来惊喜，不仅丰富了舞台表现，还充分展示了山东民间艺术的魅力和特色。 　　在感动中理解和传承沂蒙精神 　　观众张圣泽说：“这部剧对细节的精益求精让人印象深刻，从主演的独角戏、对手戏到大场面中群演的每一个微小的表情和动作，尤其是两个孩子和群演中的老人，都带给人很多惊喜，也让我多次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在眼泪中，灵魂得到了洗礼。” 　　剧中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场景还有很多：在敌人扫荡、扬言放火烧山洞的紧急关头，沂蒙百姓与八路军伤员争着赴死；面临鬼子围剿，八路军掩护百姓先走，拉响手榴弹……在高亢激昂的演唱和呐喊声中，“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已然融入了观众的心。观众所能回报的只有眼泪和让心灵震颤的掌声。 　　《沂蒙山》中既有英勇赴死的大无畏，也有面对生离死别的矛盾挣扎。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的、立体的，像历史原型一样真实感人。《沂蒙山》让人在歌剧中理解沂蒙精神，并内化于心。 　　（本报记者 刘平安）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诞生记 2019-10-20 14:49:12 　　——歌曲《我爱你，中国》 　　歌曲《我爱你，中国》是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之一，发表于1979年，随着电影《海外赤子》的公映，风靡全国。 　　唱出华侨儿女的心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这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 　　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但因其华侨女儿的身份，使得录取工作受到阻碍。文工团团长司马威坚决执行党的华侨政策，派政审干部韩山就黄思华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得知，黄思华的父母——黄德琛夫妇是一对爱国华侨，长期遭受农场负责干部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思华如愿参军，终于在舞台上唱出了华侨儿女的心声。 　　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枫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 　　郑秋枫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1931年出生在辽宁丹东，少年时代便学会了识谱、唱歌，还能吹笛子、拉小提琴、打小军鼓。1947年7月，16岁的郑秋枫参加了革命，成为安东省（今属辽宁省）文工团的一名乐队员。1949年5月，郑秋枫随军南下，任武汉军管会文工团乐队演奏员。1952年至1961年，他先后任中南军区歌舞团乐队首席、乐队指挥，并参加了舞剧《五朵红云》的音乐创作，广获好评。1962年郑秋枫被选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并先后在作曲家杜鸣心、吴祖强执教的班上学习。这两位作曲家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选派赴苏联留学的杰出人才。三年的系统学习，使郑秋枫此后的创作更加丰富多元，写出了《颂歌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嬉戏》《瑶山吟》《拖拉机开进苗山寨》《我爱梅园梅》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 　　“音乐情感的真挚性产生于崇高的理想和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信念，产生于生活的依据和源泉” 　　郑秋枫为《我爱你，中国》谱曲只用了一两个小时，但准备的时间却很长。他把军人的认真负责带进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中。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枫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枫就从《哎哟，妈妈》《星星索》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歌曲的引子部分“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则是郑秋枫在海南岛采风时，从当地民歌中获得灵感创作而成的。其风格类似戏曲中的导板，又近乎高原上的山歌。这段节奏自由、高亢明亮、气息宽广、韵味十足的旋律，犹如百灵鸟凌空掠过，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郑秋枫挖掘出听众内心深处最深挚的感情，抒情中饱含激情。他将“祖国母亲”这一音乐形象刻画得更加深刻，也更加新颖。他用超越一般群众歌曲的形式，以更为丰富的音乐语言，更为宽广的音乐思维，更具戏剧性的爱国情感，勾勒出伟大祖国幅员辽阔、大气磅礴的音乐形象。郑秋枫在创作时极为重视音乐在情感上的真挚性。他曾说：“音乐情感的真挚性产生于崇高的理想和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信念，产生于生活的依据和源泉。”作曲家以真挚的情感和高超的旋律写作技巧，创作出了这首戏剧性、抒情性俱佳的作品。且在音乐编配中完美地凸显了器乐声部传情达意的功能，使其与声乐部分组成并行不悖、相互依托，能够呈现出作品的丰满音响效果和“雅俗共赏”的艺术意境。这也是《我爱你，中国》既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也获得专业歌唱家青睐的重要原因。 　　“这首歌就叫这个名字，其他什么要改都可以，名字绝对不能动！” 　　与作曲家郑秋枫身份相同的是，词作家瞿琮也出身部队。创作《我爱你，中国》之前，二人已合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二人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八首作品。《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 　　瞿琮曾谈到《我爱你，中国》的歌词大约构思于1972年。瞿琮回忆，60年代中叶，他就下定决心要创作一首歌颂中国的作品。直至1976年，终于完成了《我爱你，中国》的初稿，准备择机发表。 　　1978年春天，歌词《我爱你，中国》终于等来了机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胡冰，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海外赤子》。为了让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片在音乐上立得住，编剧找到了当时已拥有数首名作的瞿琮。研读剧本后，瞿琮为女主角黄思华拿出了早已静待多时的《我爱你，中国》。 　　这首用中国传统词律手法创作而成的唱词，一咏三叹，字字达意：引子部分起伏迂回，将人们引入百灵鸟凌空引吭高歌的画面；中间部分运用叠句、排比等手法，以春苗、秋果、森林、山川、小河形象描绘和铺展开了一幅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卷，使“我爱你，中国”的主题不断深化；尾声部分，以华丽婉转的感叹，将歌曲推向高潮。并在高音区以“我的母亲，我的祖国”为结束语，把歌中蕴含的激情完整托出，展现出华侨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但是，歌词在送审时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一位制片人提出“我爱你，中国”不妥，应该是“我爱你，祖国”。瞿琮权衡再三，调整了歌词，但对于歌名却非常坚持，“必须是《我爱你，中国》。祖国是我的母亲，我叫着母亲的名字，她名字就叫中国。这首歌就叫这个名字，其他什么要改都可以，名字绝对不能动！”也许是出于对创作者的尊重，影片上映，歌曲《我爱你，中国》一字未改。 　　据作曲家郑秋枫回忆，《我爱你，中国》请过多名试唱者进行试唱，但均未达到理想效果，他只好请中央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推荐歌唱演员，对方则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于是，郑秋枫给老熟人叶佩英写信，并随信寄去了电影剧本。叶佩英读后立即回信，欣然应允。 　　“我也是华侨，这首歌好像就是专为我写的” 　　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童年时代的叶佩英在南洋街头唱着《卖花词》为支援抗战募捐：“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呀，救了国家！”1951年，爱唱《长城谣》《毕业歌》《松花江上》《梅娘曲》等爱国歌曲的叶佩英终于回到了祖国。1955年，她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并于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 　　1979年5月，这位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赞赏的歌唱家收到了郑秋枫的来信和《海外赤子》的剧本。后来，叶佩英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当时的情景：“顾不上吃饭，含着泪把它一口气读完了。为了唱这首歌曲，我放弃考托福。我也是华侨，这首歌好像就是专为我写的。”而《我爱你，中国》，也极大地展示出叶佩英优美的声线。她饱含深情地唱出：“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叶佩英在广州珠影厂的录音棚里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唱毕，作曲家郑秋枫紧紧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影片上映不久，便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歌曲《我爱你，中国》也因其优美动听、深情隽永被广为传唱。一时间，无论城乡，凡是有扩音设备的地方，都能听到叶佩英的歌声“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四十年来，歌曲《我爱你，中国》屡获国家大奖。它触动了人们的爱国之情，因而久唱不衰；它诠释了爱国之情是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感，因而历久弥新。它被誉为歌颂祖国歌曲中的经典；它入选高等音乐院校、艺术院校声乐教材；它入选中宣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首优秀歌曲。它凝聚着“爱中国”的信念，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它会聚着“爱中国”的力量，督促我们砥砺前行。回溯不凡征程，千言万语，都汇成这一句——“我爱你，中国”！ 　　（作者：陈乾，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罗纳河谷的古罗马剧场 2019-10-20 14:46:09 　　去法国南部小城，最想看的是那些古罗马风格的剧场遗址。从里昂、阿尔勒、尼姆一路看过来，各有味道。从阿维尼翁到奥朗日（Orange）不过半个小时的火车。街道很宽，古风朴然，不见阿尔勒那样弯弯折折的窄巷。远远就看到剧场戏台的外立面，怎么也有十来层楼那么高。到售票处才知道，每年7月7日至7月31日，这里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奥朗日歌剧节。此时已是9月13日，只剩下懊丧。功课没做好，怨不得别人。奥朗日歌剧节始自1860年，居然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成为法国最古老的艺术节，真是孤陋寡闻了。到1972年，已然具有国际歌剧节的声名。现在门票只要5欧元。 　　遗址内正在大规模修复，材料堆满地，工人忙来忙去，烈日当头，参观者寥寥。从底部的门走进去，见识了剧场的规模，阔大的戏台有103米宽，差不多是标准剧场台口的两倍多。半圆形的阶梯座位依次抬高，从空中看下去，整个剧场犹如一个大碗。剧场可以容纳8600名观众，跟当时本城的人口数几乎一样多（现在的人口也不过两万多）。想想看，一个城市，几乎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看剧的座位，这种享受，这种奢侈恐怕任何现代城市难以比肩。 　　坐落在罗纳河谷的奥朗日剧场，是现存古罗马剧场中保存最完好的。罗马帝国时期，普罗旺斯是其下辖的省份。早先罗马人只使用木材建造剧场，一是方便拆卸，二是担心娱乐活动多了会让人萎靡，淡忘了宗教和公民义务，所以元老院禁止建造永久性剧场。直到公元5年，庞培才让人修建了第一座石头剧场。几十年之后，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奥朗日的剧场也得以问世，和阿尔勒的剧场一样，是最早的一批公共剧场。古希腊时代，戏台的正厅前座是乐池，而罗马人的戏剧不需要音乐，就把这个区域铺上大理石，放上一些活动座椅，专门留给行政官员和权贵。他们可以从正厅前的两侧进入剧场。他们的身后有一道矮墙，墙后就是阶梯形的半圆看台，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区域。普通观众要走剧场的高处入口，按等级区别，坐到自己的阶梯座位上。座位排列从下到上依次为骑士、宗教人士、手工业者，然后是老百姓。看台最后一排是站席，是留给下等人的。包括奴隶、妓女、乞丐和其他人，外族人也只能站在这里。如今的音乐节肯定不会分等级，区区5欧元的票估计也不会对号入座。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剧场设计也真是够周到的。夏天为了挡太阳，剧场上方和看台之间会撑起一个大大的遮阳篷，底下用很多绳子固定住，当地人戏称为“船帆”。如今露天剧场的活动顶棚是机械化，开合自然容易多了。再来说建声系统。站在剧场的最高处仔细听，底下传上来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见那时的建筑师就掌握了高超的声音传播技术。阶梯的坡度要保持恒定——我用手测了一下，每个阶梯有40厘米高，让声音可以均衡地传到每个观众。正厅前座使用的大理石地面也能够有效减低声音的混响，减弱扩音作用。 　　一层层爬上来还真不易。连忙走进剧场侧面的走廊，一下子感觉凉快很多。走廊里隔不远就有一个小空间，应该是不同的休息室。现在若有演出的话，就会有饮料提供。据古罗马作家加图在《农书》中的记载，当年的饮料以酒类为主，这和现在以水为主显然不同。罗马人喜欢喝各种酒，除了粮食酒，还有加了蜂蜜的克尔马蒂酒，玫瑰酒、苦艾酒等等。头一次听说还有葡萄渣酒，是从榨过汁的葡萄渣浸泡的水中提取的，度数更低，与其说是酒，不如说是消过毒的劣质水罢了。当初是供应给底层人的。 　　如今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戏剧早已退居为小众艺术。而在古罗马时期，戏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载公元前27年，罗马一年65场公共娱乐活动中，有45天是戏剧演出。作为公共场所，演出一律免费，男女、儿童，包括奴隶，一视同仁。在奥古斯特时期，悲剧只在注重品位的小剧场上演，大型剧场是娱乐性戏剧的天下。灵感往往来自日常生活，有小闹剧和滑稽短剧之分。小闹剧源自伊特鲁里亚地区，即艺术喜剧的前身。剧中的角色是固定的：傻子、老头儿、驼背和贪婪者。由于角色不同，面具和假发也不同，这样，观众一下就能从行头辨认出不同的角色。滑稽短剧一词的本意就是丑角，不消说是一些诙谐、讽刺性的故事。也许类型化的小闹剧少有悬念，滑稽短剧慢慢取代了小闹剧，无非也是些滑稽浪漫故事和爱情传说，有时也模仿日常的家庭生活。滑稽短剧也是唯一有女性扮演角色的剧种。时间长了，演出开始变得庸俗，最后走向放荡。观众竟然要求女演员当场脱衣服，直到一丝不挂。当这种色情趋势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最终被禁演了。公元2世纪还有一种形式叫默剧，台上只有一个舞蹈演员，只表演，不出声。和今天的哑剧有点类似（哑剧没有舞蹈）。演员带着一个闭着嘴的面具，一个人饰演多个角色。默剧没有剧本，完全是即兴表演。在罗马征战期间，很多士兵不懂拉丁语，所以更喜欢看默剧。为了吸引观众，默剧越来越惊悚，剧情也出现了暴力和血腥。比如，为了表现愤怒的赫拉克利斯，尼禄发话在舞台上使用明火，把活人放在柴堆上，直到活活烧死。都知道他残忍，但在舞台上如此残暴也是令人发指了。 　　服装在角色区别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喜剧演员穿平底短靴，宽大的敞衣；悲剧演员穿厚靴子，宽大的长袍。道具也可以区分出来：白色的假发代表老人，金色假发代表少女，棕红色假发即为奴隶。演员还可以在同一场中饰演几个不同的角色，像前面提到的默剧，只需在后台更换道具和服装，出来就是另外的角色。这让人想起中国的一些地方戏曲，小戏班，几个人弄得台上很热闹。面具最重要，材质种类也很多，木头、铜、其他金属包括纸张，都可以拿来用。面具的不同元素象征着人物的性格。大耳朵代表恶毒，苍白的色彩则表示荒淫，红脸颊显示人物正在恋爱中。而夸张的线条则用来表达激烈的情绪。这些象征意义和类型化的角色是一致的。 　　剧场的变迁也是社会动荡的晴雨表。4世纪，罗马文明经历了一场巨变。391年，蒂奥多西大帝将基督教立为国教。随之而来的是禁止娱乐，神殿被拆除，剧场、竞技场被关闭，就连里面的石料也被盗走。在奥朗日，主教带人关闭了剧场，旁边建起了基督教教堂。整个5世纪，罗马帝国里到处都是破坏。412年，西哥特人占领了奥朗日，四处劫掠破坏古建。剧场阶梯座位的石料被用来作棺材，屋顶也被烧了。野蛮的入侵和混乱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与崩溃。后来的几个世纪，奥朗日剧场又经历了各种劫难。滑稽的是，连年征战，剧场居然变成了一个据点，阶梯座位的最高处还修建了瞭望塔楼。直到公元8世纪，剧场才重新开业，教会开始组织表演，一些巡回剧团也再次登台演出。16世纪，处在新教统治下的奥朗日卷入了宗教战争。1562年，城市被包围。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居民们纷纷弃城而逃。重现和平后，迎来了城市发展，人口增长，原来的住房不够用，居民们干脆打起了剧场的主意：沿着演出幕墙和阶梯座位盖起了临时住房。18世纪，剧场和塔楼又成了监狱，用来关押大革命时期的罪犯。剧场再度被废弃了几十年。之后的修复工作始于1834年，结束于19世纪末。各类戏剧表演终于又得以恢复。我们赶上的这次大规模修缮，旨在迎接2019年的奥朗日歌剧节。 　　走出古剧场正逢晌午，9月的阳光依然热辣，才想到这里有“阳光之城”的雅号。从马赛到里昂的交通要道上，奥朗日从古到今都处于重要的地位。街上闲逛，见自由市场铺排一片，鲜花、果蔬和纪念品周围，各色人群熙来攘往。不大的小城，到了歌剧节就成了音乐的盛会。在剧场遗址的录像中，我们早已领略了曾几何时热闹的音乐戏剧场面。2019年的戏码不算不重：罗西尼的《威廉-退尔》，莫扎特的《唐璜》等6台传统和新锐的节目。马勒第八交响曲号称“千人交响曲”，恐怕没有其他场所可以产生如此壮观的场面和震撼。 ·王昆：为中国音乐奋斗到生命的终点 2019-10-20 14:44:13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穷人矮三寸，今日是顶天立地的人”……熟悉的旋律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传唱到新时代的今天，激励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著名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声乐教育家、原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传奇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和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5年4月，王昆出生于河北省唐县。1937年，12岁的她开始参加抗日文艺宣传工作，用激越感人的歌声，激励着抗日军民斗志。她是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任扮演者，从艺七十七载，她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南泥湾》《北风吹》《秋收》等诸多不朽的经典。 　　1939年至1944年，王昆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声乐演员，为民族解放斗争英勇放歌，她的歌声成为抗日烽火中鼓舞人民的号角。1943年4月，18岁的王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王昆随西战团到延安，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并调入鲁艺工作团，边学习边从事文艺宣传。 　　1945年4月28日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王昆在中央党校礼堂出演我党领导下创作的第一部歌剧《白毛女》，担纲女主角喜儿。王昆用她民族、质朴的嗓音和深挚感人的表演，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善良、淳朴、勇敢抗争的贫农女儿喜儿在新旧社会的两种命运。她的成功演出，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1400多名代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自此，“喜儿”成了中国歌剧史上永不磨灭的经典形象，《白毛女》的经典唱段至今传唱不衰。 　　1964年，王昆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她在这部史诗中演唱的《农友歌》，深刻而又完美地表现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喜悦与豪迈之情，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称赞她的表演“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以“王昆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后的《农友歌》呀”来赞誉她。 　　王昆在声乐艺术上具有深厚的造诣。她受教于苏联专家梅德维捷夫和我国歌唱家林俊卿，既从多方面学习中国民歌和戏曲的歌唱风格和技巧，也从外国吸收有益的发声方法，广采博取，自成一家。在演唱的过程中，她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规律，在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展了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这使她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昆自1962年参加东方歌舞团工作，1982年至1989年在东方歌舞团担任团长、党委书记。她领导东方歌舞团期间，团结艺术家共同奋斗，创造了东方歌舞团光彩夺目的艺术辉煌。 　　她尤其重视发现和培养新人。在以王昆为首的老艺术家们的发掘、培养和热忱推介下，远征、郑绪岚、成方圆、朱明瑛、郭蓉等许多青年歌唱家脱颖而出，王昆也因此被誉为“歌坛伯乐”。 　　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王昆的学生索宝莉以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红遍大江南北。正是因为王昆对这首传统黄梅戏进行了现代艺术改编，完成了把戏剧音乐改成民歌的“跨界”尝试。作为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艺术顾问，在春晚大放异彩的成方圆、费翔等都是王昆推荐给导演组的。成方圆始终难忘师恩，她回忆，当时许多学院派的老师和前辈并不接受她的唱法，王昆却一直鼓励她坚持下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王昆老师就是一棵大树，替我们遮风挡雨。”成方圆说。 　　70多年的艺术春秋，王昆为繁荣中华民族文艺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才华，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1952年她因担任电影《白毛女》主唱，获得国家第一个电影奖项金质奖章；1987年获巴基斯坦总统“卓越明星”奖；1989年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1995年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获中国音协“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中国华艺“终生成就奖”，同年还获得了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助学先进个人奖”。 　　2014年11月21日13时46分，王昆因病去世，告别了她钟爱一生、奉献一生的民族声乐事业。原定于同年12月进行的“‘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最终未能如期而至，但是她天籁般的歌声和慈祥温和的笑容已铭刻在几代人的心中。 　　（本报记者 刘平安） ·一首歌唱了55年 情深依旧 2019-10-20 14:42:10 　　——记艺术家邓玉华 　　如今已经“奔六”“奔七”的50后、60后们，小时候能看到的电影不多，男孩都爱看打仗片，像《地道战》、《地雷战》不知看了多少遍，台词都背下来了。60后的我，对《地道战》里的插曲记忆太深刻了，觉得唱得美极了：“太阳一出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虽然小时候不知道也不注意这歌是谁唱的，但那优美的歌声和清亮甜美的嗓音萦绕在脑海里几十年，想象中这位阿姨歌声美，人也一定长得美。后来，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妈妈唱的 “夜半三更呦，盼天明……”还是那甜美的嗓音，那歌声又伴随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一下走过几十年。再后来，电视出现在寻常百姓家，唱这些歌的人走上了荧屏，才知道她叫邓玉华。再再后来，还知道复映的1964年拍摄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穿彝族服装唱《情深谊长》的演员也是她——邓玉华，她那时绝对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偶像。 　　没想到，多少年后成为电视工作者的我，能多次见到从前的偶像邓玉华老师，跟她做节目、跟她合影，还有机会和她畅谈，并刨根问底地听她讲自己的故事。更意外的是，这位老艺术家的人生道路，竟是由共和国总理的一句话决定的。 　　1953年，十岁的邓玉华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领导写了一封“自荐信”，想报考这个团。时隔不久，少年合唱团真来到学校，请走了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小学生去考试，结果邓玉华和另一位同学被录取。此后，除了在合唱团经常担任领唱独唱，她还被电台编辑请去在教唱歌的节目里做示范领唱。邓玉华的中学是在阜成门的北京38中（现159中学）度过的，这个学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了很多文艺、体育名人。1959年，已经初中毕业的邓玉华，赶上北京各大艺术院团招生，因自身条件好，16岁报考中国煤矿文化团便被顺利录取。后来，随着邓玉华在独唱方面展露才华，成为团里的台柱子，她也因为演出活动多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见到她总是说:小邓啊，煤矿工人非常的辛苦，你要好好为他们唱好歌，服好务啊！也是总理的谆谆教导，让她一辈子留在了煤矿文工团，以至于后来的“名团诱惑”和“挖人风波”都没有动摇她的初心。 　　邓玉华16岁进入煤矿文工团学员队，18岁就开始当独唱演员。她那会儿唱了好几支首唱歌曲，像《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和反映煤矿工人的歌曲《矿灯歌》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录制和播放她的“每周一歌”。因为有好几首首唱歌曲在电台播放，当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导演就想到让她来做其中一首彝族歌曲的主唱候选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当年集全国专业艺术院团的力量，打造的一部献礼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大型节目。能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独唱演员，20岁出头的小演员邓玉华自然是激动不已，也感到很大的压力。 　　前不久，我和邓玉华聊起她当年参加《东方红》时，她说：想起当初的情景现在我都激动、记忆犹新。这节目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在排练时经常能看到总理。我一个小演员接到这么重的任务，既荣幸又紧张。全国3000多名各类演员一起排练、演出，我还是重要的几十首歌之一的独唱，后边有很多人给你伴舞。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排练、演出，上万观众看彩排，压力很大啊！当初排练时除了感动就是紧张，害怕忘词、唱跑调、怕唱不好，有时怎么唱下来的都不知道。 　　邓玉华回忆说，《东方红》剧组开始挑选独唱《情深谊长》的并不是她一个人，但后来，总理觉得这个歌还是应该用民族民歌唱法演唱合适，还特意让邓玉华把民族唱法结合美声和假声，以中西结合的唱法完成这首歌。最终，拍摄电影《东方红》时，选择了年轻的邓玉华，她的名字也随这部电影名扬天下。 　　1964年，国家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往，尤其是增进与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友谊，决定成立一个国家级院团——东方歌舞团，主要任务是对外演出。这个团也是周总理倡导下成立的，并和当时的外长陈毅元帅担任名誉团长，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和团长王昆夫妇亲自主抓。由于东方歌舞团成立时间短，出国演出任务急，就从很多国内院团抽调和“借”用优秀演员，组台演出。邓玉华被点名借调东方团，并随团到非洲、亚洲各国演出了半年。后来，东方歌舞团领导就想把邓玉华调入东方团。邓玉华当然知道东方团是国家级专业团，水平高、出国演出机会多、条件好，肯定比煤矿文工团有优势，但她不能回答。这事她和煤矿团的领导说了，团里坚决不干。后来，这“抢人的官司”打到总理那里。1966年北京饭店的新年联欢晚会，总理出席了，东方团和煤矿团的领导借一个机会拉上邓玉华来到总理面前“说理”。总理听了原委微笑地说：你们听听小邓的意见嘛！小邓，东方团想留下你，你们团要保住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邓玉华犹豫一下说：服从组织，听组织的！ 　　总理听了一下子就爽朗地大笑起来。邓玉华从总理爽朗的笑声里感觉到总理一定觉得她耍小聪明，不愿得罪两位团领导，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还是总理发话，并给邓玉华解了围。他说：我看这么办吧！小邓还回煤矿文工团，如果东方歌舞团有重要演出任务，再借调小邓，你们看好不好！一场“挖人官司”就这样化解了。邓玉华心里清楚，周总理是希望她留在煤矿团的，希望有好的艺术家为几百万煤矿工人服务。她也始终没忘周总理当年对他们说过的：“煤矿工人们是很辛苦的，你们要经常下到矿区，为那里的工人干部们演出，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你们给他们送歌送戏下矿，那是代表毛主席、党和政府，给群众送去温暖呀！”这以后，尽管有总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中央乐团等很多大团要调她，但她一直留在了煤矿文工团。 　　如今已经77岁的邓玉华家庭生活很幸福，丈夫冯宗师是当年煤矿文工团歌剧团的演员，后调入空政文工团歌剧团，1983年转业后到中国煤矿文联工作，夫妻很恩爱，只可惜两年前因病去世。儿子冯博昭继承了爸妈的音乐天赋，曾获得过全军第一届战士歌手大赛二等奖，现从事音乐教育方面的工作。儿媳是搞舞蹈的，曾获得全国第三届桃李杯舞蹈大赛金奖。邓老师的孙子也已经19岁了。 　　现在北京有一个中老年业余合唱团——中国音协爱乐合唱团还在做“简版”《东方红》专场，如今已坚持了20年，演出上千场，这个团只要请邓玉华，她都是有请必应，而且从来不讲酬劳的事。邓玉华说，这个团老同志们唱的还是《东方红》的那种精神。她每次自己唱完都要听别人唱，听完整台专场，重新回味那份感动。她说自己和《东方红》，“情深谊长”，唱了55年，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一首歌唱了上万场，绝对进“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作者为北京电视台《金色时光》总导演)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几代人情怀 2019-10-20 14:40:04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作曲家秦咏诚、词作家张藜创作，由李谷一首唱，数十年来曾被多位歌唱家无数次唱响。有网友说，这首歌的音乐自带画面感：“仿佛看到新中国70年来是怎么一步一步站起来、富起来、强大起来。” 　　话题 　　王菲唱法诠释经典引热议 　　昨天，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发布主题曲MV，王菲演唱版正式上线。独特的“菲式嗓音”重新诠释熟悉的旋律，MV一上线，瞬间引发刷屏，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王菲的音色空灵，充满仙气，她会如何演唱充满爱国情怀的歌曲？这首主题曲刚好给出了答案。主题曲MV由电影的片段剪辑而成，将普通人走过70年历史瞬间的故事娓娓道来。MV开头，出现一台老式录音机，王菲的声音就从其中流淌而出。她的浅吟低唱搭配着电影画面中的一幕幕标志性画面：充满年代感的前门城楼；激情澎湃的2008奥运；还有普通家庭围坐吃饺子的温馨场景。 　　“天呐，王菲一开口，我整个人都酥了，声音太干净了。”主题曲上线后，立刻有不少网友对这首歌展开评论，王菲的演唱，让很多网友感到惊喜。有网友说，这首《我和我的祖国》给人活泼、轻盈的感觉，听过王菲几百首歌，都不能预料她下一首会怎么唱。有网友从王菲的声线里听出了普通人对祖国的爱，称她的演唱像是日常哼唱，就像小女孩走在放学路上，跟着妈妈一起哼唱这首歌，轻声细语地表达对祖国的爱。 　　《我和我的祖国》此次作为电影主题曲，编曲和制作由音乐人常石磊完成。常石磊的编曲听上去很简单，凸显了王菲的声音特色。谈及这次合作，常石磊也坦言，王菲与《我和我的祖国》的搭配本身就很特别，而他最初的设想，就是希望让这首经典旋律呈现出自在、温暖的感觉。 　　王菲对《我和我的祖国》的重新演绎，也唤醒了网友们对熟悉旋律的记忆，不少网友表达了他们对老艺术家演唱这首歌曲的怀念。有网友留言称：“我更喜欢老艺术家们饱含深情、字正腔圆的演唱，好几代歌唱家都唱过，我听着它长大，前奏一起，就流泪了。” 　　快访 　　李谷一回忆第一次拿到这首歌时的心情 　　借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再度成为大众热门话题之际，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歌唱家李谷一，听她讲述她与《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每次提到《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李谷一都情不自禁地要唱出声来。自这首歌诞生以来，她在海内外不知道演唱过多少遍，直到现在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心情：“特别兴奋！”那是近40年前，秦咏诚和张藜创作出这首歌曲后，都希望由李谷一来演唱，秦咏诚就带着这首歌来找李谷一。“一拿到这首歌，我就被它的名字和旋律吸引了。”李谷一回忆。 　　“我和我的祖国。”她反复念着歌名，感觉既新鲜又感动。在她的记忆里，之前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和《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是两个主体，强调个人和祖国的关系，更感人的是，它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歌词中“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贴着你的心窝”这一句最打动她，在她看来，这种个人与祖国息息相关的情感，尤为动人。 　　“这首歌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不仅歌曲的名字让李谷一感到温情，歌曲的旋律也让她感觉很兴奋。李谷一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更别提像《我和我的祖国》这种欢快的八六、八九拍了。“《我和我的祖国》的节拍更像华尔兹，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可这 　　的旋律欢快抒情，更适合表达感情，与《我和我的祖国》的内容非常契合。 　　那时，演唱主旋律歌曲时必定“高强响硬”的风格依旧存在，但李谷一拿到这首歌，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我们这代人是和祖国一起成长起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才5岁，是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对国家的感情特别深厚。”带着这样的情感，李谷一用她抒情的歌喉，饱含深情地唱出了一个孩子向祖国母亲的诉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这首歌被李谷一唱了将近40年，无论是在国家级的晚会，还是走到农村、部队等基层，李谷一都会主动选择这首歌演唱。这么多年下来，她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在海外给华人华侨唱这首歌的情景。 　　《我和我的祖国》刚刚诞生时，李谷一就把它带到了海外。1985年前后，李谷一在日本、荷兰等国家的演出中都曾演唱。她把这首歌唱给华人华侨，想通过这首歌表达她的内心所想：“我们自己的祖国自己爱，希望我的祖国更加强大，希望听我唱歌的华人华侨以后能多回国看看，他们的下一代人、下两代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上世纪90年代，当李谷一又一次在海外唱起这首歌时，她的感受发生了很大变化。1994年，李谷一去美国硅谷访问演出，她敏锐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在海外担任重要的工作，硅谷中的不少工程师都是中国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只是在餐馆里打零工，也不只是在当地做些小生意，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同胞都是社会各领域的高精尖人士。” 　　那一瞬间，李谷一感到无比幸福，于是她与当地华人华侨一起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台上台下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歌声。不少同胞当场落泪，李谷一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焕发的自信与自豪。“我们努力了，祖国就强大了；祖国强大了，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身在海外的同胞腰杆都直了！”李谷一感慨地说，这首歌之所以能流传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真实心声。 ·英雄人民和伟大时代的深情歌者 2019-10-20 14:33:43 　　——我国民族歌剧创作70年历程回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令我国社会整体上从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并为我国歌剧创作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环境；随着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团调整以及“建设正规化、专业化的剧场艺术”方针的提出，在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城市组建歌剧院，解放军三总部和某些有条件的大军区以及地方某些省市也纷纷成立歌剧团或歌舞剧院，集结了大批有经验、有才华的歌剧家；而新中国沸腾的建设生活又极大地激发了歌剧家们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为我国民族歌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民族歌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歌剧创作，与《白毛女》创演的巨大成功及其奠基意义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白毛女》所描写的革命斗争题材，吸收西方歌剧的有益经验和表现手法，与我国民间音乐、特别是传统戏曲艺术的深刻联系及其强烈的民族风格、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3年创演的《小二黑结婚》（马可等作曲，剧本由田川、杨兰春执笔）是马可继《夫妻识字》《惯匪周子山》《白毛女》之后第四部歌剧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制度的民族喜歌剧。尤其是《白毛女》音乐创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马可将《白毛女》已经奠基但未能运用板腔体思维形成大结构的中国式音乐戏剧性思维在本剧中趋于完型——作曲家根据本剧情节和人物的规定性，将歌剧音乐风格及音调语言定位于“三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一落（即评剧，俗称‘莲花落’）”；在音乐的戏剧性展开方式上，广泛运用戏曲板腔体思维和结构来推进剧情，创作剧中主要人物的核心唱段，塑造歌剧人物的音乐形象；剧中小芹的板腔体咏叹调《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描写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心理层次，音乐风格质朴自然，旋律优美动听，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首演于1957年的民族歌剧《红霞》（张锐作曲，石汉编剧），情节发生在土地革命后期的江西苏区。红霞是当地一位普通农村姑娘，适逢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敌人采取威逼利诱、滥杀无辜等方式强逼红霞说出红军去向。为避免无谓牺牲，红霞设计将敌人带上凤凰岭，由红军聚而歼之；红霞因此遭白匪枪杀。红霞牺牲前一首板腔体咏叹调《凤凰岭上祝红军》既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是全剧最著名、在群众中流传最广的唱段。 　　在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著名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杨会召、朱本和、梅少山等编剧）首演。其情节围绕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的洪湖赤卫队与湖霸彭霸天之间的生死搏杀展开。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通过极具浓郁洪湖地方色彩和荆楚文化深厚韵味的《洪湖水，浪打浪》等抒情短歌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两首戏剧性板腔体咏叹调，塑造了韩英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家乡无限热爱、对战友和亲人深情款款、对敌人智勇双全和威武不屈的巾帼英雄形象。1960年1月，该剧第100场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并被其生动的剧情、优美的音乐所深深感染。演出结束时，周总理还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此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遍全国，至今仍是群众最喜爱的抒情歌曲之一；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则是民族唱法歌唱家的必唱曲目和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教材。 　　1960年首演的民族歌剧《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赵忠等编剧），故事发生在东南沿海珊瑚岛行将解放前夕。渔家姑娘珊妹在我军侦察员王永刚帮助下，与恋人阿青团结渔民，智斗渔霸，配合大军解放全岛。本剧音调材料主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曲，为使全剧音乐能与歌剧情节发生地东南沿海的音乐风格相适应，剧中也采用了黄梅戏、越剧和东海渔歌、号子等音调元素。其中《海风阵阵愁煞人》系一首板腔体咏叹调，旋律低回悱恻，情感深沉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64年首演的民族歌剧《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阎肃编剧），剧本系根据长篇小说《红岩》中江竹筠烈士的英雄事迹创编。该剧音乐素材来源除四川民歌、清音、川剧高腔等四川民间音乐音调外，还可听到杭州滩簧、苏州评弹、浙江婺剧等江浙一带民间音乐音调，运用歌谣体结构写成的主题歌《红梅赞》和《绣红旗》诗意隽永，音调朗朗上口，首演后迅速在广大观众中流传；而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的核心咏叹调《革命到底志如钢》《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五洲人民齐欢笑》，则在不同戏剧情境下揭示了江姐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丰盈的情感世界。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的演出并给予很高评价。 　　众所周知，延安秧歌剧运动和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在我国新文艺史上掀起第一次歌剧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为代表，营造出民族歌剧一马当先、正歌剧和歌舞剧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和巨大繁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我国歌剧艺术推向了第二次高潮。 　　民族歌剧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反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同时也受“中国戏曲就是中国歌剧”理论的钳制，包括民族歌剧在内的中国歌剧创作几成绝响。然而，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和巨大艺术魅力，却深刻滋养了广大艺术家，并对当时和此后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反哺作用。最典型的一例，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故事、情节、人物、戏剧冲突和绝大部分堪称经典的音乐，均来自民族歌剧《白毛女》，这个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不仅如此，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对当时现代京剧的音乐创作也产生了反哺效应。其具体表现为，在《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等剧的音乐创作中，专业化、立体性交响戏剧性思维以及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和中西混合乐队的广泛使用，增强了京剧音乐的时代感，令其音乐的戏剧性表现力更加丰富。 　　民族歌剧的反哺功能，还反映在新时期以来王志信、吴小平、王佑贵、孟勇等作曲家创作的众多“戏歌”中；从他们的代表作品《兰花花》《孟姜女》《木兰从军》《牛郎织女》《梅兰芳》《虞姬》《霸王吟》《沂蒙山我的娘亲亲》《斑竹泪》《潇湘水云》《水姑娘》《山寨素描》《阿妹出嫁》中，均可看到民族歌剧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的成功经验，从而丰富了抒情歌曲创作的音乐戏剧性内涵。 　　民族歌剧在新时期的双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多元化歌剧观念和生态中，我国正歌剧和音乐剧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相比之下，民族歌剧虽仅有总政歌剧团创演的《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剧目问世，但其思想艺术整体水平的高质量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却令它们无可争议地成为民族歌剧在新时期的双璧。 　　1991年首演的《党的女儿》（王祖皆、张卓娅等作曲，阎肃等编剧），系根据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而成。作为本剧第一主人公，田玉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叛徒的骗局、同志的猜疑和误会、骨肉分离之苦、阶级姐妹悲惨境遇之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迷惘和焦灼以及担心游击队误中敌人圈套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等等；她在这些危机和磨难中历尽各种挫折以及血与火的考验，终于磨砺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作曲家将江西民歌的抒情性因素和蒲剧音乐的戏剧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坐北朝南”的音乐风格基调，使之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较强的戏剧性张力，同时又与田玉梅扮演者彭丽媛的演唱风格相契合。剧中《血里火里又还魂》《来把叔公找寻》《生死与党心相连》《万里春色满家园》等大段成套唱腔，运用板腔体的结构原则以及不同板式组合和变化所造成的戏剧性张力，揭示田玉梅在不同戏剧情境下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丰富鲜活地完成了田玉梅音乐形象的塑造。 　　继《党的女儿》之后，总政歌剧团又于2005年推出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王祖皆、张卓娅作曲，孟冰编剧，王晓岭、孟冰作词），剧本基本沿袭李英儒同名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又增加一个现代女青年陈瑶，从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跨时空对接，更直观地揭示出剧目的当代意义。全剧音乐语言以乐亭大鼓、河北民歌和北方戏曲音乐为基础，由板腔体大段成套唱腔与抒情性短歌、歌曲体咏叹调的相互交织与穿插，构成本剧的音乐表现体系。特别是剧中杨母的板腔体核心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对这位革命母亲的丰富情感层次和复杂心理过程做了细腻、深刻和诗意化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高度声乐化的艺术成就，对我国民族歌剧咏叹调创作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强势崛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京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文艺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极大地唤起歌剧家们讴歌祖国、讴歌党、讴歌英雄、讴歌人民、讴歌伟大时代的创作激情。以《白毛女》2015版全国巡演为起点，2017年文化部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向全国发出评选民族歌剧重点扶持剧目的通知，近三年来，先后有《马向阳下乡记》《青春之歌》《松毛岭之恋》《有爱才有家》《英-雄》《尘埃落定》《沂蒙山》等10余部民族歌剧列为年度重点扶持剧目；在“工程”之外，也涌现出《呦呦鹿鸣》这部优秀民族歌剧。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一脉单传”的命运，因众多优秀剧目在新时代的强势崛起而发生戏剧性陡转。 　　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臧云飞作曲，代路、廉海平编剧）描写科技扶贫题材，也是新世纪以来第一部民族喜歌剧，其剧本、音乐和表导演艺术都包含着不少幽默、轻松和风趣的喜剧成分，有强烈的观剧效果，剧场经常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会意的笑声。此剧在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孟卫东作曲，咏之、郭蔡雪编剧），以我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为第一主人公，通过生动情节和动人音乐，塑造了这位当代伟大女科学家秀外慧中、才华出众、柔情似水、志坚如钢的知性形象。此剧后来参演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和“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均赢得广大观众和业内同行的广泛赞誉，为新时代现实题材民族歌剧创作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此剧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此外，民族歌剧《尘埃落定》（孟卫东作曲，冯柏铭、冯必烈编剧）系根据阿来同名小说创编，从一个藏族土司的二少爷这一新颖视角，极为生动而独特地表现了农奴解放实乃顺天应人之历史必然这一时代主题；民族歌剧《沂蒙山》（栾凯作曲，王晓岭、李文绪编剧）则以昂扬激越的基调，表现了抗战时期沂蒙山人民与八路军生死相依的血肉深情；民族歌剧《有爱才有家》（王原平作曲，胡应明编剧）则以湖北公安县某福利院院长刘德芬23年来敬老如父母、爱孤胜子女的事迹为蓝本，展现小人物身上的大爱情怀。 　　总之，70年来的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脚步，在《白毛女》革命传统、美学观念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以《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剧目谱写了自己的辉煌篇章；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讲话指导下，充分调动高涨的创作激情和艺术才华，通过《马向阳下乡记》《呦呦鹿鸣》《尘埃落定》《沂蒙山》等优秀剧目的创演，为英雄的人民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发出深情的歌唱。 　　（作者：居其宏，系浙江师大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2018年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研究》首席学者） ·杜鸣心：生命不息 创作不止 2019-10-20 14:29:02 　　作为音乐家，他曾用两个钟头就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谱出了家喻户晓的曲子《快乐的女战士》。作为音乐教育家，其门下众多弟子已成长为当今音乐界翘楚，如王立平、赵季平、叶小纲、徐沛东、王黎光。如今92岁的他，依然伏在钢琴边潜心创作。 　　1939年，重庆保育院一个不满11岁的小男孩，站在板凳上动情高歌了一曲《松花江上》，从此被选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正式踏上音乐之路；1954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中，一位因迷路而迟到的中国考生，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听音记谱的测试，成为作曲专业的学生；1959年，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舞剧《鱼美人》中，由他创作的《水草舞》至今仍是中国钢琴曲库中的珍品；1964年，在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谱曲时，他只用了两个钟头就写出了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1986年，在第八届中国交响乐比赛上，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一举获得了一等奖；2016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明亮的教室里，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还在为作曲系学生传授旋律创作的真谛。 　　从1939年到2019年，这位谱写了80年音乐人生的作曲家就是杜鸣心。 　　杜鸣心的居所，坐落于北京醇亲王府大院一角，屋外古树参天，屋内清雅幽静，书房里的一架古朴的德式钢琴，几乎与其主人同龄。距上次访谈刚好一年，还是那间整洁的书房，已近92岁的杜鸣心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同我们愉快地聊起这一年的生活与创作。 　　很难相信，杜先生平日的生活作息居然比年轻人还“任性”，晚上熬夜创作很晚才睡，早晨日上三竿“赖床”不起，早餐午饭只能合二为一。但老人家有一招厉害的长寿秘诀，多年来乐此不疲地与人分享，那就是晨醒之后做一套名叫“床上八段锦”的按摩操，每天一小时，数十年坚持不懈。这套神奇的按摩操让鲐背之年的杜鸣心气血通畅、精神饱满，他甚至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开会。 　　作为一名作曲家，音乐已与杜鸣心的生命融为一体。生命不息，创作不止。那些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终日在他的脑海中翻滚跳跃，他必须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把它们一一安顿在乐谱上。短短一年中，他先是完成了一部大型器乐作品《布达拉宫之梦》的修订，而后又写出了平生第一部歌剧的钢琴缩谱。对于一位90多岁高龄的音乐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燃烧的生命，每一个音符都饱含他的深情。 　　《布达拉宫之梦》的前身是一首室内乐钢琴五重奏，后在作曲家叶小纲的建议下，扩展成一部为钢琴与弦乐队而作的交响乐曲，并于今年5月在2019北京现代音乐节交响音乐会上成功演出。杜鸣心介绍说，自己虽未到过西藏，但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布达拉宫，庄严巍峨的宫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藏传佛教的信徒们离开家乡，不远千里赴拉萨朝圣，他们在漫漫途中风餐露宿，三步一磕头，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大地，那份朴实与虔敬足令天地动容。正是怀着这样的感触，杜鸣心采用自由的泛调性风格，天马行空地用音乐做了一场朝圣之梦。笔者有幸聆听了现场演出，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与叫好声犹在耳边。这首乐曲既有杜鸣心一贯清晰凝练的风格，也有不拘一格、自由抒怀的现代气息，与他过去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交响序曲《黄河颂》等作品相比，明显能听出他在音乐语言上的突破及对于作曲技艺的得心应手。 　　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一部歌剧，是杜鸣心多年的夙愿。2018年采访他时，歌剧尚处在脚本撰写阶段，但现在整部歌剧的钢琴谱已近完成。杜鸣心随手从书架上取下几页乐谱手稿，上面记写着“歌剧序曲（第四方案）”，并在钢琴上为我们完整演奏了一遍。这部歌剧主要讲述了二战期间冼星海被困苏联，在异常艰难的岁月中带病坚持创作，用音乐表达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之情，但最终客死他乡的时代悲剧。每每讲到冼星海在苏联生活的艰辛，杜鸣心都十分感慨。作为作曲家的杜鸣心，向另一位作曲家冼星海致敬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用音乐谱写他的故事，用旋律唱出他的心声。 　　当代中国的作曲家，无论老中青，都处在古、今、东、西的交叉点上，面临多种选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困惑。但从事作曲已近70年的杜鸣心对此有特别理性的认识，无论现代音乐的技术与观念如何多元，他始终坚信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音乐创作只有先打动自己，才有可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明确了这个目标，就可以广泛吸收和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民族的，只要符合音乐情感表现的需要，完全可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杜鸣心特别提到他的作曲同行吴少雄的观点：“西方思维强调二元论，音乐往往分主部与副部，中国则是演绎式思维，音乐主题多蕴藏在细节中，通过各种变体表现。”他非常赞同对中西方音乐的这一比较，但同时强调这两种思维都要认真去学，不如此就难以写出能被全世界人民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音乐。 　　每次与杜鸣心交谈都有意犹未尽之感，他说等关于冼星海的歌剧首演时，一定邀请我们去看。美国当代作曲家中也有一位长寿翁名叫卡特，也是在90岁高龄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并故意取了一个幽默的名字《接下来是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接下来，杜鸣心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作者：班丽霞，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欧美大戏与中文原创齐飞，上海领跑全国音乐剧市场 2019-10-20 14:26:33 　　“相比五年前带《伊丽莎白》第一次来到上海，这里的音乐剧市场正在飞速成长。观众的热情欢呼让我在上半场还没演完，就连连鞠躬激动得以为已经谢幕了。”《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周日于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收官，首轮开票20分钟即售罄，不仅场场座无虚席，而且场内观众之年轻、对德语歌曲的同步跟唱，都让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里维极为惊喜。 　　这只是今年沪上音乐剧市场迎来井喷、成绩亮眼的一斑。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全市音乐剧演出共292场，吸引观众28.7万人次，票房收入6152.63万元，同比增长51.9%。而继安德鲁-韦伯巨作《贝隆夫人》和《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后，下半年演出市场还将轮番献演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红与黑》、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泰坦尼克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等重磅大戏。 　　与此同时，本土音乐剧也带来惊喜，上半年有三部中文版音乐剧进入票房榜前十。不少中文音乐剧从上海走出去、辐射长三角，让上海成为了带动全国音乐剧市场增长的排头兵。 　　经典剧目一再光临，市场纵深化发展 　　对于大多数海外经典音乐剧来说，上海是其“落地”打开中国市场认知和口碑的首选。2003年，原版音乐剧《猫》首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大剧院创造连演53场、场场爆满的纪录。《猫》从上海出发，于2004年、2008年、2009年又先后来华，成为许多音乐剧观众的启蒙之作。2018年重启巡演时，更创下了巡演159场、票房过亿的中国音乐剧市场最长巡演纪录。今年6月，该剧又从上海开启了新一轮巡演。 　　一般来说，大体量的巡演需要市场相隔几年来给观众时间消化，重新获得新鲜感。但随着上海音乐剧市场不断向年轻群体纵深化发展，其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打破了这一规律。“相比日韩市场和百老汇，中国音乐剧观众平均年龄是最低的，百老汇制作人都认为，这里才代表了音乐剧的未来。”从业者分析，年轻消费者“去往剧场二刷三刷”的偏好，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上半年沪上迎来了七部连演14场以上的大体量音乐剧，未来还将有更多重磅大戏密集光临这座海纳百川的戏码头。 　　从上海“突围”打破小众圈层传播，开拓音乐剧潜在观众，是许多剧目争取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上海观众不仅将走进剧场视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也在网络社区中建立了包容多元的文化审美，以发表剧评、合唱、绘画、演奏等二度创作进行互动，对剧目传播形成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吸引更多群体的关注。 　　不久前在文化广场结束30场演出的《巴黎圣母院》，曾是在上海首次展演的法国大型音乐剧，让观众见识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浪漫魅力。此后，《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等法语音乐剧纷纷来沪试水，相继成为音乐剧市场的现象级“爆红”演出，并在全国掀起“法剧”热。 　　行业高歌猛进的趋势下，上海各大剧院也在用心经营文化品牌，打造融演出、展出、制作、美育于一体的演艺空间。刚刚迎来重建开业八周年的文化广场，从最初负债经营、仅有1100名会员，到年营收过亿、今年9月会员人数超过23万人，正是因为始终走在转型的风口浪尖。其运营的第八年，共计演出66台339场（含自制项目各地巡演），平均每天1.1场，吸引了44万人次观众，平均上座率达78%；定期举办的剧院开放日、新媒体沙龙、摄影展、音乐剧金曲夜唱、舞台艺术分享会、志愿者交流活动和小白工作坊等活动也备受追捧。“与百老汇、西区相比，中国音乐剧有不同的受众和审美方式，我们要不断挖掘新的市场，找到观众是谁。”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表示，未来还将继续用新的理念寻找与观众的联结，聚拢行业资源，扩大文化影响力。 　　聚集孵化未来人才，中文音乐剧制作由此起航 　　在从业者眼中，上海的音乐剧市场也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音乐剧大师韦伯的“御用音乐总监”菲兹-沙普尔在短短几年间，已经是第四度参与中文音乐剧的制作：“中文音乐剧几年前真正从上海起步，演员和制作水平的方方面面，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进步有目共睹。” 　　“未来我们希望能加快百老汇音乐剧的引进，让上海不仅是演出两三周的巡演一站，更成为音乐剧能够长期驻演的地方。”聚橙音乐剧副总经理俞心悦透露，上海首座小型音乐剧驻演孵化剧场橙剧场-可当地艺术中心已于上月正式投入运营，其不仅将立足上海探索音乐剧驻场演出模式，也计划孵化更多中文音乐剧作品，助力上海成为文化创意生根开花的“源头”。制作方已在上海周边成立基地作为制作工厂，明年落地后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努力孵化孕育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音乐剧作品和音乐剧人。 　　今年，文化广场自制中文版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首次开启了全国26个城市75场演出，将上海音乐剧产业的影响力辐射至二三线城市，在全国巡演中打响了知名度。“上海制造”的原创华语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春》《马不停蹄的忧伤》更作为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官方正式邀请作品，斩获多个提名和奖项，让海外观众体验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2019首届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的六部原创华语音乐剧19场演出，吸引了近2万人次观演；百余位海内外专家在音乐剧发展论坛上共聚一堂；“2019音乐剧歌唱大赛”“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等群文活动吸引72位创作人的77份投稿作品、400余份参赛音视频，线上线下逾15万观看人次……通过国际视野的艺文盛事，上海搭建起文化产业链各环节对话交流、打造优秀音乐剧作品的平台，见证了中国音乐剧最有潜力的导演、制作人、创作者聚集于此，共同培育一片文化创意蓬勃发展的热土。 　　这座艺术氛围浓厚的“文化大码头”，让无数优秀人才流连忘返。《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周末演出中场休息时，第三度携作品来沪的里维收到一枚观众精心制作的音符形状袖扣，他珍而重之地将其别上了西装。“上海观众对德语音乐剧的歌词都非常熟悉，甚至不用看字幕，他们专注地沉浸在乐队和歌手的表现中，让我非常感动。”随着音乐剧行业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更多海内外艺术家也有望将把上海作为开放共享的会客厅和作品的首发平台，助力“亚洲演艺之都”的建设。 ·经典音乐，为孩子绘就生命底色 2019-10-20 14:20:01 　　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需要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和美学品位；塑造民族文化品格，培养社会创新能力，需要一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回归与超越。“乐以和其声”是支撑人民精神充实、国家强盛的软实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应重视经典音乐的美育价值。 　　什么是经典音乐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经典音乐”。这不得不先从“古典音乐”的概念说起，狭义的古典音乐是指古典主义的音乐，即1750年至1820年这段时间欧洲的主流音乐，也称“维也纳古典乐派”；广义的古典音乐是指那些从西方中世纪开始至今，在欧洲主流文化背景下创作的西方古典音乐，主要因其复杂多样的创作技术和所承载的重要内涵流传至今。笔者在这里采用“经典音乐”而非“古典音乐”的表述，是因为“古典音乐”概念没有把中国自古至今流传的中国民乐、中国戏曲、中国民歌和近现代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纳入其中。因此，这里所说的“经典音乐”包括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戏曲、中国民乐、中国民歌和中国近现代创作的大量优秀音乐作品。这些音乐历经岁月磨砺，经久不衰，艺术手法洗练，追求理性地表达情感，是为大众喜爱的音乐，但有别于通俗音乐。 　　经典音乐与通俗音乐 　　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一提起音乐就会把它与娱乐等同起来，这里所说的经典音乐不是娱乐，不是社会上流行的通俗音乐。通俗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但不是生活的必需；经典音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音乐不是奢侈品，不是我们钱包鼓了的时候才来消费的多余物；音乐不是消遣品，不是生活无聊时候的娱乐方式。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让人类生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语言穷尽之处，音乐可以表达，思维无法触及之处，音乐能够揭示心灵深处的情感。著名的古典音乐及钢琴伴奏家雷蒙德-毕格曾经说：“任何形式的古典艺术（包括音乐）都给人希望，因为它体现更高的理想、视角和意志，能够提升我们低劣的本能和欲望，启悟我们回归更高贵的自己。” 　　舒伯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音乐是神所给我的，我给予世界，那是它的归宿。”经典音乐是美的艺术，是对自然，宇宙，生命美的赞叹，是人类灵魂深处智慧和人格的流露，它蕴含着人性的柔美和天地的宽阔。 　　由于不了解什么是经典音乐，很多人从小学习了“音乐”，但他所听的却是大量社会上流行的通俗音乐，并未达到学习音乐的真正目的。 　　音乐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人认为孩子没有音乐天赋，所以学不了音乐。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爱音乐、爱艺术是幼儿的天性，只是后期缺少正确的引导，扼杀了他们的天性。我们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有音乐天赋、都能够成为音乐家，但我们可以顺应天性，把幼儿培养成为音乐爱好者。 　　中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华美育精神深远流长，热爱音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说的就是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舜帝时代的《韶乐》，三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肉味的诱惑，没想到演奏和欣赏音乐能达到这个程度。音乐不仅仅是用来让自己快乐的，它还可以让别人一起快乐。它不仅仅是让一个人自己品行端正，也能起到正人的作用。《礼记-乐记》中有“礼者，序也”“乐者，和也”，音乐和精神应该是和谐平衡，通过弹奏或者欣赏音乐，使我们放弃心灵的烦恼，世俗的欲望，放弃一切不平等的念头，而求与自然合一，求得心灵的平和。所以音乐是我们精神的食粮，是我们生活的必需，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音乐要从孩子抓起 　　学习音乐应从孩子抓起，音乐能开发孩子的智力，促进孩子的创造创新能力。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不仅酷爱音乐且造诣很深，他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在演奏上达到专业水平，他说：“在科学思维中，永远存在着音乐的因素，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我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是音乐启发的。”音乐是非常严谨的，从小学习音乐能培养人严密完美的创造思维，一串串闪烁跳跃的音符能激发科学的想象力，唤起无穷无尽的联想，打开通向科学的大门。比如中国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等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并且在音乐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都与音乐有很深的关系。 　　从小学习音乐能净化心灵，培养高雅审美情趣和高雅的气质。冼星海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西方哲学家尼采认为“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而交响乐是音乐中的音乐，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而且它具有博大的、高远、深厚的精神境界”。梁启超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孩子通过学习音乐，通过接触大量音乐作品，在音符构成的优美灿烂的世界里，音乐所传递的真、善、美，能够让孩子懂得如何与世界相处，与自己相处，如何爱祖国、爱生活、爱父母、爱世界。音乐是高贵的，这高贵来自音乐本身的内涵与张力，并非财富、名誉，“腹有诗书气自华”音乐更能给人增加自然散发的光辉。艾涅斯库说：“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确切地反映个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福楼拜说：“音乐使一个民族的气质更高贵。” 　　中国是崇美、尚美的国家，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出美的创造，彰显出美的品格。我们应当从孩子学习经典音乐抓起，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作者：刘力扬，系中国音乐学院声乐艺术指导） ·乐坛论剑，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2019-10-20 14:16:17 　　——二○一九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职业拉弦组总决赛观察 　　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职业拉弦组总决赛日前在央视播出。此前，经过5个月的激烈角逐，成年拉弦乐组的包-额尔毕力格、高白、刘宇、裴若雯、王啸和少年拉弦乐组的毕友恒、陈依妙、黄雨珊、王德烨、林熙尧进入总决赛。最终，刘宇成为本次大赛成年拉弦乐组的冠军，少年拉弦乐组的冠军则被琴坛新秀陈依妙夺得。 　　豪华阵容，虚拟技术增亮点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国乐人才发出邀请，过五关斩六将冲进决赛的选手之实力自是不容小觑，评委阵容也进行了全面升级。51人大型评审团由知名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音乐理论家等组成，老中青齐聚一堂。与此同时，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等10支国家级优秀院团领导亲临总决赛现场，共同见证国乐新星的冉冉升起。总决赛的所有曲目均由大赛组委会指定，且由中国爱乐乐团协奏。 　　总决赛别开生面地设置了虚拟演播室“音乐博物馆”，选手在参赛曲目展示后步入“音乐博物馆”，随机抽取文化知识题目作答。在舞台现场，虚拟技术打破时空束缚，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名都名城顷刻便至，选手藉此置身各个虚拟场景，身临其境地回答相关的文化知识，这一环节也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 　　琴逢对手，文化考核成关键 　　本次大赛秉承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国器乐知识，推出新人新作”的理念，添设文化考试环节。进入总决赛的选手都是百里挑一，0.5分的文化考核自然就成了判别胜负的关键。少年组的选手王德烨两道文化考核题都没有答对，失分严重。之前他与同组第一名的陈依妙有微弱差距，但错失0.5分使他连竞争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机会也没有了。 　　当然，每位选手回答随机抽选的题目，题目不同、难易程度不一，这样的考核是否可以保证公平公正？而且，区区两道题目似乎还不足以充分全面考察选手的文化素养。虽然文化素养对于演奏的助益业界早已达成共识，大赛此举亦深得人心，但是仍有一点存疑：成年组的包-额尔毕力格为马头琴专业，裴若雯为板胡专业，少年组的王德烨也是板胡专业，其余选手皆为二胡专业，马头琴、板胡、二胡这3件乐器的形态、演奏技巧、选手参赛曲目皆大不相同，他们比较的基础在哪里？这样的同台竞技是否也可以保证公平公正？窃以为还值得商榷。 　　琴坛逐鹿，取胜之道不只快 　　二胡的快速技巧虽然不是衡量个人水平或者在比赛中决定选手胜负的唯一标准，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快速技巧是二胡演奏技巧的一个重要维度。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钢琴演奏家李斯特等，他们都擅长以快速技巧吸引观众。故有志于二胡演奏的人也应该自觉掌握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快速技巧，但需言明的是掌握快速技巧不是唯快至上，不应忽略音乐文本结构的要求和内涵的表达盲目崇“快”。拉得快不等于拉得美，机械的炫技不等于技术水平高。 　　“慢加快”是这次大赛所有选手的选曲模式。所谓“慢加快”就是拉一段慢板旋律再拉一段快板。由于每位参赛选手的赛时有限，每首曲目几乎都被拦腰折断只留头尾。如何把握一首乐曲曲式和情感上的结构脉络，如何准确表达和衔接各部分情感，何尝不是对选手音乐水平的一种考验？故而节选终究不妥，就好像说了半截子话突然扯到别的上，而且无论多么高明的节选归根结底还是破坏了一首乐曲结构的完整性。技巧展示环节选手们更是唯恐不快。《野蜂飞舞》《卡门》《第一二胡狂想曲》（节选）等曲目大受欢迎，相比之下，风格性乐曲和传统乐曲便大受冷落。快速技巧固然可以令人为之倾倒，但人人如此总归会让评委产生审美疲劳，反而不如那些选择传统和风格性乐曲的选手容易得分。 　　琴路漫漫，继承创新两不误 　　青年演奏家在演奏炫技性乐曲时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一遇到传统性的、地方性风格的乐曲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有技术没艺术”被批评者不厌其烦地反复言说，然而这个老生常谈的话语也是当下普遍存在的事实。二胡艺术方兴未艾，青年学习者努力提升演奏技巧的同时，切莫顾此失彼，传统音乐修养不可或缺。快速换把、快速换弦、大击弓各种技法花样翻新的同时，演奏传统乐曲的技法也要兼顾。 　　美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表达美和理解美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而审美能力的获得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如果知识的传承过程被中断或者异化，必将带来美的嬗变或者湮灭。二胡的学习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对传统乐曲深入学习，技巧就不够全面，表现力自然狭窄，甚至一碰到传统曲目就拉得僵硬，缺乏生气和韵味。在二胡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必须保证自己要具备扎实的传统音乐功底，在训练学生时要有全面意识，如果不教给学生传统技巧，其以后也没有通过别的渠道全面掌握，那么无论他有多少年的舞台经验，始终是一个技巧单一的二胡工匠而已。传统是一条河流，上游是过去，下游就是当下和未来。琴路漫漫，只有继承和创新两不误，才能为二胡发展铺就一条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康庄大道。 ·“运河号子”难觅传承人 今后谁来唱响运河号子? 2019-10-20 14:13:05 　　曾经是漕船千帆首尾相接，曾经响起“十万八千嚎天鬼”的运河船工号子……在通州大运河边，当年绵延数十里的盛景早已尘封在历史中。想起这些，“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第四代传承人、今年62岁的赵义强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低声哼起开船号、摇橹号、闯滩号……站在运河边的赵义强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压力。“我是唯一的传人了，这门手艺……”赵义强停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得赶快找到传承人，让这号子、这一代代船工的精神传下去。” 　　“号子” 汗水凝成的船工精神 　　“爷爷，闯滩号。” 　　“好嘞！我唱你接啊。” 　　赵义强家的客厅里，爷孙俩一唱一和。 　　“现在她都能唱好几段号子了。我从来没有刻意地教过她，平时我唱她听，慢慢就‘熏’出来了。”看着今年才8岁的小孙女，赵义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着小孙女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玩了。收回了眼神儿的赵义强陷入了沉思，当年父亲在船上带着大伙儿喊号行船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赵义强回忆，他小时候通州运河还很繁忙，也常响起船工的“号子”声，父亲就是船工们的主心骨。可别小瞧这些号子，只要一开船，船快船慢、向左向右，全都靠号子指挥，尤其是逆水行舟，更是靠着一阵阵的号子，让大家齐心协力。 　　“那时，父亲在行船之余，就是教我各种号子，希望我也能靠这门技艺讨个生活。”赵义强说，当时的想法特简单，也不知道这技艺将来会形成一种文化，需要特意去寻找传承人。 　　如今，漕运早已消失在运河上，父辈们用来养家的手艺也没了用武之地，会喊号子的老辈人也大都走了，如果再找不到传承人，号子的“希望”真的就在小孙女的身上了。 　　赵义强说，其实运河船工号子得以代代延续，家传是很重要的方式。在耳濡目染中，一代一代的船工人家，都能体会到行船的辛苦、互助的快乐，“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传下去的船工精神吧！” 　　传承 舞剧《运》在通州首演 　　“好在‘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在2006年入选北京市级‘非遗’名录。通州区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号子’的传承。从五年前，我就带着‘号子’走进了通州中小学。”赵义强说，当时我还有个疑问，孩子们会喜欢这些东西吗？ 　　赵义强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孩子们齐声喊他“赵老师”。一声“老师”，让这位老船工心里暖暖的。 　　每次给200多个孩子上课，赵义强喊一段号子，就讲上一段号子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对这百年前的“劳作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欢声笑语间，他们学会了“号子”，也学到了船工的精神。赵义强经常会看到，孩子们在课余活动时，也会用“号子”指挥着统一行动，互助互爱。 　　“跟您学了‘号子’之后，孩子回家会帮着我们做家务了。”不少学生家长激动地和赵义强说着自家孩子的变化。 　　两年前，赵义强带着“号子”又走进了大学校园。青年人的创造力没有让赵义强失望，去年由北京物资学院大学生主演并拍摄的舞剧《运》在通州首演，讲述了京杭大运河上船工的动人故事，收获了大量的好评。 　　“生活就像行船一样，没有一帆风顺的，要不断地摇橹，甚至还会闯滩，只要不放弃，就会到达彼岸。”在赵义强的心里，这就是船工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 　　收徒 想学“号子”的人太少了 　　除了教孩子们船工号子，赵义强还手把手地教什刹海的十多位橹手摇橹技巧。 　　“他们很努力，现在有的人比我摇得都好。”说起这些来自山西和甘肃、原本不会划船的内陆人，赵义强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没举办过拜师仪式，但是他们都喊我师父。”说起“徒弟们”，赵义强得意地笑了。他们真的能吃苦，两个礼拜，从划桨、转弯、错船……到一手拿着丁字把，一手握着绳索，每天从早练到晚，双手都是血泡，却没有一个人喊疼。如今，他们不但能熟练操控船只，有的人还被其他公园的橹手请过去当上了师傅。 　　就像很多传统艺人一样，赵义强很想收徒弟，认真地将自己毕生所学传下去，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来学的人太少，想学的人又很难过吃苦这道关。 　　“学艺不是件小事儿，来了想拜师的，我都会用一些小事儿品品他们。”前两年，真有一些人上门学艺的。考核的标准自然是他心中的船工精神，待人接物、帮着客人拿个东西，别看就是些零碎的小事儿，却没有一个人过的了关。这让赵义强更加坚定了要在青少年中传承船工号子的决心。 　　如今，赵义强退休了，但是他却没有离开运河船工号子。每周大部分时间他都会走进校园给青少年讲课。在家里时，他就会整理运河号子的词谱、曲谱以及音视频资料。 　　“运河号子是京杭运河经久不衰的符号，虽然漕运已经没了，但是运河号子不能丢。”赵义强说。 　　价值 非遗背后蕴含的是传统文化 　　“非遗项目经过艺术加工成为音乐剧，原本古老的元素却用现代的形式表现传播，深入人心。”今年年初，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曾现场观看了赵义强等人编排的船工舞蹈，演出现场的壮观与演员展现的豪迈，深深地打动了他。 　　高巍坦言，由于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非遗项目所承载的内涵已经远超过去。首先就是传承非遗项目背后的文化价值，比如说运河船工号子，如今承载的，更多的是号子背后的船工精神。其次就是非遗项目产生的各种文化衍生品，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媒介，向无数的受众宣传了非遗不仅仅是文化本身。像北京的兔爷，它已经从老北京人的念想，演变成中秋文化的代名词之一。 　　今天，保护非遗不单是它的技艺本身，而且还包括非遗背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寻找和培训下一代的传承人，将非遗传下去，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我们也会通过网络、智能等现代技术，将这些老手艺的故事通过文字、视频等方式记录下来，成为后人认识学习的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高巍说。 　　链接 　　老艺人坚守几十年不放弃 　　“非遗是文化的载体，要传承首先得有人去继承，但因为传承人难寻，却让很多老手艺变成了音像资料。”赵义强说，这类现象并非个例。 　　因为社会发展的缘故，有些老手艺失去了社会的公用价值，曾经红极一时的东四南大街102号是广义修笔店，能让损坏的老金笔在手中出现奇迹的张广义也同样陷入了这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中。 　　“师傅，这根钢笔前天刚灌的墨水，今天就写不出来了。”在广义修笔店，一位面色焦虑的客人将钢笔递给了张师傅。 　　张广义用放大镜看了一下笔头，然后在纸上划了划，淡定地说：“没事儿，以后别用黑色的钢笔水了，换蓝黑色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虽然现在早已是中性笔、圆珠笔、手写屏幕的天下。可如今86岁的张师傅，还是守着他的小店，守着这门修笔的手艺，几十年了也没有放弃。 ·公共空间放上10架钢琴之后 2019-10-20 14:10:06 　　“我弹的不算噪音吧？”一曲《彩云追月》娴熟婉转地弹毕，莫志蔚抬头看着1001咖啡厅的主管姜勇，调侃地问道。弯腰站在一旁的姜勇连忙摇头。 　　年近80岁的莫志蔚捐了10台公共钢琴放在宁波10处公共区域，其中一台在宁波图书馆门口的1001咖啡厅。9月5日下午5时，莫志蔚坐了8站地铁，为这台钢琴上的一张纸条而来。 　　这台钢琴和其他9台一样，都有莫志蔚的卡通头像和公共钢琴项目介绍的牌子。不同的是，多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提示——“请您选一些舒缓轻柔的曲目。” 　　“什么叫轻柔的曲子？”莫志蔚数日前得知纸条的存在，着了急，赶来商量，“沟通时我就说过这是公共钢琴，弹琴的人可能各式各样，什么声音都会有，他们说没问题。” 　　顾名思义，公共钢琴是指摆放在公共场所、无偿供公众弹奏的钢琴。无论是英国伯明翰、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墨尔本，还是中国的上海及深圳、厦门、宜宾，市区都有过公共钢琴的身影。这一次，是在浙江宁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由个人捐赠数目如此之多的公共钢琴。 　　“莫奶奶您可以歇歇啦。”第十台钢琴选址落地后，至少有十个人对莫志蔚这样说过。 　　然而，公共钢琴能否被弹响，后续怎样管理，城市文明是否经受得住考验……忽然变成城市红人的钢琴爱好者莫志蔚，眼下还停不下脚步。 　　“手痒”捐琴 　　8月12日上午，第一台公共钢琴在宁波书城落地，活动仪式上莫志蔚异常平静，“因为这个情景在我脑子里出现过太多次”。 　　当晚，莫志蔚却哭了。 　　琴友发来一段12秒的小视频，画面中的年轻女孩在公共钢琴上弹奏，手指灵动，乐声感人。“她不是志愿者，就是路过。这就是公共钢琴的意义啊！” 　　公共钢琴志愿者队伍的微信大群有近五百人。莫志蔚有一句看似绕口的理念：现在有志愿者，是为了以后没有志愿者。“这个阶段，大家还不太了解公共钢琴，有的人不敢弹，志愿者的作用就是引领。我估计过半年时间，不需要志愿者了。” 　　对弹奏者，莫志蔚的要求颇低：“哪怕弹得磕磕巴巴，只要能弹一首完整的曲子就行。不会的人也可以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按几个键，感受一下。”但她对场地的筛选标准颇严——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有一条违背都算不上公共钢琴。 　　在宁波放置公共钢琴的念头，2018年在莫志蔚的脑子里冒出来。 　　“爱弹琴的人，手会痒。”从前在饭店、宾馆里见到钢琴，她总忍不住摸一摸，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被允许弹奏。有一次，她弹了医院的钢琴，被义工盘问是钢琴几级。 　　2017年，莫志蔚关注到四川宜宾有着梵高《星空》涂鸦的公共钢琴。“发起人是个大学生，挺有想法。”她在手机里收藏了那条新闻，隔段时间就在网上检索，“2018年之后没动静了，可能是坏掉了。” 　　她还找来国外公共钢琴的视频看。一架放在街头的钢琴，谁想弹就坐上去，谁想听就停下来——这种自如的氛围，让她心生羡慕。 　　走在宁波街头，她像着了魔一样和亲友讨论，“这里要是放一架钢琴多好啊！” 　　熟悉莫志蔚的人都知道她想捐钢琴，却无人相信她能做成。一位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要是你能做成，我也买台琴支持，可惜你做不成”。 　　莫志蔚一意孤行。今年3月，她单枪匹马找到市中心人流密集的商业区，“一开始谈得挺好，还去看场地，后来又不肯了”。 　　“我不好说（场地）名字的，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后悔了吧？”对记者回忆时，莫志蔚扶了扶老花镜，大笑。 　　后来，一位琴行老板得知莫志蔚想要捐琴，在朋友圈发布后引来记者采访。7月9日的报道一经发布，十多家场地抢着要。莫志蔚严格筛选，三伏天里东跑西看。 　　最终，她出资15万元捐赠的2台三角钢琴、8台立式钢琴，被摆放在宁波的机场、地铁、商场等公共区域。 　　暮年学琴 　　莫志蔚是上海人。她第一次摸钢琴，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时。学校里有琴，她跟着一个会弹琴的同学在琴房玩了半年，觉得“没多大兴趣”。 　　兴趣澎湃而生，是在这位通信工程师退休10年之后。起初，她把全部热情倾注在交谊舞和拉丁舞上，一上午能连跳两小时。后来跳舞伤到半月板，逼得她的舞步停了半年，钢琴得以补位。不过，几个月枯燥的练习，依然“说不上喜欢”。改变是在71岁那年，她和患癌的老伴一起报了老年大学，一人学钢琴，一人学诗词。 　　老年大学的钢琴班分为低班和高班。入学时，莫志蔚被分在低班；1年后，她超越了高班同学，代表钢琴班在老年大学音乐会弹奏了《牧童短笛》。“那次之后，我才真正喜欢上钢琴。人嘛，做事情总得出点成绩了才有感觉。” 　　“老年人学琴不比年轻人，一首曲子要练好久。”练琴8年有余，莫志蔚弹会了几十首曲子，到现在，能弹出的只剩下五六首。今年8月宁波音才奖国际钢琴邀请赛中，她获得银发组特等奖的曲目《彩云追月》，是直到比赛前才克服卡壳阶段的。 　　莫志蔚的家，是个不折不扣的钢琴爱好者的领地。一室一厅里，散落着3台钢琴、20多本琴谱、3只节拍器。 　　紫红色丝绒琴罩盖着一台14万元的雅马哈三角钢琴，去年才购入。为了能摆下这架琴，她把屋子改变布局，重新装修。 　　一台演奏级别的立式钢琴和一台电钢琴放在卧室。夜里要练琴，她就戴上耳机，恣意弹奏，“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 　　莫志蔚不喜欢旅游，保健品也买得克制，“我没有别的花销，就只有钢琴了”。 　　1957年，为了更好地学普通话和到上海以外看看，莫志蔚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乌鲁木齐电信局，她也不沮丧，“哎呀，新疆我没去过嘛！”1982年，她随丈夫调回宁波。 　　忆起在新疆的20年，她语调轻松。学不会的拉条子，劳动改造时开山的辛苦，值班室里电报机继电器的哒哒声，都被她笑意盈盈地道出。 　　莫志蔚家的书柜里，摆着一张夫妻俩在新疆工作时的黑白合影。 　　8月29日公共钢琴公益基金启动仪式上，一席黑色长裙的莫志蔚弹奏了《夕阳箫鼓》，这是已逝老伴最爱的曲目。 　　“老头子学古诗词，《夕阳箫鼓》取意唐诗名篇《春江花月夜》。他经常说我哪里弹得不对。”莫志蔚练习时，老伴会在旁边双手一拍，“这个感觉就对喽！” 　　2018年年底，老伴去世，屋子变得空空荡荡。“钢琴确实是一种陪伴，那时候一个人弹着《夕阳箫鼓》都会哭出来。” 　　志愿弹琴 　　提起莫志蔚，70岁的汪文叶竖起大拇指，“同样是学琴的，人家怎么就弹那么好？”她学了4年钢琴，最喜欢《梁祝》，但是弹不好，准备再报老年大学的钢琴班，再来4年。 　　“不管好听不好听，都是一种释放。”老伴过世后，汪文叶患上焦虑症，“要是没有钢琴，真的要疯了。” 　　9月7日上午9时半，位于宁波音乐港核心区的星街坊，志愿者汪文叶到岗。着墨蓝长裙、蹬高跟鞋的她，先用布逐一擦拭88个黑白琴键，又拿起自己的谱子放在琴架上。每周六上午，她都来值班2.5小时；先给家人做好早餐，收拾停当匆匆出门。 　　一曲《欢乐颂》，陆续让20多个人围了过来。汪文叶为弹错的几个音符难为情，“我不会弹的……”当路人停留时间稍长时，她就主动邀请，“来弹吧！” 　　志愿者们热情得就像招揽生意的饭店迎宾员——“小伙子，要不要来弹一曲？”“可以试弹一下哦，不要钱！”“会弹吗？来试试。” 　　“真是高手在民间，不起眼的叔叔阿姨都能弹一弹。”北仑读一书店也放着一架公共钢琴，书店负责人张蔷头一回知道原来宁波有这么多人会弹钢琴。钢琴在书店安家当天，39岁的志愿者邵帅向公司请假2小时，赶来弹了一曲《加勒比海盗》。 　　目前，善园公益基金会招募的志愿者多为专业志愿者，负责弹琴并引导鼓励市民弹奏，并兼任服务志愿者，维护现场秩序及保养钢琴。 　　鼓楼地铁站位于城市中心，是宁波1号线、2号线的换乘车站。9月8日中午，三角钢琴奏响的《梦中的婚礼》，吸引了30多名路人驻足聆听。 　　与许多学院派志愿者不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张延龙是自学的钢琴。他手指不长，关节粗大，左手的食指少了半截，“人家用脚都能弹钢琴，我用手怎么不能弹了？” 　　《贝加尔湖畔》《时间都去哪儿了》……流行曲目一首接一首，琴凳上的张延龙眼睛微闭，身体随着音律起伏。弹到忘情时，他浑然忘记手指的残缺，按错琴键。 　　张延龙是前一周路过地铁站时发现公共钢琴的，立即扫码报名当志愿者。周日并非他的值班班次，但他看到志愿者微信群里有人说来不了，迅速表示愿意顶替，“不用和我换班，反正我喜欢来弹琴”。 　　路人琴声 　　“随便弹？”路过鼓楼地铁站的张云飞试探性地问。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的眼睛像颈上佩戴的黄金饰品一样发光。他小心翼翼坐上琴凳，怯生生按了几个音。坐上去之前，他特地请志愿者用手机帮忙拍两张照片。 　　这次短暂的触摸只有不到1分钟，却让48岁的张云飞涌起了青春记忆。“读书时钢琴是很贵的东西，只有老师能弹，不让我们碰。”初中毕业演出时老师弹的《血染的风采》，让他尤为难忘琴音的动听，“这么多年过去，我头发都白了。” 　　围观人群里，22岁的余毓思在钢琴旁站了一个半小时，而她只是来鼓楼地铁站办张公交卡。 　　幼教专业毕业的余毓思，学过钢琴。她在抖音上看到过公共钢琴，“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浙江很少见，而且是这么新的钢琴”。 　　“志愿者阿姨们弹得太好了，我不太敢弹。”等到志愿者中午换班，年龄相仿的张延龙来值班，再三邀请之下，她才在手机上找了《菊次郎的夏天》的谱子弹奏。 　　“乐器是一门社交语言。”余毓思离开时和初次见面的张延龙互加微信，约定下个周末再来。 　　10岁的田恬和母亲是暑假到宁波书城买书时，循声发现的公共钢琴。学过4年电子琴的田恬鲜有机会弹钢琴，之后每次来书城，总要弹一两曲。 　　74岁的汪筱萍是被公共钢琴重新点燃的人。她学过6年琴，家中发生变故后再没弹琴。自从在报上看到公共钢琴的新闻，她开始在家练琴，现已去过4处公共钢琴的放置点弹奏。 　　“来啦！”月湖盛园休闲广场的保安和汪筱萍打招呼，二人微笑点头示意。 　　9月5日晚上，暮色渐浓，戴眼镜的汪筱萍趿拉着拖鞋，手里捏着几张散页的琴谱，到离家不远的月湖盛园弹琴。钢琴就在广场入口处。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当她弹起《月亮代表我的心》，本来只在观看的大姐走上地台跟唱，更多人拿出手机记录。 　　有人误以为汪筱萍是莫志蔚，她扭头解释自己不是，想笑，又不好意思，烤瓷牙坏了正在重做，留下嘴里的黑洞。弹上四五首，她合上琴盖，心满意足回家去，“我一个人住，有了音乐就不寂寞”。 　　公共钢琴撩拨着更多人的心。“我以前就想学钢琴，现在觉得不能再拖了。”张蔷着手在找钢琴老师，“以后哪怕没有志愿者，希望我也能把我们店的钢琴弹响。” 　　“我是在冒险” 　　听说上海也有公共钢琴，见面之前，莫志蔚拜托记者替她“取经”。 　　上海地铁13号线南京西路站的地铁通道内放着两架公共钢琴，连同兴业太古汇商场内另外六架钢琴的产权都属于商场，管理职责明晰。“看起来，好像没法借鉴。”莫志蔚感慨。 　　公共钢琴怎么管，并无成熟模式可供参考。 　　“哪怕十台钢琴最后都被砸坏，我也要放。”莫志蔚在曾经的采访中无所畏惧。等到钢琴一台台落地，她又免不得担心，“我是在冒险。” 　　“钢琴就像她的孩子。”善园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徐维娜理解莫志蔚的心情。 　　采购时，厂家为公共钢琴签订了一份售后协议，内容包括：如果钢琴损坏，接到电话8小时内维修；每年对公共钢琴调音。宁波一家保险公司免费为公共钢琴提供“财产一切险”“公众责任险”“特定场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莫志蔚和善园公益基金会、宁波日报网还联合成立公共钢琴公益基金，为后期运营提供保障和资金支持。 　　“十个点都去了，哪个点印象最深？”莫志蔚问记者。 　　“月湖盛园。”听到答案，莫志蔚毫不意外，“露天的，确实更接近公共钢琴的概念”，紧接着她补了一句，“但是月湖盛园钢琴最易损坏。” 　　莫志蔚的家就在鼓楼站地铁口，闲来无事，她会去鼓楼的公共钢琴旁和琴友聊天。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孩子过来，正在讲话的莫志蔚突然停下，紧盯幼童的手，“最怕小孩子用手砸，不知轻重。” 　　公共钢琴周围设置1米线，是莫志蔚和基金会的要求。莫志蔚觉得这是“提醒的作用”。 　　9月6日上午，记者在宁波栎社机场蹲守两个小时，公共钢琴一直蒙着琴罩。机场地面服务分公司阳光服务部班组长董月琴介绍，1米线最初只围在钢琴正面，“偶尔有晚班旅客把行李放在钢琴上，会划伤钢琴，所以就都围起来了。” 　　过半公共钢琴，弹琴者寥寥。 　　开启周末的周五夜晚，银泰百货东门店公共钢琴上的蕾丝琴罩没人摘下。 　　鄞州区万达广场的公共钢琴在二楼餐饮集合区中央的表演舞台，被杭帮菜、韩式料理、潮汕砂锅粥、云南过桥米线等气息包围，也被舞台顶部的镭射灯照得敞亮。9月6日下午1时起记者观察了1小时，无人上场，服务员们则对志愿者在午后2时到4时的休息时间弹琴颇为反感。 　　9月8日下午4时，“请您选一些舒缓轻柔的曲目”的纸条仍在1001咖啡厅的公共钢琴上。“我们这里主要是办公、休息、看书。”店长郭杰注意到，比起钢琴落地前两周的弹琴者络绎不绝，最近一周几乎无人来此弹琴。 　　琴声能否持续奏响，能否传播更广，实则是对城市文明的一场小考，也是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提升的一次契机。 　　今年10月，莫志蔚的大学同学将在杭州聚会，之后转道宁波看看公共钢琴，包括当初预测她“做不成”的老同学。莫志蔚对公共钢琴始终信心十足：“这个事情有必要存在。有人跟我沟通过，哪怕我不在了，他们也会做下去，让我放心。” ·让世界各地传统乐器“对话” 2019-10-20 13:21:28 　　18日晚，国家大剧院，一场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精心打造的音乐现场《共同家园》在中国最高音乐殿堂亮相，收获经久不息的掌声。《共同家园》问世近两年，受邀参加过首届进博会、首届亚洲文明大会、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重大演出，又在多个城市进行商演，都赢得广泛赞誉。演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对大型文艺院团乃至音乐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启发？ 　　高超的创新之美 　　4个篇章、13首作品、67种中外乐器、80分钟、109位演奏家……这一切，汇聚成《共同家园》音乐现场的华丽绽放。她的背后，体现出高超的创新之美。 　　2016年，上海民族乐团新作《海上生民乐》首演成功后，乐团团长罗小慈就在想，下一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能够代表海派民乐新的高度。作为古筝演奏家和音乐制作人，她对音乐的交融发展有着很强的敏感度，认为民乐的当代化、国际化空间是无限的。“世界有那么多神奇而富有个性的乐器，音乐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人群最能直接交流的方式，中国民乐又有创新发展的需求，如果用民乐来表达国际性主题，一定具有相当的空间与张力，体现海派民乐传承、开放、包容、创新的特质。” 　　于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理念，让世界各地传统乐器“对话”，以探寻当代民乐创新表达的音乐现场《共同家园》在2017年诞生了。这部创新作品由《万物之源》《文明之光》《和合相谐》《共同家园》四个篇章构成，如果做个简单的对应，可以理解为对应“天地人和”、天下一家，这是中华民族追求几千年的社会理念和政治理念，是山河之美、生命之爱、家国之情、和平之唤。 　　共同进入至美的视听境界 　　《共同家园》音乐以原创为主，而且要把音乐与表演、场面、意境巧妙交互，引导观众产生共鸣，舞台上下共同进入至美的视听境界，是参与创作的音乐家们从一开始就努力追求的方向。 　　《共同家园》的每一章，思路创新而完整，创排别致而精巧，场面宏大而瑰丽。演出现场，《共同家园》的所有作品，都把音乐主题呈现在一个简洁大气的空间，用简约的框架勾勒出音乐会雅致而现代的气场。音画多媒体转化装置所呈现的背景，有具象也有抽象，推进着审美联想。 　　上海民族乐团党委书记朱建新说，上海民族乐团一直被业界誉为“最优美乐团”，集中了一批批既有专业才能又有国际视野、始终立于艺术潮头的优秀音乐家，这种实力与传统，奠定了《共同家园》成功的基础。 　　尊重艺术和观众 　　17日傍晚，从上海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罗小慈，立即召集全团演员开会，考虑到次日正式演出的舞台还在腾挪，决定当晚6时半就合练。按说《共同家园》已演出许多场，演员们的协调配合应该比较到位，但以工匠精神打造作品的传统，让他们毫不犹豫地再次集合起来。 　　谈及《共同家园》为什么成功，许多演员说出两个字：严格。伴随着排练进程逐渐深入，每位作曲家和演奏家对自我的要求都越发严格，有时细致到每件乐器、每个音符的选择都要反复推敲，从早到晚孜孜不倦。为了保证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享受，每场演出前，乐团都对节目进行多次预演，对各个环节不断改善。这样的做法雷打不动，只为技术与艺术能够更好地融合。 　　这些，都是对艺术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本报北京9月20日专电） ·贠恩凤：用真情为人民歌唱 2019-10-20 13:18:58 　　“当我在舞台上甚至是简陋的地台上清唱完毕后，观众们蜂拥而上，向我献上从田野里采来的野花时，我真的很幸福、很满足。那是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赞赏！”贠恩凤动情地说。 　　作为著名的歌唱家，贠恩凤一生把为人民歌唱作为信念，她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己任，累计义唱3万余首次，唱出了人民艺术家的大美品格。 　　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的贠恩凤，从小受到陕西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民间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造就了她多姿多彩的演唱才能。1951年，刚满11岁，贠恩凤便开始了自己的演唱生涯，并先后师从郭兰英和王昆。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和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她“音质饱满清脆、吐字清晰、质朴感人、声情并茂”的独特演唱风格。几十年来，她演唱了大量陕北传统民歌和数以千计的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走的是一条坚实的民族声乐艺术道路。 　　贠恩凤的演唱充满着真挚、催人向上的激情，洋溢着陕北地区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地感染着广大听众和观众。她的歌声已深深地扎根在人民心中。 　　从事歌唱艺术几十年来，贠恩凤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唱片、盒带以及舞台，演唱了千余首歌曲，并在国内外出版发行400余首。参加国家、省、市及下基层和国外演出共计5000余场次，先后在西安、渭南、洛阳、上海、北京等地举办贠恩凤独唱音乐会40余场，获得了高度赞誉。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 　　贠恩凤演出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从1990年至今，她每年春节都要下基层慰问演出，凡是到学校、部队、孤儿院、幼儿园等地义演，她从不收取分文，即使有演出费用，她也大都返还或捐出。有一次，基层找她去慰问演出，贠恩凤一连唱了好几首歌，因为台下观众反响热烈，她多次返场为大家反复献歌。演出结束后，贠恩凤发现有额外的劳务费用，对此很诧异，认为国家已经付给她工资了，为老百姓歌唱是分内的事情，不应再额外收取费用。 　　有一年贠恩凤下基层去煤矿慰问演出，在井上唱了几首歌后，又提出希望到井下去给还在工作而不能观看演出的工友同志们演唱歌曲。矿上领导表示反对，因为井下情况复杂，对于外行人来说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安全问题。但贠恩凤积极协商，认为井下的工作辛苦，更应该给他们去演唱。最终贠恩凤说服了矿上领导，只带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下矿井给工人们进行了演出。 　　多少个春节，当别人阖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时，贠恩凤和爱人孙韶却以并不年轻的身躯背着几十斤重的手风琴，在寒风中引吭高歌。“每次演出，我都用真心去演唱，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我知道那些掌声，不是用钱能换来的，钱买不来群众的深厚感情。所以，我坚持的是扎根群众，扎根生活，永远跟群众在一起，一直用真心去演唱。” 　　年轻时，因为演出繁忙，贠恩凤根本顾不上照顾儿子孙聪。从小寄养在外婆家长大的孙聪，谈及母亲时说：“妈妈平时在家和我说话时总是很严厉，教我如何做人、做事。可她一见到观众就满脸笑容。每次演出完了，不管多累，她都热情地和大家合影，从不拒绝。看得出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甚至觉得她见了群众比见到我还要亲、还要热情，就好像只要能为人民演出、唱歌，她就能忘记一切烦恼和苦痛。”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本报通讯员 张航智） ·“好戏”是这样炼成的 2019-10-20 13:16:49 　　——专访上海戏剧学院戏曲音乐家齐欢 　　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曾经说过：“对于作曲家来说，要喜欢戏曲，要重视挖掘传统艺术的精髓。电视剧《大宅门》《乔家大院》的音乐大家反映都不错，《大宅门》的音乐创作中，我融入了很多京剧文化、民族文化方面的东西。《乔家大院》的音乐中，晋胡拉的不是旧有晋剧的旋律，是我自己融会晋剧创作的曲子，但听的人都觉得非常好，认为这就是山西的东西，山西人爱听，非山西人也爱听。”的确，对戏曲要做到巧用、活用，把传统的精髓有机地运用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示出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而且有助于开辟出一条戏曲音乐继承和发展的新途径。 　　艺无止境 　　许多年过去，至今笔者还记得第一眼看到齐欢的样子，温文尔雅，话语不多，但一说话就带着一口沈阳口音。齐欢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戏曲作曲、京胡双专业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员，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理事。 　　“我学乐器，是因为小时候妈妈说我乐感好，就送我去沈阳市沈河区少年宫学前班学习。那时我不到六岁，根本不知道‘乐感好’是什么意思，但我是个‘乖乖女’，所以就听从爸妈的安排去参加考试，随后就被录取了。”齐欢回想起当年学艺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一开始学柳琴，后来兼学中阮，再后到了沈阳市艺术学校，最后确定专业是京胡，从弹拨乐到拉弦乐，虽然看上去反差很大，但其实到后来学作曲大有帮助。”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诸多老师，齐欢的老师有很多，柳琴的启蒙老师是付杰勇，后来又随沈阳音乐学院周长花、林吉良教授学习。京胡的启蒙老师是沈阳京剧院的演奏家刘振洋，随后又跟随汪国炎、王少卿、杜凤元等演奏家、教授学习。1995年拜在素有“京胡圣手”美誉的京胡演奏家燕守平门下研习。戏曲作曲启蒙老师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沈鹏飞教授，而后又跟随朱维英、关雅浓、朱绍玉、何占豪、顾兆琳等作曲家学习。 　　齐欢认真地回忆起自己的启蒙老师，“进入少年宫学前班，我的启蒙老师是付杰勇，他负责教我们柳琴。付老师带我们练习基本功，讲解姿势、演奏要领……我刚加入这支队伍的时候，好羡慕其他哥哥姐姐们可以很流畅地演奏小曲儿。于是，我回家就抱着琴练，累了就靠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弹。最爱和妈妈合作，妈妈唱歌，我弹琴。妈妈唱得好，我弹得美，总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在自己的勤学苦练下，学琴不到半年，就参加了沈阳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录播。” 　　一路师恩难忘 　　1990年，齐欢正式走入专业训练领域，考取了沈阳市艺术学校京剧科。“以前从不看戏的，现在学这个专业了，还真是有点理解不了。”齐欢说道，戏曲讲究六场通透，老师要求他们弦乐、弹拨乐、吹管乐都要懂。鉴于有柳琴和中阮的坚实基础，齐欢学习月琴上手很快，几个星期的时间，她就能得心应手的随老师上台伴奏了。“渐渐地自己也对京剧音乐感兴趣了，索性就多练练京胡吧！京胡的音色很难控制，最开始拉出来自己都不愿意听，后来多练习，勤琢磨，一点点才有了起色。老师看我学得快，识谱能力也强，就让我以京胡为主要学习方向了。” 　　在齐欢求学的道路上，可以说，正是每一位老师的严格要求成就了她的今天。“我的京胡启蒙老师是刘振洋，我们学琴那会儿，刘老师很严厉。每天他手里都会拿个小藤棍，谁的手形不好，哪里拉错了就往手上打。”齐欢接着说道，刘老师也是一位胸怀宽广的老师，在她中专还未毕业时，刘老师就介绍她拜师燕守平了。他当时对我说：“你现在的程度我教不了你了，你该有个师傅，我知道的最好的老师就是燕守平，他是我的好朋友，你去拜他吧！” 　　就这样，在刘振洋的引荐下，1995年，齐欢拜师燕门。上世纪70年代初,为当年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杜鹃山》的成功伴奏,使得燕守平享誉全国。燕师傅在教徒弟齐欢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定之规，齐欢佩服他的教学法则，“他教戏从来没有曲谱，想学什么背会了再来。我每次上课，把要学的戏背熟了，才能过去家里拉给他听。记得在学《空城计》慢板的时候，我有个过门节奏处理得不好，这个过门反复拉了很多次，他先是带着我一起拉，然后让我自己练。我心里早就不耐烦了，又不敢说出来，就是一个劲儿的拉。最后他才说‘可以了，你不会忘了。’我才明白师傅是让我重复到不会忘记的次数。这就是他的教学法则之一。” 　　无曲不成戏 　　齐欢认为，音乐是一个剧种的灵魂，正所谓“无曲不成戏”，任何一部戏曲经典，都会流传下数段脍炙人口韵味无穷的经典唱段。但戏曲发展到今天，每个剧种在音乐上如何与现代审美需求对接，是作曲家必然面对的新课题。 　　“无曲不成戏，戏于曲兴，一部戏的好坏，曲的质量十分重要”，齐欢说道。她还坦言，一部戏曲作品，编剧导演可以从外边聘请，唯独作曲不行，因为作曲家必须对剧团和剧种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适合剧种的精品力作，所以作曲人才大多是由剧团自己培养。 　　“事实上，戏曲作曲并非常人想象中的那样简单，成为一名成功的戏曲作曲家要求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懂戏曲知识，也要知晓历史等人文知识，演奏和乐理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还要有一定的舞台经验，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各派、各唱腔进行旋律样式、风格和高潮的把控，而且针对不同的演员演唱特点还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和处理，形成旋律谱，最终汇成总谱，一般一部戏下来，我们费尽心血，草稿会有这么多”，齐欢说着用手比划了大概有两本总谱的厚度，“这还不算戏曲的革新，通常我们还要进行传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大众审美，可以说戏曲作曲者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目前许多剧种面临的问题是：人不在了，曲就没了；曲没了，剧种也就跟着没了，这对中国戏曲文化来说是巨大损失，齐欢说道。近年来，剧种数目不断减少，而戏曲音乐教学又师资匮乏，招生乏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亟需此类人才，谈及培养人才，齐欢郑重其事地回答这是她作为戏曲音乐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职责和任务。 ·永丰舰上的琴人 2019-10-20 13:14:52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谭延闿登上了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永丰舰。二十个月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到永丰舰上避难，生活、工作达五十五天，永丰舰一度成为国民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意外地成为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其时，谭延闿身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登舰后由舰长欧阳琳（沧生）“导观各炮位及大元帅前年所居室，议论久之”。广东省长杨沧白也过来作陪，一干要员在甲板上饮食，“亦有别致”。 　　然而，兵气纵横的舰上竟然有一位琴人。谭氏参拜孙中山旧居室后，“俞参谋者导一琴师徐姓来”。既然以“琴师”称之，此君大约不是舰上的人；从上下文看，他也参与了衮衮诸公座谈与宴会，然后： 　　食罢，徐君弹《平沙落雁》《渔樵问答》《阳关三叠》各一遍，鼓《阳关》时以歌佐之，虽低音，自然闲雅，浙人故不凡也。徐之琴有牛毛纹，自云宋末元初物。余视其腹中有墨书曰“顺治辛卯○（引者按：原文如此）月豫章琴师徐大来造”，然徐云此顺治修补时所题，然何以不曰“修”而曰“造”邪？ 　　友人朱铭读《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2月）至此，以考出徐姓琴师名字为嘱，遂勉力为之。 　　自然先考察具有军事背景的琴人。查阜西出身海军学校，李伯仁系海军军官，但他们均不姓徐，自然可以排除在外；徐森（芝孙）身在军政界，但是江苏六合人，自然也可排除。谭氏强调“浙人故不凡也”，或许与他极其推重蒋介石有关。姓徐的“浙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徐元白（1893—1957）、徐文镜（1895—1975）兄弟。据《今虞琴刊-琴人问讯录》，徐元白能弹的曲操是《高山》《潇湘》《渔樵》《春山》《墨子》《洞天》《平沙》《鸥鹭》《静观》《渔歌》《秋江》《普庵》《岳阳》《搔首》《列子》《神游》，徐文镜是《平沙》《良宵》《高山》《鸥鹭》。谭氏所记三曲，两曲见于徐元白，一曲见于徐文镜。不过，《平沙》《渔樵》流传极广，几乎到一定程度的琴人都能弹之，并不具备独家或罕传琴曲的标识度，所以只能供参考而已。至于《阳关》，不仅弹奏技巧极为简单，而且当时有贬斥琴歌之风，视弹唱为江湖派，徐氏兄弟若能弹《阳关》而没有写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徐元白，能弹琴曲罗列已多，增此一曲并不能加分。《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又载徐元白藏琴六张，因为信息过简，也无法就此入手。 　　徐氏兄弟早年从事军政，材料都很少。易代之际，徐文镜远走台、港，徐元白则留在杭州半角山房，生活陷入困顿。查阜西一九五三年六月写道： 　　一九三三年游杭州时，在湖边某寺听章梓琴弹琴，由章介绍相识，问其身世，据称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充幕僚，其时国民党取得政权，彼反赋闲，在杭赁屋而居。问其故，笑而不答（自己在湖边盖屋未完工）。久后始知徐为李（济深）系干部也。（《查阜西琴学文萃》第26页） 　　查阜西意在向民族音乐研究所推荐徐元白等人为通信研究员及特约演奏员，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窘境，故此处措辞极为审慎。国民革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是一直被肯定的，因此提到了徐元白在国民革命中的身份；再以徐元白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赋闲，暗示他与国民党并不密切，离权力层较远；又因李济深在新中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点明徐元白与李的关系。李、徐有旧，自然不假，一九一三年徐氏兄弟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就是出于李济深的引荐。一九二九年，李济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被软禁在南京汤山，一九三一年释放后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就在查阜西、徐元白相识的当年，李济深、陈铭枢等率十九路军发动 “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合作。徐元白赋闲，自然是因为李济深系统的失势，但他又不在系统核心，应该没有参加过一九三一年后的反蒋活动，否则查阜西定然会提上这重要的一笔。从五十年代前期徐元白不断变卖衣物才能勉强度日来看，李济深好像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可见他们的关系未必多深。 　　而徐元白一九三三年之前的经历，如今所知如此之少，可能也就预示着他与国民党权力层关系未必多浅。他“任何应钦秘书，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入福建后，曾任县长”（《徐氏双杰》，政协台州市椒江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页）等等，近年才被人渐渐提及，大约可见端倪。北伐军攻占福建在一九二六年底，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正是何应钦。徐元白任其秘书，大约正是其间。当其时也，第一军的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有刘峙（据徐元白文孙徐君跃先生告，徐文镜系其秘书）、顾祝同、钱大钧、韩德勤等人，团长有孙元良、薛岳、蒋鼎文、卫立煌等人，数年之后，悉为国民党要人。一九三四年后，徐元白重回军政界，自然离不开这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可以想象，这些经历最终都成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压在晚年徐元白的心上，再不提起。 　　既然徐氏兄弟追随孙中山革命颇久，长期在广州一带工作，谭氏笔下那位永丰舰上的徐姓琴师，会不会是其中一位？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发现二〇〇七年五月蔡积悦兄在复旦大学一个民乐组织讲座时，提过一句“……徐元白先生则是国民党中山先生的幕僚之一，可能还上过中山舰——当然，这个没有看到过史料确证”，赶紧向蔡兄请教。蔡兄说，大约是二〇〇三年前后的某次西湖琴社雅集中，他亲闻徐元白之子徐匡华（1917—2007）先生说起。佐幕孙中山，或有夸饰，但上过中山舰，指向明确，是不会错的。鼎革之前，徐匡华已过而立之年，父亲的这些特殊经历，恐怕自小便耳熟能详。 　　那么，中山舰和永丰舰是什么关系，徐匡华何以会记得父亲上过中山舰？一九二四年四月谭延闿登舰后两年间，永丰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四月改名为“中山舰”以志纪念；二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发生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转向决裂的开始。 　　己亥六月晦前二日 　　 ·用生命为祖国祝酒 2019-10-20 13:12:53 　　——歌曲《祝酒歌》诞生的故事 　　201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中，施光南以“谱写改革开放赞歌”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音乐家。虽然此时离他逝世已过去28年，但他毕生创作的优美动听的旋律却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耳畔，请听—— 　　生机勃发、激情飞扬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最美的赞歌献给党》； 　　醇厚浓郁、悠长饱满的《多情的土地》《我的祖国妈妈》； 　　委婉深沉、情意绵绵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欢快跳跃、活力四射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假如你要认识我》； 　　感情真挚、婉转悠扬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紫藤花》； 　　昂扬豪迈、催人奋进的《祝酒歌》…… 　　这一个个跳动着时代强音的音符、一曲曲迸发着民族神韵的旋律，是施光南毕生心血与汗水的结晶。他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秉承传统、锐意创新，作品引发亿万听众的强烈共鸣，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他淡泊名利、专事作曲，心无旁骛、笔耕不辍，留下1300余首作品与手稿，成为民族艺术宝库中珍贵的财富。 　　“我急切地想要用音乐来表达这亿万人民所欢庆的胜利” 　　“当这些文化刽子手被推下历史舞台时，我的内心该有多么激动！压抑了的创作激情如开闸的潮水一般奔流，我急切地想要用音乐来表达这亿万人民所欢庆的胜利。”（施光南：《我怎样写歌曲》）被禁锢多年的思想重新焕发活力，被压抑许久的创作激情重新点燃，瞬间便会闪烁耀眼的光芒，迸发出一串串跳动的音符，奔涌出如泉般的音流…… 　　1976年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的喜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亿万中华儿女敲锣打鼓、欢呼雀跃；手捧美酒，开怀畅饮，纵情欢歌，好不热闹，憧憬着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词作家韩伟、曲作家施光南将这胜利景象收入心底，珠联璧合，用优美的文字与动听的音符，将这一难忘的历史画面用歌声展现在观众面前，《祝酒歌》便应运而生——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多年默契合作伙伴韩伟将《祝酒歌》的歌词写就，施光南便被深深吸引和打动，“它生动、感人、丰富而又概括，既有对过去的回顾，又有对胜利的庆贺，更有对未来的充分信心。我觉得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情感，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情感”。尤其是“杯中洒满幸福泪”七个字，更与施光南的心灵世界产生了强烈情感共鸣。在他看来，这不是生产捷报传来时的那种单纯轻快的欢庆，这是饱含泪水的欢庆，既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的深沉感，又带有向着光明未来奋勇进发的激情和昂扬斗志，“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首歌曲不能只谱成一首欢乐的歌曲，而应在庆祝的基调中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以及向未来进军的昂奋情绪。”。 　　正是由于施光南大胆构想和天才创造、先抑后扬的主题音调、顶真格的主题展示手法，汉族北方时令喜庆锣鼓递增节奏，“来来来”衬词点睛式的加入，每一个都不露痕迹并恰到好处；而在创作结构形式上更是不拘一格，大胆突破歌词所预设的传统两段体分节歌式的曲体，取而代之以三段展开性的段落结构，层层推进，一气呵成，一个栩栩如生的复二部开放曲式，可谓妙笔生花。 　　《祝酒歌》歌词情感炽热、朴实真挚、灵动丰富，旋律选用热情奔放同时富于舞蹈动感的民族音调为基本素材，节奏欢快，曲调轻灵活泼，旋律激情澎湃；结构层层推进，以一种不可抑止的气势达到全曲最高潮——咱重摆美酒再相会，将人们欢庆胜利、激动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回肠荡气，令人振奋，令人激情澎湃，言有尽而意无穷，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短短两个月内点唱《祝酒歌》的听众来信竟有16万封之多 　　按照施光南“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的创作构想，《祝酒歌》首先交由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演唱，或许是因为苏凤娟深沉柔媚、醇厚悠远的声音色彩与国人的审美习惯相抵牾的缘故，首唱之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 　　此时，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从苏凤娟那里看到《祝酒歌》歌谱，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使他如获珍宝，他迫不及待地给施光南写信，自告奋勇请求演唱此歌，希望他能根据其男高音声部的音域重新配器。好事多磨，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欲与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却被告知歌词意义不够积极向上，在公开场合演唱影响不好，没有通过上级领导的审批。 　　在李光羲艺术词典里，从来没有“退却”二字，只要他认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竭尽全力坚决完成。利用一次国宴演出机会，李光羲演唱了《祝酒歌》。当悠扬的歌声甫一响起，观众就被欢快的节奏、动听的旋律和激情四溢的情感所深深吸引，国家领导人、外宾、工作人员一起热烈鼓掌，演出大获成功。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不足三分钟的抒情歌曲，借助央视荧屏传遍全国，忽如一夜春风吹进千家万户，滋润亿万人民的心田，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进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李光羲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时表示：“你唱一首歌，要唱到人心上去，你就成功了。”《祝酒歌》不仅凝聚了施光南、韩伟的艺术智慧和天才创造，也得益于李光羲的坚定执着与倾情演绎。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祝酒歌》唱响神州大地，1980年文化部与中国音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群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祝酒歌》无可争议地位列第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亚洲文化中心选为在亚洲青少年中推荐的歌曲；1985至1989年，《祝酒歌》的唱片发行量已超过百万张，获得“五洲杯”四十年广播金曲奖、改革十年全国优秀歌曲评选优秀创作奖，李光羲也因此获得首届“金唱片”奖。正如施光南所言，“我希望成为一名党的文艺兵，用自己的笔，尽力写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在入党申请书上，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如果我的作品能在人民火热的‘四化’建设中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能使青年人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加深对党的感情，则是我最大的欣慰！” 　　“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代人乐观、健康向上和充满阳光的时代气息” 　　施光南祖籍浙江金华，1940年，在日寇飞机轰炸声中，他诞生在重庆南山脚下，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身为革命家的父母遂以“光照南山”明志而名之。幼年施光南显示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一岁学说话时便咿咿呀呀地似乎在模仿周边有韵律的声音，5岁便大胆编创一首儿歌《春天到了》，获得重庆市中小学歌唱比赛二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施光南随父母移居北京，就读于101中学后，显现出卓绝的创作才华，《懒惰的杜尼亚》等歌曲成为当时颇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品。1957年，施光南对音乐的执着追求打动了作曲家江定仙，江定仙破格将其作为插班生录取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补习音乐基础课。两年后，他如愿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主修作曲，从此走上了专业音乐的道路。大学期间，他创作的作品洋溢着青春气息，深受群众喜爱，歌曲《五好红花寄回家》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中获优秀奖，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于1963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1963年5月，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在欣赏了施光南的作品后赞叹道：“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代人乐观、健康向上和充满阳光的时代气息。”1964年，施光南以优异成绩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进入天津歌舞剧院任专职音乐创作员，开启为人民放歌的精彩艺术人生。 　　施光南不仅是才华横溢、激情似火的人民歌手，更是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专业作曲家。在30余年的专业音乐创作生涯中，在他笔下完成了千余首歌曲、五部声乐套曲、两部歌剧、两部戏曲唱腔设计、五部电影音乐、一部舞剧、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部管弦乐曲、一部弦乐四重奏等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汲取民族音乐精髓，借鉴西方作曲技法，融会成个性化音乐语言，讴歌日新月异的伟大祖国，谱写改革开放的时代赞歌，创作出大量独具民族神韵和精神风貌的音乐精品，在创作实践中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施光南一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忘初心，笔耕不辍，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是其音乐创作的主旋律，为人民创作、为时代谱曲是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他是时代歌手，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三十年时光流转，他仿佛从未离开，他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祖国辽阔大地，铭记在亿万华夏儿女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奔跑，勇于追梦。 　　（作者：郭克俭，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故乡的山歌 2019-10-20 13:07:47 　　一个听流行音乐长大的人，有时很难被故乡那带些土气、没有固定旋律的山歌所打动。而对于山歌，父辈们却津津乐道。长期浸淫于这种氛围中，山歌就像一个我原本不太喜欢的姑娘，在频繁的接触中竟渐渐产生了好感。 　　故乡阳江属粤方言区，阳江话是一种接近广州话的方言。有北方朋友曾开玩笑地说，广东人人勤舌头懒，没有舌尖前音和翘舌音，说话时舌头总是一马平川，所以语调轻柔平缓。北方人人勤舌不懒，说话时舌头老爱金鸡独立，所以语调铿锵有力。 　　我很欣赏朋友的这个形象的说法。平心而论，广州话虽无舌尖前音和翘舌音，但仍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圆唇音。相比之下，故乡人的舌头更“懒”，不仅没有舌尖前音、鲜有翘舌音，就连圆唇音也没有，说出来的字清一色为扁唇音，因此，同音字特别多。我的父辈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言，吟唱着古老的山歌。 　　故乡山歌歌词结构较简单，多为七言，也有五言，内容多是王侯将相建功立业的传奇和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也有反映农村生活面貌的。大多为叙事诗，篇幅短的百来字，长的可达数万字，读起来平仄相对、工整有韵。山歌没有歌谱曲调，完全是自由吟唱，节奏可以随意拉长。歌者一人一个调，乐感好的人唱得悠扬婉转，五音不全者跟读书没有两样。 　　在我小时候，故乡流行用蜡黄纸和日历纸写成山歌手抄本。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着一副好嗓音。每逢农闲或者洗脚上田的日子，把犁耙横挂上墙，他就光着膀子，找来旧日历订成的厚本子，握着毛笔，边高声吟唱，边写下一行行蝇头小楷。每到渐入佳境之际，必摇头晃脑，那怡然自得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句“常羡做官千日好，不敌农夫半日闲”的山歌来。 　　时至今日，我家仍然保存着父亲手抄山歌本《薛仁贵征东》和《第八才子花笺》。有一天，我手捧着日历纸做成的山歌书，凝视着纸上的蝇头小楷，忽然觉得父亲就是一位将军，日历纸是他的战场，毛笔是他的指挥刀，吟唱是他的命令，所有字是他的千军万马。每次吟唱、翻阅，仿佛是一次庄重的阅兵仪式，父亲就是那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三军统帅——难怪父亲那么自豪、那么满足。那时，我家两周才吃得上一顿猪肉，但在父亲眼里，跟每天能唱着悠扬的山歌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唱山歌不是父亲的专美。那个年代在故乡，唱山歌是全景式的气象。每年农忙，田野上左手执牛鞭、右手扶犁耙的汉子，脚踏着新翻的泥土，迎着朝阳，敞开胸膛，高歌一曲《薛仁贵征东》：“提起唐朝事一宗，有言仁贵去征东。山西有个龙门县，有个富翁号薛洪……”牛拉着犁耙，泥土一路向右翻倒，势如破竹，仿佛是薛仁贵的征东大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歌唱者瞬间成了英雄。刚分到土地的光棍自吟自唱：“扶犁扶到大江边，稻谷丰收天接天。明年抱着新娘子，高床暖被好共眠……”他们孑然一身，奔波劳碌，在歌声中憧憬着温柔富贵乡。弯腰插秧或收割的妇女，在小憩之时也会哼上两句：“出门忽见人相好，忆起我君双泪流。我君上月入城去，至今迷恋在青楼……”女人好独辟蹊径，把各家各户小日子里的烦恼都付诸一曲。把牛赶到山坡的耄耋老翁，抽罢嘴里叼着的喇叭烟卷，也对牛吟唱：“三牛成犇向山坡，犊儿欢腾唱山歌。山歌飞进山窝窝，郎打柴来妹摘果……” 　　那土味儿十足的歌声，与新翻泥土的气息、与秧禾蚱蜢的气味、与水牛呼哧呼哧的鼻息水乳交融。你不得不羡慕，他们人人都是时代的歌手、生活的歌唱家。他们不用追星，自己开演唱会，自己欣赏自己的精彩演出，甚至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这种境界，足以让人忘却年年吃番薯填肚的索然无味，天天穿补丁裤的无可奈何，时时为门前几棵野果树争吵的世俗纷扰。 　　渐渐地，人们穿上身的衣服变得五彩缤纷，不再是清一色的“北京蓝”布料做成的革命式服装。这时，山歌的载体也有了变化，蜡黄纸、日历纸订成的山歌书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山歌的录音磁带。据说这些磁带是文化部门挑选一些山歌手录制的，有的是山歌手自己录制推出市场的。这些磁带没有包装，裸露着两卷黑褐色的薄带子，却跟国家顶级歌唱家的磁带摆放在同一货架上，供人选择。 　　购买山歌磁带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对此并不关注。繁华往往带来另一种失去。故乡山歌经过岁月洗礼，大批拥趸已逐渐老去，后继的年轻人延续着老一辈人的生命，但不一定会延续他们的爱好。年轻人的兴趣往往跟流行有关，跟时尚有关，而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山歌不也是当年他们的时尚吗？让人惋惜的是，岁月的尘埃淹没了那段与山歌相伴的岁月，只令后来凭吊者唏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致敬《东方红》 2019-10-20 13:05:38 　　——“致敬三部曲”之一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一部部艺术经典。在这些艺术瑰宝中，有这样一部经典让人们想起来就心潮澎湃、回味无穷，它就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为向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以周恩来总理为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作为集新中国文学、音乐、舞蹈和历史等于一体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由来自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的70多家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和工人、学生等共3000多人参与创排和演绎，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伟大历程，艺术境界达到新的高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今天，在勇攀新时代文艺高峰的征程上，我们向这一经典作品致敬，向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致敬，向伟大的革命精神致敬。 　　李光羲 男高音歌唱家 　　在《东方红》中演唱《松花江上》 　　忆当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单位突然通知到人民大会堂集合，从而成为《东方红》3000多人演出队伍中的一员的时刻；记得当时周恩来总理带领一批专家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一场场地仔细审看演出；记得毛泽东主席建议在反映殖民地上海的一场中加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上次再现《东方红》一幕： 　　2016年12月24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由北京歌舞剧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合唱团演出的歌舞复原版本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李光羲和邓玉华、林中华、刘秉义再次登台重现当年《东方红》的风采。 　　现在，他在做什么？ 　　继续演出。在2019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李光羲、刘秉义、郭淑珍、胡松华等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如何看待新时代文艺工作？ 　　我一直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 　　林中华 朗诵艺术家 　　在《东方红》中担纲朗诵 　　忆当年： 　　当时，大歌舞的排练已经开始，还差一位朗诵者没有确定。因为曾在大合唱中担纲大段朗诵，林中华被要求去面试。林中华来到北京西苑旅舍（现西苑宾馆）10号楼，朗诵了几首毛泽东诗词和《黄河大合唱》里的一段词之后，导演组让他回团里等消息。第二天，林中华接到报到的通知，之后便住在西苑旅舍，开始封闭排练。 　　上次再现《东方红》一幕： 　　2018年10月1日，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林中华、程志、邓玉华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团合作重现了当年一幕。 　　现在，他在做什么？ 　　继续演出。因为身子骨硬朗，林中华常常参加大大小小的晚会演出，主持节目、朗诵诗文、独唱合唱……2019年7月20日，《难忘的旋律——庆“八一”军歌嘹亮经典金曲音乐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林中华再次登台。 　　刘秉义 男中音歌唱家 　　在《东方红》中演唱《西江月-井冈山》 　　忆当年： 　　当时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安排、角色分配都服从统一调度。演员上台时都是梯队结构，按照作战的要求进行，很有纪律性。服装道具按照军营要求整理，从来没人误场。有一次有个国外代表团来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从大幕拉上到他们走到后台的四五分钟时间里，3700多名演员已经把全部服装道具收好并撤离，外国朋友惊异万分，称赞我们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无与伦比的。 　　上次再现《东方红》一幕： 　　2018年12月29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红色的旋律-“庆新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刘秉义再次登台。 　　现在，他在做什么？ 　　“我的歌唱生涯是不设限的。只要我的身体状态允许，我的嗓音还能保持，我就会一直为观众演唱下去。”2019年3月，天津卫视节目《你看谁来了》邀请刘秉义任嘉宾。 　　邓玉华 女高音歌唱家 　　在《东方红》中演唱《情深谊长》 　　忆当年： 　　这首《情深谊长》原本是一首美声的小曲，当时几乎要被“毙掉”，但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改由邓玉华用民族风格来演唱，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从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东方红》首演至今，邓玉华已经在几千场演出中唱了这首歌，然而她表示，每一次演唱她都十分激动，那种心情仿佛是回到了当年。 　　上次再现《东方红》一幕： 　　2018年10月1日，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邓玉华再次演唱了《情深谊长》。 　　现在，她在做什么？ 　　继续歌唱。2019年1月17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9春节大联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玉华和郭淑珍等一起演唱了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如何看待新时代文艺工作？ 　　作为一个歌唱演员，首先要德艺双馨。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永远不忘用歌唱为人民服务，用学到的技巧，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地去演唱，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好演员。 　　才旦卓玛 藏族女高音歌唱家 　　在《东方红》中演唱 　　《毛主席的光辉》 　　忆当年： 　　当年接到演出通知时，才旦卓玛正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她放弃了手术，带着药立即赶赴北京进行试唱。试唱时，现场忽然停电了，话筒也没了声音。舞台上，才旦卓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铆足劲儿把歌曲唱了下来。演唱结束后，李光羲专门找到才旦卓玛，向她表示了赞赏。 　　上次再现《东方红》一幕： 　　2015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包括才旦卓玛在内的参加过《东方红》首演的老艺术家再度集结，重现这一经典。 　　现在，她在做什么？ 　　继续歌唱。在2016年10月1日央视《中国梦?祖国颂》晚会上，她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再唱山歌给党听》。2019年2月13日，才旦卓玛在西藏卫视2019年藏历土猪新年电视联欢晚会上演唱。 　　如何看待新时代文艺工作？ 　　我国有丰富多样的民族艺术。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艺术特色传承下去，要把根扎深，这是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关键。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叶飞、程佳采访整理） ·身有彩凤双飞翼 2019-10-20 12:59:35 　　中俄双向的友谊使者——左贞观 　　左贞观——很早就从音乐学院朋友那儿听说了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是“中国人”，又是“俄国人”，更是中俄双向的友谊使者。 　　1.有缘千里来相会 　　1989年，我在苏联的《音乐生活》半月刊上读到左贞观先生的署名文章，翻译出来，以“苏联作曲家看中国”为题发表在我国《人民音乐》月刊1989年第11期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一个电话，那头自报家门说，他是左贞观，受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之托捎来一些资料。我去到他下榻的静安宾馆，他开门出来，我竟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见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面孔，哪有半点“洋面孔”？哪像个混血儿？ 　　他说他也早就知道我，收藏了我编译出版的几本俄苏歌曲集，还看到了我把他的文章翻译发表在《人民音乐》上。左贞观那天还送了我一大摞中文版《苏联妇女》“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栏目的剪报材料。这个栏目几乎每期都有，占两个页面，专门选介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最流行的歌曲。我曾给《苏联妇女》编辑部去信，做了自我介绍，并赠送了我刚出版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和《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3本新书。半年后，我收到了对方寄来的《苏联妇女》1990年第10期，这一期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专栏成了“薛范”专栏。编辑部写道，我们这个很受欢迎的栏目“不久前得到了最为珍贵的反响——收到了薛范的来信，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译者的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薛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翻译苏联歌曲的工作。” 　　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些资料展开。我这才了解到，这一专栏就是左贞观和他夫人娜塔莉亚-帕纳修克策划并编写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这个专栏只有中文版《苏联妇女》才有，编辑部知道中国人喜爱苏联歌曲，陆陆续续推荐了三四十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歌。当时，连我这个专门从事歌曲译介和研究的人都对50年代以后的苏联歌曲状况一无所知，这些剪报资料让我真有“如获至宝”之感。 　　有了这个话题，我们一下子就去掉了陌生感。有了第一次接触，就有了以后一次次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举办的音乐会、研讨会上的见面。最难忘、最感激不尽的是2007年我访俄时，他为我们安排了和苏联歌曲大师巴赫慕托娃会面。我翻译介绍过她的许多作品，她是我们俄苏歌曲乐友们高度崇敬的音乐家。左贞观圆了我的梦。 　　2.是命是运逢其时 　　左贞观194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他姥姥是定居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姥爷是中国人；他母亲是混血儿，嫁了个丈夫还是中国人。所以轮到第三代，只能说血统上是1/4混血儿。其实论相貌，我看不出左贞观有什么“洋味儿”。 　　左贞观的父亲原是常州人，抗战时期被分派去新疆伊犁服务，在那儿和一位混血女子结婚，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此后半年之中，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那一年真是喜上加喜啊。祖父给孙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左贞观”，父亲给儿子添了个洋名“维克多”，即“胜利”的意思。后来左贞观的俄文名字就叫“维克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全家移居上海。左贞观的父母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们并不从事音乐工作，但是喜欢欣赏古典音乐。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俄罗斯音乐和苏联歌曲情有独钟，自然也影响了幼小的左贞观。父亲还请了一位俄籍钢琴教师教他弹钢琴。 　　13岁时，左贞观考进了上海市少年宫管弦乐队，主动要求学拉大提琴，因为这是他父亲喜爱并一再提起的乐器。第一次参加排练，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曲，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即使在现在，一提起这个话题，左贞观就动情地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排练之后，就好像遭到电击一样，晕过去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疯狂地喜欢音乐，对我以后的专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音乐成了我的生命，像呼吸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他勤奋地学习读总谱、作曲、乐队配器，那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全身心和音乐融合在一起，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记忆。 　　左贞观爱读苏联的文学作品，尤其迷上了苏联电影，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看着苏联电影成长的。至于苏联的音乐片，那更是钟爱有加，例如歌剧影片《叶甫根尼-奥涅金》，只要哪家电影院在放映，他就赶过去，前前后后看了15遍。俄罗斯文化中的唯美在他少年时期赋予他一个新的灵魂。 　　1958年，他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母亲和4个孩子都受到牵连，中苏关系恶化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为避免4个子女的前途受到影响，母亲以投奔在西伯利亚的姥姥家为名，申请携带子女去苏联。那一年成了左贞观人生的分水岭。 　　左贞观进了伊尔库茨克音乐中学，每天练琴十多个小时，很快就通过了语言关，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日后考取了国立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大提琴系，197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专业交响乐团任大提琴首席。 　　1973年，他进入莫斯科国立格涅辛娜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师从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利希-李金斯基教授；1978年毕业，完成了从单一乐器演奏家到全方位作曲家的飞跃。在读期间，他创作的《节日序曲》获得全苏青年作曲家比赛一等奖。毕业后，他被吸收加入莫斯科作曲家协会，生活与工作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转移到首都莫斯科。 　　左贞观说，影响并形成他世界观的首先是艺术。比如音乐，他特别喜爱和崇拜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比如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梵高书信集》这本书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他很幸运，遇到了很多知名人士和有良好教养的人，特别是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恩师亨利希-李金斯基，不仅教他如何写音乐，还教他做人，就像父亲一样。 　　那些年，他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苏联报刊和广播中暗暗关注着有关中国的一鳞半爪的信息——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依然令他牵肠挂肚。 　　左贞观是在中苏交恶初期来到苏联的，在生活的圈子里，他并没有因为有中国血统和中国人的相貌而受到歧视，对此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但在中苏关系没有解冻之前，大环境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他的作品既无法正式发表，也无法公开演出。 　　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87年，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著名作曲家赫连尼柯夫特地找左贞观表示歉意，并于当年9月1日在莫斯科著名的圆柱大厅为左贞观隆重地举办了一台熔他创作的诗歌、散文、音乐于一炉的专场晚会。左贞观的作品有机地把中国古老的音乐精华同西方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韵律，是苏联观众以往很少接触到的，令人耳目一新，全场气氛非常热烈。音乐会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彻整个大厅，左贞观一次次上台谢幕，“巨大的幸福感在一瞬间将我包围”。最后，他同女高音歌手一起唱了一首他本人作曲的歌《故乡》以答谢听众。“我的祖国在美丽的南方，清清的河水流过她的身旁。祖国，你的美丽形象，永远萦绕在我心房……”与故国隔阂已久的境外华人后来一听到这首歌曲就热泪盈眶。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左贞观惊喜地发现，年迈的父亲和全家竟然也出现在音乐会上。父亲已经冤狱平反，恢复名誉，到了新西伯利亚探亲。作曲家协会成人之美，专门派人悄悄地把他们全家从新西伯利亚接到莫斯科来听音乐会。时隔29年，父子竟然在这样的场合欣喜重逢。在场的有许多是左贞观的朋友、师生和同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为左贞观一家祝福。这真是一场永世难忘的晚会。我对左贞观说：“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太戏剧性了！”他连连说：“是呀，是呀，真是很有戏剧性。” 　　3.魂牵梦萦故国情 　　1987年对于左贞观来说，是最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举办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父子相隔29年后团聚，阔别26年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他在俄语环境里生活了27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中文报纸、中文书籍，“中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亲切的名称和陌生的国度。但上海的老家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曾以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去中国了，想不到机会竟然来了。在动身之前的那些日子，一想起中国，他就禁不住一阵心跳：“踏上故国土地那一刹那，千万不要心脏病发作，千万要挺住。” 　　他踏上故国土地的时候，没有犯心脏病，而周围的气息、周围的声响、周围的面孔，却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魂萦梦牵的上海是非去不可的。他去了东湖路、新乐路一带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小时候觉得那些老房子很大，屋前的马路很宽，现在看到的楼房显得那么矮小，马路那么狭窄。少小离家老大回，27年没有说过中文，现在和人们交流，有时就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 　　左贞观此后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好几次，结交了音乐界乃至文化界许多朋友。他隐隐感觉到，两国隔阂疏远了那么多年，而现在两国民间都亟待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交流是需要有人牵线搭桥的，可谁来做呢？左贞观觉得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了，用他的话来说：“我和俄罗斯人在一起，我绝对是俄国人；我和中国人在一起，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他有艺术专长，精通两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两国的文化，在两边都有广泛的人脉——身有彩凤双飞翼。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他是自觉自愿，还是顺势而行，都已经把“牵线搭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了。 　　正巧，也就是在1987年，天降大任于左贞观。中国外交部门致函苏联外交部门，询问有关冼星海的情况。冼星海20世纪40年代曾在苏联住过，在莫斯科去世，那5年多的岁月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还有没有什么作品和遗物？ 　　1987年中苏双方都想化解多年的隔阂。苏联作曲家协会收到苏联外交部门迅速转来的函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左贞观，本会的那位作曲家不就是华裔吗？左贞观少年时代在上海就听过“星海之夜音乐会”，知道冼星海去世的那一年他刚降生，冼星海是他崇敬的音乐家。寻找先辈的足迹，他当仁不让，“仿佛我与冼星海有一种缘分”。他仔细研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提供的大量资料，知道冼星海在苏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于是他立即动身去了哈萨克斯坦，几乎访遍所有曾接触过冼星海的人，并将冼星海曾经到过的地方都拍了照。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找回了缺失的冼星海第19号作品《哈萨克歌曲集》。在阿拉木图市，他还在冼星海诞辰日那天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中国有关文化代表团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也出席了音乐会。之后，他在莫斯科也举办了一场同样内容的音乐会。这些经过，他写入了《冼星海在苏联》一文，发表在《人民音乐》1989年第5期上。我拜读后在想，如果不是左贞观，谁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呢？那可能就得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恐怕短时间内未必能顺利完成。所以，我后来见到左贞观时对他说：“您当初接下这个任务时，您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您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交流中俄文化，左贞观先从身边做起。他在莫斯科经常组织一些有关中国音乐艺术的演出。新中国成立40周年国庆时，他为女儿的学校挑选了很多中国乐谱，女儿的同学们高兴地聚集在“友谊之家”举行中国作品音乐会，不仅电视台前往录像，中国驻苏大使馆也派员出席。1995年，徐悲鸿诞辰100周年时，左贞观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他还经常举办自己十分喜爱的唐诗宋词配乐朗诵会。他说：“其实，俄国人特别喜欢李白和杜甫，对他们的诗词也很熟悉。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书店里很少有中国的书籍，但俄语版唐诗宋词始终有卖。” 　　俄罗斯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从1999年至2010年，左贞观每年四五月份都会自己出资租一个音乐厅，为他们举行“莫斯科之春”中国留学生专场音乐会。他让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既演奏中国作品，也演奏西洋作品。这既能让俄罗斯人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也可以展示中国学生的专业技巧，一举两得。 　　1992年，香港著名的雨果唱片公司请左贞观帮忙物色莫斯科优秀的管弦乐团，要为香港流行歌后齐豫录制她的第5张英语专辑唱片《藏爱的女人》。左贞观挑选了莫斯科最优秀的乐手一起录制，唱片发行后连获几个国际金唱片奖。左贞观在此过程中萌生了自己组建乐团录音的念头，“俄罗斯爱乐乐团”自此正式成立。当时的乐团水平极高，80位乐手都来自7个国家级交响乐团，其中有8位功勋艺术家、6位国际和全俄音乐比赛获奖者。乐团经常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举行音乐会，并定期为莫斯科国家爱乐协会举办专题系列音乐会。乐团去过日本、欧洲演出，获得极高的评价，来中国演出就更多了。他引导乐团排演和录制了《梁祝》及朱践耳、丁善德、王西麟、陈刚、陈培勋、陈永华、黄安伦等许多大陆和港台作曲家的作品。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他应邀荣幸地率领俄罗斯爱乐乐团赴港参加了回归典礼演出。两年后，乐团再次受邀请参加澳门回归演出。 　　1999年，俄罗斯爱乐乐团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举办隆重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国文化部部长等嘉宾出席了晚会。乐团同中国音乐家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都是由俄罗斯爱乐乐团在俄罗斯首演的，因此乐团在莫斯科有“中国乐团”之称，莫斯科的同行称左贞观是“很俄罗斯的中国人”。 　　也是在1999年，左贞观因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贡献，荣获叶利钦总统授予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音乐家。 　　2005年，普京总统给他颁发了一枚国家级荣誉的“友谊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俄中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左贞观获此荣誉真的是实至名归。 　　4.隔山隔海有知音 　　左贞观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他虽然16岁就离开故国，故国成了他心底遥远的梦，但中国文化已融入他的心脉，不可剥离，他把对中国的情感倾注到自己的音乐中。他的作品既蕴含着浓厚的中国元素，又融入俄罗斯文化的精髓，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左贞观的作品，除了他大学期间写的，还有《大提琴奏鸣曲》（1983）、《李白诗歌3首》（1987）、《中国古诗浪漫曲3首》（1989）、《钢琴小品》（1989）。他1990年创作的《汉宫秋月》，在西洋弦乐中加入了中国的传统打击乐器铙、钹、锣、鼓、木鱼，营造出强烈的音响对比。1993年写的一首《五行》更是让中国的打击乐器唱主角。 　　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吸收和提炼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写了一首同名小提琴协奏曲，业界人士高度评价这一经典力作。2006年，他又把《小河淌水》改编成一出二幕芭蕾舞剧。剧情大致是这样的：龙宫王子爱上了在高原湖泊边独舞的少女阿薇，而自小与山林为伴的阿泰也想娶阿薇做新娘。少女与王子的相爱让阿泰绝望地点燃山林。族人决定用引来灾难的王子祭奠滇池龙王以祈雨。最后王子化为水，少女也随王子融入滇池成为“睡美人”。有意思的是，舞剧的编导以及50多位舞蹈演员都是俄国人，他们穿上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装，在俄罗斯爱乐乐团的现场伴奏下，以芭蕾舞的形式演绎一段中国的民族神话。2006年12月5日，舞剧《小河淌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继而在上海、浙江、云南等地巡演，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响和好评。2009年8月在莫斯科公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俄建交60周年的献礼。 　　他离开中国时年纪还小，后来居然深入研究过国乐。他在俄罗斯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写过不少介绍中国音乐和音乐生活的文章。有一篇《中国的音乐理论体系“律”》发表在苏联《亚非民族音乐》1987年第5辑上，文中还提到了我国17世纪明代的著名律学家朱载堉，他提出的十二平均律比巴赫还早一个世纪。那些知识是苏联同行们闻所未闻的。 　　2014年，他查阅了许多资料、采访了不少当事人、花了许多年功夫写成的学术著作《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由圣彼得堡作曲家出版社隆重推出。20世纪早期到50年代，流亡到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的俄罗斯侨民音乐家，如齐尔品、阿甫夏洛莫夫、舍甫磋夫、查哈罗夫、阿诺索夫、苏石林等人，从事创作、演出及教学，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了许多贡献。该书正是对这一段往事的记录，其中文译本2017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在哈尔滨举行了首发式。 　　俄罗斯作曲家协会理论刊物《音乐论坛》评论说：“作为一位艺术家，左贞观在其创作的思维方式上明显带有东方传统，例如其特殊的音色以及对动静的感觉；并且，他很善于模仿中国传统乐器的音响。他的音乐富有魅力，引人入胜，显示了他对和谐与完美的不懈追求。”《莫斯科晚报》认为：“左贞观的作品是现代音乐节最佳作品之一，足以为任何一个国际乐坛增光添彩。”苏联作曲家协会理论刊物《苏联音乐》评论道：“他是找到自己独特创作道路的作曲家，是莫斯科作曲家的成功代表。” 　　5.叶绿花红亮硕果 　　数十年来，他的音乐作品屡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其中包括1993年他的单乐章管弦乐作品在上海获得国际比赛奖，1996年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国际作曲比赛获得第一名等。他参加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现代音乐节，1991年与莫斯科的15位作曲家共同建立了“现代音乐协会”，1992年创建了俄罗斯爱乐乐团，1993年和另9位作曲家被邀请加入“俄罗斯音乐与21世纪”俱乐部。 　　2005年3月11日，在俄罗斯中央艺术宫举行的左贞观作品晚会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称左贞观为“在俄罗斯具有中国传统音乐和创作才华的最权威的专家”，“居住在国外的最杰出的华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中华之光》节目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侨办等机构主办，专为表彰全球华人文化精英。2017年左贞观进入该节目表彰人选，他在领奖时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向外传播做得还不够，所以我有责任今后让中国的团体、中国的音乐能在俄罗斯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和平基金会2015年授予左贞观“和平大使”的荣誉称号。 　　左贞观当之无愧。 　　（作者：薛范，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气势磅礴、感人至深的赞歌 2019-10-20 11:23:51 　　——听交响套曲《我的祖国》 　　表达对祖国的挚爱、对家乡的赞美之情，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们向来钟爱的创作题材。张千一最新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使世界曲库又添一部记录当代中国人精神风貌和艺术品格的作品。这部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七乐章大型交响套曲，自今年4月份由深圳交响乐团首演以来，已经在全国多地奏响。作品以其鲜明的主题、磅礴的气势、浪漫的色彩、真挚的情怀，感染了无数听众。 　　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艺术构思，张千一在为《我的祖国》宏观布局时，对传统交响套曲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扩充，并为每个乐章添加提示性标题。为此，作曲家设计了两条线索，以保持套曲在主题和形式上的内在逻辑统一： 　　在文化立意上，作品开篇和尾部各有两个乐章以庄严、青春、梦想等象征性的主题，借由抒情性旋律，来倾诉对祖国深沉炽烈的赤子情怀。中间三个乐章作为色彩性段落，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以及西藏、新疆等地区特色音乐素材的提炼加工，表现出祖国广袤土地上各族人民、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繁荣景象。 　　在表现手法上，全曲以交响乐队为演奏主体贯穿始终，同时插入钢琴、巴扬、女高音与乐队的协奏形式，既契合各乐章不同主题、不同意涵的表达，又让音乐在表现形式和音响呈现上形成色彩对比。 　　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将一首首流动的诗篇、一幅幅壮美的画卷串联成结构宏大、气势磅礴的音乐叙事。 　　开篇乐章《光荣与梦想》先声夺人。作曲家将自己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悠远历史的遐思和新中国70年风雨岁月的回望，凝练成“光荣”与“梦想”两个主题，分别由铜管辉煌庄重的动机式音调和弦乐组的抒情咏唱加以呈现。经典歌曲《我的祖国》曲调作为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在对位声部中隐约浮现，既含蓄地昭示全曲主题，又与其在末乐章中的展开遥相呼应。第二乐章《东方诗韵》采用了钢琴与乐队的形式，运用主题变奏手法写成。清纯而浪漫的音乐语言，不仅表达了对青年人勇于探索、敢于追求理想的赞美，更代表着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美好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作曲家笔锋一转，将思绪从诗意冥想中抽离出来，带领听众走向现实、走向生活，到祖国的广袤边疆领略不同民族文化色彩斑斓的风情。《雪域抒怀》中，悠扬自在、圣洁深情的歌调，伴着飘香的酥油，唱诵出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深情；《春到边寨》中，简洁又富有动感的笔触，刻画出西南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乐观奔放、酣畅豪迈；《天山音画》中，北疆伊犁哈萨克族的浪漫和南疆喀什塔吉克族的豪放，通过慢与快、静与动、歌与舞的对比充分展示出来，让浩瀚丝路呈现出天人合一的音画交融。 　　作为一位高产的作曲家，张千一能够在所涉猎的多个创作领域均保持较高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多年坚持深入民间采风，不断从祖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富矿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多年来游走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海洋，让作曲家对不同风格特质的音乐语汇都谙熟于心，在创作中能够做到自由转换、信手拈来。例如《春到边寨》中，作曲家运用一个凝练自苗族民歌的小三度音程，配合独特的节奏律动，构成贯穿整个乐章的基本语汇。在近两分钟的篇幅里，将西南高原少数民族奔放、质朴的生命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让音乐在保留原有民歌文化韵味的同时，又彰显出一种简约主义的现代气质。 　　接近尾声，第六乐章《锦绣大地》，前面出现过的“梦想”意象在此处得以充分展开，以表现民族崛起、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花腔女高音声部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器乐化思维，与交响乐队既有配合又是竞奏。全曲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唱词，人声只以“啊”音来展现高超的演唱技巧，但抒情华丽的女高音缥缈的温情，依然使得乐曲传达的华夏儿女内心涌动的真挚情感直达每位观众心底。末乐章《我的祖国》是整部套曲总括点题的乐章，以电影《上甘岭》那首经典歌曲作为主题音乐材料，并适时融入国歌动机，把对祖国的挚爱推向高潮。 　　《我的祖国》是一首气势磅礴、感人至深的作品，在对大爱的宏大叙事中不失艺术家个人化的细腻和温度。已迈入花甲之年的作曲家饱蘸着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和艺术感悟，为祖国母亲谱就了一曲岁月礼赞。正如作曲家在创作感言中写下的：“让我们打开心头的闸门，用青波绿浪灌溉全部的生命和生活！让我们打开时代的闸门，扬起洪波惊涛高唱新时代的凯歌和颂歌！” ·真正的艺术家，会让观众“醒来” 2019-10-20 11:20:30 　　——记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 　　由中国音协、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音协钢琴学会、柏斯音乐集团承办的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于9月7日至12日在湖北宜昌举行。9月7日，在本届长江钢琴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上，青年钢琴家潘林子和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黄河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取材于抗日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这首协奏曲在创作中运用了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又融入了船夫号子等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元素，被誉为“具有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 　　目前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潘林子，近几年在多项国内外重要钢琴比赛上荣获佳绩。2017年，在第四届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中，她荣获第二名，并获得《黄河钢琴协奏曲》最佳演奏奖。“演奏这首我们国家‘国宝级’的协奏曲，我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演奏时，我自己都热泪盈眶，相信观众也会被感动。”在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结束后，潘林子对记者说，《黄河钢琴协奏曲》作为这场开幕音乐会的曲目非常合适，因为它脍炙人口，“即便不是专业学音乐的，只要是中国人，都能够听得懂，并理解其中的情感”。 　　“《黄河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代年轻人很难理解它，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我们是很年轻，从小很幸福地长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真正理解音乐，这也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工夫，除了练琴以外，还要去做很多案头工作。”潘林子表示，她会去查阅历史资料，听原版的《黄河大合唱》，把歌词全部记住，并“吃透”它们，也会实地去黄河看一看。她也曾主动跟前辈们交流，听他们这些过来人讲述当年的经历。“我必须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弹出《黄河钢琴协奏曲》该有的样子，而不只是把音弹出来。” 　　在今年于俄罗斯举办的第16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上，青年钢琴家吴羽翀入围钢琴组的比赛，以中国选手的身份登上柴赛舞台。去年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今年吴羽翀以全额奖学金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录取。作为古典音乐界的钢琴新秀，近年来他的音乐会演出遍布世界各地，曾受邀在卢浮宫音乐大厅、华沙爱乐音乐大厅、梅尔金音乐厅等演出。 　　9月8日，在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致敬柴可夫斯基”专场音乐会上，吴羽翀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一场长达几十分钟的演奏，演奏过半时，他已满头大汗。 　　“老柴这首钢琴协奏曲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曲子，它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作品，我从小就很喜欢弹奏它，弹过很多遍，可以说它是陪伴我长大的。”吴羽翀向记者回忆，他第一次听这首曲子，是郎朗演奏的版本，“他弹得非常棒，我当时就被它优美的旋律和感人的音乐线条打动了”。在吴羽翀看来，这首众所周知的高难度作品，其对演奏者的挑战在于，它需要艰深的技术，同时又有很丰富细腻的音乐线条，以及很细腻的情感，这些需要同时兼顾，所以对演奏家的精神、体力以及思维等都是考验。 　　此前，吴羽翀也曾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沃斯堡交响乐团等多个国内外乐团合作演出协奏曲。在吴羽翀看来，钢琴和乐队是伙伴的关系。“在协奏曲的演奏中，乐队部分和钢琴部分，并不是一种伴奏和独奏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像两个人在交流一样。钢琴和乐队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乐队的衬托，钢琴不可能把作品的力度完美表现出来，同时，钢琴也会用独特的语言来衬托乐队。” 　　9月9日，在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一带一路”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钢琴独奏音乐会上，西班牙钢琴家、教育家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瞬间》六首、李斯特的《爱之梦》《西班牙狂想曲》，以及中国钢琴家李民铎创作的《幻想曲1975——献给我的母亲》等曲目。 　　这是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第一次演奏《幻想曲1975——献给我的母亲》。“我有一个原则，如果我要弹一首现代的作品，我必须要爱这首作品。”在音乐会结束后，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说，“当我演奏《幻想曲1975——献给我的母亲》时，我感到这首曲子的作者李民铎仿佛就站在钢琴旁边看着我，我觉得很开心。”这场音乐会，李民铎就坐在台下，他说，阿隆索演奏得比他想象的要好，“我当时激动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则表示，这首曲子会被列入他以后巡演的曲目单。 　　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被称为贝多芬作品的最佳演绎者之一，在本次音乐会上他演奏的贝多芬作品，是贝多芬的奏鸣曲中最重要的一首。“这首作品难度很大，很多演奏家演奏时会迷失在炫技之中，它是被演奏最多也是被毁坏最多的一首贝多芬作品。”他说，“如果打算把贝多芬的作品当作炫技的作品去演奏，那么请你不要演奏贝多芬。” 　　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表示，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贝多芬的作品是甄选好的演奏家和坏的演奏家的标准，所以在比赛中，有一首必选曲目就是贝多芬的奏鸣曲，一般是在比赛的第二轮。“有很多选手在第一轮弹了一首非常难的练习曲，比如李斯特或者肖邦的作品，弹得太棒了，但是到了第二轮，就现了原形。”他说，“所以我的学生在准备比赛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选择一首有难度的练习曲，但不要把时间过多耗费在这首曲目上，因为这是第一轮。我更倾向于让他们花一些时间去研究和练习贝多芬的奏鸣曲。”在他看来，如果一个钢琴家只能弹好练习曲但弹不好贝多芬的奏鸣曲，是没有办法真正展开艺术生涯的。 　　在第八届长江钢琴音乐节上，除了独奏音乐会，莱昂内尔-莫拉莱斯-阿隆索还举办了大师讲堂。在大师讲堂上，他强调了钢琴演奏中音色的重要性。“一些年轻的钢琴家，他们可以成为很优秀的钢琴家，但不能成为艺术家，因为他们非常在意弹奏的速度，会弹得很快，会展现完美的技巧。这些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样的音乐并不会触动人心。”他说，“我们在世界顶级钢琴大赛上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很多人都弹得很棒，我们听的时候却想要睡觉，但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的某一个钢琴家，会让大家醒来，他才是艺术家。通常来说，这样的艺术家弹奏出来的音色，一定是无与伦比的。” ·周杰伦新歌《说好不哭》，上年纪的听了有点想哭 2019-10-20 11:16:55 　　创作歌手出新单，微博热搜占一半。在今天的华语乐坛，除了周杰伦，还有谁能做到？一个月多前的“夕阳红”保卫周杰伦犹在眼前，周董的“中年粉”爆肝熬夜超话冲榜来教流量粉做人。这回出新歌，似乎又印证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说法。 　　与五月天的阿信强强联手，截至目前已售出600多万张，一度导致QQ音乐“瘫痪”，《说好不哭》的成绩单确实漂亮。然而听完之后，我这个30岁出头的人却有一点想哭。 　　不是因为新歌打动了我，而是因为它恰恰没有。 　　如果把《说好不哭》的词曲作者蒙起来，说这是一首描摹情已逝，人难留，仍有温热在心头的都市情歌，评价还行。 　　可考虑到是周杰伦+方文山，那就不够。而且远远不够。 　　仔细看《说好不哭》的官方描述，哪怕忽略其中的错字和语病，单是立意，也算不上高级。“男女之间因为太替对方着想而牺牲这段爱情？”多少有些刻意渲染的悲情；“即使走向分手，还是要说好不哭，微笑面对？”像极了初尝爱情苦涩的人张口就来的鸡汤。 　　可能有歌迷会说，如此严格是吹毛求疵为难周杰伦。对不起，《说好不哭》真的是一首从旋律到歌词都缺乏新意的作品。 　　如果深究它的MV，还能看到大量为情怀买单的“诱饵”。 　　这也是为什么，微博上都是爆哭的表情，MV女主和“不能说的秘密同款戳脸”能喜提热搜。 　　如果靠这种方式刷屏，而不是凭真刀真枪的作品，周董粉丝和之前挖苦嘲讽的饭圈男孩女孩，又有多大差别？ 　　《说好不哭》不是粗制滥造。可它太标准了，中规中矩，泯然众人。 　　去年《不爱我就拉倒》推出的时候，被歌词雷到的粉丝们纷纷跑到方文山的微博下面留言，强力要求黄金搭档出山“挽尊”。毕竟方文山是写出“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的人。 　　这次方文山回来了，“胸肌”和“抱抱”拿掉了，歌词的质量，也只能说差强人意。 　　这种转变是江郎才尽吗？未必。不跟着中年人同步走，仍旧保留在一个相对低幼的阶段，却是有意为之的市场策略。换言之，周董越来越在乎大家要什么，却不那么坚持自己要什么了。 　　当年那些听着“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的懵懂少年，已经在体验人到中年不得已的滋味了。 　　创作者总要面临市场和内心的矛盾，再成功的也不例外。要不就是创作者心随境转，要不就是继续在原有的优势里挖掘新的粉丝来源。 　　从周杰伦这两年的转变来看，他的选择已经很清楚。 　　这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拥抱市场没有问题。 　　歌手与歌迷，都是市场之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周董出新歌，百万歌迷仍在毫不犹豫地掏钱买单。 　　但要认清的现实是：最好的周杰伦，是和仅此一次的青春绑定在一起的。青春会散场，偶像也是凡人，总会有走下神坛和我们渐行渐远的一天。 　　现在，这个从酷拽少年一路走来的70后，仍然要为青春悸动而歌唱。而青春悸动本身，已经是00后的主场了。 　　唯一的期望是，写年轻人的心事，至少可以是《枫》，是《星晴》，是《安静》，是《不能说的秘密》。 　　《等你下课》《不爱我就拉倒》或者《说好不哭》，不是周杰伦应有的水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老萨”就是一个快乐的家 2019-10-20 11:00:06 　　中秋之前的一天上午，一阵悠扬浑厚的萨克斯合奏曲——《我和我的祖国》，从昌平区东小口黄河京都会议中心传出，这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老人正在合练，因为这一天，由45位老人组成的老年萨克斯乐队登台连演18个节目，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群曾经对什么是萨克斯演奏都一窍不通的老人，不但组成了“老年萨克斯乐队”，还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训练得演奏起来游刃有余，并登上了大雅之堂。 　　乐队的组织者，两个80后小伙儿靳峥和万宝跃告诉记者，被回天地区百姓简称为“老萨”的乐队，是一支由天通苑社区老人组成的公益性老年萨克斯乐队。他们免费教学，只是为让老人退休后“有个快乐的去处”。 　　缘起 　　“老萨”拜师两个“80后” 　　走进回天地区的一处公园，一群老人中，靳峥和万宝跃这两个“80后”，很显眼。因为年轻的老师正在教一群白发学生…… 　　9岁开始学习萨克斯并师从中国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琦的靳峥说，组建“老萨”的初衷很简单，就是看这些老年人没地儿玩，感觉挺心酸的。有个乐队，他们就有了去处和乐趣。 　　靳峥还记得，那是去年8月，他到公园散步，看到不少没人教的老人在自己摸索吹奏萨克斯，吹得很费劲。见此，靳峥便主动询问正在练习的徐江海：“叔叔，您把喜欢萨克斯的老年人都组织起来，我和万宝跃免费教大家！” 　　真能免费教？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的徐江海愣在那，迟迟没有答应。 　　一次不行，靳峥就再一次找徐江海。老徐终于被靳峥的诚意打动了。2018年8月26日，“老萨”正式组建。组队当天，靳峥和万宝跃就扛着黑板、谱架去了。公园里，老人们席地坐在台阶上。从此，这群“公园派”、零基础、纯业余的老人们，在专业老师的点拨下，技艺突飞猛进。 　　大家正在高兴之余，新的问题也来了。进入10月的北京，天渐渐凉了，“大风一吹，黑板直接被刮跑了，老人们岁数大了，根本受不了。” 　　这样可不行，得想办法把“老萨”挪到室内。靳峥和万宝跃一合计，就自掏腰包租下了天通苑街心花园下沉广场的一间活动室。 　　万宝跃说，“‘老萨’们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了，而且还特别注意到扰民的问题，即使活动室再小，他们也都挤在屋里练，生怕到广场上影响周围居民。” 　　“免费教学、组织演出，还有租来的场地……”说起两个“80后”的老师，老人们都竖起大拇指。“老萨”乐队是个好玩的地方，这消息很快在回天地区传开了，来乐队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从开始的不到10人，已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不但有回天本地的老人，就连朝阳区、东城区和大兴区的老人也过来了。 　　亲情 　　“老萨”就是老人们的家 　　走进回天地区的“老萨”活动室，迎面就能看到一个大大的“家”字。的确，这里就是“老萨”们心中的家。这里有他们的老师和伙伴，有了困难和疑问，老人们都会想到这里。 　　春节前，乐队里71岁的张建国，因为腰部手术，不得已中断了排练。术后身体刚恢复了点儿，张建国就拿起了萨克斯。可刚吹了一小段，张建国犯了难：乐谱中，好几个地方看不懂，又没法出门请教？他想到了靳峥老师。 　　“您别着急，我这就去您家。”接到电话后不久，靳峥来到了张建国家里。此后，连续几次的登门指导，解答了张建国的所有疑问。 　　靳峥在音乐和表演方面帮助“老萨”，万宝跃则是一个细心的管家，哪个老人生病了、哪个老人腿脚不好，他都会关照到。 　　每当有老人住院，靳峥和万宝跃都会叫上几位代表，提着礼物上医院探望，这已经成为“老萨”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我们在陪伴着老人，老人也陪在我们身边！”让靳峥感动的是，今年初，“老萨”们获知他的妻子即将生产，都轮流到医院守着，就像自家的小孙子要出生一样激动。 　　“老萨”是一个乐队，但老萨更是一个家。“老队员帮着新队友，看到谁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随便找身边的人询问。有时，一个问题会引来一群老哥们儿来主动回答。”张跃武说。时间长了，大家的感情也深了，一起聚餐、办生日会、比赛、演出…… 　　转变 　　“老萨”吹得快乐玩出健康 　　71岁的乔万栋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的乔老爷子腰板笔直，看上去神采奕奕，说起话来更是底气十足，哪里像个七旬老人。乔万栋告诉记者，他年轻的“秘诀”就是吹萨克斯。“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口气最多吹4拍，现在一口气能吹28拍。肺活量大了，氧气足了，血液循环好了，气色自然就好了。” 　　吹萨克斯上了瘾的张建国说：“前年因为心脏问题住进医院时，人都快不行了，手术抢救过来后，我整天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也不愿出门，直到接触了萨克斯，每天跟‘老萨’们在一起，心情才越来越好，吃得也多了。看到这些，儿女们也安心地上班了。” 　　现在，张建国成了“重度”萨克斯爱好者，“要是一天不吹，就感觉心里没着没落的。” 　　“自从爱人去世后，‘老萨’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我从伤痛中走了出来。”胡阿姨回忆，“去年爱人刚去世时，我觉得天都塌了，整夜睡不着。每到伤心时，就悄悄躲在没人的地方流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老萨’。老哥老姐们一起排练、一起聊天，我心中的痛苦消解了不少……”现在的胡阿姨，精神多了，人也变得更漂亮了…… 　　奉献 　　在另一片天地寻找价值 　　“这一部分是独奏，不演奏的叔叔阿姨跟着低唱”“大家身体可以跟着音乐摇摆，注意表情，欢快一些……”演出前的一天上午，在昌平区天通苑街心花园下沉广场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排练厅内，挤了近50位老人，靳峥在耐心地为老人们“抠细节”，从表情到演奏技巧，事无巨细。 　　“为了这场演出，‘老萨’们从4月到现在已排练了近5个月了，风雨无阻，就为了能给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为共和国70周年大庆助力。”靳峥说。 　　靳峥介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学会吹萨克斯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让所有人的乐声融合成一首完整的乐曲就更困难。更何况，这次演出是45位老人一起完成18个作品，难上加难呢。可老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乐曲中。 　　“老萨”们都特把排练当事儿，他们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排练中去。有的老人家远，来不及回家午休，他们就把四把椅子拼起来，凑合休息会儿。排练室地方小坐不下，老人们就站着排练。“老萨”们通过勤奋练习，不断磨合，乐队合奏水平逐渐提高。 　　“老人们在公园里快乐地吹响萨克斯，但我们希望能让他们、让更多的老人站上舞台，在另一片天地，寻找到退休后的兴趣和价值。”靳峥说。 　　9月8日下午两点，在昌平区东小口黄河京都会议中心，一号楼三层京都厅，《〈中国梦-新时代〉伊索之夜老萨2019萨克斯风专场音乐会》如期举行，45位老人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全情投入演出，《我的祖国》《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感恩的心》……一首首动人的乐曲从萨克斯管中“流出”，台下传来阵阵掌声。 　　曾是新中国第一批轰炸机飞行员的徐江海，此次表演特意选了《我爱祖国的蓝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飞了一辈子，现在可以用这种方式祝福祖国，我真的很开心。” 　　这天，国家一级演员、靳峥的老师范圣琦携老树皮乐队作为助演嘉宾也来到现场。已经86岁高龄的范老原本只需演奏一首曲子，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一连演奏了三首。靳峥说，“老萨”有任何事情，范老师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帮助他们，“我的恩师在以实际行动支持着‘老萨’。” ·不同的音乐是能够包容的 2019-10-20 10:57:09 　　——中秋节马友友赵季平吴蛮三位音乐大师共话音乐人生 　　9月13日上午，在中秋节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里，享誉世界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作曲大师赵季平、杰出的琵琶演奏家吴蛮，齐聚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厅，以“音乐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为话题展开深入对话，分享他们对音乐、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畅谈音乐人生的感悟，并就“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发展的方法和技巧真诚交心，让在场的千余名观众领略了三位大师级音乐家在创作、演奏中的深入思考。 　　这次活动由西安音乐学院主办，吴蛮主持。活动在中西结合的美妙旋律中展开。“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一聚，最重要的是友情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互相欣赏、信任，这是我们做音乐最重要的。”此次对话活动对于三位音乐大师来说，无疑又是一场别样的团聚。合奏结束后，马友友感慨不已。他认为，音乐最重要的是能够团结人一起沟通，能够找到交流、信任的方法，“能够推动人类往前走”。 　　话题的深入推进是从20年前由马友友倡导并实施的“丝绸之路”题材的音乐活动说起。在谈到活动的初衷时，马友友认为只是想真诚地邀聚华人参与到“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之中。作为活动的参与者之一，赵季平认为1999年马友友召集中国20余位音乐家在美国坦格伍德所进行的这场关于“丝绸之路”题材的音乐活动，或可认为是世界音乐界的一次创举，它带动了中国乃至东方音乐走向了欧美主流音乐界，打开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次活动上，赵季平创作了《关山月》。在这个作品里，大提琴宛如吟游诗人，讲述了1000多年前的故事。赵季平感慨道：“当时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研究作品的时候，很神奇，一见面就像朋友在交心，那是作曲家从心里流出来的东西，好像是和两位艺术家的灵魂在交流。”因此，赵季平认为诚心、善心、童心才是音乐家成就自己并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观念和力量。“演奏或创作不能依赖于外在的、炫技性的噱头，而在于文化的内在发展之道。” 　　马友友颇有共鸣，他认为在音乐上除了对技艺的千锤百炼之外，最为核心的则是真诚之心，只有以真诚之心才能打动观众。当然，作为文化的音乐，演奏还要再加上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这是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内在基础。他认为包容是音乐家作用于社会的重要观念、手法和力量，这种包容既要有音乐家真诚地认识文化之心，也要有音乐家以其灵活性、创造性地表现作品之心。 　　赵季平插话说，马友友曾有一次在以色列约旦看到一群人演奏巴赫后备受感动：“友友觉得很惊奇，技术不一定完美，但很真诚。不同的音乐是能够包容的。” 　　活动现场有不少慕名而至的音乐学院的师生。活动互动环节，有几名学生表示中西方乐器难以协调地进行合奏，故而对中西方音乐如何交流感到迷惑。马友友当即亲自示范。他让吴蛮弹奏琵琶，自己则用大提琴进行模仿。他说：“琴不重要。听到要表达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一名老师提问：“作为大学，音乐学院在音乐教育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马友友回答道：“我觉得大学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工具，让我们把每一个接触到的部分整合起来，从信息到知识，进而加深对周边的热爱和关注。” 　　一名学生向赵季平提问：“您对中国的交响乐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赵季平答道：“第一个层面是乐团。现在成立了交响乐联盟。联盟有很多措施，也在推荐各种新作品。要多演，要多写，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上，作曲家要写出好作品。有些作品写出来，演奏一次，就不再有了，因为写得不好。那要怎么写好呢？我的观点是，技巧是很重要的，要把一些大师的作品解剖开来，细化、揉碎去研究。另外要向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要让音乐语言中有活力。此外，更重要的是作曲家要用自己的心去创作，不能不知所云或炫技，而要从心里写，不想着技巧。这样的作品出来，就会打动观众。” 　　“任何乐器都有特殊音色和语言，所以如果要跟不同文化、不同音乐语言、不同类型的乐器合作，就要互相了解。了解对方，也让对方了解你的乐器的文化和语境。而且要努力磨合。我们几位二十年前开始合作时也不是很顺，但是这些年下来，不仅乐器之间了解了，而且演奏家之间也互有了解，我知道他的音乐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互相了解学习非常重要。不能关着门光练技术，一定要走出去。”吴蛮表示，“为了朋友、家人，去学习音乐，去表演，当然是一部分。但如果说对于在社会中的作用你想到的更多，你的方向更大的话，你将来的成就就会更大。” 　　活动末尾，马友友和吴蛮一起演奏了赵季平的《关山月》,为此次对话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本报通讯员 任欢欣） ·在音乐中沉醉 2019-10-20 10:53:45 　　——读刘元举《交响乐之城》 　　音乐好听。音乐难写。相较于文字之间、不同语种的相互翻译，将诉诸听觉的音乐感受，转化为文字，难度更高，几不可能。对那些勇于接受挑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者，我历来抱有敬意。前不久在浙江开会，遇到老友刘元举，谈起新近出版《交响乐之城》，引起我的兴趣，很想知道，以作家之笔演绎音乐，元举是怎样化解难题的。 　　元举兴趣广泛，热情随性，文学之路多有转折。当机遇与挑战降临时，他敏于抓住适合自己的平台，笼络起激情，让文字跨界沉淀下来，早年致力于建筑与文学联姻，著有《表述空间》《追逐建筑》，近年转向音乐。十年前，他为写作一部音乐与建筑的书《城市-大演奏厅》，走进深圳交响乐团体验生活，后被聘为乐团驻团作家，《交响乐之城》就是他身入深圳交响乐团，十年音乐生活的随笔录。 　　《交响乐之城》不同于一般音乐欣赏文字。借由独特的身份优势，作者得以沉浸在乐团的音乐世界里，不仅对中外经典乐曲、知名演奏家耳熟能详，舞台上各司其职的音乐人，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秉性特质，舞台上呈现怎样的艺术风貌，他都谙熟在心。这使他的笔触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在演出、排练现场，总是能够发现亮点，敏锐地选择最恰当的角度，时而单镜特写，时而俯视全场，时而直击内心，时而逸出闲趣，弦管弹打，台上台下，全方位烘托出音乐会的现场感。音乐需要诠释，音乐更需要心心相系的感染与渗透。通过场景描写，聚焦人物，烘托气氛，以现场感受，牵带背景追溯，取文学之长，托音乐之妙，于公众场域析出个人心得，正是该书的聪明之处，副标题——“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将其特点概括得颇为准确。戴着半截手套弹琴的傅聪，以“涩”弓法演奏小提琴的薛苏里，掀起中国钢琴风暴的但昭义……一个个披着岁月风尘的音乐人，就这样个性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中有诸多音乐场景，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对于各路指挥大师的描写—— 　　美国指挥家唐纳德-波特诺伊，这位绅士老者，“发胖而笨拙的形体，瞬间可以在音乐中变得灵动起来，尤其上肢、颈部，有着神奇的灵动与敏捷，指挥棒在他手里像根细针，他以穿针引线的方式，平稳地在乐队各声部间缝补连缀”。他指挥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对乐队有着更加精致的点化。他在引领小提琴时，倾动上身，左手呈揉弦状，盈颤着示范，每每这时，弦乐的音色便有了奇妙的变化，如春风吹起麦浪，起伏出诗意的美妙情境。这是他的特殊符号，源自他曾经是相当不错的小提琴演奏家”。 　　指挥家邵恩，人群中撞见，“只以为是一个走错了门的老爷子：短发，短颈，细碎快步，目光因直视而僵，眉间因纹深而执”。执棒拉威尔《波莱罗》的邵大爷，却换了一个人，“犹如摇落一身浮土，刹那间接通神灵，那种超常的动作，霹雷闪电般，完全不是设计，那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只能属于深层次的音乐驱动。他有了极度的夸张，以山崩地裂般的气势，将乐队一下子托举到了高处”。 　　英国的罗杰-诺林顿，被作者昵称为“诺林顿老爹”，与海顿同样平易近人，他指挥海顿的《时钟》，“开始时表情动作都很收敛，像一个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海顿是个滑稽的老头，他要跟你捉迷藏的，指挥海顿，光玩绅士风度不可以，你得哈下腰来接受折腾”，诺林顿摸透了海顿，只见“这个英国老爵士突然猫下腰来，明亮的颅顶更加闪亮，他似乎从地面上找寻到一条光带，他的手在托扶中将这条光带完全播撒给了乐队，于是，你会感觉到乐队的声音瞬间辉煌明澈、阳光辉耀”。 　　而祖宾-梅塔，则完全是四两拨千斤的大师风格，“即便刚一出场掌声雷动时，他的面部也仅是象征性地报以浅笑。他的指挥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采用白描手法，淡出淡入地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展现开来”，面对《第七交响曲》，舞曲的强劲节奏在不断重复中如浪拍岸，“祖宾-梅塔依然稳如磐石，只是以更加坚毅锐利的目光，扫描着他的乐队，以最简洁的动作，完成了最富张力的高潮段落。甚至可以说，他的这场指挥完全可以靠眼神去完成。他的淡定与平稳，给了乐手们更大的发挥空间”。同一个祖宾-梅塔，指挥小提琴协奏曲《乌苏里船歌》，“似乎将自己融入了这条江中，他与薛苏里有着深度默契，不仅是肢体互动感应，更有着内心的浪花翻卷。乐曲结束的那一个定格瞬间，薛苏里与祖宾-梅塔同时激情地扬起手臂，停在半空，还没等落下，全场雷动疯狂”。 　　作者着笔最多、体察最细致的，还是深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爱华德。这位儒雅的德国学院派指挥，从未以大师自居，慈祥多于棱角，“他个子并不高，紧绷着嘴角，眉头锁出两道挺深的沟纹，更像忧郁的诗人，不成想，他挥手之间，居然翻云覆雨，魔法无边”；“他敏感极了，不仅对一个乐音，哪怕队员们每一次呼吸的调整，都与他息息相通”。他平常只穿两件T恤，“一件白色的，一件黑色的，一上午排练，白色T恤已经被汗水溻透黏在皮肉上，下午一上台，便更换了黑色的T恤。正是在那一次次被汗水溻透的T恤更换之中，让深圳交响乐团焕发了新的容貌”。 　　作者还捕捉到爱华德与女儿演出中的互动：钢琴家娜塔莎-爱华德演奏贝多芬《第四钢琴奏鸣曲》，“开篇的钢琴语言似乎不够饱满，音色稍欠光彩，经过指挥爱华德恰如其分地让乐队衔接‘补充’，乐队的激情挥洒出来，使钢琴与乐队在整体效果上走向深沉与恢弘”。爱华德“不时关注着女儿的触键，尤其到了独奏乐段时，华发闪烁、面色红润的‘老爷子’从侧面注视女儿，生怕错过了什么，眼神中有鼓励，更有期待，还有日耳曼父亲的坚毅与果断”。 　　元举说：“我固执地以为指挥是神性的职业，手中的纤细指挥棒无异于神杖至尊。”这些隐身于听觉幕后的指挥大师，以毕生精力，从曲谱中勘悟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再借度与演奏者表现出来，他们是乐团的灵魂，往往也是俗常世界的苦行者，音乐世界的摆渡人。 　　说到底，音乐是心灵的倾诉。心灵有多奇妙，音乐就有多奇妙；心灵有多复杂，音乐就有多复杂。作曲，指挥，演奏，歌唱，每一个音乐人都是情感世界的摆渡人，自内心此岸出发，经由音乐，抵达彼岸的内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这样通过音乐联通起来。因此，欲深度表现音乐世界的奥妙，探求音乐人的内心历程是必须的。《交响乐之城》对于肖邦的两重人格、舒伯特深受分裂之苦的灵魂、柴可夫斯基无可言说的忧伤、门德尔松平静祥和的冥想、马勒的漂泊无依向死而生……都有精到的剖析。莫扎特最单纯，最丰富，也最难表现，“对于莫扎特音乐，我有过好多次现场倾听，但真正有深度理解，还是在上海听到安东-克迪与傅聪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专场音乐会。从他们两个人对于莫扎特的不同理解中，我对音乐的深奥与莫扎特的神性有了全新的体验与认知。”“莫扎特的音乐境界是一种自然的毫无矫饰的境界，越接近莫扎特，便越是接近了一种自然的王国。” 　　元举善于在比较中深化对音乐的感知，对音乐人的理解。最初演奏《黄河》的殷承宗与67岁时演奏舒伯特的殷承宗，中间整整隔了一个时代，也是一段常人难以体验的戏剧化的人生。“能够听得出他对舒伯特灵魂的深入阐释，他一定是懂得作曲家复杂内心的。他强调了对比度，从小行板到活泼的快板，两个调性之间的转换相当鲜明，如同一叶安然于黎明湖面上的扁舟，悠然飘曳，刹那间跌入激流飞瀑，几组和弦坚定有力，电光闪烁般的技法，显示了得心应手的神奇”。作者注意到殷承宗处理乐曲过渡的独特方式：“或许是舒伯特沉郁色彩过重，乐曲完结，他的手还没有离开键盘，马上接奏起贝多芬的《热情》。”1959年,17岁的殷承宗正是凭着《热情》，摘取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桂冠，时隔五十年再弹，演奏家采用弱奏开篇，“高度敏感的指尖，含蓄而内敛，缱绻而缠绵，每一次触键都具有爆发前的紧张，直到张力拉到最大弧度时，他才突然间爆发——轻与重的对比，刹那间如此璀璨！” 　　《交响乐之城》写了多少场音乐会？说不清了。元举似乎是以音乐现场为结点，以时间与人物为经纬，今昔往还，中西穿插，织就一张音乐艺术之网，这其中既有大师名流，也有深圳钢琴协会的钢琴教师、业余演奏者；既有老一辈音乐人的沧桑，也有后生才俊们的青春朝气。新旧交替的深圳交响乐团，被作者视为这座城市年轻与激情的泵站，编织在这张网的中心。文字无声，音乐有情，这张网不就是一部浑厚壮阔的交响乐吗。 　　毋庸讳言，沉醉在音乐世界中的元举有些贪心，那么多场景，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感受，都想揽到笔下，激情澎湃时难免急就章。《弱弹贝多芬》写到一个细节：上海国际钢琴大师班上，安东-克迪评点一个四川男孩弹奏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你弹得很有力，像高大健壮的勇士，但你体现的力量过分了，你没有弹好弱音，弱音弹好了，会更有力度，更有表现力。”我想，元举特意点到的这个忠告，对于文学亦然。在“深交”这块音乐沃土上深耕细作，慢一些，再慢一些，将音乐与文学更好地融为一体，相信元举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小厂拉响西洋乐 2019-10-20 10:50:48 　　1952年初，新中国的第一台手风琴开始研制。吴英烈和吴天方带领天津乐器厂工人，经过两年的努力，一台34键盘60贝斯型号，可以实现5种变音，重达7公斤左右的小规格手风琴终于试制成功。 　　历史背景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搬离天津，其中乐器维修部独立成为天津乐器厂。在厂里总工程师吴英烈的带领下，新中国第一台手风琴试制成功。以此为发端，在一代又一代乐器工程师的不断攻关下，中国手风琴的质量和种类不断攀登高峰。1964年起，国内的文艺团体纷纷换装国产手风琴，国产手风琴开始占领国内市场，并出口国外。 　　亲历者说 　　刘作人：70岁，原天津乐器厂厂长 　　“第一台手风琴源自一个手风琴爱好者的朴素愿望。”这是采访中，刘作人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当时的厂总工程师吴英烈是个手风琴迷，在哈尔滨做学徒时，就研究手风琴。”刘作人记得，当时吴英烈看到国内的手风琴全部依赖进口，乐器厂一成立，就张罗要造第一台手风琴。 　　手风琴是一种源自西方却天生带有中国基因的乐器。1777年，一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笙带回欧洲，仿照笙的簧片发声原理，欧洲人发明了手风琴。手风琴一经诞生就很受欢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盛行，手风琴音色亮丽、热情有力，迅速成为风靡欧洲尤其是东欧的乐器。 　　手风琴是将簧片固定在音槽内，拉动风箱产生气流震动簧片，通过左右手按键打开气口盖，发出声音。一台手风琴看着不打眼，里面却有4000多个大大小小的零部件。 　　吴英烈从模仿出发，借鉴当时的意大利手风琴。“工艺原理清晰了，但还要闯过核心零部件的制造难关。” 　　风箱纸板是第一关。“风箱的开合，就像唱歌需要张开嘴巴一样。”刘作人说，风箱纸要求纸有韧性、密闭性好，不跑气。为了达标，吴英烈他们四处寻找，最终选定了辽阳纸板厂定做风箱纸。 　　包裹在手风琴外壳上的特种塑料——赛璐珞，也不易得。“这种塑料，遇火就会爆炸，当时国内无法生产。久寻无果，最后进口意大利的材料才得以补全。”刘作人说。 　　最难的一关要数簧片。簧片之于手风琴，相当于声带之于人。一台手风琴能否出声响，全靠簧片。 　　簧片细薄且有弧度，不同的弧度决定了每个键的音色。刘作人翻开一张图册解释，簧片对铜制品的宽度和厚度要求极高，当时没有专门的工厂生产，工人们就用钟表上的表条替代。“当时没有精密的车床设备，师傅们用双手一个一个打磨出来，再按照意大利手风琴，逐个看弧度接近哪个音色，将簧片摆放在对应的位置。”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工序上百道，全部由吴英烈和吴天方两位师傅研制，定型后交由厂里的十多个工人生产制造。 　　随后，以“小快灵”见长的手风琴发展迅速、广受欢迎。国产手风琴崭露头角走向国内外市场，开启了我国手风琴的辉煌历史。 　　知识链接 　　1899年，手风琴传入中国。因其易于携带、和声丰富、音色多样、不受场地限制，独奏有韵味、合奏有气势、伴奏又灵活而广受欢迎。 　　近几年，电子手风琴、班多钮手风琴等多元化发展为手风琴提供了不同的演奏方式，手风琴重回大众视野。 　　相关贴士 　　若对我国手风琴发展情况有兴趣，可以参观国内手风琴艺术展。每两年定期举办的“鹦鹉杯”国际手风琴艺术周，其间举办手风琴音乐会、手风琴比赛、名师讲座等活动，也可访问鹦鹉在线、东方手风琴网、中国巴扬手风琴网等网站浏览。 　　选购手风琴，最重要的是气息充足，撒气漏风的乐器不能要。 ·第一架钢琴戴上了大红花 2019-10-20 10:48:23 　　1950年底，北京东单冰渣胡同5号，逼仄空间里，30名乐器工人终于制作完成了一架钢琴。琴身上，印制了唯一的、意义非凡的铜制标牌——“501型 新中国乐器工厂制造”。 　　501，意为1950年第一架钢琴，也是新中国第一架钢琴。这架凝聚着新中国第一代乐器人心血的钢琴，后来进入北京市育才学校，开启了教书育人的新旅程。 　　历史背景 　　“乐器之王”钢琴，结构复杂、工序繁琐。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民族乐器和少数提琴、风琴，我国还没有一架真正国产的钢琴。 　　1950年6月起，北京东单冰渣胡同5号的新中国乐器厂内，王来安和王宝荣两位老师傅带领30多名工人，克服原料、工艺等重重困难，双手打造出了新中国第一架钢琴。 　　亲历者说 　　刘春祯：67岁，原新中国乐器工厂员工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乐器工厂老师傅王来安和王宝荣提议：制造出新中国的第一架钢琴，向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献礼。 　　决心易下，实现不易。 　　钢琴结构复杂，有8000多个零件，需170多道工序，涉及木材、铸造、机械、纺织和化工等众多领域。刘春祯说，“一架小小的钢琴，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先说木材。钢琴上有6种不同类型的木料。刘春祯翻开图册，“音板要用白松，击弦机得用枫木，琴键宜使红松，框架需要水曲柳，外壳少不了椴木，最后还得选一种木材做外表装饰。” 　　再看工艺。“200多根琴弦，张力达到一万八千公斤。”这对钢铁冶炼和铸造能力要求甚高。刘春祯说，直到今天，国产钢琴弦仍需进口，何况60年前。 　　没有材料，就到旧货市场寻摸，从旧家具里挑选。没有钻床，就手摇钻孔，一点一点磨出来。没有琴丝，就劈开轮船缆绳，用打弦机拉直再拔丝。 　　刘春祯回忆，王来安经常白天在外修钢琴，晚上回厂研究方案。“他每天都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双眼通红，但憋足了一口气要造出钢琴来。” 　　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边摸索边制作，1950年底，新中国第一架国产钢琴终于造成。 　　后来，这架钢琴进入北京市育才学校。刘春祯记得，“佩戴大红花的钢琴拉出工厂大门的时候，全厂30多名职工夹道欢送，泪光闪烁。” 　　这一年，新中国乐器工厂还生产了风琴10架，大小提琴100把和一大批民族乐器，工厂和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一起，开始腾飞逐梦。 　　知识链接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乐器制造国和第二乐器消费国。钢琴年产36万架，约占世界总量的69%。西洋乐器主要产品产量均超过世界总量的50%。 　　参观贴士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是一个公众了解我国乐器产业发展的窗口。展览会由中国乐器协会等主办，历经17年，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乐器展之一。 今年展会时间为10月10日—13日，公众参观日在12日和13日，展会地点位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品范围包括钢琴和键盘乐器、电声乐器、打击乐器、铜管乐器、民族乐器、乐器配件和加工机械及音乐相关服务。 ·以“声音景观”展现音乐的神奇张力 2019-10-20 10:44:56 　　“音乐影像志”以“音乐”与“影像志”相互限定、交汇，意味着既要遵循一般影像志创作实践的技术、学术基本要求，又要具有“音乐学”旨趣。影像志学科如何完成两种知识、技术的交汇与融通？一部影片如何兼具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叙述故事的能力？跨界同行们该如何寻找一个共同前进的方向？日前，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活动在上海大剧院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历时5天，以促进音乐文化交流传承、为青年民族音乐人和电影人创业交流提供专业平台，并由此反哺学术教研为主旨，共征集各类作品62部，其中43部晋级复评进入现场展映，一时间在沪上引起轰动。最终获奖名单将于11月公布。 　　由来与机遇 　　早在20世纪初，民族志纪录片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数次邀请民间艺人进入高校课堂教学，同时通过录音录像保存了大批珍贵资料。1953年，上音又专门成立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先后录制了多位名家大师的影音资料。 　　除了把民间艺人“请进来”，上音的传统音乐工作者们也以“走出去”方式分赴各地采风，将采录到的大批影像资料经过记谱、修饰、完善，形成了一大批用于高校专业教材和社会普及类读物。摄影器材昂贵、器具笨拙沉重，是老一代民族音乐学家田野调研面临的切身困难。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数十年来这项民族志计划一直是老音乐人的未竟之梦。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率先设置了“音乐影像志学”的硕士研究方向，并将于2020年9月正式招收音乐影像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可以完成这些设想。”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感慨地说。的确，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摄影工具、录音设备在体积上轻便，价格上亲民，甚至智能手机也是理想的采录神器。万事俱备，只欠行动。用影像记录民族音乐志已然成为学界十分迫切的事情。 　　用耳朵去拍片 　　“我们拍片子是用耳朵去听的，全程都跟着音乐走。”在展映第三天“仪式中的音乐”专栏中，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生态学团队海陆丰考察组的龚道远在介绍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合境平安——广东海丰陶河都塘八社“太平清醮”仪式》时说：“我们这组参与影片拍摄的成员都是音乐学背景，完全没有影视基础，叙事的方式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我们拍片的视角不同于传统的纪录片，而是带着我们音乐学的专业知识去探索一场宗教仪式中存在的音乐。”以时间顺序为叙述主线，加上拍摄者均为民族音乐学学科背景，这是对音乐影像志的“纪事本末体”这一作品类型的一次探索。 　　从事田野录音采集与修复四十余年的宋文胜对此指出： “我们在拍摄和剪辑时要注意，影像中出现的所有声音都要随着场景的调度而适时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听到什么，我就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相应的，看到某个场景，我就要听到属于这个场景的特征音响。”而在“音乐影像”这个行业中，音乐和影像是同等地位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声音景观”。 　　跨界艺术的综合阐释 　　在展映活动的学生作品点评专场中，入围影片的拍摄者们多数是民族音乐学方向的学生，但也不乏完全没有接触过音乐学领域的其他专业学生。来自云南大学纪录片专业的曾钴畅，就是一个跨学科背景的典型例子。在曾钴畅拍摄的《佤族“玩调”》中，不论是拍摄的角度、运镜，还是整体内容的节奏把控，都基本符合一部纪录片的标准。但在影片中出现过音乐的系列场景，都未得到相应的解释说明。这是知识背景的差异的体现，因此该影片并不能算是一部合格的音乐影像志。这种现象在几天的观影展映中并不少见——“跨专业人才如何拍摄出一部合格的音乐影像志？”该问题引发了评委和广大观众的深层次思考。 　　民族音乐影像志是一种用影像技术记录民族音乐志的方式，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专业研究领域。它需要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需要对音乐的理解和判断的音乐学学科知识，也需要一定的影视拍摄技术和视听语言表达能力。假如影片中出现了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是什么题材，歌词内容又是什么？这首歌是怎么流传至今的？用什么技术才能让音乐与场景密切结合？把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音乐拍得透彻，就要求拍摄者必须从音乐本体出发，带着学术问题去拍摄、制片。“学术思考应该和影片制作一样到位。”萧梅教授补充道。 　　专家学者们指出，对于非本专业实践者，拍摄音乐影像不能停留在仅仅把影像当作一种工具手段，更不能仅仅局限于“把音乐出现的场景记录完整就好”；而音乐学专业背景下的师生们，也无需把“音乐影像志”看得太深不可测，高不可攀，认为其与己无关。尤其对于尚处学生阶段的拍摄者而言，处理好影片中每一个小的点，积少成多。影像本身能够创造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音乐学界和影视学界的同仁们进一步探讨。 　　著名纪录片导演刘湘晨表示：“影像志，不能脱离文字文本，而是要拓宽文字文本。”这一观点对于音乐影像的制作同样适用。举办本次音乐影像志影展专场，目的是拓宽民族民间音乐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进一步推动我国对于珍贵历史音乐档案、田野调查类音乐材料的留存保存、学术研究与推广利用等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爱乐是不折不扣的“00后”，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19-10-20 10:42:40 　　中国爱乐乐团奏响《红旗颂》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艺术总监余隆表示—— 　　中国爱乐乐团是不折不扣的“00后”，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中国爱乐乐团日前正式公布了2019-2020音乐季的安排。在这个音乐季里，乐团将迎来建团2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庆典的气息也贯穿着整个音乐季的安排。新的音乐季，中国爱乐乐团用一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音乐会作为新音乐季开幕音乐会， 9月13日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奏响的这些交响乐作品正是通过音乐回顾70年的光辉历程。 　　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是最能够代表国庆时刻全国人民心情的一首管弦乐作品，也是中国爱乐乐团的代表作：早在建团伊始，中国爱乐乐团就曾为德意志唱片公司录制此曲，把这首象征着中国精神的乐曲带给听众。音乐会上，将由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与乐队一道演绎青年作曲家周天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水袖》，这部新作将中国的哲学与艺术同西方交响乐理念融合起来，形神兼备地传达着东方人的美学观点。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作曲的《长征交响曲》是一部用革命历史故事谱写成的史诗巨作，这部分量厚重的交响曲也将由其外孙、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余隆指挥乐团上演。正如余隆所希望的，聆听外公的这部作品，人们将更能理解长征这段历史，明白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 　　在这个音乐季里，中国爱乐乐团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020年的5月25日，将是中国爱乐乐团成立2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充满着庆典气息的音乐季里，“中国爱乐乐团成立20周年系列”与“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主线。在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音乐会里，中国爱乐乐团从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中精挑细选，精心准备了三场专场音乐会纪念这位巨匠。听众将听到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和宁峰的精彩演绎以及英国学者型钢琴家斯蒂芬-霍夫上演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这场钢琴协奏曲音乐会也将作为中国爱乐乐团2019—2020年音乐季闭幕音乐会。 　　中国爱乐乐团一直重视与年轻音乐家的合作。两位年轻的音乐家——指挥家俞极与小提琴演奏家泽尔格-齐默尔曼将合作演出两部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星二代”代表了当今古典音乐的新生力量。小提琴演奏家苏千寻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老朋友”了。在这个音乐季里，她将与一位更老的朋友——年过七旬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皮瓦科夫一起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在第一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颁奖典礼现场，中国爱乐乐团团长李南曾许诺邀请当时的冠军得主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如今这个诺言得到了兑现，在2019—2020音乐季中小提琴演奏家木岛真优将携手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共同登台。 　　新音乐季里，亮点还有很多，如钢琴大师邓泰山将要第一次在中国弹奏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指挥家伊昂-马林、吉尔伯特-瓦尔加与乐团的首次合作；以及指挥大师殷巴尔的回归。在新音乐季里，中国爱乐乐团仍坚持低票价政策，所有场次均提供50元至80元的演出票，少数场次提供最低30元的低价票，音乐爱好者们将可以以极其低廉的费用，在“离你最近的音乐季”里聆听世界一流的音乐演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5月25日，中国爱乐乐团的庆典音乐季将迎来高潮。5位与乐团一样同样诞生于2000年、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的年轻音乐家们——青年中提琴演奏家于明月、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林瑞沣、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刘珅、青年大提琴演奏家欧阳娜娜、青年钢琴演奏家鞠小夫将与乐团共同庆祝20岁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生日。“一晃20年，中国爱乐乐团是不折不扣的‘00后’，在下一个20年里，中国爱乐乐团将继续以十分年轻而热情的姿态，把最美好的音乐带给大家。希望乐团和爱乐者们都能够‘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余隆表示。 ·虚拟歌手：让技术承载心声 2019-10-20 10:39:12 　　虚拟歌手通过将创造机会分享给普通人，以新的技术形式带来具有活力的新文艺形态 　　日前，在一场全息演唱会上，“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拟歌手通过VR（虚拟现实）投影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向万余观众奉献了一场别致的演出。在这一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前沿场景中，虚拟歌手进入现实舞台，宛如真人歌手一般载歌载舞。台下观众挥舞着荧光棒，像为真实世界的明星喝彩一样，为这些虚拟歌手兴奋感动。这一场景折射出一种文艺新趋势：在数字时代，像虚拟歌手这样的虚拟造物，通过将创造机会分享给普通人，以新的技术形式带来具有活力的新文艺形态。 　　这些虚拟歌手大多诞生于一款叫做Vocaloid的电子音合成软件。2000年，Vocaloid最核心的声音处理技术“频域音频谐接法”诞生。2007年，有公司对这一技术进行商业化开发，发布Vocaloid程序和第一个虚拟歌手——“初音未来”。“初音未来”最初只是用于语音合成技术的音源库，但经过开发具有了固定形象：一个梳着长长绿色双马尾、充满未来气息的虚拟歌手。2012年，在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上，中国自己的虚拟歌手“洛天依”的专属声库发布，并以古风少女形象出现。随后，“言和”“乐正绫”“墨清弦”等各具特点的国产虚拟歌手纷纷诞生。这些虚拟歌手具有各自不同的音色和形象，只要在相应程序中输入旋律与歌词，就可让他们为你歌唱；通过图像与视频编辑，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发布这些歌手的MV（音乐短片）和影片。 　　尽管诞生已过十载，虚拟歌手最近几年才开始吸引更多大众目光。这与文娱偶像产业在中国的逐步成熟直接相关，这使虚拟歌手具备商业开发的可持续性。“初音未来”在全世界开了50余场演唱会，接下许多商业代言。中国虚拟歌手“洛天依”参与的文艺表演则更为丰富多样，她登上湖南卫视小年夜演唱会、在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中与京剧名角合唱、与共青团中央合作“中国制造日”活动主题曲《天行健》、与钢琴家郎朗合办全息音乐会，也与流行歌手在舞台上合唱其代表曲。可以说，虚拟歌手带来的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种种新可能正在不断被发掘出来。 　　作为一种新文艺样式创作的生产工具，虚拟歌手是“专业作者生成内容”模式向“用户生成内容”过渡的全新展现。对于创作经验和经费不足的年轻群体来说，虚拟歌手满足了青年人的创造需求，以较低成本就能实现音响与画面的多种创作。对虚拟歌手软件的调试与后续创作成为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游戏”，有活力的新型文化就在这种游戏中诞生。以“洛天依”为例，她的代表曲大部分出自网友之手，每首曲子均有不同版本和不同形式的视觉表现，同时也造就不少网络流行词。虚拟歌手是一种创作工具，一种自我表达渠道，青年人的价值追求、审美趣味通过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虚拟形象表达出来，让技术承载心声。 　　这种“众策众力”的新型文化带来创作机会的普及，实际上与人类早期集体文艺创作的传统——口口相传的民歌、神话和载歌载舞的仪式遥相呼应。这些创作形式曾经承载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以此观之，将虚拟歌手视作一种文艺创作生产工具，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潜在应用范围还很广。例如，除歌唱与舞蹈之外，虚拟歌手还可以作为虚拟世界助手和代言人，引导人们在网络及现实世界探索。他们可以成为博物馆的导览员、服务视觉障碍者的医疗语音助手，也可以成为以音乐形式引导老年人适应网络世界的友善助理。此外，虚拟歌手亲切的形象与较低的成本，使他们在各种层次的教育与培训场景中都具有丰富的应用可能性，他们在电影、音乐剧等大型文艺创作中的应用也尚待开发。 　　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应当如何界定与保护利用虚拟歌手程序完成的各种创作物的知识产权？如何保证其不被用来炮制不良商业内容？如何引导这种新工具与文艺创作更好结合，带来更具深度与美感的新文艺体验？这些都还需社会各界进一步探索。这些虚拟造物也引发我们对真实与虚拟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虚拟世界的规则开始越来越多地在现实世界发生真实影响，人们对虚拟歌手付出的时间、金钱、感情和创造力，也带来关于“虚拟世界的真实认同”的思考。仿真与拟象产生了真实的影响，我们也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创作模式与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文化新天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烟 台 大 众 网      为 民 生   抒 民 意   解 民 忧     新 闻 热 线   6 0 1 6 6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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