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席强聊天是件快事，每次都会有意外的惊喜。持续三天的雾霾后，我们在蓝天白云下聊了起来。他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音乐，更传奇的是最近8年。

    1985年，席强26岁时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师从于我国著名音乐家刘明沅。1990年入中央民族乐团至今。在乐团工作期间先后任乐队演奏员、乐队队长、副团长，2007年任团长。8年的一把手，8年的头把交椅，席强把他领导的中央民族乐团推到国家一流院团的前列。

    新作品是民族音乐发展的关键

　　上任前，席强坐乐队、当队长，即便是在做副团长时，他也是主抓新作品创作、委约新作品，所以当他当上团长伊始就下大力气找新作品。因为他深知，在全国范围内，民族音乐不温不火的状态不是因为观众喜好游离，而是因为演出作品匮乏，曲目老套。这种状况已经发展到影响听众的观赏习惯了。席强认为，民族音乐不仅要继承、并且要发展、要创新。尤其是身处新世纪的民族音乐家，为后代留下富有时代感民族音乐是历史赋予的责任。

　　记者曾经采访过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过的作曲家就有几十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刘长远。当年刘长远的创作之路屡遭忐忑，挫折不断，虽然小有建树，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直到与席强见面后，至今他们所合作的作品已经有二位数，仍然每年都有委约。而刘长远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最近的一次音乐会中，当指挥向观众介绍作曲家时，观众席上竟然出现对明星才会发出的尖叫。

    席强在委约时并不是随便、任意的，多年的乐队工作中让他对新作品的要求有了诸多思考。他对所有作曲家的要求都会有这么几个要求；一是要符合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形态，即乐曲要凸显一两件乐器，让观众看后就有印象。席强之所以这么要求是有目的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有他的小九九。乐队和指挥对观众，尤其是民族音乐的观众不足以拥有吸引力。但如果是协奏曲就不同了，一两件乐器在乐队前面则会形成近距离与观众对话的态势。让观众的注意力有焦点、有沟通。二是要有观众缘。不能太学术，也不能太自我。因为无论哪位作曲家都有一股一定要写出最棒的作品的劲，如果这股劲使大了，作品就容易自我，容易拧巴，结果大多不为观众赏识。这些问题对于委约方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席强认为，乐团的委约金都是来自国家的专项资金，是纳税人的钱，必须得物有所值，得让观众感受到值得。

    不跟风、不盲从

    一直以来，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音乐季是一个专业乐团的重要标志。席强在多年的演出一线发现；对于民族音乐来讲，音乐季并非是衡量一个乐团的标准。因为西方的交响乐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观众的欣赏习惯、消费习惯、文化习性都与中国的传统有差距。西方观众每周听音乐会是生活必须，他们会很早订音乐季票，甚至会和亲近的朋友一起购买，因为音乐会的前后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时刻，这一点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音乐欣赏习惯则有所不同：如同大篷车一样的戏班子，任何戏班子都不可能独占戏园子太久，就转场了，除了大城市，一般都会有或长或短的断档期，当然也就没可能养成习惯了。如此就更不可能卖一个季度的门票了。

　　席强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发现，就观众群来讲，西方音乐观众群与民族音乐观众群并非一个群体，他们之中既有重合也有分开。但仅就北京国家大剧院一个剧场来说，中央民族乐团拥有自己800以上的固定观众群。跟踪他们的观赏习惯又发现，只要有新节目，哪怕是整场音乐会只有一个新曲目，他们就一定会买票。否则则不会购票。依此分析，如果中央民族乐团也搞音乐季，这些固定观众群也许会给面子，但心里却不怎么踏实。尽管中央民族乐团每年在国家大剧院有70台以上的演出。

　　在音乐季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音乐总监。音乐总监负责设计音乐季的曲目安排，这不仅从中可以看出音乐总监的能力，也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而中央民族乐团未设音乐总监，也非音乐总监负责制。既然如此又何必跟风弄什么音乐季呢？

　　变“一人一个”为“大家一个”

    近年来，席强与著名导演王潮歌合作出品了两部作品《印象国乐》与《又见国乐》（以下简称国乐），这在中国音乐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但是这个节目的形式却是所有演职人员所没有接触过的，这对中央民族乐团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团里几位资深演奏家，尽管工作技艺超群享有盛誉，但《国乐》系列中除了演奏外还要求演员登台就“有戏”。这里包括；台步、亮相、台词等等。这对于演员来说是心怀抵触的——从学音乐那天起，就是靠音乐赢得观众青睐的，如今又是走台步、又是念台词，这哪是音乐家干的活啊。开始排练中，老音乐家与导演之间就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然而，席强并没有退缩，他认定这个节目是值得的。他在全团大会上讲，在小会上说，重要的人物还会私下交换意见。他告诉大家，由于《国乐》在演出中，乐曲的创作与表演保留了国乐最传统的手法，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吟诵、演唱和语言表达，使音乐更富有内容和情感。舞台上，演奏家不仅仅只是为演奏而专一性地表演，更重要的是通过独白、影像、美术设计、服饰搭配与音乐融为一体，使音乐与舞台形成了多视角、多色彩、多背景的艺术效果，同时，整场演出结合了中国民族乐器最经典的乐曲，使观众从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回顾与洗礼。当首演结束后，大家通过视频看到自己的演出效果后，特别是媒体反映和朋友圈里的反映，他们意识到，这个形态的演出不仅不是对音乐的背叛，还是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凝聚力也逐渐产生。不夸张地说，这两台节目即便是把所有资料公开，也未必就能效仿。理由是这需要强大的凝聚力，一个人一个心眼是绝对干不了的。

　　很久以来，席强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音乐中没有音乐会这个概念，目前我们看到的音乐厅样式的纯音乐演奏的音乐会来自于欧洲宫廷交响乐体制，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音乐会这一说法。百年前很多中国人奇怪地问：音乐怎么还能开会？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传统与文化形态的差异问题。在古代，“乐”实际上是包含音乐、歌舞、诗赋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内容。古代音乐的“乐府教坊”“瓦舍勾栏”等场所中演绎的各种器乐形式，包括各种地方戏曲艺术中的器乐形式，应该是融演奏、说唱、表演于一体的艺术。所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以单一性舞台形式而出现的音乐会模式，是借鉴学习了西方音乐模式而产生的，在形式上它是以乐器演奏的技术性表演为核心的纯器乐曲。中国类似这样一种形式的器乐合奏最初也是由宫廷走向民间的，一部分是由戏曲艺术脱胎而来。最重要的原则是，中国传统器乐曲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呈现规律，且表演的场所不像西方那样有专门的音乐厅和剧院，中国的民间音乐多以散落在各地的城乡庭堂、田间地头、广场院落为表演场所。

    席强上任后6年，他们的年演出场次为220场，创下记录。明天，他将率领他的中央民族乐团奔赴美国，在美国最棒的三个剧场演出《国乐》。路上他还将把2016、2017年的工作计划慎重地捋一遍。因为只有在飞机上，他才能静静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