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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

来源:人民音乐   编辑:于润洋   2016-06-05 15:06:00   作者:于润洋

  对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特征的上述描述,只是就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的,它并不能概括这个历史时期全部西方音乐现象。前苏联的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音乐创作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在笔者看来,他的交响曲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交响音乐最优秀的传统,本文所概括的西方音乐最珍贵的三个重要特征,在他的一些最优秀的交响曲中得到了异常鲜明的体现。肖斯塔科维奇现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条件和原因,它只能出现在苏联。这表明:二十世纪西方音乐文化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多元性的音乐文化。

  以上是对西方音乐主要特征所作的粗略的历史透视。严格讲,这些特征并不是西方音乐所独有的,但却可以说,这些特征作为整体,它在西方音乐中体现得异常独特和深刻。

  西方音乐之所以能具有上述三个重要特征,其原因只能到西方人深层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去找寻。笔者认为,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理性精神。西方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他们的哲人便强调认识,认识自然、认识自身。他们追求知识,崇尚理论思考和逻辑抽象思维,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理性精神的传统,甚至在经院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也未曾泯灭。从十七世纪起,特别是经过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直到二十世纪,体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方音乐中深刻的理性内涵,缜密的音乐思维,形式、结构的理性化,直到音乐学术研究的高度发展等等,这一切,说到底都离不开理性精神。二、个性解放。西方人追求个性解放,把它视为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实际上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提出的要求,它直接与人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产生的自由竞争意识相关。这种要求,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就已经萌生,而十九世纪发展到了它的高峰。正是在音乐艺术中,这种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情感表现获得了最为广阔的天地,它所强调的不是“和”,而是矛盾冲突。三、创新意识。西方的古代哲学中就已经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永恒变化的过程中,一个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对宇宙万物的辩证观念,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随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日益深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对进取精神的日益增长的客观要求,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大胆的否定精神。在他们那里,对传统的敢于挑战和批判,从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不断变革的精神则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我们从这里可以探寻到西方音乐中那种高度个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越来越频繁的风格演变的社会历史上的、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深层动力和原因。

  笔者把西方人精神领域中的上述三个方面称之为西方的人文精神。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是说,是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是理性精神也好,个性(尤其表现为情感)解放也好,创新意识也好,它们涉及的都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他有理智,有情感,能创造。人的理智中有情感的因素,人的情感中也同样渗透着理智,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也常常正是在这二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是他们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正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人性的本质特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音乐,它的历史是人性自身不断演化的历史。西方音乐建立在这种人文精神基础之上的前述三个重要特征,也正是在西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人性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的音乐文化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对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研究,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人性的本质特征的研究;换句话说,任何离开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都无法真正实现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在当今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西方音乐中,它所曾具有过的那三个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特征,已经在逐渐地消解。音乐中的理性向非理性发展:个性化的张扬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创新精神的极端扩张导致传统几乎丧失殆尽。这也正是为什么非常珍惜具有这三个珍贵特征的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对当下的西方音乐常常产生一种惋惜感,失落感。然而这毕竟是严峻的现实。在商品化已经渗入到包括文化在内各个领域、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音乐发展趋势和现状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过: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是敌对的,例如,对艺术和诗歌就是如此。”(《资本论》)不幸的是,事情被马克思所言中。西方音乐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前景?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它难以预料。但笔者相信,人类艺术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人类在未来终将摆脱自身的异化,在更高的阶段和水平上,实现人性的复归:西方音乐也终将成为人类精神的更加绚丽的花朵,走向更新、更高的境界!

  作者简介:于润洋,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1960年间先后于中央音乐学院和波兰华沙大学攻读作曲与音乐学,1960年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讲授西方音乐史与音乐美学,1983-1992年间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与院长。兼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高等艺术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等职。多年来,除在教学岗位上培养了一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论文集《音乐美学史学论稿》、《音乐史论研究》,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译著《音乐美学新稿》、《论音乐的特殊性》等书。由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1984年获波兰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波兰文化贡献勋章”,198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所在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6年获“第一届杨雪兰音乐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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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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