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完美的协调和平衡，从而营造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审美境界，这是由贝多芬的音乐实现的。确切地讲，贝多芬已经很难简单地被划归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范畴了。他实际上是一位承上启下、向浪漫主义音乐过渡的关键人物。如果说，海顿、莫扎特音乐创作的最后阶段虽然已经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但就其思想体系和艺术天地而言，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大革命前的一代人。贝多芬则可以称得上真正是一位这次伟大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型艺术家，革命的同时代人。他已经从崇尚理性发展为一个向往追求人权，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者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化的憧憬和信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使得他在疾病折磨、情感挫折等一系列不幸的个人遭遇面前，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使他的音乐在深层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内心生活丰富的贝多芬又是一个勇于大胆表露自身情感体验的人。他既冲破了宗教对人类情感的抑制，又克服了贵族宫廷风尚对情感表现的束缚。贝多芬既强调音乐是一种“鉴别情感的过程”，又要求人们“用理性来倾听”他的音乐。在他的音乐中，理性精神正是通过强烈、深沉的情感体验这个中介体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情感真正融为一体，达到了西方音乐历史中从未达到过的完美的协调和平衡。贝多芬在音乐创造上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与这种理性与感性之间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精神内涵相适应的音乐形式。不可抑制的、汹涌澎湃的情感洪流，被作曲家纳入到由理性严密控制着的极富音乐逻辑的、精致的音响结构之中。它既是充满情感内涵的感性实体，又是闪耀着理智、智慧之光的理性创造物。

　　贝多芬亲身感受到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法国革命在欧洲造成的剧烈动荡、异常紧张的社会气氛，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致命的失聪的无情打击，以及情感生活中的失意所带来的孤独和痛苦，这一切都使这位思想敏感、意志坚强、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的心灵中经历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冲击和体验。它使贝多芬的音乐中形成了一种任何一位他的前辈的音乐中所从未有过的那种巨大的内在张力，充满了紧张的、动人心魄的矛盾冲突。作为一位才华洋溢的作曲家，贝多芬创造性地调动了一切他在当时所能调动的音乐手段：主题之间的强烈对置，极富动力性的动机展开，和声功能网的前所未有的扩张，不协和音响的频繁侵入，力度的大幅度对比，展开部的强化和扩大，宏大的尾声等等，这一切在他自称要开辟一条“新路”的《第三交响曲》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海顿、莫扎特的音乐中已经开始展露出来的内在张力，被贝多芬充满动荡、矛盾冲突的交响曲和奏鸣曲发展到了极致。贝多芬音乐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他常常是将他充满内在张力的音乐在经历了漫长、曲折、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引向最终的解决，进入一种和谐的、宏伟壮丽的境界。作曲家对理性王国的信仰和憧憬，对人类社会美好前景的终极关怀，对自身精神力量和人的尊严的确认和肯定，使他的音乐常常蕴含着一种庄严乃至“崇高”的意味，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强大震撼力。这是贝多芬音乐中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去探究贝多芬音乐的这种特质的德意志精神渊源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两位同时代的同胞康德和黑格尔。正是在黑格尔的哲学里，矛盾对立统一的“正、反、和”辩证法则被揭示：而“崇高”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则是在康德的哲学里得到最初的深刻阐释的。

　　贝多芬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自我意识、人格自尊、对自身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的自信，都完全成熟了。贝多芬的音乐在个性化上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过的境界。与海顿、莫扎特相比，他的音乐从气质内涵到风格技法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同海顿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在创作时间上前后只相差不过9年，而它们之间无论在气质上风格上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巨大，似乎完全是两个时代的音乐。由此足见在18、19世纪之交音乐风格演变之剧烈。

　　(四）浪漫主义音乐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出现，标志着由贝多芬最终实现的西方音乐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高度协调和平衡开始呈现出某种失衡的趋势。贝多芬音乐中的那种理性主义精神、对人类社会前景的信念已经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厚主观幻想色彩的个人情感生活体验，崇尚多愁善感、强调情感的至高无上地位，甚至将它置于理性之上。浪漫主义音乐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这种失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所标志的封建复辟为结束，标榜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美丽幻想已经破灭。面对这样的现实，感到极度失望、苦闷和空虚的艺术家，在精神上离开严峻的现实，回到了主观情感世界中去，沉浸到在幻想中营造的世界中去，以寻求精神上、情感上的某种慰藉，曲折地表露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浪漫主义音乐在精神内涵上的这种失衡，体现在音乐风格、技法上的变化之中。一方面，在理性主义精神培育下发展起来的、富于哲理性的交响曲体裁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等人的交响曲创作，无论是精神境界上，还是形式构成上都无法与贝多芬最成熟的交响曲相媲美。即使像布拉姆斯、马勒这样竭力想恢复贝多芬交响曲传统，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作曲家们，在他们的交响曲中我们也很难再能体验到贝多芬交响曲中那种强烈震撼人们心灵的东西，以及在音乐形式上那样既宏伟而又凝练的构思和结构。至于像肖邦、瓦格纳等一批重要作曲家，则已放弃了交响曲体裁。另一方面，在交响曲呈现衰落趋势的同时，规模较小的、极富情感表现力的单章器乐曲和艺术歌曲得到了发展。作曲家瞬间的内心情感体验，富于幻想性的心理冲动，对自然景物的诗情画意的感受等等，在这些音乐体裁中得到非常充分、新颖的表现。这个特征在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肖邦等人的音乐中都体现得异常鲜明。它们的灵活自由的结构、丰满的和声、绚丽的色彩以及精细的织体，为作曲家细腻、敏感、非常情绪化的心理体验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音乐表现空间。这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对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作出的最珍贵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前期，我们在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等人的交响曲中会发现，它们在紧张的动力性和内在张力方面与贝多芬的一些交响曲相比较，是明显地削弱了。但是这种情况却在浪漫派作曲家们的另外一些音乐体裁的作品中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的许多充满热烈激情的单章器乐曲中，建立在强烈对比和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不但没有丧失，而且更强化了。肖邦的一些震撼人心的、充满戏剧性力量的叙事曲、谐谑曲、幻想曲，甚至某些练习曲中所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内在张力，也许是最好的例证。在浪漫主义后期的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马勒等人的一些交响曲创作中，我们看到在贝多芬音乐中所充分体现的西方音乐的这一特征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尽管在他们的交响曲中很难再能让人感悟到贝多芬交响曲中所具有的那种宏伟的、对人类社会未来充满憧憬的理性内涵和给人以鼓舞和振奋的情感力量，但是，这些作品通过非常情绪化的音乐语言所体现的心灵矛盾和冲突却是震撼人心的。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乌托邦破灭以后，艺术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对立，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所具有的反抗甚至叛逆的性质，是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艺术潮流的一个普遍特征。我们正是应该从这里去探寻无论是舒曼、肖邦的，还是柏辽兹的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不安的、激忿的、显现着矛盾冲突因素的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滋养和激发了像肖邦这样的作曲家们的民族意识和情感，这就使他们的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极富紧张性和对立冲突的特征，具有了一种欧洲音乐中还从未有过的社会性质和心理内涵。

　　高度的个性化，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浪漫主义音乐对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大师们在音乐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上追求自身的独特性，显示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们在体裁选择上往往有自己的侧重领域，或交响音乐，或歌剧，或钢琴音乐，或艺术歌曲……，并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独树一帜。这个时期在音乐风格的个性化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成就，在此前西方音乐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史无前例的。音乐创作出现这种空前的局面，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精神推动力，那就是西方十九世纪对“个性解放”的执著追求和向往。勇于摆脱传统的束缚，敢于大胆创新和标新立异，永无止境地要求变革，正是这种精神哺育和推动着几代音乐家，将西方音乐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为人类的音乐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