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约从十五世纪起，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其后的哲学、科学中的理性主义潮流的有力推动下，西方音乐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恢复了对人的关注，音乐家的目光又开始投向人的情感，可以说，这里体现了西方继古代希腊之后第二次对人的发现。中世纪音乐中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的失衡开始得到调整。从若斯坎、拉索，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巴赫、亨德尔为标志的巴洛克时期结束为止的三百多年间，这个调整过程一直在不断地深化。音乐理论领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情感论”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过程。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这个过程的最辉煌的代表。他以马泰福音书为题材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受难乐》中，就其精神内涵而言，宗教理念的表达与世俗情感的宣泄之间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切都是在音乐风格、技法的深刻变革基础上实现的。尽管巴赫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对位法大师，但是，在他的音乐里，高度理性化的复调音乐思维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被动摇；以旋律——和声为结构原则的主调音乐思维已经逐渐渗透到他的复调思维中去，而这种新的音乐思维方式早在十七世纪初叶兴起于意大利的早期巴洛克歌剧体裁中就已经出现。在巴赫的音乐中，教会调式已经基本上被从民间、世俗音乐中发展起来的大小调体系所取代；在这个基础上，功能和声的实践已趋向成熟。这也就是说，与精神内涵中理性与感性之间新的关系相适应，巴赫音乐的形式结构中理性化的、以对位法为基础的复调思维也发生了向更富于情感表现的主调思维的明显倾斜。巴赫在西方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看来，正在于他不仅把复调音乐发展到最后的巅峰，而且更在于他实现了这个重大的过渡，为主调思维的最后获得统治地位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文艺复兴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终结的所谓“巴洛克音乐”这近三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为西方音乐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这一特征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个特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体现得最为深刻的仍属巴赫的音乐。诚然，巴赫的思想、情感和音乐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但他毕竟已经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市民艺术家。即使在他的最富宗教内涵的音乐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在他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深刻意识到的某种矛盾：一方面是对人类苦难及其解脱的充满宗教意味的观念和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世俗人生和尘世欢乐的向往和追求。他的那部《受难乐》，就这部宏大作品的总体而言，正体现了作曲家心灵深处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世纪宗教音乐中所追求的那种内心的和谐、安宁和静穆，在这部作品中常常被一种很富戏剧性的激情所取代。人们对基督的充满世俗色彩的、深沉的爱，对其不幸遭遇的愤懑之情，对其悲惨殉教的巨大悲痛，对在彼岸世界获得幸福的宁静憧憬，这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心灵体验的画卷，为在音乐中展示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一定的内在张力创造了前提。巴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集前人的大成，找到了与此相适应的音乐手段。他终于将建立在平均律基础上的大小调体系推向最后的成就，并在这个前提下完成了和声的功能体系的建构；导音作用的强化，减七和弦的广泛运用造成的不协和和弦音响的冲击，转调的可能范围的扩大，以及在复音音乐的内部主音音乐原则对自身的地位的不断提升等等，这一切都为西方音乐的内在张力这一重要特征的进一步形成铺平了道路。

　　经过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后期这三百多年的发展，西方音乐在个性化程度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作曲家的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强。尽管他们还尚未摆脱对教会或宫廷的依附，但他们毕竟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音乐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当整个艺术开始将目光从上帝转向人之后的必然结果。作曲家们在把音乐虔诚地奉献给上帝时，同时也在表现他们自己，倾诉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尘世的“人”的种种体验。只要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两位最辉煌的代表——巴赫和亨德尔的两部作品《受难乐》和《弥赛亚》做一番尽管是粗略的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时期的西方音乐在个性化上已经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同地域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所面向的不同的音乐公众，这一切都使他们取材于同一题材的这两部作品在音乐的气质、风格上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显示了西方音乐向个性化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三）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海顿、莫扎特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形成，标志着西方音乐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的发展在实现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进一步协调和平衡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的音乐中，宗教理念退居到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新的理性精神的、世俗的市民意识和情感体验。他们竭力摆脱教会或宫廷的奴仆地位，以便成为有独立人格的自由艺术家。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意识到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们为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权利表露自己的思想、愿望和情感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比巴赫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豁达的人生理想，同更为世俗化的情感体验相融合，使他们的音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协调和平衡，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艺术气质和音乐审美境界。这一深刻变化的背景显然是发生在当时西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一方面弘扬人类理性，将它视为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另一方面则呼吁向人类的自然本性回归，在崇尚理性和批判基督教原罪说的同时，强调情感解放，把人类情感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精神内涵中的理性、感性间这种新的关系相适应，以海顿、莫扎特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在风格、技法上最终完成了向主调音乐思维的转变。这种旋律——和声式的音乐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奏鸣曲式结构和奏鸣曲——交响曲套曲体裁大大地扩大了音乐的情感容量，为情感表现的进一步深化开辟了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形式结构的精晰、明快、严谨和均衡又显示了蕴含于其中的理智和智慧，充满了新时代的理性精神。这种纯净、典雅而又不失激情、富于动力性的音乐风格营造了这个乐派音乐的独特的美，它更加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和新的审美情趣。

　　海顿、莫扎特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基于矛盾冲突的内在张力，比起巴赫、亨德尔来说显著地增强了。从音乐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导致这种增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主音音乐的思维方式彻底地取代了复音音乐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表面看来，这种模式比起繁复的复调结构似乎是大大地“简化”了，然而正是这种看起来简化了的清晰、明快、透明的结构之中，蕴藏着复调结构所缺乏的那种生动的活力，它更富于动力性，为音乐中对立、冲突因素的增长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奏鸣曲式原则的逐渐成熟和最终奠定为西方音乐内在张力的增强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在奏鸣曲式中，双主题的对峙，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展开部的不稳定性和动荡性，旋律——和声模式为音乐动机展开和节奏冲击力所创造的可能，功能和声的动力性的增强，以及力度变化幅度的扩大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着音乐内在张力的逐步强化。这个特征，在海顿、莫扎特晚期的交响曲中已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奏鸣曲套曲体裁则是在更为宏大、广阔的范围中通过各个乐章之间在内涵、结构诸方面的对置来体现音乐总体中所蕴含的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奏鸣曲套曲整体的内在张力。

　　就这个时期西方音乐的个性化程度而言，大概没有比莫扎特的音乐更能给人以异常深刻的印象了。身处要求个性解放的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莫扎特已经能意识到，他有权利用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灵体验和感受，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要说的话。莫扎特音乐的独特表述方式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不可重复的；任何试图追寻这种风格的人，都只能成为音乐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模仿者。以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为起点，西方音乐就已经进入了建立在个性化基础上的音乐风格演变越来越迅速和频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