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文化部举行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英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