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太丰富了。1000多年的历史，735个洞窟，492个有壁画和彩塑，240多个洞洞窟壁画中有音乐题材，从最早的北凉期的窟已经出现乐器，鲜活体现了各个时代音乐艺术的面貌特点……”聊起壁画上的古代乐器，音乐图像研究者刘文荣根本停不下来。自2009年，刘文荣集中精力投身音乐图像学，研究以图像形式保存的古代音乐信息。多年来，他积累了大量文献，走访了甘肃、新疆、印度、日本等几乎所有藏有古代“音乐密码”的地方，解开了一个个古代音乐谜题。

    孰真孰假

    “敦煌莫高窟壁画共有45000多平方米，绘有众多的乐器图像内容。”作为音乐图像研究者，刘文荣第一要判断的是，壁画上的乐器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还是画师即兴创作的艺术构思。证实壁画上的乐器是否真实存在，需要从多个角度互证，尽可能从不同角度把证据挖足，有足够的证据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敦煌322窟有个葫芦形的乐器，没有人能够解释它的真伪问题。”刘文荣在日本滋贺博物馆，见到过相似乐器，“乐器外观，演奏乐器的乐伎的发饰、服饰也都与壁画上的一模一样”。该博物馆记载演奏此乐器的是粟特人。能歌善舞的粟特族，是我国古代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信仰祆教。而祆教中的娜娜女神也在博物馆中有所体现。由此，似乎可以判断葫芦形的乐器确实存在过。“但只一个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文荣得知，322窟被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判定，该窟壁画画风恰恰也是粟特风格。作为旁证，与粟特族乐器的证据正好对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刘文荣查找了《隋书》、《元史》、《旧唐书》、《席上腐谈》、《辍耕录》等古籍文献，得出“葫芦琴”确为真实存在的乐器等结论，发表论文《敦煌壁画中所见“葫芦琴”图像考释》。文章得到敦煌研究院的重视，作为依据之一，判定322窟是粟特人开的窟。由此可见，研究乐器还具有断代的作用。

    触类旁通

    得益于宗教学、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的长期积累，上世纪90年代潜心研究音乐图像学的刘文荣，2012年开始才陆陆续续出成果。“有了丰富的积累，看到这个能马上联想起另外一个。”

　　刘文荣曾在两唐书及《文献通考》、《通典》等文献中看到过毛员鼓。“这是龟兹乐中重要乐器，唐代非常流行，已经失传。”刘文荣说，“从文献中来看，这鼓既可以拍击也可以用鼓槌杖击。但是鼓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失传没人知道。而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这种鼓，但仅仅是二维图像，无法知道怎么演奏。”行走各地的刘文荣在印度，看到了“活体”毛员鼓。与壁画上的乐器一样，鼓面上有两个鼓槌，手拿在中间摇，敲击鼓面演奏。以此考证，毛员鼓是印度系乐器，后传至西域，这与文献中将该乐器记于《天竺乐》、《龟兹乐》相吻合。

　　“在印度发现了特别多敦煌壁画里有、但国内已经失传的乐器。”刘文荣介绍，鼗（tao）鼓是中原汉族乐器，民间有个叫法是拨浪鼓。拨浪鼓是一枚鼓，而鼗鼓有两个甚至三枚鼓，摇的时候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2014年，也是在印度，刘文荣见到有人演奏此鼓，上前询问，得知其印度名字叫，”DABARU”。刘文荣当时一愣，他突然联想到藏传佛教中有个鼓叫“达玛茹”（又称嘎巴拉鼓），发音、外观都极为相似，当即确定二者定有渊源关系。

　　“‘达玛茹’有的是用儿童头盖骨制成的。听起来很残忍，其实只是文化不同。藏传佛教讲究灵魂转世，用肉身制作乐器不是残忍，而是种解脱。比如，藏族女人难产去世，把她的小腿骨钻个孔做成笛子，在寺庙里吹奏，是为了免去她此生罪孽。”刘文荣表示，研究古代的乐器会涉及到宗教文化。敦煌壁画之所以这么多乐器，是因为九成以上的敦煌石窟是佛教石窟，乐舞伎乐表达了佛国天镜祥和欢乐的情景。“敦煌石窟不是乐器博物馆。文化、宗教是敦煌石窟中的乐器的母体。如果，研究人员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脱离母体，单纯以乐器研究乐器，很容易出问题。”刘文荣说。

    新疆克孜尔石窟历史悠久，其中一幅早期壁画上，出现乐器箜篌。“箜篌有很多弦，而这只箜篌只有一根弦。于是，有些音乐家得出结论，北魏时期出现了一根弦的箜篌。得出这个结论说明他没有把乐器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下看。其实，这个壁画讲了一个佛教故事。有一天，帝释天和音乐神乾达婆比乐器的技艺。乾达婆说，‘我什么乐器都能奏。’帝释天说，‘我可以演奏一根弦的箜篌。’因此，并非现实生活中真有一根弦的箜篌，而是借用乐器画了一幅宗教题材的画。”

    前赴后继

    说起敦煌石窟，不能不说美术家、敦煌学奠基人之一常书鸿。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巴黎偶然看到《敦煌图录》，得知在中国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祖国。1942年，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常书鸿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离家出走，而他并未动摇，坚持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辛勤工作几十年。

　　“前人研究条件、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洞窟建在古代宗教修行地，都是非常艰苦的地方。敦煌石窟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去县城买块豆腐回来就坏掉了。”刘文荣对老一辈艺术家和专家学者充满敬佩与感激，“后来人一定不要忘掉前人的贡献。当然，由于条件所限，考证的深度、力度不够，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可以去完善。”

　　但是，如今专注音乐图像研究的人并不多。刘文荣介绍，有专家学者对敦煌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但不懂音乐理论知识，遇到音乐领域的问题只觉得很美，不能深入到音乐本体文化上；而音乐专业的人多致力于演奏、教学等实践工作，缺少文献研究功底。目前，刘文荣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平时课堂上，他向本科生介绍石窟壁画上的乐器，并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供学生研究，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音乐图像学，但学生反响平淡。“现在的学生没有这个心思，学生在外面教课，马上能见成果。而音乐图像学想出成果需要长期的积累和钻研。”刘文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