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首部古典音乐电影《大音》首映式在重庆沙坪坝电影院举行。电影《大音》以抗战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专”的一大批音乐人为原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展现了在抗战、大轰炸背景下，音乐人救国于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青春梦想。这是一部音乐故事片，也是国内第一部将古典音乐和西洋音乐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电影。影片的双男主角——陈传声、何臻理的扮演者以及片中拉琴的、弹琴的、吹管的皆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片中他们怀着对前辈的崇敬心情真拉、真弹、真吹，演绎着上世纪40年代的音乐人。

    圣地青木关

　　这部电影以抗战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一大批音乐人为原型创作。青木关在许多老一辈音乐家心目中是圣地。曾经从那里走出了无数古典音乐大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音乐院团，还是音乐院校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1945年5月，在离重庆市中心约50公里的远郊青木关镇，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默默建起了几间校舍，与公路对面的国立音乐学院相望。4个月之后，140名6至12岁的男童陆陆续续地被送来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孤儿院、收容所的孤儿，原本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期盼着要去完成“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的使命。

　　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带着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回到青木关，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其中包括后来获得金钟荣誉奖的黄源澧等。当初招生有两条规矩，一是不招女生，据说是因为考虑到曾经有一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放弃了音乐。二是不收富家子弟，因为吴伯超考虑到多年的音乐学习恐怕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难以承受的。

　　时年9月，幼年班如期开学，专业设置完全都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回忆他在青木关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待遇几乎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因为标准是参照当时“旨在培养未来空军人才”的航空幼年学校而定，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给学生发送衣服、学习用品，伙食标准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

　　青木关的留声机很破旧，唱针是竹签式的，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逐渐低下来。但从留声机流入孩子们耳朵里的音乐，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

　　常州少年班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将政府迁回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及其幼年班便也须随迁。但校舍只够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部居住，幼年班的学生只好在1946年暑假期间迁徙到江苏常州一座废弃的庙宇里，此时在严格的淘汰制度之下只余50多名学生了。

　　迁入常州之后，幼年班便开始在南京、上海、常州、无锡等地以报纸新闻的形式对社会招募新生。刘诚甫把11岁的儿子刘奇送了过去，与他同时入校的有100名新生。

　　吴伯超请来廖辅叔、夏之秋、陈传熙、潘美波等人。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天洞（盛中国之父）原来是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幼年班做老师。他严格异常，为了让学生有正确的拉琴姿势，盛天洞把长短适宜的竹签削尖了架在学生持琴的左手肘处。盛天洞上课时还会拿一根筷子，哪个学生没有把音按准，手指就会遭到筷子的痛击。有的学生手指上的血印成年累月难以愈合，但是谁都承认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别人基本功扎实。刘奇回忆说他们当时对校长是谁毫不好奇，只记得他这个人“很矮小、很黑、一脸大胡子”。

　　吴伯超为幼儿们请来的都是已经成为世界名家的外籍老师，教授小提琴的德国籍犹太人阿德勒原来是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流落上海，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小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当年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以百分毕业，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小提琴老师奥地利人普杜什卡曾是沙皇宫廷乐队首席，时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单簧管老师菲奥尼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还有教授长笛的美国任奥门、皮钦纽克等。

　　1947年11月，幼年班赴南京和大学部的同学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秋季音乐会，当时管弦乐队一共52人，其中幼年班同学就有44人，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

　　随着国民党兵败台湾之后，幼年班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幼年班将有家可归的孩子遣散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留在常州。院长吴伯超筹划将学校迁往台湾，可在他乘“太平号”渡海时，不幸沉船身亡。

　　“后少年班”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筹建，常州幼年班全体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待着去天津，开始新的学习生活。1950年4月，幼年班的40多名师生抵达天津，学生中最大的已17、18岁，最小的12岁。幼年班在天津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柏林举行，文化部从全国57个单位召集了222位成员，成立中国青年文工团，其中幼年班的学生去了20多个。然后又是长达13个月不间断的出国演出，共走了152个国家。

　　当中国青年文工团在上级指示之下变成中央歌舞团，其中的管弦乐队又在1956年分离出来组成“中央乐团”的时候，幼年班的学生就是其中最骨干的力量。终于，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交响乐人才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1957年7月，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黄源澧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一任校长。

　　在接下来绵延的岁月里，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声部首席，成为新中国早期古典音乐基石。例如小提琴演奏家张应发、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等，中提琴演奏家岑元鼎等，大提琴演奏家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等，长笛演奏家李学全、大管演奏家刘奇、圆号演奏家谢厚鸣、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等，还有作曲家田丰、金湘等，指挥家张子文、王恩悌等，还有很多人进入教育领域，他们常常向自己的学生说起青木关、常州，还有牵引他们走上音乐道路的老师吴伯超、廖辅叔、阿德勒等。

    如今从这部影片中，人们可以回顾瞻仰中国古典音乐的传承的历史一隅，通过电影《大音》向前辈致敬，并激励年轻一代音乐学子继续先辈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