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曲创作”这个名词和行为，无论对作曲家还是爱乐者，都是一个颇为纠结的字眼。在创作领域，如果作曲家的作曲手法不够“新锐”，会被视为“没有技术”；在爱乐圈子里，作曲手法过于“新锐”，会被爱乐者视为“不知所云”。毕竟，无论是对专业人士还是古典音乐粉丝而言，最能让人体验到音乐美感的创作，似乎仍然是那些古典大师们的经典之作。难道，当代音乐创作真的只能走非乐音体系？难道，唯有难听的以及听不懂的，才叫当代音乐？世间是否仍然存在某种音乐语言或作曲手法，在激发当代作曲家创作灵感的同时，亦能给爱乐粉丝们带来听觉感知的愉悦且耳目一新？

    12月15日至16日，一场名为“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在浙江音乐学院（筹）拉开序幕。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全国各高校几十位作曲家和音乐学家们，汇集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就已故新西兰作曲家杰克-波蒂（Jack Body，1944-2015）的创作进行研讨。连续三天的研讨活动，还贯穿着影像视频播放、专题研讨、三场专场音乐会（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新西兰弦乐四重奏乐团以及钢琴家高平同台献艺），跨文化的创作意义在这一场研讨会中，有了新解。

    听音寻路——东方探路者

    杰克-波蒂到底是何方神圣？缘何新成立的浙江音乐学院要如此大规模地去研讨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新西兰作曲家的创作？所谓“迻译”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该概念与“跨文化”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带着诸多的问号，初来乍到的与会者试图在这场当代作曲研讨会中寻找答案。

　　12月14日当晚，浙江音乐学院学术报告厅播放的一部有关杰克-波蒂在中国西南采风的实况纪录片，解开了与会者心中的疑团：上世纪80年代，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大鼻子作曲家来到中国，其采风足迹几乎遍布中国的黔东南、云南和西北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这些采风与考察，他将少数民间乐器演奏中的口弦、芦笙、葫芦丝以及山歌、民谣等一并收集、整理成录音，并进行再创作。这位作曲家不仅醉心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集工作，更热心于将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介绍到西方。这使得新西兰成为最早获得中国音乐和当代音乐信息的窗口。

　　两个小时的纪实影片，没有华丽的篇章和大制作的场景，却打动了所有在场的观众。人们没有想到，30年前竟然有这样一位外国作曲家，能如此长时间地往返于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用大爱和热情，一路听音寻路，寻找着原声民间音乐的传统。在名人和大师帽子满天飞的当下，有这样一位外国作曲家能以对亚洲民间音乐尊重的视角，抢救着几近消失或已消失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观者仿佛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在杰克-波蒂踏访中国民间音乐原声的路途中，看到了未来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方向。

　　纪实影片中的杰克-波蒂，踏遍了许多连本土中国音乐家都未曾走过的中国乡间和村落，将采集而来的那些“有趣的声音”，编辑、再创作，为新西兰和中国，留下了一笔丰盛的中国民间音乐宝藏。上海音乐学院学者肖梅在她题为《他的文化关怀与SCAPES——杰克-波蒂贵州田野录音捐赠》的专题讲演中，以许多生动的事例，呈现了这位已故音乐家在为人、做事和文化交流中，为中国音乐家留下的难忘记忆。也是在杰克-波蒂数次来华访问的交流活动中，这位新西兰作曲家与中国许多的作曲家如高为杰、谭盾、叶小纲、贾达群、沈纳蔺以及杜亚雄、宫弘宇、肖梅等音乐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的音乐家们为杰克求真、务实严谨的创作研究态度深深吸引，更为他真切而平等地对待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态度和治学风范而赞口不绝。高为杰称赞杰克-波蒂是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和他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也传递给了我众多的学生。”

　　音乐学家宫弘宇1988年跟杰克-波蒂相识，并成为杰克来华采集黔东南民间音乐素材的翻译和助手。“那个时候新西兰的民族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太平洋岛屿，中国音乐尚未纳入他们研究的范畴。是杰克-波蒂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拓宽到了中国，使得新西兰开始认知并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中国的当代音乐。”

    如果依照当下的形容词，杰克-波蒂称得上是最名副其实的、最接地气的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作家、摄影家、教育家和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家。

    译/编创——本真展现

    以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的双重身份实地采集民族民间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并不鲜见。杰克-波蒂之所以为中国作曲界所推崇，不仅在于他与中国近30年的渊源以及贯穿他创作理念的所谓“迻译”理念。他的多重音乐实践，更是为处在东西方十字交叉路口中那些试图在民间音乐素材和寻求个性化语言的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视角，为如何科学、合理、更加“原声”地保留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如何更加尊重性地关照和审视亚洲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中国音乐，打开了一扇奇妙炫彩音乐世界的大门。

　　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教授，此度研讨会的发起人沈纳蔺将杰克-波蒂的作曲理念归纳为三个部分：1.记谱(Transcription)，2.改编（Arrangement），3.迻译（Transcription in composition）。波蒂“迻译”作曲的核心理念是“返回原本声音——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供分析和讨论的声音现象。这让我们可以握住无形的声音。这里的原本声音指的就是民间音乐本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也出现过大量用民间音乐素材而改编的作品（包括器乐、声乐的作品）,也有相当多的民族音乐学家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田野的采集工作。然而几十年之后，伴随着当代作曲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各种思潮流派的叠起，简单地将民间音乐素材“套用”在西方古典音乐创作的改编形式和手法，显然已经满足不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们创作和表达的需要，反而弱化了作曲家个性化心目中原本表达原声民间“灵感与镜像”的需求。

    杰克-波蒂的“迻译”作曲理念，无疑解答了困扰当代作曲家如何“解锁”民间素材并保持最高纯度的“本体”的疑虑，为这种视角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指引。

    跨文化——激活原生态

    在这次研讨会中，来自全球20多位作曲家、学者的学术发言，大都围绕着“跨文化”的核心，就杰克-波蒂的创作和贡献进行研讨。很多学者的发言，并未停止技术分析的层面上，更多是回顾在与这位作曲家的交往过程中，波蒂在采风、交流活动以及创作过程中诸多细节给作曲家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种印象恰恰跟技术无关，却跟文化态度紧密相连。

　　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讨中发现，最能反映创作中的“本体”表达，恰恰是技术本身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杰克-波蒂却用他几十年怀抱“本体音乐”的信仰和热爱，解决了很多技术层面无法突破的瓶颈，为他的同仁、学生和朋友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

　　研讨会期间演奏的很多杰克-波蒂作品——如钢琴与大提琴而作的《夜景》（Nocturne）运用单音在不同音区的变幻游离，以碎片化的旋律音型表现出扑朔迷离的朦胧意境。弦乐四重奏与录音版《来自云南》、弦乐四重奏与录音《巴厘岛的一间房子》（A House in Bali）等作品，以播放录音加现场演奏的方式呈现，听众们在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中国音乐、佳美兰音乐、保加利亚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跨文化作曲”的独特魅力所在。

　　其实，仅从罩在杰克-波蒂头上的诸多头衔：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作家、摄影家、音乐活动家等，均不能完全涵盖杰克-波蒂在创作领域、音乐学领域以及媒体传播领域的诸多业绩。有人说，波蒂做了作曲家、音乐学家、作家以及传播者的所有工作，他对业界的启示，是多重的、多元的也是最感染的，他的为人态度、他的治学风范和他对音乐创作的大爱和信仰，激活了几代中国作曲家的创作灵感。

　　在采访的过程中，无论是身为杰克-波蒂的助手和翻译多年的音乐学家宫弘宇还是作曲家高为杰、高平以及与会者的外国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一致的认同感：杰克-波蒂对中国作曲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杰克-波蒂的创作中，能看到如今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谭盾的创作方式，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作曲家，都已经成为杰克-波蒂创作理念的推崇者和追随者。

　　在聆听杰克-波蒂的作品时，笔者发现，杰克-波蒂创作中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性：简洁、精致、敏感和细致。仅从听觉上，根本看不出这位作曲家“唯技术论”的任何痕迹，但他的创作技术确实是精心构筑的。他的作品无论是编创还是原创，都体现出这样的特显：似曾相似、却别出心裁，新颖独到，却绝对原汁原味。所有这些均体现出他对还原人性、本真态度和对于民俗原声的极大尊重与挚爱。

    杰克-波蒂的创作实践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传统不能简单地被传承和移植。唯有传统被“有效”激活，传统的传承才具有当代的意义。或许，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仍然需要从文化的原点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而这个视角远非仅从技术层面才可以获得，这种态度更需要音乐家具备布道式的虔诚、宗教式的热情以及人文的大爱，方可找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