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目标

　　如果说音乐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查阅文字史料，从“记载的历史”的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史实和缘由的话，音乐人类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则是田野工作，从保存在特定田野中的今天的人们的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获取信息资料来重构其历史。这也许可以看做是音乐史学和音乐人类学在历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区别了。假如有人只是依靠中国的古代典籍文献研究中国的音乐历史，即便研究者是一位音乐人类学者，这种研究也只能是音乐史学的研究，而非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出“通过田野走进历史”，应该是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重要（但不是唯一）途径。

　　然而，由于音乐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体现为“现时性”（即时性）和“现场性”（临场性）特点。因而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只能接触到有限空间中的个别乐人、单一乐种及其个别的相关文化背景。那么，这样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供研究的过去的历史就只能局限在这一调查对象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可以从田野调查中通过观察和从访谈的口述资料中去追溯和重构历史，这一历史也只能是这一调查对象的历史（this history），而不是这一调查对象以外的其他地域范围、时间范围或某一乐种体系范围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定地域范围、特定人群范围、特定乐种范围的民间音乐的历史称作“个别历史”，而把泛地域、泛人群、泛乐种的所谓“中国音乐史”（正史）称作“一般历史”。从中国以往的学科分工和对音乐历史的研究实践看，音乐史学（仅指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一般历史”，而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主要研究的是各地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

　　当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造成的音乐文化的特殊性，使得现存民间音乐的许多方面与古代各领域的传统音乐，包括宫廷的、官府的、军旅的、私家的、寺庙的、文人的等各种传统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存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体裁形式（如器乐、戏曲、说唱）在律、调、谱、器及曲目体系等方面，与古代官方音乐保持了很多的一致性。因此，即便音乐人类学研究个别地域、个别乐种的个别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有时也可以通过“逆向研究”的方法从这些活着的古代音乐的遗迹中探知古代官方音乐典籍文献中无法解释的许多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一般历史问题。同样，中国音乐史学者所研究的中国古代音乐的一般历史，也常常可用来解释现存民间音乐中有关律学、乐学、曲目等方面的个别历史问题。

　　不过，通过学科交叉的方法，史、论互参或今、古互证地研究中国音乐历史固然可取，但是学科交叉不等于学科混同。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历史，仍应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并应以其优势方法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笔者认为：与研究中国音乐一般历史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目标的中国音乐史学相比，音乐人类学研究音乐历史的强项在于研究个别音乐现象的个别历史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唯有坚持这一历史对象的目标，方可补充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范围的不足，其不足之处正是表现在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作为官方“正史”的一般历史的同时，大大忽略了作为中国古代音乐草根文化（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也正是由于这些个别历史没有被载入史册，因而依靠记载的历史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者也只能回避这些个别历史了。

　　但是，当我们确定了音乐人类学应该依其方法优势进行个案调查、研究个别历史之后，我们还需要思考我们应该研究个别历史中的那些方面？当然，涉及中国古代音乐一般历史的某些内容，比如乐律学史，乐种、乐器发展史，乐曲传播、分布、演变史等，都可以从我们研究个案对象的个别音乐历史中可能存在的一般音乐历史问题中去寻找，去发现和去互相参证。但是，当我们除了借助田野工作、个案研究的优势去研究涉及一般音乐历史研究的同时，不能忘了梅里亚姆（Alan Merriam）一再告诫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标——“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也不该忽略现代人类学（如格尔兹）已经把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以及对“文化的解释”作为其学科方法论的关键这一学术潮流。也就是说，我们的音乐人类学即便是研究历史问题，也应该关注音乐历史的文化的方面；也应该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为己任；也应该通过对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个别历史的音乐文化历史的阐释为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地方性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中，需要“考证”的不仅仅是它和一般历史（官方音乐历史）如何相似或相同，而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的历史事实；需要“研究”的历史对象的内容不仅仅是律学、乐学的规律，而是这一民间乐种应用这些乐律规则的习惯；需要“关注”的历史事实的范围不仅仅是这一地方音乐的音乐形态，更是与音乐有关的人与事的历史事实及其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薛艺兵，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