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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海：琵琶直面现代性
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编辑：刘德海 2016-11-18 16:03:00
20多岁时，我在海外弹古曲《十面埋伏》，有洋听众惊讶地问：“这是一首现代音乐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古曲也现代。75岁时，我听二百多年前创作的欧洲音乐，感受到自由浪漫、清新与激情，这些有现代感的古典音乐，增添了生活的情趣。于是，我自问自答：二百多年前中国人在听什么音乐？早在明朝，中国人已经在听《十面埋伏》了。
随着问题意识日益增多，重新激活50年前存封在脑海中那一条“《十面埋伏》是不是现代音乐”的信息，中国古典与欧洲经典的对话，引起一连串关于现代性的思考。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人研讨的命题。打破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专利权，架构来自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表述方式，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欧洲通过海洋文化、宗教改革和经济发展，从中世纪解脱出来，人代替神成为世界主宰，并踏上现代性这块石头进人工业革命社会。中国百年来，最热衷的话题“ 现代”、“现代性”、“现代化”，已经成为一切行为准则的“座右铭”，甚至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宿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起，沿着西方经济发展的惯性，踩着现代性这块大石头，又摸着旁边的小石头，大踏步前进。当今世界人们面对现实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转而指向现代性发难。现代性表述已经涉及经济、科学、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当然琵琶也开始了。摆在我面前呈多元的现代性，正好比一块让人看得见又摸不透，想回避又不得不踩的怪石头。
对艺术界来讲，最吃紧的一个事实是西方现代与传统决裂的二元对抗理念，百年来不断冲击着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文艺领域，其得有赞，其失堪忧，其患深虑，一切亟待估量评算。如何冲破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抗论？这里且说说我的琵琶在现代性这块石头上50多年的行程片断。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式的政治与艺术联姻。我20多岁，紧抱琵琶走上街头，扛着“反帝大旗”狂奏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又是20多岁，创作思想大解放，古今中外（音乐）齐上台，我热情弹奏《送我一枝玫瑰花》；29岁，遭遇“文化大革命”，政治走向极端，琵琶当作“冲锋枪”正步走上台，我豪情弹唱《语录歌》。
在政治“服务论”、“目的论”的推动下，中国曾产生一大批政治性、艺术性、技术性较高的红色经典艺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竟带来中国传统音乐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切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的原因首先归功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下文简称“二为”）。颇具现代性的“二为”方针为琵琶开拓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局面。琵琶历史三次大交流：一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大唐到明清由西向东的传承；二是明清，由北往南在江南生根开花结果，形成近代几大流派；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南返北， 众多人才以首都为聚集点，向全国辐射。所谓琵琶三大顶峰，一是大唐，二是明清，第三顶峰便成于20世纪60年代。
宏观说，中国的艺术主旋律不在于“革命”、“红色”口号与标签。具有思想性、艺术性、技术性的相对完美统一，好看好听的艺术作品，是赢得广大百姓喜欢的硬道理。经历史筛选，凡符合硬道理的就保留了下来，不符合硬道理的大凡一次性表演过后烟消云散。“文化大革命”前后创编的，政治目的与艺术规律相
互协调的琵琶曲有《狼牙山五壮士》《游击队之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浏阳河》《唱支山歌给党听》《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作品。有的已纳入教材，有的至今常演常新就是这个道理。
20世纪80年代，40多岁的我，开始有了寻根意识，探求人生意义，搁置“服务论”、“目的论”，进行“人生篇”的创作，我和琵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新家。80年代是中国最宝贵的思想活跃期，也是我人生艺术的重要转折。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过后，开放急速，改革心切，唯缺少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退思而求进的大思路，故而反思反省难成气候，此为日后进入经济社会留下不少隐患。
20世纪90年代，政治与经济紧紧捆绑。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被定格为经济社会。艺术“服务论”、“目的论”转向“一切为经济中心服务”。西方后现代经济发展追求“大福特主义”的利润最大化。全球一个文化消费时代来得如此迅猛，人们毫无节制地享用地球资源，天天游戏，时时娱乐。在现代性的世俗世界里，金钱篡夺了上帝的位置，几乎受到一切人的崇拜。许多人变异为“ 钱奴”、“物奴”， 现代性的人文精神被彻底抽空。记得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德行、爱情、诚信、知识、科学等等……一切东西都可以用于交易的时代。这是一个总体衰败和普遍腐朽的时代，或者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该时代一切东西，无论精神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一种市场价值被带到市场按其最真实的价值进行评估。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批判，已经在当今的中国逐一得到验证。
当下的舞台，不厌其烦上演感觉刺激低俗的节目。大成本、大制作、大场面、一次性的晚会，变成制造一批又一批明星的“大工厂”。“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 但如果把它用于支持一种无益、铺张和肉欲的快乐，它便变成一种恶事了”（〔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页）。动用纳税人巨资的某些晚会是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无益铺张和肉体快乐”的另类“犯罪”。一个崇拜领袖，崇拜政治，崇拜革命英雄人物的时代结束，转向过来崇拜明星，狂恋明星，并成为百姓尤其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宗教。
琵琶面对碎片化、平庸化、粗陋化的“四化”舞台，不知所措而痛苦之极。我年过半百苦守阵地不“娱乐”，相信琵琶高雅不说教，通俗不姓“黄”，琵琶不作摇钱树，甘坐板登天地广。
青年学生作为未来艺术传承人，我以宽容的心态认为，他（她）们可以为了生活， 偶尔“娱乐”，但千万不可“娱乐”职业化。娱乐主义是社会精神危机的必然，它与虚无主义配成一对孪生子在音乐舞台上轮番登场。
哲学家尼采一百年曾预言我们描写什么将要到来，什么将毫厘不差地到来，那就是虚无主义。这在中国尤其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传统乐器中，琵琶技巧最丰富，音色微妙，音响奇特。这块木头还能发出几十种神秘的噪音怪音。难怪先峰派弄潮儿唯独相中琵琶，是“福”还是“祸”？无旋律，无章法，无风格，无民族，无国籍——“无灵魂”的创作思潮，制造一大群无家可归的噪音、怪音、嘈杂声在弦索上乱舞，破坏了音乐中的中和本体，琵琶严重变形，活像一个脾气粗暴的坏孩子。无情无理无枝的音乐，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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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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