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人们眼前马上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高山俊岭之上，两位风度翩翩的雅士席坐于苍岩飞瀑与古松巨石之间，一人举止优雅的抚琴，一人神态平和的侧耳静听；或在茂林修竹之间，一位身着宽袖长袍，气质刚毅洒脱的隐士，静坐于清泉碧溪畔临流抚琴，兴之所至，身心俱忘；或于苍松怪石之间，一位高士当风振衣，风致飘逸地行走在幽静的空山之中，身后的童子携带一张古琴，随同主人去访友寻知音。如此种种，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以弹琴抚弦为自娱，于安逸闲适中寻找清静高远心境的情态，曾在无数的诗词文赋与金石书画作品中得以尽情展现。最为人们熟知的是，被喻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琴棋书画”四大“雅好”中，古琴居于首位，此足见琴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难怪在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文人的形象总是有琴相伴。

　　那么，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乐器中，为什么惟独“琴”能够居众乐器中的“王者”地位，并被受历代文人青睐和推崇，从而成为他们常备不离的雅器呢？中国文人在古琴这件乐器中又寄寓了什么样的精神呢？

　　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秦始皇运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很快灭亡，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从此，懦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失意、不幸的命运，此时玄学盛行，遂使老庄之学得以广泛、深入地进入文士的精神世界。也因有了这种契机，使中国古代文人的儒、道互补的思维定势及心理模式结构开始正式成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道家崇尚自然的价值观、求退避的行为结构及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对儒家强调积极干预、进取有为及大一统的国家学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它恰恰又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对立和补充，并在思想方式上是彼此相通的。也就是说，儒道两家思想的转换，无需思想方式上推翻重来，只要相互转变，就可以在“达者兼济天下”与“隐者独善其身”之中便捷地作出人生路途的抉择。

　　于是，儒道两家在思想上的这种互补结构，为文人的二重人格提供了思想依据，如果得志时便是儒家，入世为官，乐观进取；一旦失意时便成为道家，出世隐居，消极退避；或者逃遁到比道家更与世无争的佛禅世界中去，从而构建起了中国古代文人“儒治世，道修身，释养心”的心理。正因为以老庄道家思想和佛禅的思想普遍渗入历代文人心田，同儒家思想共构互补地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入自觉的文化心理模式，完整意又上的中国古代文人也就因此形成了。

　　“中和”是儒家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解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表露时，叫做中；表情外露时，不偏于表现一种感情，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由此运行，万物生生不已。“中”与“和”作为一对相关联的概念，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和”是把许多复杂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中”则是指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中和”的主张就是将矛盾的各方面调和统一起来，使其和谐适度，从而达到最佳状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音乐观念和审美情趣便有了高下雅俗之分。虽然士人在音乐审美观念上各不相同，但都在推崇“雅”的观念上趋于一致。儒家所推崇的“雅乐”，要求合乎礼的规范，是那种使“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以平德和”（《左传》）的宫廷祭典音乐。这种用于典礼音乐的演奏，节奏缓和，声调平淡，造成庄严、肃穆、平静、和谐、安详的气氛，给人以中庸平和的音乐美感，能使人从中得到伦理道德的感化。相对“雅乐”而言，儒家则对代表民间俗乐的“郑卫之音”大加批驳与贬抵。在儒家的观念中，春秋时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放荡悦耳，这种靡靡之音能消磨人们的意志，使人贪图享乐，颓废堕落，所以后世以“郑卫之音”代表放荡激越的音乐。因此，音乐中的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均发自人心，听其音声，就可知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其间体现演奏者雅俗志趣的音乐自然也清晰可辨。

　　对于儒家所推崇的“雅乐”，道家却以表现人的自然情性为美的音乐审美观。这种音乐审美观尊崇自然、无为、朴素、恬淡的特点，即在体现人纯朴的本性音乐中，助益于人“纯粹而不杂，静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庄子-刻意》)的养生之道，亦即是老子所讲的“致虚极，守静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才奉“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无声音乐为音乐美的极致。至此，道家在儒家所赋予的政治功利和社会伦理意义的“雅俗”音乐观之外，客观上又提出了一种纯粹以音乐审美情趣和品位来划分，由典雅精致、虚静简淡为特征的又一重“雅”乐的审美观念。这种“虚静简淡”的意趣的萌生，对后来的文人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儒、道互补思想的具体显现，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定势和人格模式一样，“正中平和”和“静淡远虚”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音乐观，共同构成了文人音乐的审美基础。这种代表著文人音乐审美精神与美学取向，又在的古琴艺术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琴”在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不仅创造并完善了独特的琴器、琴曲、琴谱等，更因其深沉高雅的音色品质与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及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古人对琴的评价极高，西汉时期便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魏晋名士嵇康在其《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人顾况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另外，随着“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的修身养性功能被文人日益强调，“左琴右书”、“士大夫无故不撤琴瑟”等古琴音乐观念在凝固，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可替代。琴成为历代文人们具备音乐修养及实践技能必修的一种乐器，同时也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情操的最佳体现方式。毫无疑问，琴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古琴的神奇魅力，首先来自于琴器所特有的音色品质，而这些特有的音色效果又与琴的材质、形制、结构、髹漆等斫制工艺有着直接的关系。琴体的构成，主要是由一整块木材腹腔开剜后制作的面板与底板胶合，内部形成一个狭长的“共鸣箱”，然后再周身髹以厚厚的大漆而成。弹拨类的弦鸣乐器，是以弹拨极具张力的弦为振动源，再与由面板和底板结合构成的共鸣体产生共振而发音的。琴的弦位较长，音量不大但余韵悠长，面、底板浑厚且共鸣箱体积较小，特别是通体表层髹有厚厚的漆胎，这样特殊的斫制与构造方式，使共鸣体振动不充分且有传播阻碍，造成琴在发音上具有轻微淡雅、深沉悠远，圆润古厚的音色特点。而这些发音特点，恰与历代文人在音乐上追求的“中正平和”、“温良敦厚”及“虚静简淡”的审美情趣相合。可以说，古琴特殊的斫制方式决定了演奏者崇“和”尚“雅”的审美趣尚，而历代文人对古琴的推崇与偏爱，又促进了古琴形制的不断发展和音乐表现力的逐步完善，其特有的音色品质与后来日益丰富的其他乐器品种及民间俗乐越来越不相容，琴逐渐成为了文人雅士们抒发高雅情怀所专用的乐器。

　　相对来说，古琴的音量不大，但古琴主要是古代文人在书房中自娱或在三、五好友间欣赏交流，在古人眼中：“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古琴的声音大小正好适中，体现了“中和”之美。

　　就总体而言，古琴的音色有散音、按音与泛音三大类型。散音，指左手不按弦，以右手弹弦所发出的空弦音。散音即空弦音，其特点是比较浑厚宏亮，共鸣性强，余音悠长。按音，指右手弹弦，左手指顺弦依徵位按弦所发出的声音为按音。按音没有散音清亮，共鸣性和余音亦相对较弱，但其音温厚、结实，其多变的走手指法通过改变琴弦的不同张力，创造出无穷的音色旋律，古琴音乐的主旋律也主要是由按音来表现的。泛音，为右手弹弦，左指对准徵位轻点琴弦，得音清亮空灵，称为泛音。泛音则清脆，晶莹、纯净、明亮，有金属声，富于弹性，与散音的厚重深沉、按音的沉着多变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古琴还分为低音区、中音区与高音区三个不同的发音部位，低音区低沉、浑厚、古朴、苍老，余音绵长不绝，高音区则清亮圆润，富有穿透力度而又具醇厚之韵。中音区取音“中和”。在琴曲中，这些充满矛盾的不同种音色常常配合使用，通过高妙的处理手法，使古琴的散音、按音、泛音及高、中、低音区调和在同一首曲中，使丰富的音色得以和谐统一。这恰与中国文人崇“和”的观念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