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是一个传奇。从这里走出了许多活跃在国内外音乐艺术舞台的作曲家，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陈怡……每个名字都是音乐界耀眼的明星。在他们中间，瞿小松又是非常独特、另类的一个。他是作曲家，却总在谈老庄、佛陀、耶稣……他任教于音乐学院，开的课却都是《音声之道》、《道德经》、《金刚经》……问他什么时候对生命、自然、智慧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他笑答：“上辈子吧。”

    顺其自然的感觉好极了

    出生在贵阳的瞿小松，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是跑到山上去，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个人静静地望着天空，很舒服很自由。“那时没有雾霾，空气很好，”瞿小松笑道，“蓝天白云，感觉自己随着云朵在那飘。”大了以后，他又很喜欢干净的感觉。写乐谱，有时候写完的谱子会重新再写一遍，不是因为写错了，而是觉得不好看。“我夫人说‘你有很多时间用在这个上头。’”

　　瞿小松总说自己胸无大志，“顺着感觉走，顺其自然的感觉好极了。”没有抱负就没有包袱，一直到20岁瞿小松都在“瞎玩”。十几岁时，上山下乡当知青。在黔东南苗族山区插队务农，除了要技术的犁田以外，什么农活都要做。“我没有觉得被文革耽搁了，反而觉得很自由，”瞿小松喜欢山，也喜欢山寨子里的人，“他们直率、诚恳，而且非常敏感，如果你对他好，他马上就感觉到，而且会成为永远的朋友。”直到现在瞿小松仍然最喜欢和这样的人交往。

　　一个偶然的机会，瞿小松在朋友家听到了交响乐，“哇，那感觉太好了！”从没有接触过西方音乐的他，开启了音乐的世界，埋在心底的音乐种子突然发了芽。20岁的他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需要童子功，瞿小松没有从小练习，不过除了手指不太灵活，其他方面全然难不倒他，“学五线谱当天教，我当天就会了，没有遇到一点困难。”20岁起步，对演奏来讲为时过晚，但对于音乐创作来说永远都不晚。之后的音乐道路上，虽然写大部头作品时需要很多心力、精力、能量，但瞿小松始终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1972年，瞿小松凭借超常的乐感考入贵阳市京剧团管弦乐队。京剧现代戏需要乐队，排练、认谱、合奏对他来说是很好的锻炼。

    文革结束，瞿小松与两个小伙伴一起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两个小伙伴的录取通知书下来，瞿小松却迟迟得不到消息。但瞿小松自信绝对能够考取，他直接飞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给他的答复是，录取了，只是通知书辗转得不知所踪。

    高人指点终生受用

    “有些高人的点拨，一辈子受用。”瞿小松对教导过他的恩师充满感激之情，“我特别幸运，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遇到了杜鸣心。”三年级的时候，来自大山的瞿小松发现，自己与所学的西方音乐之间一直有距离感。“西方音乐语言不是我能用的感觉，那种在山里跟农民相处的感觉。”后来瞿小松开始寻找适合的语言，寻找自己的表达，做的事情开始与学院教学体系、风格相背离，与老师的作曲风格、趣味也已经不一样了。“但我能清晰地感觉杜老师很高兴这个不一样。最佩服的是，我跟他的方法不一样，但他给我的指点正好我最需要的。”

　　有一次，瞿小松拿着自己的作品来找杜鸣心，杜老师拿起谱子便弹。“然后跟我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少几小节’，意思是不够充分，‘这是不是多了几个小节’，意思是你啰嗦了。”在多与少之间，瞿小松明白了时间结构的分寸。

　　作曲家高为杰也是瞿小松特别感激的老师之一。还在贵阳京剧团的时候，瞿小松随团到成都拍电影。听说四川音乐学院有位高人——高为杰，作曲很棒，便“拿着谱子直接敲他的门去了，那时我（作曲）有几个和声特别爱用、老用，自己很得意。”听高为杰用钢琴演奏谱子，瞿小松坐在一旁，心里暗自等着表扬。没想到，演奏完高为杰转过身来说，“小松啊，和声就像平时都吃素偶尔吃个荤。如果总乱吃就要拉肚子。”一盆冷水浇过来，让瞿小松恍然大悟，从此知道了材料的分寸。

    老师的这种点拨方法特别适合瞿小松，不讲大道理、不讲很深的逻辑，很简单、很直接，学生悟到就得到了。

    热爱创作的自由

    瞿小松常说，“西方音乐很好，但不是我的语言，中国音乐有自己的魅力”。1988年，美国一个基金会负责人飞到北京约见瞿小松，告诉他，“你是我们最想邀请的那类人。”随后瞿小松来到了大洋彼岸。应哥伦比亚大学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瞿小松由亚洲文化基金会出资赞助，在美国从事音乐创作。一年后项目结束，瞿小松作为自由职业作曲家，留在了美国，一待就是十年。

    “在西方从事音乐创作不是以票房为标准，而是以独创性为标准。比如乐队、音乐节请你写作品看重的是才华、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考虑市场。”瞿小松在美国期间，接受的大部分委约来自欧洲。在西方创作，瞿小松最享受的是自由。“西方委约制度对作品没有内容要求，惟一会告诉我需要多长时间的作品、提供的乐队规模以及什么时候首演，并且说明首演之前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公布。”委约方会完全接受作品，对作曲家充分信任。

    忙碌的宅男

    2000年，回到国内的瞿小松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校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开什么课都可以。直到2010年离开，十年间，瞿小松的《音声之道》十六讲慢慢形成，而“眼界要开，并非西方音乐就是惟一”的音乐理念，对上海的年轻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瞿小松在上海创办了瞿小松乐坊，鼓励中国作曲家给中国乐器写作品。瞿小松不提“民族音乐”四个字。第一，因为他认为“民乐”是个糊涂概念，各国都有民族音乐，民乐是总的称谓；第二，显示出不自信，似乎在说西方音乐是正统，没有底气。瞿小松音乐坊以作品本身作为选择依据，而不是作曲家的名气。曾有人说，如果上海还有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瞿小松音乐坊。但是，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做得很累，渐渐就停止了。

　　2011年，瞿小松来到北京后，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传统音乐节上恢复了瞿小松乐坊，每年做一台演出，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瞿小松乐坊不做作曲家的东西，而关注原生态、戏曲的精品。从上海音乐学院辗转到中国音乐学院的瞿小松与谢嘉幸教授合开了《音乐纵横三人谈》，此外还有研究生课程《音声之道》、《道德经》、《金刚经》等，以后他还计划讲讲陶渊明、苏轼、庄子。

    瞿小松很少参加应酬，“有人觉得我隐居，我没隐，只是确实没有时间活动。”1993年，瞿小松创作首部歌剧《俄狄浦斯》于瑞典国家歌剧院上演，并因这部歌剧认识了现在的夫人。2011年与家人移居瑞典的他很喜欢这个国家，“跟美国比起来，瑞典人更单纯、友善，文化教养程度很高，尊重对方。”他住在美丽的斯德哥尔摩。不论写书还是作曲都是在瑞典完成，有时写累了，瞿小松走进附近的森林、走到湖边，沐浴在纯净的空气中，很快就能找到灵感。现在的瞿小松，每年大半时间在瑞典，生活、写作、带孩子，成了最忙碌的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