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如前文所述，“人文关怀”的第三层涵义是彰显主体的“个性”与“差异性”，那么在交响乐里是如何展现的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即，交响乐所涉及的几种类型基本上都是在古典时期之后确立其体裁规范的，而恰恰从古典时期开始——特别是伴随康德的“天才”学说（康德认为，天才是为艺术制定规则的人，他们不善“效仿”，而是长于“独创”）的问世——“独创性”（Originality）开始成为作曲家极力推崇的艺术品质。所谓的“独创性”（或者说“原创性”），其实就是一个作曲家与众不同的“个性”与“差异性”。由于交响乐所承载的艺术价值和表现潜质堪称“器乐之最”，故而其中所彰显的创作主体的个性与差异性也极其明显。我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看到交响乐的这一特质。

　　从形式上看，交响曲、交响序曲、协奏曲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奏鸣曲式”的整体框架，然而作曲家们在上述三种体裁中所实际写出的奏鸣曲式，却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位作曲家在不同作品里对奏鸣曲式的细部处理各不相同，不同作曲家在处理奏鸣曲式时的倾向和策略就更显差异。比如，海顿喜欢使用“单主题”的奏鸣曲式（即，呈示部里只提出一个而不是两个“论题”），呈示部里虽然有主、副部两个调性区域，但在副部区域里并不引入新主题（简言之，有副部，但没有副部主题），海顿所强调的不是乐思的对比，而是乐思的贯穿；而莫扎特的呈示部却偏爱使用明确对比的两个主题（或者说，两个在“立场”上相互“分歧”的“论题”）；到了贝多芬手上，两个主题之间的性格差异更显剧烈（亦即，两个“论题”之间不仅是“分歧”，而且要“对抗”）。至于说在发展部、再现部和尾声里，作曲家的手法差异就更为明显。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奏鸣曲式又有许多新的变化，在此无暇细说。总的来说，对于“独创性”的诉求在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两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妨重申：在“独创性”诉求的背后，其实就是“个性”和“差异性”诉求。

　　从内容上看，交响乐中蕴含的“个性”与“差异性”更显直观。举例来说，许多作曲家都尝试过在交响乐中表现“田园性的”气氛和景致，但它们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匠心却各不相同：贝多芬《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建立在田园风格的象征性乐器——圆号（因其前身是“猎号”）——的常用调性（F）上，其第II乐章里以长笛模仿鸟鸣，第III乐章以奥地利民间舞曲兰德勒来表现农民舞蹈，第IV乐章以弦乐上密集的震奏和定音鼓上的滚奏来模拟“春雷”；德彪西管弦乐前奏曲《牧神午后》（实际上是一首交响诗）以长笛上吹奏的慵懒曲调表现正午时分昏昏欲睡的牧神，以竖琴上的快速音流表现微风吹拂；马勒《D大调第一交响曲“提坦”》第I乐章开头以高音弦乐上的持续音（A）来表现晨曦，以圆号上的舒缓旋律来代表黎明的晨号，以长笛上吹奏的下行四度跳音来模仿鸟鸣；德沃夏克交响诗《金纺车》以大提琴上的三连音固定音型来模拟奔跑的马蹄，以三角铁等打击乐器来模拟马脖上的铃铛，以大管和弦乐跳奏的下行半音阶来模拟烈马的嘶鸣，以英国管上的持续三连音来模拟纺车的摇转，以短笛上清新婉转的曲调来代表牧童的笛声；格里格《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第I乐章（晨景）以一个牧笛曲调的逐渐加厚和持续向上转调来表现“日出”（太阳升高并逐渐变暖）；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第II乐章（金星：和平之神）中以长笛和法国号的延音表现蝉鸣，以竖琴表现溪水，以钟琴和钢片琴表现清泉……。除了“田园”意象以外，不同的交响乐作曲家以及不同的交响乐作品在表现“爱情”、“战争”、“苦难”、“回忆”、“乡愁”、“焦虑”（等）时所用的手段也是纷繁多样、各具特色，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此间所显示的个性、独创性、差异性是如何强调都不嫌过分的。

　　V

　　交响乐的人文价值还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创作环节，事实上在交响乐的表演和接受环节，也处处洋溢着人文气息。交响乐由于涉及的乐器声部和乐手数量非常之多，故而在演奏过程中对于“协作”的要求比任何其他器乐体裁都更苛刻，而这种协调并不仅仅是“步调一致”这么简单，不同乐器组在音色、音质、音量等存在显著差异，如何能谐美地保持平衡和统一，这牵涉到乐手们的分寸感、默契度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包容和迁就。有时候同一个乐器组之间会有多个分部，它们在气口上相互交接，在和声上彼此支持，在旋律材料上有时共同分担，有时彼此轮换，乐手们时时刻刻都要协助、扶持、衬托、呼应。因此可以说，演奏交响乐是人类交流感情、美化人性、增进涵养的绝好媒介，是促进“人文修养”的一种形式美妙且行之有效的途径。

　　最后再谈谈我们对交响乐的聆听和接受。出席音乐会聆听交响乐是一种“仪式性”很强的社会行为。观众们衣冠楚楚、举止得体，席间泰然端坐，以肃静的气氛“洗耳恭听”，乐章之间不鼓掌，不打断乐手们尚未结束的“谈话”，曲终时报以礼貌的掌声与喝彩。艺术家们比观众们更讲礼仪，他们身著礼服，心无旁骛，持续数十分钟保持高度专注，为观众们展现他们精心修炼的艺术，以及他们深刻独到的思想。音乐会结束时，艺术家们会肃然起身，井然有序地鞠躬谢幕，以表现他们对艺术和艺术聆听者的敬意和谢意。与此同时，观众还礼，反复鼓掌，吁请艺术家们返场加演……。于是我们发现，就连这“谢幕”环节也表现出了约定俗成的“礼仪”，这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与聆听者惺惺相惜、彼此尊重的修养。

　　综上可见，交响乐是一种有着深沉的历史积淀、厚重的人文底蕴、饱满的人性关怀的音乐体裁，它在各个侧面上都浸透着“人性智慧”，并洋溢着“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创造的伟大成就。一部被完美演绎的交响乐就是一个艺术化的“大同世界”：乐里乾坤，风云变幻，万千气象，纷呈井然。各乐章通融连贯，性格对比却内在统一；主题间从容感应，偶有对抗但终于和解；声部间平衡谐美，起伏错落却有条不紊；乐手间默契协作，职能各异但目标相同。我们的祖先主张以“礼乐”治理天下，并认为礼者别序，乐者统和，开合得当，礼乐安邦。在此意义上说，交响乐既是体现“统和”思想的深刻典范，也是蕴藏“管理”智慧的生动教案。

　　作者简介：孙红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