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尝谓中国人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此乃中西文化大体系歧异所在。随事可以作证，即论音乐，亦不例外。

　　中国古人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竹乃器声，肉指人声。中国人亦知分别人声器声，而乐则以人器声和合为上。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器声中有此八类分别。但金声玉振，则和合此八类，有首有尾，有始有终，会成一体。而器声又必和合之于人声。古诗三百首，必于人的歌唱声中和合以器声。此乃中国音乐之主要所在。自楚辞汉乐府以下，实皆以人声为主，直迄近代无变。西方人则器声歌声终不免有分途发展之势，此则双方不同之显然可见者。

　　但和合中仍必有分别，而分别中亦仍必求和合。西方乐器中如钢琴，即在一器中亦可演奏出种种分别来，而和会为一，故钢琴可以独立为一声，而自见有种种和合。相传西方钢琴乃由中国之笙传入后演变而来。但笙之为器在中国，则数千年无变。虽亦可独立吹奏，然其声简单，无特别可甚深欣赏处，终必和合于其他器声中，乃始见笙之为用。其他乐器皆然。

　　如琴为中国主要乐器。诗曰：“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则琴亦每和合于其他乐器以为声。若其单独演奏，如伯牙之鼓琴，下至于嵇康之《广陵散》，非不擅一世之名，而其传则终不久。又如后代之琵琶，亦可独立演奏，上自王昭君之出塞，下至浔阳江头之商人妇，琵琶声非不飞扬震动于人心，然琵琶声亦终必和合于歌声。而且亦终不能以琵琶声来作中国音乐之代表。故其分别发展终亦有限，较之如西方之钢琴，则远见其不如。

　　故中国音乐之发展，则必在其和合上求，不能在其分别上求。但在和合中必有一主。西方音乐主分别，在其分别中亦多求和合，而在其和合中则不再有一主，此又双方一大分别。如钢琴可奏种种音种种曲，但其为主者则只是此音此曲，不能在此音此曲外更有主。西方之大合奏，集种种乐器，但所奏只是此曲此调，非别有主。中国音乐则于会合成乐之外又有主。此乃中西文化体系一大分别所在，不可不加以严格之分别。

　　西方重个人主义，但亦必有社会和合。而于社会和合上，则不能再有主。即如今之所谓民主政治，此非一大和合而何。而于此和合中，则必尽存一切分别。即如大总统，乃政治上一最高领袖，亦必在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分立中尽其有限之一分权力而止。又有年限，一任四年，再任八年，则必退。故居总统位者，虽有才能而不能尽量呈现其才能。斯可见西方政治理想中，似亦并不以政治人物之才能为主，更无论其德性。即如西方音乐中之大合奏，积数十百人、数十百器以为奏，谁一人谁一器为之主？故惟此奏与彼奏有分别，而每一奏则分别各为一奏。

　　中国平剧，虽是一大和合，然必以人声为主，而一切器声皆其副。在器声中，又必以京胡为主，而其他尽其副。即论锣鼓声，亦以一小鼓为主，而其他锣声、鼓声尽其副。即就人声论，亦有主有副。如《四郎探母》，此剧中角色极多，但以四郎为主，此外如铁镜公主等皆其副。又如《锁麟囊》一新剧，出场角色尽多，但以薛湘灵一角为主，其余则皆陪衫而已。中国剧本尽如此，亦惟如此，乃可谓之真和合。

　　《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岂不在求家国天下之和合，然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则各自以其身为家国天下和合之本，即以己身为家国天下之中心。《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仍不失其分别之存在，以位以育，则成一太和之境。然和之内，仍有一中，乃始得成其和。苟无中，斯亦无和可言矣。庄子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一环即是一和，环有大小，而皆有一中心。使无中心，亦不成环。余此文所言之主，则即是庄子所谓之环中也。

　　中国乃一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以士为中心，故社会得和合。士志于道，孝弟忠信，仁义礼智，乃人道之大者。惟以道为中心，则人群乃永得其和合。西方个人主义，个人与个人间无道，何得有和合。西方有宗教，然凯撒事凯撒管，政教分离，则宗教亦人生中一分别。西方音乐主要在教堂内，或则在娱乐场合，即中国亦大率如是。惟中国之迎神赛会，以及一切社会之群众娱乐，必求融洽在大道中。而西方则缺此一大道，虽亦仍求和合，终不得一真和合。民主政治乃以两党分立为标准。美国共和党竞选，获大多数，得举出一大总统，而民主党则依然存在与之对立。民主党竞选获大多数，举出一总统，而共和党复依然存在与之对立。其他有并不能两党对立，而多党纷立者，则乱常多于治，其政治安定更不易。以此为例，又何从产生出一大和合之音乐来。

　　但中国平剧，本亦是一种衰世之音。故其情节及其歌唱皆非和平中正之音，乃多哀怨苦痛之声。即如《四郎探母》一剧，杨四郎被俘番邦，正为欠缺一死，隐姓易名，以求幸存。又得番邦优遇，登附马之荣位，娇妻之奉侍，可谓已享受了人生无上幸福，难以复加。然而在四郎之内心深处，则天良未尽泯灭，尚有其前半世故家祖国之追忆。事隔十六年，忽闻其老母与其弟又复率领大军近在边境，渴思一见，苦闷万状。而其番妻既悉其夫之隐秘，竟为之盗取令箭，纵其出关。四郎获见其母弟妻妹。而番妻之情深义重，四郎亦不得不重返番邦。萧太后亦竟赦其盗令偷关之大罪，使重享附马之荣，再留富贵之位。但四郎内心自此以下，将永不得安静欢乐之一日。统观此剧，处处见深厚之人情味，如母子情、母女情、夫妇情、兄弟情，一皆深厚无比。然在极欢乐中，透露出极苦痛来。则正为杨四郎之欠缺一死，大义凛然，乃于剧中丝毫不露。而杨四郎一人之悲情哀思，说不出，唱不尽，听剧人亦仅与以深厚之同情而止。即此可见中国文学与中国音乐之深厚处。

　　西方文学重事不重情，中国文学则重情不重事。如鲁滨逊飘留荒岛，如何为生，其事描写难尽。然鲁滨逊亦仅求度生，无深情可言。至如杨四郎坐宫一唱，令人低回往复，而以前十六年往事则在不言中交代过去矣。至其前妻，十六年守寡孤苦，剧中亦不见。只在重见四郎之四五句歌唱中吐露。惟其西方文学重事，故音乐歌唱亦分别发展。惟其中国文学重情，乃使音乐歌唱代替了文字记叙，文学之与音乐乃和合为一。而音乐歌唱更占了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中主要不可缺之一内容。

　　更为重要者，乃于《四郎探母》一剧中，又出现了一杨宗保，不仅为剧中增添一小生，令角色益备。更要者，乃为杨门一家忠孝，而老成凋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如四郎则陷身番邦，不得再返。乃有一杨宗保出现，接代有人，岂不为杨家将来留一无穷之希望。杨四郎心情在无限绝望中，不意获见其侄杨宗保，较之其见老母，见前妻，见弟妹，更留有无限深情。在杨家一门之将来，可使其安慰无尽，寄托无尽，而此剧亦遂不成为一绝对之悲剧。此尤中国文学之至深妙意所在，而岂无端出现一杨宗保，为一可有可无之角色而已乎。中国平剧中寓有至深妙意者尚多，此则姑举《四郎探母》一剧为例，加以说明。

　　继此尚有申述者，中国文学重情，故能和合进音乐，而融会为一体。而中国文字又有一大特点，如诗辞之有韵是也。关关雎鸠四句中，即三句有韵。使吟诗者，留有余情不绝之味。所谓一唱三叹，唱者一人，叹者三人，于句末着韵处增叹，遂使此诗句之韵味，益见有余而不尽。故中国音乐乃特重音。即器声亦然。故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即如平剧，唱辞已毕，而余音则更为回环往复，曲折不尽，乃更见唱工之妙。乐声如是，情事亦如此。如探母一剧中之杨宗保即是其例。中国文化大传统，乃更见其有余不尽之深妙所在。

　　西方文化如希腊，如罗马，皆及身而止。岂能如中国之春秋战国，如汉唐诸代之有余不尽。西方则有唱而无叹，中国则叹更深妙逾乎其唱。音乐可以代表文化，此亦其例。以中国音乐言，古诗三百首乃是唱，楚辞亦然，汉乐府亦尚然。后世之元曲昆腔平剧则终是叹，今乐不如古乐。是则然矣。乱世衰世，人心之哀怨多于和乐，故如平剧所唱，乃亦使听者心中得一大解放一大安慰，音乐仍不失其陶冶心情之功用。而叹之为用，乃有其不可忽者。余之此意，则亦于文化之大和合处发之。若专就音乐论音乐，则断不能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