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功能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还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性质。再以交通信号为例。红黄绿灯的结构、象征及其功能是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约的了。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将交通信号的红黄绿灯的结构、象征及其功能颠倒过来，理由是红色是革命的象征，黄色是颓废、腐朽的象征，绿色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象征。尽管这个大胆的“革命性建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但是，从这个例子说明了象征功能中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属性。

　　音乐上所体现的象征功能同样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性，这种特性是脱离了现实，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还是以中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木鼓的音乐功能为例。这些少数民族的木鼓在音乐的象征功能上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氏族、权力象征功能。木鼓的使用规定只能由氏族、村寨的首领掌管，一般人不许动用。苗族祖鼓被送进山洞后，小孩学鼓声和敲击竹木都被禁止。佤族和苗族以鼓房的多少来安置寨子的头领，因鼓设事，体现了与现实关系的倒影，母鼓由集中起来的权力的一部分成为权力的象征。2）祖先象征功能。祭鼓节是这些民族中规模最大的祭祖活动。人们将木鼓与木雕的祖先形象并置进行祭祀仪式。3）财富象征功能。制作木鼓，建造鼓楼，举行祭鼓节都成为当地民族的财富象征，因为这些都得花费很大的财力。佤族制作木鼓的过程就是一个全寨性的宗教活动，人们将要停产多日，杀猪剽牛、通宵歌舞。这样的耗资行为的财富象征也会转化为具有震慑潜在敌人的意义。木鼓极其关联的活动所体现的财富象征一般是集体性的，但是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个人私有财富象征的意义。有的因为没有能力显示财富，害怕祭不起祖宗而卖去木鼓。4）这些地区的木鼓也还具有生殖的象征功能。佤族不仅将木鼓分有“男”“女”，而且还制作成生殖器官的形状；苗族祭鼓仪式中就有生殖象征的舞蹈。

　　5、音乐对社会、宗教、政治和文化的功能作用

　　音乐对社会的功能作用是一个笼统和过于广泛的说法。具体地说，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上，主要的关注点是音乐对社会稳定、整合的功能作用。具有明显和强烈社会意义的歌曲和音乐大量地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这些歌曲和音乐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集体团结以及个人的成长都具有强有力的作用。在文章开头部分所论述的安达曼人舞蹈的功能和秘鲁安第斯排箫音乐的社会价值都是音乐对社会的功能作用的典型例证。“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中国孔子的音乐社会化功能的集中体现。他把音乐的这一功能提升到一个非常的高度来认识，认为音乐具有改造不良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陈规陋习的功能作用。而且，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不仅体现了音乐具有反映社会情感、社会心态和社会精神的功能，能协调、团结人的关系，而且更是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先秦诸家中，墨子、荀子、庄子、商鞅以及吕不韦等都在他们的著述中对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给予特别的强调。在西方社会中，早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都对音乐的教育意义，同样也就是社会教化功能进行过大量的阐述。以后的发展，到了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汉斯立克无不强调音乐的社会价值。

　　在大多数民族和文化中，宗教信仰仪式总是和音乐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某些场合中，没有音乐的参与，宗教的信仰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音乐对人们的心智和精神世界的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表现宗教内容的作品存在于各个民族文化中，西方的格里格利圣咏、经文歌、亨德尔的《弥赛亚》、巴赫的“弥撒曲”、莫扎特、贝多芬以及后人都一直醉心于创作的《安魂曲》都是宗教题材的音乐作品。宗教音乐不仅影响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而且也还影响了作曲家个人的艺术生涯和生活、生命。

　　巴基斯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伊斯兰教徒，所以有“清真之国”的称谓。也因此，信仰是人们生活和生命中的主要内容。在巴基斯坦国徽上用国语乌尔都文书写的格言中说：信念、同一、戒律。在“清真之国”里，信仰几乎占据了伊斯兰教人们的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伊斯兰音乐的形成是与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诞生是同步的。我们在大量的巴基斯坦音乐里可以听到这样的语句，有一首歌“我的灵魂”，歌词中唱道：“真主阿拉，您的光辉无处不在，您的形象无处不见，您的存在是生命的证据，您的身躯是真理的胸膛，您是生活的秘密，您是伊斯兰的希望。”

　　笔者在肯特大学曾选择了一个美国黑人的教堂作为“田野调查实践”课程的研究考察内容。通过对这个“田野”调查，我的感受很深。这个黑人教堂的礼拜仪式完全是在音乐中进行的，牧师的布道和教徒们的应答都是以音乐歌唱的方式来完成的。除了相互问候和用餐之外，整个礼拜天都在演唱中度过。对他们说来，没有了音乐就等于没有了礼拜，没有了歌唱就没有了上帝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看来，音乐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种艺术的东西，而是真正的一种表达他们用语言不能表达的“语言”。通过这样的“语言”，他们才能直接地接受上帝对他们的旨意。他们觉得，人类之所以有音乐，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信仰的一部分。音乐是上帝给予的，只有音乐这样的“语言”才能消除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距离。他们一再强调，因为是音乐才有了他们的信仰。为了增强音乐的能力，他们也时常进行音乐训练。然而，排练期间，他们的活动是声音的劳作过程，而到了礼拜天的礼拜堂里，他们的声音便成为了宗教和文化。

　　音乐与政治更是有着紧密联系。从许多民族的文化活动中，我们看到，音乐在政治上的功能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一个群体反对另一个上，另一方面体现为巩固国家政体的稳定和团结。艺术和政治都是文化的一部分，相互间的促进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孔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乐记》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音乐的这种功能作用充分肯定的范例。《乐记》开篇“乐本篇”的第一自然段中就提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于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具体作品来说，美国印第安人的《战争舞》、巴西苏亚人表明部落身份和联络村寨的歌曲、中国古代刘邦以“楚歌四起”战败项羽、人们唱着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进行抗战，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为抗击纳粹所作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等都音乐对政治的作用的积极体现。

　　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的人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因为，多年来在他们的土地上殖民者不断轮换，国家的机构不断更改，社会长期不稳定，一种要求民族独立、社会安定、权利保障的心理使得人们普遍地参与政治。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是一个典型。在那里，由于这样的一种意识和活动，在音乐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形式和风格，叫做卡利普索（Calypso）。几乎所有的卡利普索歌曲的内容都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有关。但是，这些内容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拉丁美洲音乐中的另一种歌唱形式叫雷盖（Reggae）。雷盖音乐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博伯-马利（Bob Marley）。博伯被称为是雷盖音乐之王，非常成功的音乐家，拥有被社会爱戴的地位，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和听众，拥有豪华无比的别墅，也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雷盖音乐和拉利普索一样，也是政治内容较强，批评社会问题，责难政治问题等。这样一来，不同政见的集团对博伯的音乐，尤其他的民众号召力怀恨在心。一次，在他家乡演出后的第二天，博伯和他的经纪人以及一家人在家中商量是否出席几天后的另一场具有政治倾向性的演出。突然，机枪声大作。博伯的经纪人当场中弹死亡，博伯和他家人全都中弹，极其幸运的是，都没有致命。博伯没有因为这次可怕的事件而停止演唱，他的歌声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人类学家梅利亚姆（Merriam）在其著名的《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一书中这样论述到，如果说音乐允许情感的表达，提供审美的愉悦，可以娱乐、交流、唤起生理反应，对社会的整合、社会机制和宗教仪式的合法性具有加强作用的话，那么，很清楚，音乐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音乐的这种功能作用不会弱于文化的其他任何方面。相比之下，文化中别的因素并不具备音乐所具有的情感表达、审美的愉悦，可以娱乐、交流、唤起生理反应等功能作用。音乐作为历史、神话和传说的媒介，通过教育的传递，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例证非常多，不再一一列举。

　　结束语

　　魏景元四年（263）深秋的一天，一位死囚慢慢走向建春门外东市。在洛阳城上空弥漫着阴冷的云雾下，在人群中透出的千百道叹息的视线中，他走向死亡。不！事实上，他正从容不迫地步入另一个世界。行刑时间已经接近，他向前来诀别的兄长手中接过一张古琴，盘膝席地而坐。琴弦发出的琴音时而带来了沉思，时而划破死寂的气氛，抑扬顿挫、舒缓疾速，一曲幽愤激昂，感天动地，惊鬼泣神。曲终，犯人长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死囚为谁？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

　　以上的故事是史实还是传说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它给予我们对音乐的功能作用的认识和理解的启示。

　　（第二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议参会资料 原载《音乐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