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捷克国宝级艺术大师阿尔丰斯-穆夏逝世80周年。回顾纵览穆夏艺术人生的特展正于上海明珠美术馆热展。

　　穆夏笔下那些婀娜多姿的鲜花美女，令多少人一见倾心、追慕不已。这种瑰丽的绘画风格，引领了欧洲著名的“新艺术运动”，也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商业艺术创作风潮——包括《美少女战士》《魔卡少女樱》等一批为人熟知的日本漫画，以及我国风靡一时的月份牌招贴画，都曾受到“穆夏风格”的滋养。

　　人们或许不知道，在知天命的年纪，正当风靡西方的新艺术运动将穆夏推上个人名望的巅峰，他却毅然放弃商业性绘画给自己带来的盛誉和安逸，决绝转身。他选择了回到捷克，回到表达精神的纯艺术轨道上，做一名“灵魂画手”，用余下的大部分时光倾注炽烈的爱国情感，为斯拉夫民族留下伟大的艺术篇章《斯拉夫史诗》。这样的穆夏，其实更应该被看到，被记住。——编者

　　从《吉斯蒙达》开始，他确立了自己瑰丽的海报风格

　　事实上，穆夏在接到海报任务时，已对歌舞剧内容和女演员的表演非常熟悉，这也为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吉斯蒙达》女主角形象的海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1894年圣诞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阿尔丰斯-穆夏被要求在两周内为当时巴黎最著名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主演的新歌舞剧绘制一幅海报。1895年1月初，海报《吉斯蒙达》如约出现在巴黎的街道上。海报内容是歌舞剧的高潮部分——吉斯蒙达参加“棕榈星期天”游行的场景。穆夏将主演莎拉描绘成一位身着长衫、佩戴兰花头饰的散发着异域风情的拜占庭贵族女子形象。最戏剧性的是，重重叠叠的衣袍底下，一个表情狰狞的人物伏在文字栏上，痛苦的表情暗示着这出歌舞剧故事的张力。这张海报的惊人设计使得穆夏一夕成名，引起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关注。

　　穆夏的成名，其实并非偶然。

　　从小天赋异禀的穆夏，13岁便励志成为一名画家。因一份委托绘制湿壁画装饰住宅的工作，他得到库恩-贝纳西伯爵的赏识，由其赞助入慕尼黑美术学院深造，并于两年后毕业前往巴黎继续学习，可惜，由于缺乏后续的资金资助，他不得不暂停学业，转而靠绘制插图来维持生计。

　　窘困的生活并没有阻止他追求艺术的步伐。就目前所知，在接到海报设计工作前，穆夏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插图师，他为《鳄鱼》杂志所作的封面和《白象的回忆录》设计的插图令他暂获声誉，但在海报招贴设计领域仍资历尚浅。事实上，关于《吉斯蒙达》这件作品的诞生存有多种说法。一说是穆夏所作的海报可能是为了歌舞剧临时重新开演救急宣传之用。众所周知，《吉斯蒙达》首演日是1894年10月31日，然而歌舞剧没演出一个月就在圣诞前停演了。当年12月26日，穆夏收到巴黎一位印刷商的紧急任务，要求他在歌舞剧重新开演前10天完成宣传海报设计工作。但其时正处于圣诞假期，穆夏是当时唯一尚在印刷商工厂工作的设计师，所以他才得此机会顶替其他海报艺术家去完成这件作品。另一说是莎拉在圣诞前找到穆夏，请他为歌舞剧设计宣传海报。莎拉对穆夏作品极为欣赏，后来不仅请他设计海报、服装、舞台背景，甚至连预演以及每场演出节目都与他讨论。或许两人的邂逅与相知注定成为穆夏从插画家一跃成为一流设计师的契机。另见法国《Le Gaulois》杂志圣诞专辑中刊登的一批穆夏的速写，作品绘于1894年11月，是歌舞剧开演后杂志社委托其记录令人印象深刻剧情场景而作的。可见，穆夏在接到海报任务时，已对歌舞剧内容和女演员的表演非常熟悉，这也为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吉斯蒙达》女主角形象的海报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还以速写小稿中的一个场景作为海报的背景。

　　当时在巴黎街道上的露天展览会展出海报时，人们被《吉斯蒙达》的强大视觉效果所吸引，不自觉地驻足欣赏。曾见过此作品的捷克画家卢德维克-库巴感叹：“人们看到这件作品时，仿佛感受到的是一次复活。”

　　露天展览会上，同时展出的还有图卢兹-劳特累克等艺术家的作品，但是穆夏创作的海报不同于大多数的海报，呈现了独有的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此次穆夏特展策展人佐藤智子女士认为，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其一，通过长条形海报尺寸展示等身高的女演员形象；其二，有神秘的异国色彩的成分，我们可以从海报中看到拜占庭镶嵌画的母题、女演员的兰花头饰及棕榈枝；其三，海报有流畅的轮廓表现和丰富的质感表达，这都是由穆夏精湛的绘图技艺所呈现的；其四，海报并不是用鲜亮的色彩，而代之以具有品味的、克制的色彩。可以说，《吉斯蒙达》是“穆夏风格”海报的开山之作。之后他创作的《茶花女》《罗朗萨丘》等都将这一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穆夏风格”受谁影响、又影响了谁？这堪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例

　　最初给穆夏启发的是高更，而高更尤其对日本浮世绘版画感兴趣。有意思的是，穆夏日后又反过来对日本漫画风格的发展及上海月份牌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东西方艺术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利文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创作冲动，至少部分原因处于文化之间的差异。”

　　“穆夏风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新艺术运动重要的内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商业化图像符号，风靡整个欧洲。穆夏本人受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绘画风格的影响，并融入自己个人审美趣味，逐渐形成一种流行的装饰艺术设计风格。《四季》系列就是其著名的代表装饰作品之一，作品少了程式化的形式，表达更为自然。

　　那么，穆夏是如何融合东西文化于作品中？他又是受到谁的影响呢？

　　可能周知的是，“穆夏风格”曾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但其实，最初给穆夏启发的是象征主义艺术的先行者保罗-高更。1890年，穆夏在巴黎结识了夏洛特夫人，并通过她的朋友圈认识了高更，一见如故加上艺术上的“合拍”，使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并一起合租了一个画室。穆夏与高更的关系变化还可以从他为高更拍摄的《在穆夏工作室弹风琴的保罗-高更》窥知一二。也正是这一契机成为穆夏艺术人生的转折点。

　　高更早期作品有着浓郁的印象主义特点，后转而追求东方绘画的线条与明丽色彩的装饰性，尤其对日本浮世绘版画在线条和物象轮廓的处理样式感兴趣。他的作品中巧妙地运用浮世绘的色彩平涂与轮廓强化的平面感装饰性特征，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意义。穆夏受到高更绘画理念的启发，其作品中也能看到高更的影子。同时，经高更介绍，穆夏还结识了纳比派的画家，这一流派以装饰和日本风格占主导地位。可以想见，穆夏作品中出现的东方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此也有间接的关联。

　　此外，早在1853年到1854年美国海军康莫多-佩里远赴日本签订贸易协定便开启了欧洲与日本贸易往来，日本的物品，尤其是浮世绘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并很快引发了自上而下的“日本热”和西方艺术创作的变革。继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日本浮世绘版画首次正式展示后，1867年巴黎世界工业艺术博览会上又集中展出有幕府派遣参展的江户时代大家葛饰北斋的《北斋漫画》和《绘本武藏镫》，受到极大关注。此后，随着有关浮世绘的书籍、报刊、杂志等出版物的传播，浮世绘逐渐进入到欧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外，一批西方艺术家开始质疑真实再现客观事物的艺术性，试图借鉴浮世绘注重线条和色彩，强调创作者主观感受的方法以对抗写实流派与摄影技术。在此大背景下，穆夏1887年秋到达巴黎后，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不仅反映于作品中，如彩色石版画《完美牌自行车》，更是体现在其私人收藏中，他的藏品中不乏有大量的日本物件，包括扇子、立轴画、浮世绘版画等。

　　我们亦发现，“穆夏风格”对远东地区日本漫画风格的发展及上海月份牌的形成有过影响。20世纪初就有日本刊物模仿穆夏的作品，从技法相似度而言，耳熟能详的Clamp团队创作的《美少女战士》《圣传》《魔卡少女樱》与之更接近，加上Clamp华丽的画风，从绘画技巧到各类饰物、建筑都颇有“穆夏风格”。由樱庭一树小说《GOSICK》改编的动画片头也有类似的装饰风格。“穆夏风格”甚至与20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以杭稺英为代表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在人物刻画表现上表现出众多的巧合与相似。这或可追溯到月份牌画最初的雏形是洋商为宣传产品而配发到中国的广告海报。

　　他相信艺术启迪力量能团结民族，共同推进人性的进步

　　《斯拉夫史诗》从构思到完成，整整耗时18年。这组油画选取了20个关键的历史事件，涉及斯拉夫民族政治、战争、宗教、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

　　穆夏曾说：“艺术家必须始终忠于自己和他的民族之根。”1910年，他放弃了商业性绘画的成功给他个人带来的盛誉和安逸生活，离开久居的法国与美国，毅然回到了家乡，为的是实现其用艺术服务国家和斯拉夫同胞的愿景。

　　当时，他的理想得到了斯拉夫文化崇拜者查尔斯-理查德-克莱恩的支持，这为其创作规模宏大作品《斯拉夫史诗》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这组从构思到完成整整耗时18年的油画作品，选取了20个关键的历史事件，涉及政治、战争、宗教、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其中10个场景取自捷克历史，其余10幅描绘了其他斯拉夫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场景。这一系列作品以象征手法谋篇构图，以写实手法塑造人物，画中场面恢宏壮观，色彩丰富，冷暖明暗色调交替穿插，蕴含着穆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祖国未来的希望与梦想。他渴望以“斯拉夫史诗”在精神上统一他的同胞，他相信艺术启迪力量能团结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共同推进人性的进步。

　　为此，在搜集素材期间，他走遍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俄罗斯、黑山、波兰等斯拉夫民族的各个地域进行调研，还遍寻了各种历史素材和文献，请教了当时的斯拉夫历史方面的专家，并通过绘制速写，拍照做好创作前的周详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穆夏惯用摄影辅助绘画创作，在“斯拉夫史诗”系列中也不例外，他先让模特穿上预先准备好的衣服摆出他所需要的姿势后拍成照片，然后以此为基础，在绘画过程中对画面中的人物服装和发饰进行加工处理，再配以其他花纹装饰。

　　如果说穆夏的前半生是对不同艺术形式的尝试，涉及油画、海报招贴、装饰组画、商品包装画、首饰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那么，他的后半生艺术生命的重心，便是创作《斯拉夫史诗》。他认为这是其生活之意义。其中，完成于1912年的开篇之作《斯拉夫史诗之一：原乡的斯拉夫民族》堪为系列中的代表。作品描绘斯拉夫民族的祖先在遭遇外族入侵时四处藏躲的场景。画面背景是火光冲天的村庄，中景是外族入侵时的金戈铁马，前景是躲在灌木丛中惊恐无助的村中幸存者。画面右上方，两个象征“和平”与“战争”的化身围绕在正在祈求保佑斯拉夫民祭司的左右，预示着神与斯拉夫民族同在，斯拉夫人民终将获得和平与自由。1926年所绘的《斯拉夫史诗之二十：斯拉夫人的赞歌》，作为“斯拉夫史诗”系列收官之作，可以清晰看到前19幅作品的影子，作品以庆祝斯拉夫民族独立画上完美的句号。1919年，系列的第一部分包括11幅画在布拉格的克莱门蒂纳姆展出。1921年，五幅作品在纽约和芝加哥展出。1928年，“斯拉夫史诗”系列的20幅油画作品完成后，穆夏将其无偿献给布拉格市政府，并在市民大厅展出。

　　可惜的是，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穆夏最初的愿景破灭。四个月后，他心力交瘁，罹患肺炎去世。虽然穆夏祈盼的民族独立未完成，但他的精神已渗透到《斯拉夫史诗》之上：“我创作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构，为了联系，我们必须怀揣着这样的希冀：人类各民族将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相互了解得越多，这就越容易实现。”

　　（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洋画运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