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

　　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她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二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

　　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22.8%。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

　　昆曲曲高和寡，主要流行于士大夫的圈子里。而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昆曲又称之为“水磨腔”，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如果说评话有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水是最柔和的，也是最坚韧的。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市民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式，“所谓说书者，实起于苏州。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听一回书，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

　　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开讲。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中心城市。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换场地，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这里也就是吴语区。

　　乾隆年间评弹趋成熟，乾隆37年的弹词抄本《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等，一直流传至今；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如演说评话《隋唐》的季武功、弹词《落金扇》的王周士、弹词《白蛇传》《玉蜻蜓》的陈遇乾、俞秀山等；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如王周士的《书品-书忌》。

　　我们现在能够统计到的苏州弹词的长篇书目，评话是70部，弹词86部。一个人从懂事开始听评弹，听到老也不会重复。所以说，长篇书目和书场是评弹的生存方式。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南中心移到上海。评弹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其时，评弹也出现新气象：一、男女可以在同一个书场听书。二、男女评弹艺人可以同台献艺。三、评弹演出过程中，穿插广告，成为当时私人电台的经济来源。四、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申报》1926年3月29日介绍吴宓《希腊文学史》一文，指出：“据上所言，荷马的史诗，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是民众文学的结晶。不过我们中国的所谓缙绅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拿《伊里亚特》《奥特赛》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发生进一步的了解”。一些知识精英撰文充分肯定评弹的社会功能，“将来风俗之善良，社会之进步，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予不禁拭目以待之”。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借助上海城市的辐射力和强大的电台、报纸及新媒体力量，其流布区域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整合。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