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提琴家王健

　　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的“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从3岁时来到这里，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在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

　　知天命的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的区域：“好的音乐作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优雅、浪漫的。艺术家要做的，是去开挖到那个深度，去不断提醒人们，在平静忙碌的地表下面，有这种滚烫的生命岩浆，时时刻刻存在。”

　　人物小传

　　王健

　　大提琴演奏家。4岁起学习大提琴，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茱利亚音乐学院，至今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过音乐会。

　　一次，王健演出结束，热情的女乐迷将他团团围住。王健当时的女友见状不快，但很快释然，说：“如果她们认识生活中真正的你，肯定不会激动。”

　　王健认同极了。他特意将双臂打开，尽可能延长从左手到右手的距离，比画“台上的王健”同“台下的王健”之间的遥远。

　　在复兴中路上散步的王健，现在无疑是“台下的王健”。

　　他穿着灰扑扑的棉大衣和黑色球鞋，头发没有打发蜡，有一缕贴在前额。喝完一杯兑巧克力的咖啡，他舔一舔嘴角。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尽叶片的梧桐，照在他的脸上。这是上海一个特别的街区——以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为圆心，往东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往西到东平路上音附中，加上各种唱片店、乐器行和音乐家住所，构成上海古典音乐黄金地带。

　　这也是王健从小长大的街区。漫步于此，他谈论的不仅是大提琴、巴赫或艺术，还包括了幼儿湿疹、夜晚哄睡和亲子教育。谈起这些话题时，他脸上闪过无尽的慈爱和宽和。这样的表情，很难在他少时拉琴“苦大仇深”的脸上看到，也很难将之与聚光灯下那个大提琴家的形象相关联。

　　但正是这些表情，丰富了王健。

　　从3岁时来到这个街区，到16岁时背着大提琴离开，再到这个冬天，带着女儿回访这个街区，于上交演出现场度过50周岁生日，知天命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触摸到了人性更深处。

　　当我想说，我会拉琴，而不是开口

　　解放周末：一直很好奇，作为世界一流大提琴家，你给这双手上过保险吗？

　　王健：没有。有一次去问过保险公司，回答说每年保费好几万美元。想想太贵了就算了。前几天我在给女儿做饭，咔嚓，在厨房拿刀把手切到流血了，看了看，没断，心想：哦，不要紧。

　　解放周末：女儿出世前，给她拉过曲子当胎教吗?

　　王健：没有特别拉过。但现在我练琴的时间得取决于她。有时我关着房门练琴，就听到她在外面拍着门叫爸爸，小手指在门板上挠啊挠啊，声音传进来，我就不忍心了。只好开门放她进来。然后她喜欢什么给她拉什么。

　　解放周末：她喜欢什么？

　　王健：一切旋律性强的曲子。比如海顿《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热情的快板。当然，也拉像“一闪一闪小星星”这样的曲子。我一拉，她就在琴边上手舞足蹈。

　　解放周末：她现在才2岁，等到长大一些，你会让她练琴吗？

　　王健：我会说“我不反对她学琴”。她的妈妈拉小提琴，也没说要女承母业。最终是否学习乐器，要取决于孩子自己。而且，练琴实在太辛苦了，如果将来要我逼她练琴，我肯定下不了手。

　　解放周末：你自己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大提琴。你觉得童年辛苦吗？

　　王健：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3岁时，父亲从西安到上海样板团工作，一个人带着我来上海。母亲吹长笛，留在西安。当时两地分居是不容易解决的。我和爸爸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样板团的宿舍里，也就是今天东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舍里。这是一片很美丽的别墅区，我们的房间就在洋房里。爸爸去上班时，我就一个人在校园里面玩。一日三餐，就吃团里的食堂。有时爸爸做一点肉酱放在罐头里备着。我玩饿了就自己回房间，拿肉酱冲点开水作为一个汤喝。

　　解放周末：妈妈不在，会觉得寂寞吗？

　　王健：那时候小，也不懂得什么叫寂寞。“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会寂寞”，这作为一个命题，更多时候是一种成年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当时我也没有比较，不知道妈妈在身边是一种怎样的满足感，也就不会觉得现有的生活有哪些匮乏。当然，会有在幼儿园里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害怕的时候，但后来也就学会了适应环境。也许对孩子来说，任何一种生活都是可以接受的生活。大约在我5岁时，父亲要跟团里去外地工作半年。那6个月里，我工作日就在幼儿园住宿，周末别的孩子被家长领回家，我就被不同的老师轮流领回他们家去住。有时我的确会想妈妈，想的时候我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