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纪之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推动下，各国对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及文化多样性进行了深刻的理解与反思。2016年11月11日，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主办方之邀，田青先生发表了名为《文化与沟通：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主旨演讲，针对当下娱乐节目滥用文化遗产等现象，田青先生再次发声：“保护文化遗产，首先要敬畏，不可随意篡改！”

　　田青教授在民族民间音乐周上的主旨演讲

　　大家好！主办方让我讲15分钟，还要“精彩”，15分钟只能“精”，“彩”有点难，直奔主题吧。给我的题目是“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刚才白庚胜主席也提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好像有二十多年了，应该说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我们全盘西化的过程中提出来这样一个口号，让人重新想到我们的民族文化。但是仔细琢磨这句话，在理论上还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通的。

　　首先它把民族和世界对立起来，如果按照常识，我们当年，即改革开放之后所提出的一些口号，今天来看都有一些常识问题。比如当时有一个口号是“走向世界”，很多县城都在县政府门前弄一个广场，做一个金属雕塑，拧一个大麻花儿，莫名其妙的，一定是抽象的，下面写着“走向世界——某某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口号时就在想：你要走向世界，那你在哪儿呢？你不在这个世界里吗？包括“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口号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有这么多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在当时能起到好的作用？

　　那么就必须联想到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多少变化！烙饼翻个儿，翻了多少个个儿？为什么我们提出来“走向世界”这样莫名其妙的口号，仿佛我们不在世界里呢？的确，“世界”这个词进入中国不足两千年的历史，因为它不是中国汉字原来就有的词汇，“世界”这个词是从佛经中来的，《长阿含经》中说：“当于尔时，地为震动，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这才有“世界”的概念。那么，在佛经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人眼里用什么来代替类似“世界”这个概念呢？是“天下”，“天下”是什么意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土地的概念，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我们所有的文化思想与文化思维都跟它分不开。

　　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人才知道原来有“世界”，大，可以大到三千大千世界，而且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小，可以小到一微尘一芥子，里头还有三千大千世界，这超出中国人原来的想象。中国人知的是天下，走得到的地方，对皇帝来讲，就是管得了的地方，能收税的地方。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直到今天才明白过来，要“走向世界”，才出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话，就是把民族和世界，把我们自己和世界区分开，有时候是对立起来。为什么要走向世界？因为不能总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天下”，关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恐怕也不是原来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只要有民族特色的，就必然得到世界的承认。

　　今天我们讲文化多样性和过去我们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同，认识到人类要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才滥觞的一种思想。也就是最近几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两件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大事。一个是反思人类和地球、和其他生物、和大自然的关系。过去，尤其西方文明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是这个地球的统治者，我们可以无限制地向地球攫取，地球上除了人之外的所有万物都是为我们人服务的。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广告非常好，是一个表，每个时间刻度上是一只我不认识的动物，时针在走，表“嗒嗒嗒”的声音在响，底下一行字出来：每一分钟，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物种消失了。我不知道各位可能正在吃着饭、正在聊天的时候，你无意之中看到这个广告时，有没有像一根鞭子一样抽你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一个统计——原谅我对数字是超低能的，永远记不住任何数字——大致意思是说最近这几十年，陆地上的生物消失了三分之二，海洋上的生物消失了三分之一。我这短短的一生当中亲眼见到的生物物种的消失，是我小时候拿着一竹竿满大街去粘蜻蜓，当然我应该自我谴责，我也是消灭这个物种的罪人，但那个时候小，无知儿童嘛，最近这几年，我再没有见过一只蜻蜓！因为这么的物种的消失，我们到今天才发现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

　　第二个人类的反思，就是反思今天的文明、今天的文化和过去人类在整个历史当中创造的文明的关系。现在的人都崇尚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最“无情”的，所有新出现的科技手段都是对已有的、过去的、过时的科技手段的全面否定和覆盖。简单讲，现在人都拿手机拍照，只有专业人士才拿照相机；有了彩电后黑白电视没人要了；有了数码相机后，世界上最大的感光照片厂，日本的柯达，中国的乐凯就关门大吉了，不管你有几千职工，也不管这几千职工上有八十高堂，下有三岁孩子。如果我们用科学这种无情的态度对待人类过去的文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今天我不敢说我们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统计的时候，中国还有380多个剧种，什么叫一个剧种？每一个剧种都有它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独特唱腔，独特的表现手段，一大批代表性剧目，还要有自己的角儿以及与角儿一样要多年才能培养出来的观众群。但今天，其中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已经没有了，这个剧种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名词。什么叫消失？没有一个人会唱了，没有一出戏能演了，没有一个剧团还在了！而且我们其他剩下来的将近二百个剧种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但角儿没了，唱腔不会了，独特的乐队没有了，连观众都没有了。

　　比如我原来听北路梆子，现在听北路梆子的人都到北京打工去了，都是看中央电视台歌舞晚会了，我们知道的“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是抱着吉他唱摇滚。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做了这么一件大事，制定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时通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评选，促进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和保护行动。包括刚才鲍元恺老师讲他写的“炎黄风情”二十四首民歌的管弦乐作品，写了二十多年，以前谁听啊？没想到，似乎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作曲家，用几十年的时间，原原本本地用西方的交响乐来写中国的歌曲，就是用交响乐的形式来表现中国民歌，而且民歌的每一个音符他都没有去改。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进步，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才可能请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最高的音乐殿堂来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