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3年全球范围内对布里顿的纪念，想来人们对这位英伦作曲家已较熟悉。但他作品繁多，体裁各异，其中有无一些共同的诉求？我想汪洋所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布里顿及其音乐创作》能够给出不错的回答。

　　听多了布里顿的曲子，你必然会发现一个小问题：他几乎不写交响曲。

　　据说布里顿在1930年听过马勒“第四”的现场，那时马勒在英国还不受重视，布里顿却几次赞美过马勒清晰的配器手法与素材运用。然而与埃尔加或威廉姆斯等同胞不同，布里顿好像从来对交响体裁不十分上心。年轻时的《简易交响曲》（1934年）虽算传统结构，但显然未纯熟。到了成熟期后，《春天交响曲》（1949年）却又更像是一组交响歌曲了。1963年的《大提琴交响协奏曲》转向了协奏和交响间的模糊地带——作曲家自己倒很满意，称这是“我写过的最好东西”。

　　反而是大量为电影、戏剧、广播和社会活动所写的“应时作品”，构筑起了布里顿较宏观的事业架构。

　　看看这些：纪念联合国20周年的《今日的声音》（op.75）、应儿童救济基金会成立50周年所写的合唱作品《儿童十字军》（op.82）、因天主教气氛过浓被日本政府拒之门外的《安魂交响曲》（Op.20）、表达反战信念的电视歌剧《欧文-温格雷夫》（op.85）以及更伟大的《战争安魂曲》（Op.66），纵观书后所列出的作曲家年表与作品清单，布里顿的创作有太大比例是留给了社会公益，而非“自己”——一个就能力而言本可写出不少交响曲的俊杰。自然，英国社会报之以巨大荣誉，但他此中投诸的时间精力岂是为了小小几枚勋章？

　　他在演讲中曾这么说：“我相信‘应时音乐’（occasional music），我曾经所写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为某一个特定场合而作。我们不用过多地为‘应时音乐’有没有所谓永恒的价值而担心。”言行如一，布里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不遗余力地协助组建英国歌剧团，带领演员去各地（包括条件恶劣的乡村）演出，在奥尔德堡创立音乐节等。

　　原来，老师布里奇的和平主义及人道思想，很早起就为布里顿的世界观奠定了基调：“我对‘一战’的认识感受都来自布里奇，他曾为牺牲在法国的朋友写了奏鸣曲，虽然未鼓励我为立场而立场，但却让我一再表明对非人道的态度。”读书时，小布里顿因写了篇反打猎的作文被学校打了零分，却不变初衷。1945年8月，30出头的他与梅纽因去德国集中营巡回演出，所见惨景刻骨铭心。

　　本书以详细的谱例和《彼得-格里姆斯》的剧情结合讨论，强调出：与原著中的恶棍形象有异，作曲家将主人公塑造为了一个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却令人同情的人物。具体说来，剧中群众变成了“一个大角色”，本身已是很低的阶层，却还对主人公的命运施加压力，这很催人反省。艰辛生活已将他们的心灵磨粗，故全然无法给予格里姆斯理解与关怀。我想，点明了这样的人文关怀，恐怕才真正读懂了布里顿。他的《青少年交响乐指南》为下一代成长而写，晚期的教堂寓言剧《鹬河》固然新颖，也希望对听者的心智不无帮助。

　　客观地说，普赛尔之后的200年间，英国几无能与他国抗衡的高水平作曲家，若说埃尔加、霍尔斯特和威廉姆斯是那次英伦复兴的始端，布里顿便代表了旗帜的飘扬。

    可以猜知，从成名到晚年的作曲家，除了本行总有大量事务缠绕左右，不得已，他只能借乘飞机坐火车的时间校对乐谱。可布里顿仍宽容地回应：“我们作曲家不必每时每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作品。”书中考据说上世纪50年代前后始终有指摘他的声音存在，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以为意。也难怪，大不列颠要多少年才等得到这样一号人物——应了比彻姆一句俏皮话“Great Britten”（意为“伟大的布里顿”，与大不列颠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