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刘再生编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记得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位学者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历史已经在评价着学者自己。这是由于评论者的观念、态度、观点、方法、言辞、品位在评论的瞬间已经凝聚为固化的文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览无余，白纸黑字，不容更改，覆水难收，追悔莫及。因此，评论文字既是评论者个人的主观见解，更是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属性的文化行为。

　　一般说来，音乐评论之对象均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音乐家及其作品、音乐会、学术著作与音乐热点事件。评论对象知名度越高，被评论的几率越大。音乐界的人、事、物构成音乐文化的主体。上善若水，川流不息，音乐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评论者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一个阶段中的变化，最终要阐明的是人类的意识何以导致了音乐的变化。因此，音乐评论难度在于需要从音乐静态与动势中去观察、分析，研究音乐本体衍变发展的时代规律，在千变万化的人物、作品、行为、事件中评论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现象。而且，不仅只是关注现实中的音乐，现代音乐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还需要对历史音乐文化具有深刻认知，“鉴古知今，以史为鉴”。现实与历史犹如火车行进的平行双轨，音乐评论家进行音乐评论，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如独木难行。

　　司马迁曾说：“士为知己者死。”“士”属于封建社会知识阶层，具有一定的独立人格。然而，统治者视之为豢养的“犬儒”；文人相轻，儒释道三家鼎立，科举之士明哲保身；惟有彼此深知文化创造之价值者，志同道合，莫逆神交，生死不弃，引为知己。近代的知识分子经大脑洗涤，或处世谨慎，噤若寒蝉；或利令智昏，出卖灵魂，鲜有侠义之士者。然，知识分子精神之焕发或压抑，可以使其达于文化创造之巅峰或足以置之于死地。古往今来，这样的文化现象何止千千万万！精神的烦恼与桎梏，令所有哲学与宗教核心命题由此而生。“士可杀而不可辱”，是国学对文人尊严诠释作出的世界性贡献。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会认知古代之士和现代知识分子为何将既属于社会、也属于个人的精神文化视为等同于生命的真谛。本文集收入文字自然没有如此这般轰轰烈烈的内质与价值，但是，精神领域的文化，寻求着精神空间的碰撞，道理古今一脉相通。

　　《诗经-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三千年前文人创作的歌曲，歌词写得何其之好，也仿佛能想象音乐的美妙和谐。深山中鸟的鸣叫，尚且希冀求得友伴的和鸣，何况于人用灵魂诉说的语言怎么甘心“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呢？因此之故，本文集定名为《嘤鸣集》。

　　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笔者音乐评论文字；下编则是“被评论”文章。笔者51篇评论文字，多为1997年退休后所作。我在近期一篇文章中说：“在学术道路上真正成长是在退休之后——无论是知识学问或是对人的见识。我是一个理性认知相当‘晚熟’的人。”这并非谦词。人的成长与成熟离不开一定的环境与积累。退休后始从事带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或许是我写作空间不断扩展的主要成因。同时，文章相对之优劣并非后期一定比前期更好，更在于写作状态与思维的活跃程度。26篇“被评论”文章，既有老一辈学者的提携与教导，也有同辈学者的激励和帮助，更有许多素昧平生青年一代学子直言不讳的评价与批评。此外，文集中还收有几篇学生的评论。韩愈早在千年前即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文章或怀念、或褒扬、或批评，则是为师之道必然“享受”的神圣宿命。一个著作者，获学界老中青三代之评论，或若耳提面命，醍醐灌顶；或若秉烛夜晤，促膝谈心；或若童言无忌，笑问老叟。每每读之，辄为心动。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包涵着多少对音乐史学和音乐评论的期待呢。虽为我而引发，却非我所独享，主要在于对学界多元化与个性化研究的肯定与期盼。音乐评论和被评论的互动关系对于学术繁荣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或许能够从文集的两相呼应中得到一定的启迪。

　　我们所处时代的音乐评论是一个缺失从严格意义上说具有那种犀利批评文风的时代。缘由在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丧失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评论。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意识观念长期主宰音乐文化领域，粗暴、谩骂式的音乐批评成为音乐评论主流。捧之欲上天的“捧杀”和贬之打入地的“棒杀”属于两种极端化音乐评论典型模式。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音乐评论回归“人性化”传统，但是，在音乐评论转型过程中，碍于人情多以肯定为主，只是末尾在“瑕不掩瑜”美言下，将批评性意见一带而过，又成为音乐评论新的“八股”模式。笔者音乐评论文字亦未摆脱这样一种时代性局限，只是在少数几篇争鸣式文章中才完全亮出自己的观点，或纵横捭阖、详其源流；或直抒己见、针锋相对；或不讲情面、究其真相。因此，作为音乐评论而言，对评论对象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彻里彻外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乃是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去人情化、去程式化、去空洞化，是音乐评论学风转变的重要途径。笔者曾说，作曲家的创作决定着中国音乐的未来。音乐评论无妨对音乐创作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技法之多元化存在；在音乐表演听觉审美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是摆在演奏家和评论家面前的双重探讨课题，需要有更为开放式的心态；音乐理论评论，诚如杨荫浏所说：“各人需要消除主观，解除自己的假设所给予自己的束缚，随时把自己的视角，向广大的天际开放。”（《国乐前途及其研究》）诚然，言辞犀利并非是音乐评论的唯一选择；客观辩证，鞭辟入里，言之有物，令人信服才是音乐评论的本旨。总之，这些音乐评论的老生常谈也是笔者在写作实践中经常感到困惑与棘手的难题。音乐评论学风、文风的转变将会极大地促进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更是需要依靠音乐评论界的集体努力去实现的时代性目标。

　　黄自的毁、誉之论是音乐评论的千古绝唱。他说：“评论艺术难，而评论音乐尤难。……人的感情作用是一时的，但‘艺术是永久的’，评乐时果然谁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但一时的毁，既不能使天才创作永久埋没；一时的誉，也不足以使平凡的作品免受时代的淘汰。所以，只有时间是最准确、最公允的音乐评论家。”（《乐评丛话》，1934）即便不可一世的伟人及其所谓“不朽”之作，在时间的凝视下也会逐渐趋于枯萎凋零，化作一抔黄土。历史者，时间最公允的评论家是也。本文集若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已深感万幸。同时，也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