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一首《董小姐》像“野马”一样闯入人们的视线，民谣就成为了音乐界的热词。近段时间来，借着《南山南》唱红《中国好声音》舞台的热度还未退下，“好妹妹”在4万人的工人体育场、“野孩子”在工人体育馆相继举办演唱会，万晓利、马条、周云蓬等民谣音乐人也纷纷从Live House走进剧场，民谣演出市场出现少有的火热场面。

　　但是，在“民谣火了”的光环之下，民谣音乐真的迎来了春天？渐渐脱去小众标签的民谣，又将何去何从？

　　民谣的春天？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秋天

　　“老周，我爱你！”11月27日晚，一个女孩子尖利兴奋的声音从世纪剧院一层座席中冒了出来。

　　“把你的名字留下。”头顶贝雷帽、戴着墨镜的盲人歌手周云蓬“依声辨位”，冲着台下声音传来的方向回喊。

　　听到台下的叫喊，老周很兴奋。显然，他也有点拘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剧场办自己的专场演出。原来的他常“出没”的地方都是酒吧、Live House，甚至还有地下通道。向这位热情的女粉丝喊完话，听到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笑声，老周连忙补一句：“开玩笑啊。”手下一个失误，吉他“滋儿”地一声错了音。“哎呀，对不起。”他脱口而出，诚恳的样子又一次惹得观众哧哧地笑。

　　说来很巧，就在周云蓬在世纪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同一天，曾在《中国好歌曲》上献唱《傻瓜》的马条，在武汉的湖北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李志赶过去为他助演；而被称为民谣界前辈的“野孩子”乐队在上海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小河、莫西子诗，还有老狼在上海齐聚。就在一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几乎是同样的阵容刚刚为“野孩子”庆过生。再往前追溯，9月12日，“好妹妹”乐队破天荒地以众筹的方式筹集了236万元的资金，在工人体育场办了一场四万人的演唱会，声势极为浩大。

　　说这场在工体场的演唱会是流行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以往，拥有上万座位的工体场“接待”的多是周杰伦、陈奕迅、邓紫棋等港台流行音乐人，对于登上剧场演出的机会都很少的民谣音乐人来说，登上工体场的舞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民谣音乐人不仅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还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在全国各地的剧场和体育场馆频繁举办演出。一时间，“民谣的春天到了”的说法传遍了全国。

　　“民谣的春天？”在登上世纪剧院舞台之前的几天里，周云蓬自己也不停念叨着这几个字，然而还没等考虑到“春天不春天”的问题，他的思绪先在“民谣”两个字上停了下来。“民谣，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民谣’。”老周突然说。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老周还是个在东北读书、卖唱的眼盲学生。在他的印象里，“民谣”说的是老狼、高晓松等人传唱的校园歌曲，“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类，唱起来都白衣飘飘的。”当时的老周最喜欢和最羡慕的可不是这些，而是崔健的摇滚乐。“那舞台多有气势，乐队多阔气！”用老周自己的说法，他就像哈姆雷特感受到父亲的魂魄一样，在摇滚音乐的“感召”下，背着一把吉他来到了北京。

　　“谁不想做大的乐队，但是做不起！谁不想买电吉他，也没有钱啊！”一没排练室，二没好音响，三来更没有自己的乐队，来北京的周云蓬只能抱着把最便宜的木吉他卖唱。从圆明园“摸”着盲道走到北京大学南门，从中关村坐上375路公交车到西直门，这些“露天舞台”才是他的地盘。“一开始是翻唱别人的歌，唱多了觉得无聊就开始写歌，不过还是没钱组乐队，那就自己唱。”

　　其实，和老周有相似经历的民谣音乐人并不少，“野孩子”乐队里的张玮玮就算一个。1998年，在兰州玩乐队玩不下去的他一个人闯荡北京。同样买不起电吉他，他就用一把木吉他在北京的小酒吧里卖唱，之后陆陆续续地认识了万晓利、小河、马条等一大批现在被认为是唱民谣的歌手。

　　“一开始都没有民谣的说法，好多人是奔着摇滚来的。”张玮玮猜想，大概是他们单枪匹马的弹唱实在没法和摇滚的大乐队相比，2000年之后，这种一人一琴的“简装版”弹唱慢慢被人说是“新民谣”，后来干脆被统一说成“民谣”。“一开始我们也不认同，还互相‘嘲笑’，‘你看你们这些唱民谣的。’”张玮玮说，“不过后来这么说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就懒得解释，就当自己是唱民谣的。”

　　这一懒就懒到了现在，当“野孩子”、万晓利、小河、马条出来唱歌的时候，他们头上的头衔都变成了“民谣歌手”。演出一多，“民谣的春天”的说法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不过，在业内人士眼中，无论是“民谣”还是“春天”的说法都太含混了。“那些几十年前抱着摇滚梦和乐队梦来北京打拼的人，该散的都散了，剩下来的只有这些，就变成了大众眼前的民谣歌手。”乐评人、乐童音乐合伙人郭小寒这样说。听她的口气，现在的“民谣”颇有点“无心插柳”的味道，“与其说是春天，还不如说是秋天。当年种了无数的种子没人看到，如今别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就剩这一挂柿子树留下来，大家就觉得挺好看的。”

　　演出赚钱了？主办方觉得有点“蒙”

　　不管民谣音乐人做音乐的初衷是什么，如今的他们确实已经走入大众的视线，还有不少登上了剧院和体育场馆。但对于这些演唱会的主办方来说，稳赚不赔的情况只是个例，经营民谣演出还远远谈不上赚钱。

　　树音乐是一家主办过多场民谣演唱会的公司，10月24日“野孩子”北京工体馆的演出就是由他们主办的。也只有在那一场，工体馆内4500张可售票全部售出，临开场前，还出现了黄牛票贩加价几百元兜售高价票、甚至出售假票和假工作证的情况。

　　“‘野孩子’工体那场确实赚了钱。”自打“野孩子”工体演出之后，树音乐创始人、CEO姜树不知道被媒体记者问过多少次，也不知道这样回答了多少次。但之后，他都会再跟上一句，“我们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火，之前觉得能持平就差不多了。”

　　工体馆的火爆，更像是意外之喜。因为从去年开始，树音乐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过一系列的民谣巡演，同样有“野孩子”这样老牌的民谣团体，同样有北京、兰州、西安、南京、武汉这几个城市，“但一多半是亏损的。”据姜树介绍，在这几场演唱会中，只有在北京和上海，他选择的是几千人的场馆，在其他城市，他们都是在只有千人左右的剧场演出。“1000人的剧场能坐满，就觉得不错了。”姜树这样描述在武汉的演出。

　　做不到每场都能赚钱还只是一方面，让他觉得更“蒙”的是，作为主办方，他没办法预判演唱会在哪些城市能大卖。他本以为，在南京、厦门这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南方城市，民谣的接受度会高一点。可这两年下来，姜树发现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西北，民谣演出的反响有时候反而更好。”姜树念叨着，“可能和西北人热辣的性格有关系，爱热闹，直爽，情绪一点就‘着’。”他记得，“树生长的声音”巡演到甘肃和西安时，不少大爷大妈带着孙子孙女进了剧场。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过民谣，也不知道台上抱着吉他、敲着鼓的人都是谁。“不过，台上唱得好，台下就有掌声；台上的歌手一呼喊，台下就有站起来的。”姜树回忆，“但是在南方的城市就不太一样，厦门和南京那几场就比较安静，大概是那些城市的人的性格比较细腻。”

　　后来，姜树找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预判能否盈利——看场馆的租金价位。“场租贵的地方很难说每场都赚，在场租便宜的地方才能回本。”姜树自己盘算，在北京，要上工体这样的大场馆，租场费是20多万元的“天价”；在北展剧场、世纪剧院一类的中型剧院，租场费是10万元左右，非周末的时候是8万元。“相比之下，在其他城市就便宜得多。武汉7万元，兰州就更低，只有两万多元——在这种城市演出，当然就赚钱了。”

　　比起这种在二三线城市回本的做法，“好妹妹”在工体场众筹演出的可复制性更让人疑惑。众筹办演出意味着，只有筹到了钱，才能举办演唱会，但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大场馆显然是要先交场地的订金。而“好妹妹”的经纪人奚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每位观众99元的众筹票价，只能回收演唱会成本的三分之二，聚橙与京东平台的联合支持，才是这场演出得以进行的保障。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与其说这是众筹的胜利，不如说是一场成功的营销事件，是否还会有其他民谣音乐人走上工体场，并不好说。

　　“歌手的知名度确实高了，但能举办大型民谣演出的还只是个例。”在姜树看来，现在的民谣演出仍处于从几十人、几百人的小酒吧和Live House向千八百人的“小体量”剧场转型的阶段。而在他下一年的演出计划中，巡演场次依旧是十场左右，跟今年以及去年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当然希望明年就能回本和盈利，但是能进万人体育场的，仍旧是周杰伦、陈奕迅那几个港台流行歌手，跟他们比，民谣差远了。”姜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