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论——对中国音乐思想的核心“和”的分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荀子的《乐论》到魏晋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和”的观念。中正平和，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可以说，“乐敦和”的观念统治了中国人头脑几千年。它是一个极为稳定、极为顽强、极为富于实用功利的音乐思想概念或音乐美学范畴。它要和天地阴阳、和君臣上下、和四时节气、和长幼男女、和五声六律……，由此造成中国人特有的音乐本体论、音乐认识论、音乐价值论、音乐批评和音乐创作的各项理论，并且从这个“母概念”派生出了种种音乐思想，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音乐思想史。

　　在中国人眼里的“和”，特别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调和，如艺术中的清浊、大小、疾徐、短长、刚柔……均要调和于一体，美才能产生，对立面的斗争则被看作是灾难。在这里提及的对立面，有其深层内容。一如黑白、强弱、高低、快慢、刚柔等，不是完全绝对的东西，而是相互渗透的东西。譬如说快，不是绝对的快，总有比它更快的存在，所以，它又是慢。反之，慢也不是绝对的慢，总有比它更慢的存在，所以它又是快。同理，其它相反对举的对立概念，也是这样。所以，这种对立面的调和统一，不是经由斗争达到，而是整合协同达到一个“和”的境界，在周行运动中完成。

　　“和”的观念的起源于甲骨时代。依照中国人以象尽意（义）的传统，从文字学研究层面，可知有两层含义。一、认为可能来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观念和生活观念，所谓“社会和谐说”；二、可能来自两性的和谐，所谓“性爱和谐说”。这与中国音乐思想中最大的根源：天地——乾坤之对于调谐、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否有相通之处？另外，从“和”作为美的范畴来看，则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首先，来自于乐器的和谐，“和”也是一种编管系乐器：龠——其声色之美要“和”；其次，主观上从生理之“和”到精神之“和”，再扩大到社会之“和”，直至达到“乐者，天地之和也”。

　　“和”字最早的写法：龠禾 ，按《说文》释“和”为“调也，从龠，禾声”。近人罗振玉氏在甲骨文研究中释为调和。而汉初的《尔雅》则释为乐器，如笙。这两种说法，许慎所称的调和说未及展开，难觅究竟；后者认为乐器之说，可能失误，亦难以称信，但从文字学来看，龠禾 是一个合体字。我们试着将这个复合字拆解开来，不难发现，这个字所具有的几组信息：包括生活方式（定居）、生产方式（谷禾）、人际关系（和谐）的内容。“和”字在此表达的初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心与物的和谐，这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中国古代上古文献表明，社会结构导源于家庭结构，即宗法血缘关系，君即父。而家庭关系必源于男女关系，如同《易-序》上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淮南子-汜论训》：“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和声，调阴阳”。对于上古社会，男女夫妇之和谐为什么是一切人的行为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此不言而喻。“和”之初义“合”，可能之说也，在此还在于一个“生”字，“和”“合”一词即是合男女，和阴阳。

　　以自然科学思想来看待“和”，其在观念在上体现出中国音乐的结构美，带来音乐美的平和，有其标准，如声律之数学的和谐，音响之物理的和谐，身心之美学的和谐等。而且，从主体的感受来说，外界的和导致了内心的和，因之产生美感，形成主客体相交融的和乐境界，只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和”，多半指的是一种对立面的动态和谐，并且是相互渗透的，如所谓“五声和”（宫商角徵羽），表现为“以它平它谓之和”的调谐。

　　“和”作为审美范畴，首先要求声、色之美要和。乐器、人声之声色，有其天然的一面，还有主观的一面。类似人声的演唱，演奏乐器时所包含的技法，都附议于“和”。如古琴，散音为地，泛音为天，按音为人，天地人是三材必“和”，否则宇宙不宁。《国语-周语下》有记载：“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不过一人之所胜。……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所谓“乐从和，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否则生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所以要听和而聪，视正则明。

　　其次，社会善美要和，和谐中正。《国语-周语》有“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导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乐记》“乐者，天地之和”。

　　此外，中国音乐思想中的“和”的观念，又可证之以民俗，礼失求于诸野。许多民俗事项和乐器的源流之考证，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论断的。

　　由上可知，“和”作为中国音乐思想的一个文化母体概念，及由之生发出的基本音乐思想就必然反映了中国人对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宇宙和谐的理想，并进入现实层次，成为可操作的法理、规则。这些基本思想择其要者可罗织如下：

    和

    音乐政治论——艺术与社会相“和”

    音乐道德论——艺术协调人际关系之“和”

    音乐美的平和论——音乐自身亦“和”

    音乐的宇宙和谐论——艺术反映宇宙之“和”

　　㈠ 任何艺术的思想观念，均受制于其生存的社会规范。所以，中国音乐思想中的音乐政治论，必定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相关，其中所蕴涵的音乐思想的基本观点表现为：儒家的政治，首先重教化，倡导礼乐，目的是人们自省、自制、自立，来完成自己的人格，进而达到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古代音乐思想家，在看到“乐”对社会和谐的功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不良的音乐也可以引起人的奸邪欺诈之心，导致社会动乱。《乐记》记载的“宫为君，商为臣……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这一段文字是对人民大众而言的，告诫不良音乐对人群的反作用，进而引起社会的不和谐，所以从这种音乐思想出发，必然就要求：对统治者而言——听治；对音乐思想家而言——治心；对音乐家而言——德音；依政治运作机制而言——观风、立乐、批评、应用。

　　㈡音乐道德论。方家认为，“德”是周代尚文之事，起源于周，故礼乐制度成于周公旦，亦是必然。在中国不仅有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以至于政治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政治，而且有艺术道德化和道德艺术化的现象。所谓艺术道德化，是说一切艺术必须合于道德，反映道德，有益于道德秩序的建立；而所谓道德艺术化，则是指中国古代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带有强烈的艺术意味，有突出的艺术化的仪轨、礼仪。它们的集中反映，是古代“士”的精神生活和艺术追求。《乐记》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因之创造出乐的道德论的基本理论，它实际上是从人心—→音乐—→行为—→品德的升华，人心感于物而动，故生音乐，音乐影响行为，故导致人品高低，所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返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德音之影响，从礼的角度而言，它作为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礼”的制度蕴涵于钟鼎彝器之中，它们代替了法律。故钟之地位、神性乃王之地位、神性。

    ㈢音乐平和论。正因为“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所以，乐之形态以及相应之美应尊一“平和”二字。譬如制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也就是说制造钟，不出一个八度，或者“大不逾宫，细不过羽”，也是限制在五音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八度之内。当然，春秋时期，与中德一词对应，有“中音”的概念，既要合乎律吕，又要有节制，不过高不过低，有“中而不淫”的内涵。所谓要“导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才能德音不衍，合与神、人要求。在技巧上，反对“繁手淫声”。追求“美善相和，德艺相和，文质相和”，直至达到“中正平和”，如同《周语-周鸠论乐》所说的一样：“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那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