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复调音乐教学体系的建立主要通过三个阶段。其一是欧美复调音乐教学体系的引进;文章以上海音乐学院初办时的外聘教师，留学归国的学子为主线，是他们奠定了我国的复调音乐教学基础。其二是苏俄体系的渗透;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复调专家来我国讲学以及相应教科书的译著出版，对我国早期欧美体系产生了很大冲击，但也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其三是我国学者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教学、创作、研究等方面都显示出无限的活力与丰厚的成果，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复调音乐教学体系。

　　关键词：萧友梅；黄自；复调音乐；对位法；赋格

　　引言

　　复调音乐(polyphony)是作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建立第一所专业的音乐学校——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而正式开始作曲专业招生是1930年的事，1929年，“黄自赴美学成归国，萧友梅聘他任教，并任命其教务主任之职，此后，理论作曲组方才正式成立。……1930年招生时，理论作曲组有9名学生入学……。当时理论作曲的课程设置有：和声学、高级和声、键盘和声实习、练耳与默谱、单对位法、复对位法、配器法及实习、国乐编制法、曲体学、和声解剖及乐曲解剖、赋格曲作法、名著研究、乐队指挥实习、自由作曲等”。当时复调音乐写作由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曲作法等几门构成，主讲教师就是黄自。

    在欧洲，最早形成这门课程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福克斯(Johann JosephFux,1660-1741)，他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于1725年出版了《对位津梁》(即后来所称的“严格对位法”)，这是专业研究14——16世纪以来合唱风格的写作技巧(主要是帕里斯特里那的无伴奏合唱音乐作品)。它对17——18世纪的自由对位(巴洛克时期的器乐风格写作)产生重大的影响。19世纪以来，音乐理论家在编写对位法著作时在和声法则的不同程度下，先用五种分类写法的严格对位作为基本训练，然后进入自由对位的领域(如：法国的杜布瓦)。美国的该丘斯(1853-1943)、劈斯顿(Walter Piston,1849.1.20-1976.11)等音乐理论家则抛弃了这种古老的严格对位法与自由对位的写作。该丘斯以巴洛克时期的器乐音乐作品，特别是巴赫的作品作为研究、教学的范本;而劈斯顿是以几百年以来的复调音乐作品作为教学训练的基础。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是延续了对位法的学科名词，同样都是“依据和弦与和声进行法则来编写对位法，使自由对位继续向前发展”。在20世纪瑞士音乐理论家库特(Ernt Kurth,1886-1946)于1917年出版了《线条对位的基础》一书，使对位法再次向前迈进。

    在俄罗斯，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塔涅耶夫(Sergey Ivanovich Taneyev 1856-1915)创立了具有独特的复调音乐教学体系，他在对大量音乐作品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概括出“可动对位”的理论学说，他的老师柴可夫斯基认为塔涅耶夫是“俄罗斯最好的对位学家”。在塔涅耶夫门下有拉赫玛尼若夫、斯克里亚宾、梅特涅尔、格里埃尔等著名作曲家。斯别列勃科夫则是格里埃尔的学生，他与其他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一道继承和完善了塔涅耶夫的教学体系。这个体系，首先，吸收了欧美的对位法与赋格的精髓;其次融入了俄罗斯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再者，在观念上渗透了对位法的教学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理念。由此，认为复调音乐包含了对位法与赋格的技术训练，同时还强调习作的美学意义，强调技术必须与音乐创作相结合的理念。复调音乐的名词替代对位法与赋格就成为必然。其中，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专著是斯别列勃科夫的《复调音乐》(吴佩华，丰陈宝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年12月)，即苏俄体系。

　　因此，“复调音乐作为一门课程包括对位、卡农、赋格等。它的写作方法可分为对比复调与模仿复调两大类。用复调音乐体裁形式创作的乐曲有创意曲、轮唱曲、卡农曲及赋格曲等”。

　　我国复调音乐教学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她经历了哪几个阶段?至今是否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复调音乐教学体系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做了以下的探索。

　　一、欧美体系的引进

　　20世纪30至50年代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复调音乐学科的发展体现在教学与教材两个方面。

　　1.复调音乐教学

    早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成立的音乐教育系科有：1920年9月，由萧友梅和杨仲子仿制日本学制创办的“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1922年，萧友梅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传习所”等有关音乐类的学校。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教育则起步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在我国，第一位从事复调音乐教学的理论家就是于1929年留美归来的黄自。1927——1930年由于师资问题没有开设作曲专业，只有萧友梅担任“作曲初步”(旋律写作)与“和声学”课程。黄自采用的是美国的教学体系，在复调音乐写作的课程中开设了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曲作法。1938年，黄自先生英年早逝。1941年聘请了德籍犹太人音乐家——弗兰克尔(Wolfgang Fraenkel)，他是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的学生，他还担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二提琴演奏，乐队指挥梅百器认为他是上海最好的音乐家。弗兰克尔是继黄自之后对上海音乐学院做出巨大贡献的音乐家，担任和声、严格对位、自由对位、复对位、赋格、乐器法和曲式与作曲等课程的教学，他的对位法没有教材，都在他的脑子里;严格对位主要是二至八声部的五类训练，以合唱风格写作为主，自由对位与赋格则是以巴赫的器乐风格写作为主，也传授20世纪库特的《线性对位的基础：巴赫旋律性复调》以及该丘斯的《实用对位法》等，1947年他离开上海时推荐了另一位德国的许洛士教授，他也是阿尔班-贝尔格的学生，教授赋格、配器和作曲课。江定仙、贺绿汀、钱仁康、陈田鹤、刘雪庵、邓尔敬等曾受过他们的严格教育。

    谭小麟(1911—1948)，1939-1946年留学美国，是享誉世界的美藉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保罗-亨德米特(1895—1963)的学生。1940年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主任，1947年开设了对位法课程，“采用的教材是丹麦音乐家克诺德-杰普生(Knud Jeppeson)所著的对位法，该书全面地讲述了16世纪声乐形式的复调。……第二部分，对位练习。内容的编排主要借鉴了约翰-约瑟夫-福克斯(John Joseph Fux)于1725年出版的名著，Gradus ad Parnassum(《通往诗国之路》即《艺术津梁》)中关于分类法的原则，加上他本人的精辟见解。习题均采用中古调式，Dorian, Phrygian, Mixolydian, Aeolian, Ionian五种写作。”。同时还讲授亨德米特的作曲技法。据桑桐教授回忆说：谭小麟担任了“作曲、欣德米特的二部写作、对位法、指挥等课”的教学。亨德米特的“两部写作练习”，是从单部旋律写作开始，接着是根据写作要求，配写第二声部。与严格对位有些类似，但以半音阶为基础，音程处理、声部进行均有自定规则，可视为一种新的对位写作法。特别在调性方面，根据音程的根音所形成的音级进行加以确定，是与传统的调式或大、小调基础的对位写作的不同之处。之后，从事复调音乐教学研究的名家有陈铭志、刘福安等，他们都是谭小麟的亲传弟子。

    自此以后，对我国复调音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丁善德。他于1947年赴法国深造(出国前曾私下跟弗兰克尔学习作曲)，在加隆班上于1948年获得对位文凭，1949年6月获得赋格文凭;同年9月回到上海，被母校聘为作曲系教授。在教学中，他编写了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写作技术纲要(该书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等复调音乐教材。他延续了法国的教学体系。

　　另一位重要的复调音乐教育家是我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侄女肖淑娴，她于1950年9月从欧洲瑞士携子女三人回国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调音乐课程的教学。1930年，她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专业作曲教育;“先入在金诺(Ginaud)的高级和声班;对位法则从师摩拉(Maulaert)，赋格在容根(leonJongen)班上。这几门课修毕考试都得了奖;其中对位法获最高级的优秀一等奖”。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复调教学至1986年退休。她的弟子中从事复调音乐工作并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有：段平泰、于苏贤、杨勇等。

　　从黄自、弗兰克尔、许洛士、谭小麟、丁善德到萧淑娴等，他们为我国的复调音乐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学术理论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丹麦、比利时等国，他们共同把欧美的复调音乐体系引进中国，为中国的复调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