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1年第7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开篇中对音乐学性质给予了新的界定，提出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所发生的。”

　　关键词: 音乐学 综述

　　音乐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词，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却是近五十年以来的论题，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而是人类学。事实上，这一转折是几个世纪以来人文思朝的不断发展、更新和完善的产物。人类学关注事物的思维、研究事物的方式、解读事物的角度、分析事物的手段、审视事物的立场，最终认识事物的目的和宗旨，极大地影响了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开始觉醒：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

　　音乐与文化合为一个词语成为“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而事实上是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回归自我”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正是如此，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

　　梳理这个思想、文化和精神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对音乐人类学两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和发展趋势展望。

　　1、十九世纪前

　　欧洲探险家们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记载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尽管在早期殖民主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有些记载将非欧洲的文化视为潜在平等的竞争者，有些甚至比欧洲更为有优势（诸如对中国文化的叙述等），但从那时起，欧洲文化优越感已经开始滋生。殖民主义有两重性，它在占据他国、他民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包括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音乐。音乐在早期旅行者的记载中是一种附带品，只是在进行文化不同性或相似性的全景概观叙述中作为一个点缀的部分。随着不断了解，欧洲逐渐加深对异国音乐的认识，开始进行比较详尽、体系化的考察，并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继之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理论等。

　　随着在探索实践中的新发现（包括异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在欧洲兴起了知识“复兴”的运动，人们从理论上构想返回到古典主义，强调那些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学识、理智和艺术。在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的影响下，科学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有效的美化性的附属品。知识复兴刺激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思索。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学者的类型非常广泛，例如致力于自然科学、民族志和音乐的研究，对中国和埃及的音乐进行了民族学的考察，将埃及以及古埃及科普特人的音乐与古希腊音乐理论相关联，还研究音乐声学和物理学，包括探究巫术和音乐生理治疗的关系等。

　　人类的完美意识通过理性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促使产生了人的进步是由狩猎、采集经过农业和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进化理论，从而构想出了一个不断上升“进步”的等级制度。知识的世俗化使得达尔文理论不只是一种补充，而成为了自然法则。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强调促使发展了和谐的普遍性理论，同时也促进了对某些非西方音乐理论在数理逻辑上的探究。语言学的研究对许多跨文化研究的音乐理论家们产生了影响，学者们提出“音乐是一种自然的和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的理论，出版有关印度、波斯和希腊之间关系的音乐专著，以及法国百科全书中的音乐论文，强调非西方的音乐是文化多样性的见证，而并非只是物理的普遍规则中的现象。18世纪40年代，持“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点的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比较音乐的民族学方法，认为人类所有音乐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特别是按照和声频率的物理声学原则所构成的。这种理论企图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声提供基础，而且该理论还认为，按照音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西方音乐的和声关系，所有音乐都是可以被测定的。

　　2、十九世纪

　　民族学的兴起与19世纪早期（1820—60年）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学者不仅反对奴隶主义，而且掀起保护土著文化的运动。以科学的基础来强调人类的人种特性，多少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政治色彩。通过综合生理的、建筑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哲学的各个方面的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强调对民族的精神、思维研究的重要性。民族学从语言、家族和哲学意义的考察，来界定人种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18世纪在一些人文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借助了各种思想和方法来说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学派的研究中，音乐成分不断地增长，以研究音乐文化的交叉性和不同性来说明人类的统一性。音乐的研究开始不断接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人们开始关注从音阶、节奏等物理因素到语言、习俗等文化因素来说明音乐问题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部落”音乐、西方流行音乐及古典音乐等，将这些不同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学者仍然依靠“Armchair”的方式，仅仅与“当地”学者稍有接触但主要依赖引用他们的材料进行研究，或者在乐器博物馆中对音乐现象从理论进行分析，而不是亲自深入田野进行考察，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

　　虽然霍恩波斯特尔用“比较方法”来表达其最终目的是对比较理论的关注，但事实上，该学派的同行们在与博厄斯长期合作中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受到了“历史文化理论”的深远影响。他们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对民族志的详尽描述和对特定文化中的音乐分析。虽然霍恩波斯特尔也同样提出进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框架和对音乐观察进行实地参与的观念，也有极少量的对音乐活动实地采访，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研究是依靠他人录音的那种“Armchair”方式完成的，并且以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来对非西方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

　　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建立了音响档案馆，体系化地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了比较性地描述和分析研究。他们之间的合作，学术思想上的交流，直接到影响了之后的民族音乐学中的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建立。另一方面，欧洲比较音乐学发展了欧洲民歌研究的田野工作传统。然而，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新兴的“传播主义”理念，另一些与博厄斯学派合作，关注于功能主义学说。荷兰学者Kunst建立了大规模的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的田野考察的民族志框架，以此强调其“本土”音乐观念。之后，其弟子Hood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对非欧洲音乐的演奏进行研究的传统，为美国各学校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和专业培养了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3、二十世纪初期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以“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学派”为特征，其为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进化论思想为核心的学派，为避免“Armchair”式的人类学方式，该学派非常强调“田野工作”的实践，以细致和谨慎的比较方式采集资料，偏好于理论的预见性。注重于从自身环境中来审视文化的价值和特性，以“历史特殊论”将不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来考察，它们相互间的价值是平等的，认为每一种文化自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整体，并且与其相邻的文化连接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传承，批判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或一般性。

　　博厄斯对其传人在音乐研究上给予了重要的指导，使得他们后来在“音乐文化区域研究”和“音乐文化理论研究”中起到了率先作用，之后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学派的重要力量。

　　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

　　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在博厄斯的带领下，在方法上强调直接参与田野工作，不再依赖“Armchair”的手段。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建立了“参与观察”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Villoteau、Alice Fletcher、Frances Densmore。当然，个人化的田野工作构造了人类学家成为“英雄”形象，夸大了学者对文化的解释权及在拯救文化中所起到的个人作用。

　　之后出现了“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思潮，从较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文化的相似和不同，而不是以个别独立的，或者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学派在“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中，强调文化内部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文化因素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承接。Wissler以生态学理论来描绘美国印第安的文化区域范畴，Kroeber不仅强调生态学基础，而且还加入了更复杂的“数量统计分析”来勾勒地区文化分布特征，提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极点”地区。该理论在音乐上的运用，主要体现在Herzog、Roberts和Nettl对北美音乐文化区域，以及Merriam对非洲音乐文化区域的界定和研究中。最典型的成果体现在Lomax的“Cantometric”理论中，其综合了“文化区域”、心理分析和行为学的研究。虽然地区之间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要进行明确的文化区域的界定是困难的，而且以个别归纳为一般的方法也遭到了学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