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人类面临新的转折

    二十一世纪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因为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类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尽管这一转型首先只是从经济领域（所谓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体现出来，但这一转型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将是全方位的，而不会仅限于经济领域。那么这个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的音乐学术领域将如何面对这一转型做出回应？当然，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一转型的认识。

　　所谓知识经济，全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伴随信息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在产业的主体人员、产业的资源以及产业的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的变化，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变化程度。关于这一点，从以下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真实地感受到了：

    （1）知识分子将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本世纪50年代，当全世界的眼光还在紧张地关注着东西方的冷战格局，一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却悄然发生，这就是美国的白领第一次超过了蓝领，人类社会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不可逆的。随着体力劳动越来越被机械所替代，科技知识的生产、交换和使用所需要的脑力劳动不断增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力劳动的比例迅速下降，脑力劳动者很快成为社会劳动力的大多数，据统计，1995年美国蓝领工人已经下降到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预计到21世纪初美国蓝领工人将进一步下降到12%以下。这一变化首先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导，而且将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人类这一格局变化作出的反应是明智的，他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还说“老九应该是老大”。但面对中国社会长期来形成的顽固的歧视知识分子的习惯势力，即使是领袖人物说的话，至今也不敢让老百姓听见。

　　（2）资源概念的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三大要素是：资源、技术和市场。工业经济的主要能源是物质能源――煤、石油、矿藏等，由于这种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资源的争夺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战争。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能源是知识，人类创造财富的资源是知识，这种资源的特点是越用越多。物质资源的使用处于递减状态，而知识资源的使用处于递增状态。物质资源的特点是效益递减，递减效益是客观物质短缺的结果。但知识资源的特点是效益递增，在客观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各种差别中，最重要差别就是思想不会短缺，发现思想的过程不会出现收益递减效应，相反地会出现收益以几何级数递增的效应。当然，详尽探讨能源观念变化所产生的一切方面不为本文力所能及，我们从这一变化所要认识的，首先是知识已从服务于物质生产的概念，转变成为社会生产的引擎、燃料和发动机，转变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与此同时，“人”及其创造物（首先是传统文化资源）第一次在生产力意义上，成为社会最可宝贵的财富。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是第一可宝贵的资源，知识的概念甚至超过了贫穷和富有的概念，以至于人们戏称知识经济时代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

　　（3）生产方式的变化。衡量一种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生产方式，所谓牧业、农业和工业正指的是生产方式，因此用知识来衡量新的时代，严格意义上并不准确，因此有的学者正在思考用更为合适的概念来取代（例如“科业”，意为科学研究业）之。当然哪一概念对于我们来说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实质。把知识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与把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有着惊人的不同。不像传统的经济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可以无限制复制。它可以驻留在计算机和磁盘中；也可能驻留在复杂的软件中，并可以在不到一秒钟时间内传送到世界各地。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知识才能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最终提供原始的竞争优势。现在全世界每年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万亿，世界的经济因此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最根本品质――是创新，是知识创新。

　　当然，本文并不想将音乐的学术活动简单地套到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中去，但谁能说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将不会对音乐学术领域产生影响，乃至重大影响呢？因为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现存的学术活动及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作为一个音乐学者，我们只需要固守自身的专业范畴，在自身的专业范畴来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范。但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仍然是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亚当?斯密是一位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实质有极精辟论述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工业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相对于农业社会的最大不同和优势在于强调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创造了极大地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因而，一个农业国必将落后于一个工业国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他们当时各自的农产品数量，而是决定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方式。目前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也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性质的根本转变。分工不再是激发社会创造力的因素，恰恰由于信息技术大大缩小社会的时空距离，造成了社会化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融合”的方式取代“分工”的方式，成为新的激发创造的原动力。因此了解整个社会以及整个科学共同体所面临的变化，明智地选择学科“融合”，也是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

　　2、以形成中国音乐学术共同体作为回应

　　本文将促进和完善音乐学术共同体，作为中国音乐学术领域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首要回应，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音乐学术能否繁荣，关键在于中国音乐学术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要为中国音乐学术活动创造一个良好得生态环境，就必须对这一环境的性质加以明确的界定。而根据本文的思考，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中国音乐学术领域，不仅应该具有学术共同体的意识，而且应该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概念，是从科学领域借鉴过来的，共同体的原本含义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言下之意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共同体不允许存在行政权威，因此共同体的概念类似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具备或者都必须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不能具备共同体的性质。在现存的人类发展阶段，我们认可社会的行政权威结构，我们也认可社会的资本权威结构，但我们还同时必须争取社会存在学术共同体结构，换句话说，如果说官场是一个认权的地方，商场是一个认钱的地方，那么社会还得有一个认真理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社会结构就必须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这个地方必须实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行思想探索无禁区的原则。很显然，这一特征也是中国音乐学术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在科学领域中，科学共同体关心的典型问题是：通过杂志、会议等交流科学知识和学术果的成效如何？如何在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科学家之间或者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科学家之间保持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致性？……等。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有共性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问题，而实现音乐学术共同体，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次，选择共同体意识，回应人类及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转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型期，面对这一转型，任何学术领域都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社会的改革，目前也已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摆脱企业的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离，以法律为依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科教兴国，改革科学与教育体制，实现国家创新体制等新的任务，这一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学术领域与行政体制的关系是什么？学术是否具备自身的独立品格？以宣传行政决策方针为己任的所谓学术能否产生真正的学术思想？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有着较大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了较为完整的学术群体，但不可否认，中国的音乐学术活动长期来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基础当然仍然有其重要价值，但这一基础是否是唯一的？从意识形态视角来认识音乐文化现象，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认识这种变化？离开学术共同体的意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认识也将是很困难的。

　　再次，中国音乐学术成果应该在共同体的框架和规范中进行交流。建国以来，中国的音乐学术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应该说随着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国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老学科有了着实的推进，新学科也层出不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的音乐学科相对封闭，学术成果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交流。虽然说一些学术观点的交锋从大体上看是好现象，但由于对学术观点背后的学科基础缺乏更清晰的认识，实际上不仅使这种争论停留在表面层次，也使这种争论带有太多的情绪化色彩。健康的学术争论，是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科学的学术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