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照完相，所有人就被吴海岗拉进了录音棚。

　　128人，能得到领唱机会的毕竟只是少数，而谁来领唱、唱哪句，是进棚之后大家讨论才决定的，“前后两句间一定要有对比，才能突出每个歌手的风格。头一句我们让赵莉来唱，是因为她的嗓音接近童声——那时候流行音乐就是个稚嫩的孩子嘛。”吴海岗说，“至于领唱——外地的来一次不容易，应该让人家亮一嗓子，北京的就完全拼实力了。我很欣慰，这批人里真正唱出来的，像韦唯、朱桦、孙国庆、付笛声……都是我们当年选中的领唱。”

　　那年才17岁的常宽也是领唱之一。“当时被挑中的基本都是我这样的年轻歌手，”常宽说，“王洁实、谢莉斯那时候已经特别红了，没当上领唱人家没一句怨言。这里面还有不少东方歌舞团自己的演员，可谁也没去找领导要求‘让我领唱吧’——那是流行乐坛真正‘充满爱’的时候。”

　　“中录”的录音棚在白家庄中学顶层的小阁楼里，条件非常简陋，五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转热，因为怕噪音干扰，棚里又不许开空调，一百多人挤在一起，有人当时就晕倒了——可没一个人抱怨。“要知道，那里面很多歌手——甚至包括韦唯——都是从没上过大舞台的。大家太珍惜这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了，那是一种‘等待出生’的感觉。”吴海岗说。

　　“出生”的日子，终于在1986年5月9日到来了。演出定在晚上8点开始，早早地，歌手们就乘着公交、骑着自行车从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了，在工体北门外一个篮球场上集合完毕后，年轻人们终于向着舞台、向着自己的理想进发了。“也没有人组织，大家忽然就把手挽起来了，那种互相搀着、搂着、扶着、抱着走上舞台的感觉，太美了。”回忆那天的情景，吴海岗哽咽了，“那一刻的感觉很像长征——我们从荒原上走来，慢慢走到了一起，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只是谁也不知道结果。”

　　“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让世界充满爱》第二章

　　此时，能容纳万余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已是座无虚席。由于时间仓促，演唱会的舞台显得有点简陋，一块写着“让世界充满爱”的背板、一圈盆花，就是全部的装饰。连舞台两侧的音箱都是临时赶制的，“以前哪做过这么大的演唱会啊，东方歌舞团、‘中录’和工体三家单位加起来，都找不到足够大的音箱。”担任演唱会舞台监督的张世义说，“我们赶紧跑到797厂，游说人家赞助几台——‘和平的声音要靠你们传播啊！’”797厂连夜赶制了十几台音箱，每台都有1.5米长、1米宽，要四五个人才能抬动。演出前一天，这十几台音箱运到工体的时候，上面的油漆还没有干。

　　尽管条件简陋，当赵莉第一句甜美的歌声传来，全场的气氛还是一下子被点燃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中国人正处于‘爱缺失’的状态，”学者马树春认为，“极左的阶级斗争使人产生信任危机，彼此间不是‘人斗人’就是‘人防人’，用萨特的话说，‘他人即地狱’。尔后商品化、市场化又使人发生情感危机，人从被政治异化的‘政治人’变成被商品异化的‘经济人’，情感已经‘沙漠化’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负面效应。”

　　而真实人性的复归，正是流行音乐真正的价值所在。回忆那天现场的气氛，张世义用了个形象的比喻，“就跟申奥成功那天差不多”——可他自己心里清楚，传到观众耳中的歌声，其实并非歌手们的现场演绎。

　　相对128人的庞大阵容，工体的舞台实在小了点。走台的时候，好几次音乐已经响了，领唱的演员还没走到话筒前。为了保证舞台效果的绝对完美，“中录”方面最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录音、对口型。

　　对于这一切，台上的年轻人浑然不知——积攒了多年的激情一下子宣泄出来，他们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里。所有的禁锢此刻都不存在了，大家情不自禁地勾起肩膀、挽起手，又高又瘦的孙国庆甚至戴上墨镜，背对观众走起了“太空步”……台下的观众也抛弃了矜持，他们站起身、涌到每层看台的最前面，与台上的歌手一齐忘情地唱着“哦——一年又一年——”。

　　“17分钟的歌唱到最后，已经变成了全场大合唱，”张世义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爱，这一刻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

　　“我要给你我的自由，还有我的追求。”——《一无所有》

　　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端冲锋枪似地抱着吉他，走上了舞台。未曾开口，他的一身打扮已经引起了观众的阵阵骚动：一件超肥大的藏蓝色中式罩衫——敞着怀；一条上肥下瘦的黑色棉布“秋裤”——裤腿一高一低；一双千层底“老头鞋”，一双白色棉布袜子，又厚又密、颇具乡土风味的齐头帘几乎遮住了眼睛……24岁的崔健，就这样站在了1986年的北京的舞台上，活像一出荒诞剧。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沙哑的嗓音“撕心裂肺”般响起。有一瞬间，台下安静地令人窒息——紧接着，整个体育馆就被潮水般地欢呼声淹没了。

　　那是崔健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次唱《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横空出世了。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金兆钧依然清楚记得初听崔健的感受，“第一句吼出来，我当时就晕了——‘我曾经问个不休’——年轻人永远会追问生活的意义，何况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崔健用一个成语，就唱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直截了当地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提出了质疑。他的音乐又促使人们首先改变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态度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因此，《一无所有》才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巨大的反响。”

　　若干年后，《一无所有》被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象征收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七卷）》，崔健也被称为“当代首席摇滚诗人”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然而在1986年，当崔健发出摇滚的第一声呐喊的时候，迎接他的不只是疯狂的掌声，还有尖锐的批评。

　　那场演唱会的观众席上，坐着不少领导同志：中顾委委员荣高棠、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还有文化部艺术局的领导，都是王昆煞费苦心请来为演唱会“壮声势”的。自始至终，张世义一直站在舞台侧面，紧张地盯着领导们的表情，“前面都是风平浪静。崔健刚唱出头一个字，艺术局领导就站起身，拂袖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