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在1986年到来了。

　　这年年初的一天，从广东探亲归来的“中录”录音师张丹丽把一盒“水货”磁带拍在了吴海岗的办公桌上——“我一听，懵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是什么让吴海岗如此激动？原来，1985年，为赈济非洲饥民，当时如日中天的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联合40多位欧美一线歌星，组织了一场大型公益演唱会，并共同演唱了一曲温暖人心的《We Are The World》。“这场演唱会引起空前轰动，当时全世界所有具备转播条件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都转播了这场演唱会，甚至包括苏联。”乐评人金兆钧说，“杰克逊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募集300万美元，最后一共募到了370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非洲。”

　　受《We Are The World》的启发，那年年底，台湾音乐人张艾嘉也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唱会，推出了由罗大佑创作、60名港台歌星共同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张丹丽带回来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原声磁带。“我们那时候常开玩笑——是两个姓张的女人改变了中国流行音乐史，”吴海岗说，“我和张丹丽一合计，我们也可以写一首这种宏大主题的歌曲呀！他们搞40人、60人同唱一首歌，我们就搞个100人的！”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直属于文化部艺术局，当时的社长孟希非、编辑部主任丁颖，都是文艺界敏锐而开明的人物，吴海岗的想法很快获得了他们的首肯。不过在最初的计划里，“中录”只是想把100名流行歌手请来，唱一首“大歌”，录一盒畅销磁带——是一张报纸的出现，陡然为这件事赋予了一层新的、更深的意义。

　　“记得是那年春节之后，我无意中读到《参考消息》上的一条新闻，说1986年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吴海岗说，“我猛然意识到，这两件事可以联系起来。就像《We Are The World》为非洲赈灾一样，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作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礼物！”

　　刚巧，吴海岗一位战友的父亲是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的章文晋。面对吴海岗冒昧的登门拜访，章文晋给了年轻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告诉吴海岗，中国已经成立了国际和平年活动组委会，他本人就是副主任委员之一，组委会正在策划一系列相关的献礼活动，“‘百名歌手献礼国际和平年’的创意非常好，完全可以纳入进去。”

　　流行乐与“和平年”的结合，其实并非一种偶然，“与严肃音乐相比，通俗音乐最善于表达群众的强烈愿望，”词作家付林认为，“它最能够表现时代的尖锐主题，包括政治性的题材。”

　　问题是，这样一首同时拥有“国际和平年”宏大主题和“百名歌手”庞大规模的歌曲，哪个作曲家能够驾驭？“中录”曾经考虑过谷建芬、施光南这样的大家，最终又被一一否决，“大家还是想要一个更有时代感，更能代表年轻人思想的人来作曲。”吴海岗说。

　　23岁的郭峰就在此时进入了吴海岗的视野。彼时的他还是个刚从四川来到北京的青涩小伙，之前和吴海岗有过几次合作，郭峰的才气和良好的古典音乐功底给吴海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峰回忆说，当时他手里正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走向明天》，“原本是写给韦唯的。我拿给吴海岗看，他觉得很好，但是不够‘大’。”

　　由于两人相似的古典音乐背景，吴海岗和郭峰很快就确定了创作的大方向——以《走向明天》为基础，写一首三个乐章组成的“声乐套曲”。用郭峰的话说，“我们是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加古典音乐的形式，打一个‘擦边球’。”

　　郭峰虽然年轻，毕竟还有些作曲的经验，和他相比，吴海岗选择的词作者更令“中录”的领导和同事们大跌眼镜——陈哲，一个家境清贫的普通工人，准确地说，是刚刚从首钢离职的“前工人”。

　　“从一开始，我就认定这首歌只有陈哲能写——他对社会的洞察力，他作品中的哲理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吴海岗已经记不得是何时听说了陈哲，只记得自己当时近乎冒险的偏执——他甚至连陈哲本人还没见过。

　　怀着这样的执著，吴海岗亲自登门“搬请”陈哲，生性很“闷”的陈哲却让急脾气的吴海岗也没了脾气，“我跟他谈了一下午加一晚上，他还是那句话——‘考虑考虑’。最后我撂了句‘狠话’——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仅有一次的机会，看你愿不愿意抓住了！”

　　“我明白吴海岗的意思，他想找一个代言人，表达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社会感和立场感，一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人文的、博爱的、温馨的情愫。”陈哲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犹豫的原因，“我对自己有信心，但能不能与其他人的思想统一？我不太自信。”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早，陈哲还是拨通了吴海岗的电话，“思路我有了，你来吧。”很快，在吴海岗、尉迟焕辉、吴璐琪等几位“中录”老编辑的策划下，“创作组”正式成立。陈哲、郭峰和另一位词作者小林一起搬进了“中录”在工体北侧华夏宾馆租下的房间，开始“闭门造车”。

　　“如果你，如果我，失去理解和信赖，一切都将不存在，将不存在。”——《让世界充满爱》第三章

　　好不容易做通陈哲的工作，那一边，郭峰又突然打了退堂鼓——1986年的春天，吴海岗简直焦头烂额。

　　“那时候郭峰还是个孩子嘛，他是因为个人原因闹了点情绪，一度不想跟‘中录’合作了。”现在提起当年的事，吴海岗已是一派云淡风轻，“可我脾气急啊——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难道就这么搁浅？”“中录”决定采取那个年代最有效的办法——找郭峰的领导，给他施加点“政治压力”。

　　郭峰所在的单位，正是鼎鼎大名的东方歌舞团，团长则是更加鼎鼎大名的老艺术家王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流行音乐界，王昆是被奉为“教母”式的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还顶着“靡靡之音”的帽子遭音乐界“人人喊打”的时候，她就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这批年轻人：以“表演亚非拉歌舞”的名义，东方歌舞团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电声乐队；被王昆招进团里演唱“亚非拉”的李玲玉、成方圆们，也由此成为中国流行歌手中的第一批“正规军”；1980年，通俗歌曲正处在被批判的风口浪尖的时候，王昆甚至“公然”带着一台叫“东方音乐之声”的流行歌曲晚会，南下上海巡演去了。

　　“其实那不能算是流行歌曲晚会，只是用现代手法对民歌进行了重新配器，有了点流行乐的感觉——但在当时还是遇到了很大阻力。”当年东方歌舞团的负责人张世义说，“布置舞台的时候，上海市文化局说不能使用移动麦克风，只能用立式的。我一听就急了，‘载歌载舞’是我们团的表演风格，话筒不能动怎么行？！”可上海市文化局的主管领导坚持认为，固定话筒体现了一种“革命”的风格，是不能更改的。张世义的回答尖锐极了，“这和革命不革命有什么关系？连这些话筒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不是延安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