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二十年来，每当我们真诚地呼唤理解与关爱的时候，这首《让世界充满爱》总会在耳畔响起，予我们温暖，予我们勇气。这动人的旋律曾经感动过整整一代人，温暖了严酷的岁月过后，中国人业已变得粗粝、坚硬的心。它是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送给国际和平年的礼物，是一代中国年轻人关于光荣与梦想、关于青春、关于爱的集体记忆。从那一刻起，中国流行乐以主流文化的姿态登上了大众舞台，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宏大主题。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让世界充满爱》第一章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场内的灯光暗了下来。轻柔的钢琴曲响起，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挥着手，说着笑着，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舞台中央，数一数，足足有128个——“未成曲调先有情”，前所未见的出场方式已经在观众席中激起阵阵涟漪。

　　这场演唱会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新奇：演员们穿的不是华丽闪亮的“演出服”，而是普普通通的工装夹克和牛仔裤；舞台上没有绚丽的灯光，甚至没有基本的布景，只有一块简单的背板，上书六个硕大的汉字——“让世界充满爱”——那个红红的“爱”字，那个此前多少年间，中国人羞于提起更惮于提起的字眼，就那么清清楚楚、光明正大地写在那里。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阳光和空气，也不缺少土地和风雨，而多少年来，我们苦苦寻找的是真挚的友爱和信赖——它在哪里？”主持人李晓玢的声音落下，深沉而温柔的旋律渐渐响起。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舞台中央一个梳着娃娃头的女孩子，用近乎童声的甜美嗓音唱出第一句歌词，整个工体瞬间沸腾——这久违了的温情，把中国人心里最柔软却最隐秘的那个角落轰然打开了……

　　“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让世界充满爱》第二章

　　把一个“爱”字如此清楚明白地写到舞台上，摆在公众面前，对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人来说，的确需要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音协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的编辑部出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等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被列入“黄色歌曲”范畴而横遭批判。这本小册子里，对流行音乐是这样定义的：“流行音乐一般运用比较简易通俗的表现手法，大部分以庸俗的、色情的、感官刺激的内容和情趣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的盒带年产量突破了800万，朱明瑛、苏小明等第一代“通俗歌手”正受到热烈追捧，邓丽君的磁带在许多城市青年的手中偷偷流传，作为“通俗歌曲”开山之作的《乡恋》更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被主流文化圈边缘化的同时，流行音乐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魔幻般的速度攻城略地，席卷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音乐是最敏锐的文化形态，它往往是映射世态的最好的镜子。“1978年中国政治大变革的结果，是选择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它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学者钱彤认为，“在这传统型向着现代型、农业文明向着工业文明的变迁中，中国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当中国的政治环境稍有变动、大气候稍微宽松的时候，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生活欲望便四处迸发出来了。”

　　针对流行音乐的“星星之火”，1980年底，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这个会的主题就是痛批流行音乐，谷建芬、王酩、李谷一、张丕基等流行音乐的先行者，全都遭到了口诛笔伐。但会议的最后一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突然到会并讲了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古人都知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总是要随着时代而革新。”

　　“我们需要有‘阳春白雪’，但也不能轻视‘下里巴人’……流行音乐大概属于‘下里巴人’，是高级的专门音乐家所看不起的……过去我们抗战时期许多歌曲很流行，不也是流行歌曲吗？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

　　“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简单地以为政治服务来概括的。轻音乐为什么政治服务啊？难道就能因此排斥或者硬要给它贴上标签？这样就容易导致限制艺术创作的广阔自由，把政治庸俗化，助长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

　　周扬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为流行音乐“松了绑”，从那以后，虽然主流文化圈对流行音乐的批评仍是不绝于耳，却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984年，香港歌手奚秀兰、张明敏现身央视“春晚”，港台流行乐在内地媒体逐步解禁；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华演出，黑市门票炒到25元一张，超过了当时北京市民半个月的生活费……

　　回顾这些我们不难发现，直到此时，惟有内地的原创流行音乐还没能登上主流文化的舞台，没能得到官方与大众的一致认可——它就像一只悄悄成长的美丽蝴蝶，还在等待破茧而出的那一天。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让世界充满爱》第一章

　　实际上，那几年间，内地流行音乐人的队伍一直在悄悄壮大着——南方有解承强、毕晓世、李海鹰，北方有苏越、雷蕾、徐沛东、侯牧人……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实现了与欧美的接轨，已经由“通俗歌曲”过渡到真正的“流行音乐”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批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人，恰恰也是最早接触欧洲古典音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一群古典音乐发烧友组成了“北京青年爱乐交响乐团”，崔健、付笛声、张伟进、吴海岗、王笑然……这些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忽略的名字，都是当年乐团的中坚力量。

　　“那时候港台流行音乐已经解禁，但对内地的流行音乐在演出上还有限制。”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编辑、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制作人之一吴海岗说，“小平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文艺主管部门对流行音乐的态度也一样——因为说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应该如何管理，所以选择了回避。有三个以上流行歌手同台的演出就不能批给演出证了，怕‘把握不住方向’。这反而让我们‘表达欲’更加强烈——大家很想做个能与古典、民族音乐抗衡的，同样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告诉所有人流行音乐也可以成为主流文化，代表主流思想。”吴海岗说，“我们非常渴望从土里钻出来，来到阳光能照耀到的地方放声高唱——但是要等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