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县域城镇化的时代价值_滚动新闻

　　纵观我国历史，2600多年来很多行政区划都发生过变动，唯独县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这证明县级行政区划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因此，如何在县域层面推动城镇化发展，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梯度城镇化的重要节点

　　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梯度社会转型与进化的过程之中，在“后现代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原始村落”之间还存在着多种社会类型，还有一个长长的序列阶梯类型，¹这才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完整意义。“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多梯度的社会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六种社会文化类型。简单概括为：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典型传统封闭型区域社会类型、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与局部工业经济混合的区域社会类型、农业与工业相辅相成发展的区域社会类型、以工业化为主农业经济为辅的工业成长型区域社会类型、新兴工业化发展的区域社会类型、（准）后工业社会的区域社会类型。中国存在着‘六阶段区域社会类型’的‘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必然催化中国城乡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向社会的整体城市化及后工业社会转型。”²

　　中国多种社会类型的存在决定了城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每种城镇化类型发展动力机制的差异，也决定了不能把中国城镇化发展作为同一种类型来提出单一的城镇化策略，必须针对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城镇化社会类型提出不同的城镇化战略。面对中国差异化的多梯度社会类型，仅仅用原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认知当下社会发展样态已经远远不够。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对中国多梯度的社会类型提出一种解决政策与主张是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只会出现更多的矛盾和问题。这种非平衡的“多梯度社会发展类型”，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进化不是“同心圆”的发展与进化形式，而表现出一种“文化堕距”的发展样态。文化堕距理论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整体发生变迁时，其内部的组成要素或者组成部分变迁的速度并不相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区域，导致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错位发展。

　　梯度社会告诉我们：中国未来城镇化不可能一个道路、一种模式、一个战略，必须走梯度性的、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城市的发展也演进为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区域性特大城市、国际性都市、国际大都市、世界大都市8个层次，形成一个城市链。”³因此决定了城镇化的复杂性，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城镇化战略不同，中等城市与小城市的城镇化战略不同，小城市与整个县域的城镇化战略又有不同。李强也认为，“乡村生活的城镇化”是除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市模式等三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之外的“第四种模式”。⁴这种乡村生活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县域城镇化，县域城镇化是一种独特的模式，是梯度城镇化的重要节点。

　　仅仅走大城市的城镇化模式难以实现我国整体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如此大量的农村人口如果仅靠现有的663个城市来接纳，是不现实的，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现实。因此，面对加速转型的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广泛推动小城镇和小城市适度超前发展，才能有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县域城镇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梯度社会类型。“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出过一本书，认为21世纪小城镇将从地球上消失。实践证明，小城镇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在美国的芝加哥有204个小城镇，洛杉矶由88个小城镇组成，小城镇并没有消失。”⁵县域城镇化是中国梯度城镇化类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中国梯度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在中国整体城镇化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国2876个县及县级市的城镇化发展，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重要一极，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基地。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剂

　　县域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生发展、生态发展的综合过程，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加速县域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发展阶段之间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研究证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⁶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⁷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伦敦：“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⁸

　　县域城镇化推动人口聚集。县域城镇通过集聚大量产业而集聚了大量农村人口。“目前有约1.7亿人生活在小城镇的镇区，也就是约40％多的城镇人口不是生活在城市，而是生活在小城镇。”⁹很多统计数据表明，城市的人口集聚规模会产生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万－15万，即低于10万－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处于低值。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万－5万人的城市，经济效益高出40％以上。”¹⁰因此，当前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只有在未来50年里使大多数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才能创建人口集聚的规模，也才能实现城镇化的集聚经济效应。也只有通过县域城镇化才能创造人口集聚的景象，而只有人口集聚到一定的规模，中国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城市是一种“聚集经济”的产物，城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熟练的工人，城市为个人提供了安全的环境、较多的就业机会、广泛的服务。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聚，并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又能吸引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来推动相关产业的集聚。亚当·斯密曾指出：“二千万人在一个大社会里通力合作所能生产的货物，会比仅仅拥有二三百万人的社会所能生产的货物多1000倍。”¹¹

　　县域城镇化构建消费场域。当前，美国贸易战、出口受阻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中国的重要策略。但是，内需不足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内需不足，主要是社会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群体最终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如果大量农民仍然留在农村，农民消费欲望、消费能力等可能会受到抑制。第一，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欲望不高，消费能力不强，制约了农民的消费需求。第二，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农产品商品率难以提高，会影响农民提高收入水平，会影响农村商品市场的扩大。第三，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其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可能很难发生变化，会抑制其消费行为。因此，唯有推进城镇化、大量农民转为市民才能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¹²根据有关调查数据表明：三个农民的消费水平才抵得上一个市民。城镇化率每增加 1%，对消费品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拉动就会提高上千亿元，并拉动 0.8%的消费增长点。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通过由城镇化所带动的国内居民消费增长率达到了1.6%，并由此拉动了 0.7%的 GDP 增长率。¹³

　　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讨论了人口集中的消费功能。¹⁴他首先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口集中有什么好处。他认为人口集中可以影响到商品的销售总量，他举了一个医生和病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在某一地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A状况，人口以比较均匀的方式居住；一种是B状况，人口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居住。考虑一下两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先做如下假设，假设这个地带的人生活水平、收入比较均等；假设他们想看病的可能性相等。根据当时的收入情况，每人看一次病要3个马克，每人每年能用于看病的钱大概是6个马克。居住在中心地带的人看病只需付门诊和诊断费，既然有6个马克的富余钱来看病，一年就可以看两次病，而住在环1地带的人就不同了。假设环1和中心、环2和环1、环3和环2之间都是等距离的。那么环1离中心有一定距离，他除了看病要交钱以外，还要有交通费，另外还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以去工作，这就无形中耽误了赚钱，实际上就等于看病的负担重了。也就是说他用6个马克一年只能看一次半病。环2的人一年只能看一次病，环3的人支出更多、浪费时间也更多，都折合成钱，一年只能看1/2次病。再假设A方式居住和B方式居住地区的人口都是一样的，都是4000人，两个地区的居民能够来看病的次数就大不一样。以A方式居住的一年只有4000多人次有这个财力去看病；而以B方式居住的人每年有6000多人次有财力去看病，（见表1-4），B情况当然对医生也有很大的影响。渴望来看病的人次数多了，那么在城市中心地带也就可以满足更多的医生就职、上岗。

　　县域城镇化促进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本质上就是相关上下游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出于成本、便利、循环等理念的考虑，集聚在特定的近距离空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企业集群。产业空间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集中。城镇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又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特殊的城市工业区位的形成而进行的，城镇化的原因在于非农区位、非农产业、非农空间的点状聚集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城镇化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推动因素。首先，城镇化通过拉动市场促进产业空间集聚。从事非农产业的城镇化集聚，扩张了消费品市场，进而推动工业品市场的发展。通过县域城镇化，通过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转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可以有效促进土地的集中，从而促进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带动农业的集聚发展。¹⁵其次，城镇化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通过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整体打造提升，改善了城镇的整体环境，更能带动产业的城镇集聚。产业的集聚还需要完善的服务体系、人力资源、支柱产业、技术支持等要素条件。克鲁格曼指出：由于在城市地区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工人和各种专门性人才，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厂商的人才搜寻成本；同时，共享投入能产生千差万别的商品，从而形成厂商和人口集中。¹⁶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人口的集聚，其中包括工人和专业人才，而这又是吸引产业集聚的要素。最后，城镇化有助于培育产业集聚发展所需的制度文化环境。产业集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文化环境，而城镇化有助于城市开放性的增强、城市服务的完善、城市法律制度的完善、城市制度的民主化等，可以有效降低产业发展合作的制度交易成本。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政策。从现实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重点和焦点都集中在县域空间范围内，县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场域。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和方向。县域城镇化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把利刃，通过县域城镇化，创造县域城镇的聚集经济，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利用县域土地资源，从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氛围。如何更好地发挥县域及其城镇化的功能，将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第一，县域城镇化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截止到2017年，我国13.83亿人口，农村户籍人口5.90亿，其中乡村劳动力4.9亿，农户2.3亿，而耕地只有18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30亩，乡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3.67亩，户均耕地也只有7.82亩。只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缓解人地资源矛盾的问题。

　　第二，县域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现代化。在现代农村社会，在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背景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首先，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受到城市非农人口总量相对较小的限制，导致整体需求不足；其次，由于大量乡镇企业规模较小，其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不高，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形势，生产成本较高，价格优势不足，难以开拓国际市场；最后，农业资源的内部调整和农业资源的向外转移相比，前者的收入效应一般要比后者低。城镇化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减少了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民可以利用大型机械来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第三，县域城镇化有利于促进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塑造新型农民。城镇化过程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大量农民在建设城镇的同时，也默默地接受着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洗礼。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¹⁷农民工在城镇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他们本身又是联系乡村和城市的纽带，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和互动改变着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他们逐渐变得视野开阔，并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有资料表明：“当城市人口占20％以下时，城市的辐射功能开始表现初级状态，即功能微弱；当城市人口占20％～30％时，城市的辐射功能开始表现为扩散；当城市人口占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达70％；当城市人口占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可达90％～100％。”¹⁸

　　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从分工的发展来描述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出现：“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¹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并产生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及其对立。历史发展的最初没有城市，整个历史社会是一种混合的发展状态，随着分工的发展才出现城乡的分割。“城市从产生那天起，城乡之间便筑起了一道鸿沟。……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乡差别史，更是一部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历史。”²⁰

　　中国社会发展到²¹世纪，又是一个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时代。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所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21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县域城镇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²²把人口平均地分布于全国实际上与城镇化关系密切，城镇化本质上就是使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加合理，就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县域城镇作为县域范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一方面要利用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明与文化优势、产业优势等，主动集聚和调动所属农村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投入县域城镇的建设，以促进各类投资的空间布局效率；另一方面，县域内的城镇也要逐步扩大对所属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技术、服务、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辐射和扩散，提高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使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区分城市和农村已没有什么意义。”²³

　　《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作者：张登国，人民出版社2018.11.

　　注释：

　　1.张登国：《中国县域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发展路径》，《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2.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3.王廉：《城市经营的规划与策划》，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4.李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城市化现象》，《人民日报》，2006-12-08 第15版。

　　5.陆大道、宋林飞、任平：《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张登国：《县域城市化：推动县域经济的杠杆》，《网络财富》2010年第2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9.张俊：《集聚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发展之路》，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0.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