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年累月与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施特劳斯等这些西方音乐大师、钢琴大师为伴。当他们创作的优美乐曲从我和我的学生指间流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一次次讨论那些乐曲在思想、情感、技艺上所达到的深远境界时，我常常想到，引我如此接近这些音乐大师和音乐瑰宝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的民歌！

　　我的故乡是西安。从小，大西北那高亢、火辣、激情的信天游以及唱遍大江南北的中国民歌给了我最初的启蒙和太多的滋养。我第一次被音乐感动得流泪是听西北民歌《蓝花花》和《走西口》。从那以后我渐渐懂得了，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第一次发出“杭育杭育”的呼喊声，从最初的劳动号子到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激浪千叠、传唱至今的民歌，是中华民族最真切最伟大的命运咏叹调，是中华文化最丰富最直接的起源之一，是中华艺术最悠久最美丽的瑰宝之一。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人和后人，我们必须懂得如何珍视传统民族音乐、包括中国民歌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文革”浩劫造成的音乐荒漠上，中国民歌与传统的革命音乐文化一起，曾出现过短暂的“回归”式的辉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革命”或者说“颠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邓丽君抒情歌曲引发的第一次浪潮迅速蔓延全国开始，西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及通俗音乐，包括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音乐文化此伏彼起，潮水般涌入中国，然后又带来中国音乐的种种“革命”和“变异”。回首那段激动人心而又变化万千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现象，那就是：新时期以来的音乐发展主要是以日益“大众化”、“通俗化”为指向的，但是，中华大地上最为“大众化”、“通俗化”的中国民歌却受到广泛的冷落并被淹没在绚丽多彩而又变幻无休的音乐浪潮特别是音乐“大众快餐”中。

　　作为古老的中华音乐文化的瑰宝，我们的民歌是不应当被遗忘的。但是，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理会同情更不相信眼泪。面对全球化时代，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是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要想赢得自己的尊严与光荣，必须“重整装备”，正面迎战。因此，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新民歌的走向应当给出理性的选择。

　　首先，要以强烈的危机感抢救原生态的中国民歌。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正如世界上的许多物种、语物不断被毁灭一样，千百年来以口传身授方式传续于民间的民族音乐、中国民歌的大量原生态珍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在历史风尘之中。这种损失是无可估量的。今天有谁知道，除了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同志抢救下来的《二泉映月》等几首曲子之外，阿炳的过早辞世究竟带走多少旷世音乐珍品，留下多少永远无法填补的历史性空白？这一点想一想就让我们心痛！因此，抢救原生态的民间民族音乐包括中国民歌，实在是迫在眉睫、功在千秋的大事和急事。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往哪里去。

　　其次，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发掘中国民歌的魅力。大众审美趣味的发展规律总是以“出走、回归”和更高层次的“再出走、再回归”的循环往复方式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的结果除了在全世界造成消费主义领衔主演的惊人相似性和单调感之外（如肯德基、牛仔装、好莱坞等等），别无其它。这种相似性在逐渐失去它的新奇性魅力之后，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回归”。就长远来说，民族艺术犹如血液奔流在民族脉管之中，其传续性和影响力是无可取代的。中国民歌以其对本土大众血缘般的亲和力，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市场开发潜质。近年来在许多音乐大雅之堂，一曲高亢激越的民歌或者一首颇具民族风情的抒情歌曲，引起广泛的惊喜和共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音乐界人士应当以高度的使命感关注和开发中国民歌的艺术魅力，以其本真、纯粹的民族特色来征服观众。

　　再次，要以积极的创新精神推动中国民歌的发展。任何艺术都是不能停滞和封闭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在如此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多媒体时代，期冀那些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与表现力极为现代、丰富、细腻的通俗歌曲、校园歌曲、摇滚乐等大众音乐消费文化在文化市场上打拼显然是极为困难的。因此，面对历史性的挑战，我们的民歌无疑要“重整装备”，要以积极的创新精神推动中国民歌走向现代舞台，充分注意用更适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表现方式，从形式到内容对民歌进行必要的革新与创造。当然，这种革新与创造只能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能够更加鲜明地突出和映衬出中国民歌的民族化艺术特色。如果这种革新和创造把中国民歌“改造”成纯粹洋里洋气或者说不清是土是洋、缺少民族特色的东西，那只能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伤害与毁灭。

　　有丰富的民族性才有世界的多样性。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文化，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单调啊！（杨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