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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警惕“低俗”,更警惕“高雅”

来源:阿里山图书馆   编辑:张燚   2016-11-18 15:43:00   作者:张燚

  ——兼谈对搞笑版《黄河》的一点认识

  导读: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音乐是一种权力技术,它的根本功能性是纯粹秩序。在此基础上审视“高雅音乐”,会发现高雅的空洞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低俗的”流行音乐的意义就浮现出来。高雅的音乐文化的基础是高雅的社会生活,走向灵魂的高贵和姿态的优雅,不仅要警惕低俗的流行音乐,也要警惕被命名为“高雅”的“高雅音乐”。

  在贾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看来,音乐是世界之本。面前的这个世界不是给眼睛观看的,而是给耳朵倾听的;世界用眼睛看不清,用耳朵却可以听得懂。音乐具有先知的能力,预示了世界的未来;音乐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体认世界的一种途径;现成的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已经无法描述和表达我们的前途,而音乐可以。音乐中,有这个世界的真实。

  一、音乐是一种权力技术

  音乐不仅是一种有秩序的声音,而且“它的根本功能性是纯粹秩序”。它必被社会秩序利用,它必反映社会秩序。在“全能政体”(totalitarianism),权力不仅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秩序。这时候,音乐的存在理由即:它是权力技术的组成。

  阿达利认为音乐有三种功能: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忘却暴力的恐惧时,它是仪式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相信秩序与和谐时,它是再现权力的工具;当用来消灭反对的声音时,它是官僚权力的工具。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司马迁《史记》)。“音乐自存在以来一直是一种杀戮权力独占的一种拟像,一种仪式性谋杀的拟像”,音乐的符码模仿了社会接受的规则,音乐的落实,也是权力的显身。“它们的形式、来源和角色都随着、也藉着权力系统的转变而变化”。于是,音乐被用来组织社会,维持秩序,镇压边缘,收服异己。

  古代社会,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恐惧之中,所有的社会都建立起宗教的或政治的权力,通过对某一“牺牲”(替罪羊)的认定,来在仪式上结束恐惧的流传和暴力的扩散,从而获得安定的秩序。音乐作为有秩序的声音,当然要被最大的秩序——权力利用。在音乐带来的有秩序的声音信息之下,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感降低。那些增强不确定感(怀疑论)的音乐,被命名为“噪音”,遭到驱逐。

  在古代中国,礼乐制度使音乐彻底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统治秩序的工具,帝王钦定音乐内容和表演形式,“以和为美”来维系统治秩序,而禁止那些扰乱民心的郑卫“靡靡之音”。在中世纪欧洲,教廷颁布法令(一二○九年亚威农会议),“在圣诞节日前夕,教堂禁止演出任何剧场舞蹈、不入流的娱乐、歌者聚会,或者世俗歌曲,这一切都会挑动听者的灵魂犯罪。”噪音被清除,安定就在清除仪式后获得了认定和加强。

  这种技术被各种社会形式运用,当然名号更堂皇、衣装更华丽。冷战时期美国对摇滚的限制,二战时期日本对爵士的限制,中国大陆1949年后对全部流行音乐的限制,都是如此。区别在于,美国的限制没有效果,因为它的权力是受限的。

  古典音乐(classic music)天然和统治秩序契合。一个指挥,诸多人各司其职,奏出悦耳的声音。就像一台机器,贯彻通畅,咬合紧密,行动有序。欣赏古典音乐简直就是参加国家仪式的演练:衣着庄重,举止得体,正襟危坐,肃穆聆听,热情鼓掌;同时,音乐到底在讲些什么,不需要讲得清,只需要知道它是正确的,甚至是高贵的、优雅的。

  “民族音乐”是个怪怪的说法,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语。“folk music”(民间音乐)?可是我们的民族音乐早已告别江湖之远,而欣欣然居于庙堂之上。“music of ethnic group(族群、社群)”?听着是像是“社会音乐”,和我们强调的民族国家相距甚远。“national music”(民族音乐、国家音乐)?英语中很少用到。“民族”本身就是权力笼罩下的歧义丛生,“民族音乐”也只能是权力操作后的歧义丛生的语言呈现。但是权力不用管这些,只需要“民族音乐”的形式和功能是清晰的:运用了本土的传统曲调和乐器,借用了古典音乐的配器和作曲法和表演方式,“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

  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就不一样了。流行音乐不是“流行的音乐”,而是和世俗化的音调、摇曳动荡的节奏这些大众(popular)趣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歌的作者聂耳斥之为“鲜艳肉欲”,左翼文艺家冠名为“黄色歌曲”、“资产阶级音乐”、“流氓无产阶级音乐”,有三十年被整体消灭,1980年唱《乡恋》、《军港之夜》还被套上“靡靡之音”的帽子,1990年是清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对象……流行音乐发展出另一套“狂热崇拜的工具”,“爆发出不受约束的暴力”,如今它被挑选出来充当时代的祭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流行音乐是今天的噪音,并且是有蛊惑力的噪音,权力需要它成为“牺牲”。

  全能政体不约而同保持了对维护音乐主调、主旋律的关切,异口同声地宣布查禁噪音是必需的,因为噪音代表着对文化自主的要求、对差异与边缘游离的支持——于是,它成为“低俗音乐”、“资产阶级艺术”(美国保守势力则指责摇滚为“社会主义艺术”)、“靡靡之音”。

  二、“高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高雅音乐是权力仪式的重要组成。

  全能政权中的权力并不媚俗,它高高在上,只是在有限需要的时候做一下有限的亲民表演。绝大多数时间,它神秘、沉默。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说过:“音乐作为一项政治压制工具,必须是安详、令人心安平静的”。这样的音乐被规定为“高雅”,相反,个人本位的令人愉悦、刺激、放松的音乐则是低俗的,被摒除在权力的仪式之外。

  归顺秩序就会被命名为“高雅”,在秩序中获得位置,所以一些流行音乐也会模拟仪式以获得推广。比如《大中国》、《红旗飘飘》、《国家》、《今儿真高兴》等等,虽然被诸多无权者诟病,但是依然能在各处的仪式中红火上演。市场不可谓不重要,但“市场他爸叫李刚”,“李刚”比市场厉害很多。

  “李刚”的眼中,高雅程度也就是音乐符码和权力符码之间的相契程度。高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往里面填充的东西不同。文化主管部门往里面填充的是《黄河》、《茉莉花》、《思乡曲》、《红色恋人》,王西麟《第三交响曲》这样的结构、形式、内涵更为精心和崇高的交响乐,则被摒除在外。在现有秩序中,以高雅文化为名号的文化行动,最终总是成为单纯的政治表演——高雅文化的驱动力本就是权力。不改变这种结构,就不会有其他结果。

  “意义的欠缺是技术官僚权力合法的一个必要条件”。音乐的无意义在权力面前成为仅有的意义。歌功颂德也是无意义的——权力不会注重超越性的存在,它本就超越一切、规定一切。权力注重的只是是否“听话”,正如“指鹿为马”的典故。高雅是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意义恰恰是为权力所恐惧的。当音乐的高雅和低俗的定义来自于“相关部门”而不是社会力量、公共话语,高雅和低俗都失去意义,在这个进程中都不过是权力在行动。高雅音乐会已经成为政治实践在社会中的自然延续。那是确认欣赏倾向、自身地位、文化素质的一个场所,音乐会从而成为权力表演的场所;人们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学意义上的听众,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听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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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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