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

　　内容提要：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即国立音乐院为什么成立于1927年？与之相关的是，创办人萧友梅早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就提出建立音乐院的设想与提案，为什么要到1927年，特别是换址于上海才得以成功？这个特殊的人物、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个特殊的城市以及这个特殊的中国历史时期，为国立音乐院的建成，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和保障？以及国立音乐院诞生于什么样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政治的土壤？其中涉及了什么样的社会及其人？文章通过引子、前言、正文“问题与思考”“理论与分析”几个部分，并借以作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模式”，探讨了音乐1927年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在结语中，作者强调历史意识与人类学思维的融合互补促进音乐人类学对于音乐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音乐1927；上海音乐；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历史；萧友梅

　　引 子

　　毛泽东于1927年春写下了著名诗篇《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的诗词暗示了当时什么样的中国社会情形？这首诗词与音乐什么关系？特别是它与“音乐1927年”之间又暗示着什么？我们又怎么样由此来进行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的叙事？

　　前 言

　　历史是被记录下来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了，就过去了。如果不被记忆，过去的事情也就被遗忘了。历史记忆，即是历史被叙事。然而，历史本身并不会叙事。我们所知晓、认识的历史，都是历史撰写人对过去了的事情的叙事。

　　叙事就是讲故事。笔者曾论述，历史就像是一个故事。它不是小说里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真实的故事。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就如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如若只告诉读者某人是什么、某事是什么,那便成不了故事。故事是有情节的,也就是说,故事告诉读者的是人物、事件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历史就是过去的故事，人们对它的兴趣也是像读故事一样，想知道其中的人和事的来龙去脉，与之关联的喜怒哀乐。当然,历史和讲历史是不一样的,这就像故事和讲故事之间的关系。女作家王安忆在其《故事和讲故事》中说得好：

　　作品意义的关键便不在于这故事是由多少人的命运传达,而在于这故事本身包含了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本身又包含了故事。于是,“多少人”便是极不重要,极不需炫耀的了。而多少人的命运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故事。并非是故事须多少人的叙述才能完善,而是故事本来就是多少人的故事。……难说是多少人的命运为这故事准备,或者这故事为多少人的命运准备。讲故事的方式是隐在故事本体之中,看起来,就像没有讲叙者似的,这才是故事与讲故事最本质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故事中的人物的多少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故事要以其自身来讲述故事,这样一来,内容和形式在这里都消失了,融为一体了。那么历史和讲历史也是如此。关键不在于我们手头上的材料有多少,多有多的讲法,少有少的讲法,重要的是要将现有的历史的人物和历史的事件故事起来。这些过去的故事是有背景的,有情节的。背景和情节有大或有小,这取决于我们拥有的材料有多少,但是,这些材料一定是需要情节化的。这里讲的情节并不是小说中的浪漫或悲剧细节,而是事情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道理。

　　因此，从观念的层面上讲，“历史”就是“历史学”，历史的研究与书写都是书写者个人及其社会的思想的写照。传统历史研究的核心是“证实”，即证明事物存在的真实性，一般而言，思考或探究该事物发生的缘由和存在的条件并不是其关注的着重点。

　　对于学科研究范围而言，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目前存活着的音乐事像，口头传统是其研究主体。同时，近年来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音乐的历史内容也逐渐受到音乐人类学的普遍关注。因为音乐人类学的目的、视角和意义在于从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来探索人、行为及其音乐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即研究音乐现象发生的思想、理念及其促成的行为方式，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揭示其在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不只是因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结合成为学术研究的增量纬度，而更重要的是，历史意识与人类学思维的融合互补开启了音乐人类学在人类音乐生活“整体性”认识和理解，提升了其更为完整的学术品质。落实到具体研究而言，例如，国立音乐院建立于1927年，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证实了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相关的在场人物，“历史研究”也就完成了。然而，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其目的不只是证实音乐历史的真实性，而期待探索音乐事像，特别是对音乐及其人事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对其发生、存在及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探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构成“音乐人事”发生和存在的需求性前提，以及个体条件和运行机制是支撑“音乐人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基础。

　　本文的论题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探讨，而是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更深入地去了解和认识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及其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因此，没有结论，只有疑问与思考，或者是思考与疑问。

　　思考什么？疑问什么？

　　笔者很喜欢美国的一位中国学者黄仁宇。曾在为林萃青先生的《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所作的“序”中提及，我是在1993年知道黄仁宇这个名字的。当时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UW，Seattle）读书不久，想了解美国的汉学，我选修了中国历史这门课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单元就是阅读黄仁宇的著名著作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说实话，当时没有读懂。不仅是英语的水平不够，还因为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直到回国后，读到了中译本的《万历十五年》，非常兴奋。近10年在美国的学术训练，经历了音乐人类学的多元文化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熏陶，回过来重读这本书，感受很不同。于是，我几乎读遍了他所有的著作，收益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