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宣诗论及其新诗走向》是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孙银霞副教授于2017年刊发在《文学评论》上的学术论文，曾获2016-2017年度“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学术奖”二等奖。此文立足于传统诗学土壤，熔铸古今、中西贯通，对处于中国诗歌长链尾部的光宣诗坛进行了整体性、综合性的分析和论述。在社会转型期，传统诗人致力于复古，诗界革命派则力图革新。中国诗歌在复古与革新的浪潮中逐渐建立起新的诗学秩序。光宣诗论在诗学复古中推动着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体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首先，文章对诗学复古与诗界革命进行了阐述。指出光宣诗人对传统诗歌复古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的诗学特点。同光体和中晚唐派唐宋兼采、诗法百家，不割裂唐诗和宋诗的关系。同光体诗人陈衍提出“三元说”，明确了唐诗与宋诗之间传承和突破的关系。中晚唐派诗人张之洞提出“宋意入唐格”的诗学理论，以中庸思想调和了唐宋诗之间的矛盾，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在陈衍“三元说”的基础上，沈曾植提出“三关说”。在“三关说”渲染的“晋宋通融、转益多诗”诗学氛围中，湖湘派诗人王闿运高举诗学汉魏六朝之旗帜。诗学复古流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方面体现出对中国古典诗学全面吸收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促使光宣诗坛获得回光返照式的繁荣。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诗界革命的领导者抓住革新的契机，楬橥“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的诗学原则。诗界革命派诗人谭嗣同以牺牲精神诠释“革命”的意义，代表诗学革新的方向。元气淋漓，卓然为“大家”的黄遵宪大胆地将出游海外的见闻融入诗歌创作中，开“新学”之风气。他还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诗学，陈三立、丘逢甲对其评价很高，可见黄遵宪实乃“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

　　其次，文章指出光宣诗人诗学观的共同主题是回归。不论是传统的诗学复古，还是中西贯通的诗界革命最终都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即“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立足于“诗缘情”的诗歌传统，晚年梁启超提出“情感论”。在他看来“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能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引领人们进入超现实、超本能的境界。他提倡用真实的情感创作诗歌、评价诗歌，真正将情感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此外，梁启超结合中西思想，突破性别歧视，开始关注女性的情感世界。他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理性、包容的态度看待女性的情感力量，给予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有力一击。立足于中国哲学基础，康有为将哲学与诗论结合在一起。他虽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能皈依传统文化。因此，他提出“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元气”论。他的“元气”论突出了“以仁为主”的道德观，既兼合儒释道思想，又在过渡时代融入科学、理性的精神，对中国哲学观、文化观、诗学观进行了一次总结和升华。

　　最后，文章以与时俱进的观念看到了新诗的修正与自觉。从形式到内容，新诗进入了自由和解放的时代。在形式方面，黄遵宪提出“言文合一”，废文言，崇白话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文言到白话的过渡，不仅是文学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了“言文合一”的文学构想，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文学创作更加民主化、平民化、自由化。在内容方面，诗界革命派诗人一方面倡导新事物入诗，将异域所见所闻融入诗歌，另一方面对传统民间文化、地域文化进行“再发现”，在诗歌中描绘民间的习俗和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新诗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中国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将西学为我所用。梁启超在晚年提出“趣味主义”的诗学理论。他将兴趣看作人们日常学习体验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的基础，趣味成了生活的原动力。当趣味运用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便具有新诗的力量。在他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易顺鼎创作捧伶诗，对女伶进行关注，探究她们的情感世界，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是某种自由精神的体现。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被尊重是过渡时代给予中国新诗的潜在动力，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新诗建立新秩序的开始。

　　光宣诗坛既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又是一个诗歌理论的总结期，诗派林立，流派纷呈。因此，对于光宣时期诗论的整体研究和诗论复古、革新的趋向都是值得关注的。孙银霞副教授此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字斟句酌创作出来的，她以明其正变，密于综合，善于思考的特质使光宣诗坛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她能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从总体上把握光宣时期诗学的动态，将其放在横向和纵向的坐标中进行探析，深入挖掘光宣时期的诗论价值，还原光宣诗坛繁荣的面貌。此文的研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具有史学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把握，能够再现凝聚于传统文人心中的爱国情怀，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者 董晔

　　引用本文：孙银霞.光宣诗论及其新诗走向[J].文学评论，2017（02）：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