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改变历史的一年。这一年秋天，新中国在欢呼与礼炮中诞生，美好的未来画卷，在中国人民眼前徐徐展开。这是个充满欢欣与希望的年代，也是一个放声歌唱的年代。全中国的诗人们重拾古老的使命，成为新生祖国最虔诚的歌颂者。他们将自己的热爱与向往化做激情澎湃的诗句，以此来铭记时代的丰碑。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恰如谢冕在《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所指出的，“颂歌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歌的灵魂。”颂歌的精神来自于延安讲话，而光明的新生活将这一精神播撒于诗人心中。抒情，无疑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以闻捷、李季为代表的“民间歌者”将具体情境融入诗中，歌颂着新生活的点滴体验，而以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党的儿女”则从现实和历史出发，紧扣时代的脉搏，放声唱出对党和祖国的真情，提出自己的思考与疑问。这些来自解放区的诗人，扛起了20世纪中期新中国诗歌的大旗，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画下了关键一笔。

　　在那个年代，情感充沛、直截了当的政治抒情诗，是诸多朗诵活动的主角。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这些诗作是亲切的、鲜活的、欢悦的、宏大的，贴合他们在新中国光辉照耀下的心情。放声歌唱的诗人将颂歌传进了千家万户，鼓舞着人们继续奋斗、继续前进。《放声歌唱》、《十年颂歌》、《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这些篇目，都曾是人们耳熟能详、开口即诵的经典。

　　从延安走出来的诗人，都是最响亮的歌者。从抗日救国运动，到解放中国的斗争，他们是党的一分子，与革命同志并肩战斗，与新中国一同成长。革命者的身份，让他们更富有奋斗的激情，大声唱出自己对于党和国家的热爱。贺敬之，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一 从延安走出的诗人

　　“回顾我一生的经历，离不开‘河’也离不开‘庄’。” 1924年出生于山东峄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的贺敬之常把自己称做“两河两庄”人，“两河”是指京杭大运河和延河，“两庄”是指山东台儿庄和西安七贤庄。

　　早在少年时期，贺敬之就已经接受了革命先进思想的洗礼。据贺敬之回忆，当他在小学读书时，就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会了唱《渔光曲》《大路歌》等歌曲，而贺敬之更是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学校所用的新教材收录了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将文艺的种子播撒在了贺敬之的心间。

　　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兖州简师学习，可战乱阻挡了他求学的脚步。因战火频仍，简师被迫南迁，而年幼的贺敬之也不得不退学回家。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战场近在咫尺，贺敬之总是能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从来往军人和逃亡难民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日本人的暴行，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心中燃烧。

　　经过多方寻找，贺敬之重新回到了位于湖北的母校，不久又随之奔波流亡。流亡路上，贺敬之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长征等革命历史，也知道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慢慢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同时，他也如饥似渴地背诵着艾青、田间的诗，无形中磨练着诗艺。终于，在1940年，怀揣着希望与向往，贺敬之和同学悄悄北上，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立即决定录取他。

　　鲁艺为贺敬之打开了新的世界。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人所开设的课程，让他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写出了《十月》、《红灯笼》等广受好评的诗篇。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为他的文艺创作之路指明了方向。随后，贺敬之参与到了新秧歌运动中，从人民立场出发，创作了不少歌词，其中《南泥湾》一曲更是传唱至今。不过，贺敬之在延安最重要的一个作品，还得是歌剧《白毛女》。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同年秋天，晋察冀边区的林漫创作了小说《白毛女人》。拿到这两份材料后，周扬提出可以依据两个故事，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向“七大”献礼。他把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交给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而张庚竟把编剧任务交给了20岁的贺敬之，并鼓励他“放心去写”。贺敬之日夜奋战，全心投入到创作中，并开创了边写边排边修改的“流水作业”新方式。就在即将完稿时，贺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而另一位编剧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1945年4月28日，集体智慧下的《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获得了毛泽东及其他“七大”领导的高度评价。在延安连演30多场后,《白毛女》赴解放区各地演出，掀起了革命文艺的浪潮。

　　二 新中国的歌者

　　贺敬之始终强调，《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毋庸置疑的是，通过新秧歌与新歌剧的创作实践，贺敬之充分吸取了民间文艺的精华，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举国欢腾的氛围中，贺敬之接连创作了多首影响深远的诗作，如《回延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等，几乎每发表一首就能产生轰动效应。澎湃的激情是贺敬之诗作的标志，而伟大的党和祖国，更是他永远的抒情主题。“假如我有一万张口啊，我就用一万张口齐声歌唱！”歌唱什么？歌唱“伟大的、壮丽的、新生的祖国”，歌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放声歌唱》）

　　贺敬之歌颂党和祖国，更歌颂人民的英雄。从1958年到1965年，贺敬之一连写了《向秀丽》《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首歌颂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诗，将英雄人物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哲理，为后续文艺作品树立了歌颂英雄的典范，其中《雷锋之歌》更是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此外，贺敬之也歌颂祖国的壮美河山与建设成就，代表作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等，记录下了祖国飞速发展的征程。

　　《放声歌唱》一诗中，贺敬之充满深情地指出，“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形象里”，每时每刻都在显现着“党的历史”“党的思想”“党的力量”。恰如谢冕所指出的，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往往因重大政治事件而发，围绕数个历史性画面而展开抒情——在他的长篇颂歌中，历史是现实合理性的印证，伟大的党和祖国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成果。

　　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贺敬之也多有探索。据陈玉福《贺敬之与中国新诗》一文中总结，贺敬之在诗学上主要有如下几点：一、直接运用民歌体，朴素清新、流畅自然；二、侧重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使新诗变得精炼而优美；三、兼取中国民歌及古典诗词特点，在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外国诗歌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楼梯体”诗歌。此外，贺敬之在新格律诗、新古体诗等新诗体式上也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终其一生，贺敬之都以充沛的政治情怀投入到文艺创作中，为党和国家放声歌唱。“现在，又处于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党的思想力量和社会主义精神已经掌握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诗作者可以从这里得到无穷的启发，并且真正能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从这里取得了圣火，然后赋予高度的热力还给人民。”（郭小川《权当序言》）贺敬之是一代抒情诗人的代表，从党和人民那里取得了文艺的火种，又将火热的情感献给了党和人民，还有新生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