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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5月18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诗原,旅欧女高音歌唱家、华东师大音乐学院教授曹金,江姐饰演者、华东师大音乐学院副教授许洁做客第133期文汇讲堂《当“江姐”来到你身边》。华东师大终身教授童世骏担任点评嘉宾。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主办,文汇讲堂工作室和华东师大音乐学院承办。
嘉宾主讲
歌剧《江姐》与上海颇有着不解之缘。在1965年,也就是空政歌舞团于北京首演《江姐》后的第二年,上海歌剧院就排演了歌剧《江姐》。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歌剧电影《江姐》。歌剧电影《江姐》的出现,使得这部歌剧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空政歌舞团对歌剧《江姐》进行较大修改后,上海音乐出版社又出版了这部歌剧的总谱。进入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已两次排演歌剧《江姐》。
公演近半个世纪,歌剧《江姐》始终受各个年龄段观众喜爱。
歌剧《江姐》源于革命历史题材
1962年10月,《江姐》歌剧剧本完成。经过一年的音乐创作,1963年8月,歌剧总谱最终完成,即进入排演阶段。又经过一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964年10月正式公演。歌剧公演后颇受欢迎。毛主席看后曾感叹:这么好的同志,怎么就牺牲了。
歌剧《江姐》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其中的人物都很真实,主角的原型是江竹筠,她的爱人是彭咏梧。歌剧的情节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著名词作家、剧作家阎肃编剧。他是重庆人,在年轻时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对党领导的重庆地下斗争有一定的了解。这部歌剧的作曲家有三位,即羊鸣、姜春阳和金砂。
对于歌剧来说,最重要的是抒情而非叙事,复杂的情节描绘往往就会削弱歌剧的情感表达。因此,《江姐》共设计了七场戏。
歌剧《江姐》是典型的民族歌剧
歌剧爱好者和娱乐界经常把“民族歌剧”与“中国歌剧”两个概念搞混了。“民族歌剧”是“中国歌剧”中的一个类型,不能把所有的“中国歌剧”都称为“民族歌剧”。
在我看来,比较典型的民族歌剧,或者说是狭义的民族歌剧,就只有八九部。最早是作为党的七大献礼、于1945年诞生在延安的《白毛女》,在延安秧歌剧基础上发展的“话剧+唱”式的歌剧。真正作为板腔体结构为主的狭义的民族歌剧《白毛女》是1961年由中央歌剧院最后修改完成的。最早的民族歌剧应该是1953年由马可等人作曲的《小二黑结婚》。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歌剧事业刚刚起步,如何发展中国歌剧还在探索之中。此时推出的《小二黑结婚》,由我国著名歌唱家乔佩娟、郭兰英主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召开新歌剧研讨会,一致认为,应该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的道路,而不能一味模仿欧洲歌剧。民族歌剧借鉴中国戏曲,这在奠基期的《小二黑结婚》中得到了较完美的呈现。《江姐》和《洪湖赤卫队》是成熟期最重要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发展期,诞生了《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两部优秀的民族歌剧。
此后真正的板腔体结构唱段为主的民族歌剧就逐渐淡出歌剧舞台了。今天,国家艺术基金扶植剧目中,真正的以板腔体唱段为主的民族歌剧仍凤毛麟角。
中国民族歌剧的特征:板腔体唱段+民族唱法
著名歌剧理论家居其宏教授曾说,中国民族歌剧最基本的艺术特征是,革命的历史题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写实的表演导演风格,与民族民间音乐有直接联系的音乐语言,板腔体结构与歌谣体结构相结合的戏剧化音乐结构原则,中西混合的乐队编制,以民族唱法为主的声乐表演风格。
特征之一:主要人物唱段采用板腔体结构
在音乐创作上,借鉴戏曲音乐的表现形式。主要人物的主要唱段大多采用板腔体结构,在句式处理上,运用戏曲唱段中的“腔式”以及“拖腔”等音乐表现形式。歌剧的戏剧矛盾的冲突,尤其是人物内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板腔体唱段中。例如,“江姐”丈夫被杀害之后的《革命到底志如钢》,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冲突。
板式变化体结构,其内在的逻辑就是速度和板式的变化,通俗地说,就是一段慢,一段快,最后形成不同的板式。比如,《江姐》中江姐的主要唱段都呈现出这种结构,其中散板、中板、慢板、快板等不同的板式变化,体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具体而言,板腔体结构唱段还要运用戏曲音乐中的腔式,即音乐的句式结构,此外还要采用戏曲唱腔中的固定拖腔。民族歌剧中的音乐,一大特点是运用戏曲音乐中的固定拖腔。《江姐》中最重要的固定拖腔就是《红梅赞》的最后一句。唱段中每一个大段落,都用这个固定拖腔作为终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合尾”的终止。这就是为何看完《江姐》之后,大家还能哼上几句唱段的原因,因为这个固定拖腔在剧中有多次重复。
特征之二:充分运用“主题歌”,“主题动机”贯穿全剧
第一,运用“主题歌”揭示歌剧思想主题,表现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或作为“革命”的象征符号。例如,《江姐》的主题歌《红梅赞》,既是人物思想性格的体现,也是革命的象征。第二,音乐主题材料均来自主题歌,采用“主题动机”或者主要音调贯穿发展。民族歌剧虽然秉持“写实的表导演风格”,但又有别于西方的写实主义,在表演上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及戏曲舞台上特殊的表演手法。比如,“打背躬”,三个人背对背,讲述各自的内心世界。比如,借鉴戏曲“韵白”,采用中国戏曲夸张的“对白”替代西方歌剧的“宣叙调”。欧洲歌剧,尤其是威尔第、瓦格纳式的歌剧,均是“全唱型”歌剧,所有的对话都是要唱出来的,但我们的民族歌剧则采用了戏曲的“韵白”。优点是将情节交代得非常清楚,避免了中国式“宣叙调”的某些弊端。
特征之三:以民族唱法为主,借鉴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
在演唱上以民族唱法为主,尤其是主要人物(女主角)均采用民族唱法,比如《洪湖赤卫队》的韩英,《党的女儿》中的田玉梅都是民族唱法。当然,《江姐》也可以用美声唱法。一般来说,伴奏乐队为中西混合乐器,实际上是管弦乐队加部分民族乐器。在叙事方式、情节发展、戏剧矛盾冲突、戏剧节奏、舞台美术、人物造型、服装道具等方面,不同程度借鉴了戏曲的表演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曲艺术的“程式化”和“虚拟性”。例如,歌剧《白毛女》的第一场,杨白劳走进家门时并没有设置一道门,而是用手划拉一下,表现这一情节。若是欧洲歌剧舞台上,必须制作一个真门。从表演角度看,江姐这一人物出场时,就是踩着碎步急促上场的,然后转身、挥手、昂首、挺胸、亮相,可以说是典型的戏曲舞台上人物出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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