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是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放眼望去，舞台上是一水儿的西洋乐器，但几乎所有观众都在乐声中捕捉到了这段既熟悉又充满了婉转的江南情调的旋律。昨晚，在艺术总监张艺的带领下，浙江交响乐团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奏响了名为“中国故事”的作曲家于京君专场音乐会。

　　在音乐会的全部三首曲目中，下半场的《社戏》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2013年，成立四年的“浙交”开始着手创作交响乐《浙江组画》三部曲，《社戏》正是其中的一部。如果说第一部《山-海-经》反映的是浙江精神，第二部《唐诗之路》展现的是地域文化，《社戏》为观众们铺展开的便是一幅鲜明生动的民俗风情画卷。

　　“我们打算开始做《社戏》的时候，我一想，于京君就是不二人选。”张艺说。“于京君”这个名字对于国内乐迷来说，也许还有点陌生，但在大洋另一端的澳大利亚，却是作曲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用张艺的话来说，只要是澳大利亚有关作曲的奖项，于京君已经拿遍了。合作几年来，张艺非常清楚于京君的实力：“他对中国的戏曲和民族音乐非常有研究，而且作曲的技法又特别优秀，我觉得这对《社戏》来说真是天作之合了。”

　　众所周知，浙江是戏曲大省。除了传唱大江南北的越剧，流行于绍兴、金华的绍剧和婺剧也广受欢迎。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才能在一部交响乐作品中表现出来呢？为了让于京君更好地寻找灵感，“浙交”的老团长陈西泠曾经亲自跟着他去当地采风，民间艺人苍老的手中握着的一把把胡琴更是让于京君感到了难以言说的震撼。最终，考虑到乐曲时长等种种因素，于京君决定把越剧、绍剧、婺剧这三个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剧种写进这部《社戏》里：第一乐章“绍剧叙事曲”用西洋乐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三打白骨精》这出绍剧经典老戏；第二乐章“越剧随想曲”中，“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与《梁祝》的爱情主题缠绵交织；第三乐章“婺剧狂想曲”运用了由婺剧音乐素材所作的变奏。最后五分钟里，三个剧种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仿佛对台戏一般令人应接不暇，这对作曲家和乐团的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

　　“管弦乐要写‘戏’，必须首先‘唱’起来。”丁京君说。为此，他在作曲时保留了许多戏曲唱段气息悠长、参差不齐的音乐特点。在于京君看来，作品本身包含的中国内涵远比形式上更为重要。除了一面大锣，《社戏》没有运用其他任何一件民族乐器，连戏曲伴奏中常用的小锣都是用木管模仿和代替的。“假如《社戏》在国外演出，想找小锣是很难的，所以我想干脆就不用了。”

　　旅居海外多年，每当提笔作曲时，萦绕在于京君心头的，仍然是陕北民歌“三月里太阳红又红”那熟悉的曲调。民间音乐给于京君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旋律怎么弯曲，怎么走动，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考进音乐学院之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于京君就是“敲锣打鼓拉胡琴”的。“进了学校之后，我不会五线谱。别人都拿着小提琴，架个洋谱子，我交给老师的还是自己写的京剧慢三眼。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同学不重视民族音乐，我总觉得很自卑，低人一头。”虽然当时的日子不好过，但几十年下来，于京君非常感谢自己民乐出身的背景。“在写西方现代作品的时候，细节的地方一定是保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还是中国民间音乐的形状。”

　　对于乐团的演奏能力，张艺很有信心。虽然“浙交”在演奏中国作品上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贝多芬、布鲁克纳、柴科夫斯基等西方经典仍然是所有乐手的必修课。“我一直在强调大家要‘两条腿走路’。西方作品对乐团的演奏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靠它强身健体，这对以后演奏中国作品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演奏中国作品的门槛要提高，不能什么都拿来演，乐团肯定会有抵触的情绪；乐团自己演奏的门槛也要提高。”

　　昨晚的音乐会之后，第六届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基本过半。在4月28日落幕前，上海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还将继续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