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金湘先生

　　“决定一部音乐作品成败的，并非是作曲家选用了什么样的载体（歌剧、交响乐、室内乐等）,重要的是作曲家站在怎样的高度，用一种什么眼光、以一种什么心态，来审视宇宙、社会、历史，通过内心真情流出的音乐去讴歌人性的真、善、美，鞭挞人性的假、丑、恶！在给世人以音乐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感悟到了生命、宇宙、历史、社会的真谛。一句话，音乐作品本身的质地与品格决定一切……

　　2015年12月23日晚23点21分，金湘先生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笔者在友谊医院为恩师守灵七天，协助亲属安排后事，并为12月29日在八宝山兰厅举行的告别仪式撰写悼文和挽联：“戏剧人生先生金钟鸣千古，中华交响后继杏坛永垂青！”文化部、歌剧院、音乐学院代表和各地作曲家、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共二百余人奔赴告别现场泣送先生最后一程。先生安卧在鲜花丛中，消瘦的面庞透着安详，兰厅轻声播放着他创作的歌剧《杨贵妃》中的咏叹调《沐浴华清池》：“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干净安宁、纯洁美丽、柔软温情的音乐抚慰着在场所有人悲恸的心灵，也是先生最后的交待……

　　至真至纯

　　金湘先生说：“面对着纯粹无私的音乐，作曲家只有纯而又纯、真而又真，才能写出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历史，也就必然是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大众的音乐……感谢上苍给人类以最美好的礼物——音乐：心底无言的交融，情感真挚的结晶，灵魂纯净的升华……作曲家的质地、品格，决定了作品的质地与品格。”

　　金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引领中国“大歌剧”创作热潮，被西方主流媒体赞誉为“一代旋律大师”“东方的普契尼”“当代东方新浪漫主义的代表”，1992年由华盛顿歌剧院制作的金湘歌剧《原野》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11场，标志着中国歌剧开始获得国际认可。“中国歌剧《原野》在美国成功的演出，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他最擅长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融合，淋漓尽致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

　　先生最后的时间为国家大剧院创作歌剧《日出》，在病危亟待手术之时，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下“不同意”。他担心如果手术出现意外，《日出》不能完成。师母李稻川说：“在决定创作《日出》时，金湘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在医院，他委托自己的博士生魏扬帮助他写完配器，然后他亲自修改。排练过程中，他忍着胃部疼痛修改、听试唱。《日出》写完了，首演了，我跟他讲，不要再写了。他说，他还有很多的遗憾，现在什么都明白了，但已经不行了。李六乙来看他，跟他说：‘老爷子，别走，咱们还约定写歌剧《雷雨》呢。’他听说写《雷雨》，就坐了起来，要回家去写。他是个情绪化的人，对艺术总是念念不忘。”

　　歌剧《日出》的导演李六乙说：“在金湘最后的时光里音乐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和神奇，我觉得对于金老师，这一年多的时间就是靠着精神的念想支撑下来的，精神的作用太大。6月17日《日出》首演，在这之前一个星期，他住在医院里，医生说：‘绝对不可能参加首演。两三天以后，人肯定就走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等不到歌剧的首演，结果《日出》联排之后，大剧院把录像给他一看，他特别兴奋，第二天就出院了。”

　　2015年6月20日歌剧《日出》第四场演出时先生遇到歌剧《热瓦普恋歌》的主角迪里拜尔，先生对她说：“迪里拜尔，你说咱们多幸福，赶上了想做事儿就能做事儿的时候，这么好的剧院，这么好的陈平，他信任我，你能唱、我能写，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做事情，没有这些人我们就跟没打灯的舞台一样，啥也不是。我就是老了，如果还行，我真得再干一场！”

　　高佳佳教授评价先生说：“他人和音乐一样，是率真的人，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对学生是一片的爱心，他的真诚跟他的音乐一样。有这种真诚，他写出来的音乐也就是很真诚的。一个作曲家，尤其是在高校，很容易忽视大众。但金湘的音乐从一开始就和人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是感动着自己，再去感动别人。他说：‘音乐是生命的希望，音乐是生命的延续。’这两句话大家都在传，他说得非常美，对音乐的评价非常神圣，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歌剧《原野》首演的主角万山红如此评价金湘先生：“曲折的人生道路令他饱尝人间冷暖、洞悉社会百态，也更善于用音乐语言深刻谱写不同价值观激烈交锋的社会现实。通过品他的音乐我能感觉到他对生命的那种渴望、对人性的那种揭示，所以《原野》二幕中表达炽热爱情的《啊！我的虎子哥》和仇虎的复仇音乐，这些都跟他的个人遭遇和生活有着紧密关系。那种爱憎分明，对生命、对爱情的渴望写得如此极致。”二胡演奏家宋飞说：“他是一直到生命最后都用音乐去诉说、去耕耘的一位作曲家。”

　　正如先生所说：“决定一部音乐作品成败的，并非是作曲家选用了什么样的载体（歌剧、交响乐、室内乐等）,重要的是作曲家站在怎样的高度，用一种什么眼光、以一种什么心态，来审视宇宙、社会、历史，通过内心真情流出的音乐去讴歌人性的真、善、美，鞭挞人性的假、丑、恶！在给世人以音乐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感悟到了生命、宇宙、历史、社会的真谛。一句话，音乐作品本身的质地与品格决定一切……我们并非不重视专业技巧，但它毕竟是衍伸的、支持性的、第二位的……褪去华丽的炫技外衣,留存的正是音乐本身最宝贵的质地与品格……音乐是歌剧的灵魂，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歌剧既要有交响性、专业性，也要好听、易唱、有群众性。宏大、深刻的主题，与细小、鲜活的个性人物结合。失去前者，作品是碎的；丢掉后者，作品是空的。”

　　民族根基

　　金湘先生说：“河曲民歌《三天路程两天到》是我艺术观‘民族魂’的核心。”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组织大规模音乐采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金湘等一行七人到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金湘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这次在河曲搜集的民歌有两千余首， 80 %是反映农民爱情生活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是两三千年束缚人民的绳索，在河曲自然也不例外：它一方面造成人民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一方面促使人民利用民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60年出版、金湘参与完成的《河曲民间歌曲》成为此后民歌调查的样板和中国音乐学的经典，带动了对全国民歌的调查。先生在1986年给河曲民歌手张存亮的信中写道：“50年代初我们在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结下的友情是难忘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些年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想起当年在河曲的种种往事，真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最纯真的时代，我是十分珍视这段令人神往、无比纯洁的经历：听唱民歌，一起在黄河边看那奔腾的黄河……”

　　下放新疆后，先生想尽一切办法学习民间音乐。1962年“库尔班节”期间他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边缘的阿瓦提，参加老乡的“麦西力普”，录记《多郎木卡姆》音乐。与老乡同炕睡、同桌吃。此后数度去阿瓦提，记录了九首《多郎木卡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如钢琴协奏曲《雪莲》、民族交响组曲《诗经五首》、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等。1961年至1965年，他利用在阿克苏文工团巡回演出的机会，记录了《库车赛乃木》，写下《“库车赛乃木”调查报告》，它那铿锵有力的节奏、豪迈粗壮的舞步、独特魅力的调式、滚滚有层次的曲式发展，渗透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民间音乐的原始活力一直影响着他。金湘先生说：“人民群众豪迈、粗犷、甚至带点野性的喊叫的浓烈的生活场景，《多郎木卡姆》那高亢的歌声、嘶哑的多郎热瓦普和猛烈的鼓点，给我以终身难忘的印象。”

　　中华情怀

　　“中华乐派居功伟，歌剧原野照人间！”外界敬送的花圈寄托着对先生的哀思。“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是国乐大师刘天华的理想，金湘先生推动的“建设中华乐派”系列活动是这一理想的延续。1988年先生接受《中国音乐年鉴》采访时说：“我认为应当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乐派，融合中西一切优秀传统，既不拒绝也不拜倒。”1992年歌剧《原野》在台湾首演时，先生提出“华夏乐派”，2003年先生邀赵宋光、乔建中、谢嘉幸教授聚谈“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将“中华乐派”涵盖为哲学基础、美学特征、传统渊源、技术构成四个部分，包括中华音乐创作体系、表演体系、理论体系、教育体系及其评价标准，引起音乐界广泛关注。作曲家朱践耳致信：“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我衷心拥护！这是一个百年大计的雄心壮志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与众不同，因此是足够形成一个乐派的。”

　　他在解释自己的音乐时说：“我在音乐结构上使用了拱形结构，或者说是镜像结构，从一头一尾两个制高点，同时往中间推进，最后汇合于中心。另外，我还用了‘纯五度复合和声体系’，这是我自创的，也是对于中华乐派理论体系之民族和声学的深入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实践了，这一次是炉火纯青的运用。”正因如此，金湘的歌剧难唱在圈内也是出了名的。他也承认：“我的音乐确实难唱，但有很多歌唱家跟我说，越唱越想唱。其实，我的音乐追求就是，带着苦涩的甜蜜，含着眼泪的微笑。”

　　先生为人作乐的至真至纯、扎扎实实的民族音乐根基、艺术品格的大美大爱和魂牵梦萦的中华情怀，是学生体会最深的，值得艺术界认真学习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