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民乐人要葆有中国面孔

　　民乐的大环境在近1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民乐并没有真正的升温。

　　《中国民乐》：您2003年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附中常务副校长，3年后到民乐系任系主任，近十年间，您认为中国民乐大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建民：这十年，刚好是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10年。民乐大的环境在1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正规的有规模有计划地大赛是近几年的事情，金钟奖、文华奖、央视大赛这些国家级的民乐大赛在这段时期设立、举行。从这些赛事可以明显地看出，某个项目推动的力度大，这个项目就发展快，领先于其他乐器。

　　从院校的角度，这种普及的程度一定与院校的现状有关系。在很多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院校中，民乐招生比例成倍增长。普及多了，需求量也多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考生的入学水平、水准在不断地上涨，这与院校毕业生的水平、普及的程度、教学水平的提高、曲目的扩张等一系列条件是有关联的，绝非是单一的现象。从学校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是中央、中国、上海三地领先的态势。但北京仍然是中心，众多艺术院团和专家云集在此，使北京具有强大的引领和辐射的作用。

　　现在舆论越来越多地谈及民乐，但是很多时候，谈民乐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际的举措上并非那么理想。我观察新加坡、香港、台湾民乐的发展。比如新加坡，他们这些年提高非常之快。得益于什么？得益于新加坡政府给每个学校在艺术教育上有一笔比较可观的拨款，用于购买乐器、组织活动等。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乐队，其中华乐队占了很大的比重，多达几百个，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才在举行比赛时显示了很强的实力和规模，各种乐器都有，各种组别、独奏、合奏等各种形式。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水准发展很快，国乐普及程度相当可观。在10多年前，水准一般。他们通过广泛的普及和与大陆的密切沟通，水准不可小觑。

　　从民族音乐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简单地让孩子学民乐、普及民乐或是成立一个民乐队。我觉得民族音乐的教育，应当写入国民音乐教育课程，真正地在民间和孩子中做扎扎实实的民乐传承工作，只有如此，专业发展才能根深叶茂。

　　民乐不好写？按照我的看法，好的东西都不好写。其实，这还是一个作曲家的态度问题。

　　《中国民乐》：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关注民乐，为民族乐队写作品。有人说民乐好写，有人说民乐不好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写好民乐作品的秘诀是什么呢？

　　王建民：民乐不好写？按照我的看法，好的东西都不好写。比如歌曲，我说也不好写。民乐好写吗？好写也不好写，其实还是一个态度与观念的问题。你写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花功夫去了解它，写的时候还要跟演奏家不断地沟通。所有比较成功的作品，一定跟演奏家有较为深入的交流。其中，还有个语法问题，民族音乐有独特的语法，我们有些前辈，年纪比较大的演奏家为什么对年轻人比较排斥，是因为音乐语法与以往完全不同，跳跃式的对接，有个转换过程。作曲家要注重民族音乐的语法，这个语法存在于戏曲、民歌、器乐曲里，很多很多。

　　专业音乐创作上有个断层，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产生了很多该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民乐作品。这些作品本土性不强。改革开放以后，从八十年代的新潮音乐开始，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及技法涌入，院校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作曲家倾向于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法去写。很多演奏家感到很惶惑，怎么这些东西都一下子不能演奏了？其实这是作曲家本身的审美观念的问题。

　　我当时写《第一二胡狂想曲》，起因是邓建栋的约稿，从那时我开始关注民乐，觉得民乐有待开垦的空间。这是我的第一首民乐作品。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二胡怎么能这么写？我写民乐作品始终没有忘记一个重要的原则——旋律。我在旋律写法上试图不断根又不守旧，要想办法融入一些个人的特点，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还有，我很喜欢民歌，有些特别好听的民歌我会记得很牢，我很想去用民歌里好听的东西表达我的情感。我现在仍然认为民乐待开垦的空间还是有的，因为作品还是太少。如果有某个专业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培养下来，作品是不够支撑用的。但是一直写下来，你会觉得越写越难。其实最难得就是超越自己。

　　一个学科，技术的教育不放在首位，是不可取的。技术和审美要结合。但是要先解决技术问题，再解决审美问题。

　　《中国民乐》：技术和审美，哪个为先，已经成为艺术教育和艺术生产 一个热门的话题，作为院校的作曲家，您如何看待技术的重要性？

　　王建民：一个学科，技术的教育不放在首位，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在学校会强调，当一个孩子音拉不准时，先别谈其他的，错音一大把或者“微错音”一大把，是不能容忍的。我常常讲，不管拉得如何，如果有错音，这就是米饭中的一颗沙子，先把这颗沙子给剔除掉。现在院校也有很多人说要加强传统音乐教育，但是我的看法恰恰不是这样，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拉传统曲目一点儿也不比老的演奏家差，因为现代人的眼光不同，见多识广，为什么要去拷贝以前呢？他们非常优秀，稍加点拨，他们一样能拉得很好。

　　关于艺术生产也一样。我们的国家级的乐团，你面对市场要演出什么作品姑且不论，但是国家级的乐团，应当胜任各种作品，不管是何种技法哪国人写的，但是你都必须胜任，技术和审美要结合。但是要先解决技术问题，再解决审美问题。

　　我更关注院校的建设。学科化、标准化、体系化是民乐系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今的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要有个核心的东西。比如民族乐队，这么多年形成这个规模后，我们不能再去指责它拷贝西洋乐队，或者再主张小型化，因为这已经几十年这么走下来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使乐队更加完善化，或者在研发方面，使这个乐队更加好，作曲家的任务就是为这样编制的乐队写曲子时，怎么样能使乐队发出更漂亮的声音，更动人的音乐，应该是这个任务。其实各种各样的乐队很多，比如新疆木卡姆，你想让去做成几十人的大乐队，也不可能啊。民间的乐队还是会存在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标准、一个体系化的东西需要确立。欧洲的传统音乐，有严密的体系、一整套的教科书，就是标准化、体系化，我们在这方面有待完善、发掘。

　　民乐在发展过程中，怎样保持中国人纯粹的面孔，塑造我们中国人应有的面孔，这一点很重要。华乐论坛要一届一届解决不同的创作问题。

　　《中国民乐》：当前的艺术态势下，您认为，民乐是要更加开放，还是要纵深发展呢？

　　王建民：民乐越开放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现在不是流行跨界吗，你可以尽情地去跨界，跟电子音乐、爵士、流行音乐。别老抱着中国民乐必须是“纯粹”的概念。中国的民族音乐在本身发展过程中就是不断融合、吸收各种文明和流派的产物。

　　但是，一定要坚持的是，怎么样想办法在发展过程中怎样塑造中国人纯粹的面孔。比如这次6月份举行的首届华乐论坛，就是替代了政府的一些职能。这个专题很好，应当每次搞一个专题，比如室内乐。当代民族室内乐是个新的名词，在院校中也很受重视。其实民乐室内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前身，我们现在谈的室内乐，是以现代或者当代创作为主的作品。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最早开辟了院校室内乐教学的先河。我很注重室内乐教学，已经列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但是室内乐真正的培养很难，比如没有固定的样式，因为如果进入教学，就必定要产生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要慢慢研究确立，要慢慢摸索，看菜吃饭、因地制宜。比如有的院校，在弹拨方面特别强，那就可以开一个弹拨乐团，在这方面培养挖掘。如此，形成民族乐队多元化的另一个春天，这不是更好吗？

　　我是作曲出身，但是我来做民乐，看的就广一点。教材建设，对于各个院校来讲，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民乐》：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办的全国艺术院校民乐作曲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5年，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比赛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王建民：我做了5届的作曲比赛，每年分类，是我系发展的常规项目，比赛吸引了九大音乐学院的学生参加，我关注的是在高校领域的发展，比赛要起引领作用。教材建设，对于各个院校来讲，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就是东西少。我的比赛跟此有关，比赛曲目积累下来可以进入教材。

　　比赛设计上目的性很强，每年有不同的分类和主题。比如，一届我们规定编制是5到8人，哪几件乐器。下一届专门为弹拨乐而作，琵琶、中阮、古筝、柳琴的独奏和重奏。今年为民族管乐而作。笛子、唢呐、笙三件乐器。前年，是二胡带一个伴奏而作，单项，正好开了个全国性的二胡会议。5届比赛下来，积累一批民乐曲目，虽然比较稚嫩，但是长期做下来就会有好的作品产生。比赛促进作了各大院校作曲专业的学生更多为民乐写作品，成为了一个专业平台，他们为民乐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又因为上音民乐系学生演奏的水平很高，他们的水平能很好地演绎出来，更增加了吸引力。

　　学会的态势处在向上的态势，建议学会要依托专家委员会，同时敦促使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功能和职能更加到位。

　　《中国民乐》：您对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今后的发展有何建议？

　　王建民：学会的态势很好，我建议要更加强调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学会的高层要对各个专业委员会提出要求和规划，或者对专业委员会提出是指导性的意见。我们在院校就是如此，要提出很严格的5年规划，你对学科发展要提出要求，如果提不出来，那就是不称职的。据我的了解，各个专业委员会都没有解决特别迫切的问题，学会要敦促他们做其各自专业领域内迫切要解决的事情。对各专业委会有个定期的评估制度。比如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对每年一度的质询制度非常严格，并有相应的措施。我认为可以考虑在学会内有个质询制度。否则有可能几年下来，有些专业委员会会长什么事情都没干成。这是应该质疑的。

　　学会应有步骤有目的地开展比赛，社会反响非常好的青少年乐队题材比赛，势头很好，应该坚持。各种单项比赛还应该做，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器乐比赛或者作品比赛，通过学会这个平台做，可能对这个专业辐射的面更大。

　　华乐、民乐有很多事可做，但是一定要高标准高要求地组做，要高起点，民乐决不能和“土”划等号。

　　《中国民乐》：10年前，您曾对媒体呼吁过，中国应当建立职业化的民族乐团，如今，这个愿望还没实现。除了职业化的问题，您还关注哪些民乐话题？

　　王建民：我一直在想，我们出访时往往主打民乐，看来是知道民乐的重要性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职业化的交响乐团，而为何不能有一个或者几个职业化的民族乐团呢？真正职业化、总监制的乐团在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个。民乐团的发展应该再超前一些，现在年轻人的演奏技艺不得了，我们不愁生源，不愁团员，一流的学生多的是，我希望哪个地方能有魄力建一个一流水准的职业化民族乐团。为内地民乐团的发展投石问路。

　　理想的民乐作品，各个专业、各个院团都存在相当规模数量的缺口，要培养作曲家队伍，我只能在我的层面上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从长远发展来讲，梯队、人才结构永远是首位的，不能断档。

　　至于创作环境，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谁也不会再来干涉创作自由了，想表达你的审美观念时，没有任何障碍，达到什么水准完全个人的事情。现在民乐的创作是乐队等米下锅。院校里，学科经费越来越多，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委约创作费，跟国家级的差不多。这都是很好的现象。很多作曲家清醒地意识到，写民乐演出几率很高，能获得很多的演出机会。我们这个专业，有时候会说到“洋作（曲）”和“民作（曲）”，我希望，今后从专业角度来说，不要再分什么“洋作”、“民作”，任何一个学习作曲的人，都应该写中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