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南先生访谈录

　　采访对象：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孙继南

　　采访地点：孙继南先生书斋

　　采 访 者：上海音乐学院郭登杰

　　采访者按：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是一部在音乐教育界享有盛誉的编著，起止年代自鸦片战争始至20世纪末，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的一部“实录”，历史跨度长达160年。廖辅叔先生以“厚古尊今各精研，非古非今冷有年。多士有心能补阙，追踪乐教此新编。钩沈辑佚自辛勤，玉石金沙鉴别真，岂独千秋存史料，明明乐史有传人”诗作为此书致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共有三个版本：1、《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30万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2、《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52万余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新版】73万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一部同名著作在12年之内三次修订印刷出版，篇幅越来越大，图片越来越多，史料越来越全，钩沈辑佚，精益求精，无论在学术界或出版界均为罕见。为此，笔者自沪专程赴济采访孙继南先生，对《纪年》一书进行历史追究与现实价值探求。以下为采访经过。

　　郭：孙先生您好！学界都很关心您目前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听说自2001年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回济南后便“闭关”山东，从不外出，却又不时见到您的新作出版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您是怎样保持这样一种常人很不容易做到的学术心态的呢？

　　孙：非常感谢学界对我的关心！我生于1928年，今年86岁了。儿子、媳妇在德国，女儿、女婿在青岛，我和老伴在济南，一般说法是“空巢”之家。但是，我们从没有孤独、寂寞的感觉，儿女经常回来看望我们，我和老伴各有自己的生活规律和爱好，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老伴退休前是医生，前年患了一场病，幸好有惊无险，老两口相依为伴，更加珍惜晚年的幸福，所谓“知足常乐”吧。我除了买菜做饭，做些家务事之外，每天都要抽空打开电脑浏览，与新老朋友交流，或思考一些学术问题，只是思维日益迟钝，写篇文章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这是自然规律，慢慢适应也就习以为常了。因此，自1995、1997年先后两次应邀去台北参加“海峡两岸弘一大师德学研讨会”及2001年去北京参加“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再也没有去外地参加学术活动。您说的“闭关”用词很好，但太过奖了，我哪能受用，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像弘一大师那样精研佛学、与外界隔绝交往、静心修炼，毕竟还是凡人啊。不过，弘一思想和人格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我现在还能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关注学术动向，时而写点短文，都与大师“凡事认真”、把“认真”做到极致地步的精神感召有很大关系。

　　郭：您《纪年》一书在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学者评价为“音乐教育研究之必读著作”，而且连续三次修改印刷出版，72岁时首版，76岁时增订再版，84岁时推出新版。我们很想知道在成书过程中您不断增补、修订的原委和动力是什么？可以谈一谈这方面情况与体会吗？

　　孙：一部著作的成书过程往往是时代学术需要和个人学术视野相结合的文化结晶。我很高兴您注意到一本编著三次出版不是“炒冷饭”，而是每一本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有提升与扩展。60年代初，我在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班”期间，便着手搜集有关音乐教育史方面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在“文革”浩劫多次抄家中散失殆尽。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又重起炉灶，通过科研立项、案头准备、去各地图书馆、历史档案部门查找资料，走访当事人等途径，再次积累了数以千页计的文档手稿，几经梳理、筛选，90年代以“大事记”形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连续刊载，引起多方面关注。2000年《纪年》初稿成型，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首版问世后常有海内外学者、读者来信交流，或提出改进意见，或有所求索，有的院校还将它选为中国音乐史课辅助教材，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这部编著的史料价值与影响，况且内容积累已延伸到2000年，遂于2004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再往后，随着新史料及学界研究新成果的不断产生与启迪，尤其是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一些珍贵图片的发现，觉得如果把它们与相关条目配置一起，将会加深读者历史真实感和直观认知，提升本书实用性。同时想到，作为史料工具书，其框架、结构之科学性至关重要，也就是必须以方便读者查阅和检索为前提，于是从条文编号，条目、人名索引，以及引用书目文目等等方面着手，一一进行规范性调整，耗时两年，“新版”修订完毕，较之原版字数增加一倍以上。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认可，慨然答允出版。因此，无论在版本、体例和校对方面，“新版”都真正做到了出“新”。若问《纪年》三易其稿，不厌其详的动力所在，我想，那是基于作者对历史、对读者所具有的一种责任感吧。

　　郭：可以谈谈您早年选择音乐专业的学习，后来又专注于音乐教育史研究的经历吗？

　　孙：一般说来，举凡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与他的成长环境、教育理念、专业志趣、教育对象的热爱等都会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各自的曲折经历。我18岁开始在小学教音乐课，22岁上高师读的是音乐专业，毕业后一直都在高校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一生与音乐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因为祖父是基督教徒，我很小就参加芜湖圣公会礼拜堂的儿童唱诗班，稍大后跟姐姐哥哥学会了不少30年代流行歌曲。抗战期间随安徽省立第五临时中学流浪在大别山区，会唱更多的抗日救亡歌曲。1945年鬼子投降，流亡的“五临中”改称“嘉山中学”，公费取消，为解决读书费用，开始半工半读，在一所小学兼任音乐课，直至高中毕业。解放初期在一所小学当校长时，依然担任全校音乐课的教学。1950年，山东师范学院在南京设点招生，为求深造，决定报考艺术系。当时我音乐基础不好，既不识五线谱也不会弹钢琴，却被侥幸录取，后来才知道主考人是陈洪先生，大概他从听音、模唱中发现我学习音乐的“可塑性”（这对我后来面试考生的择取标准，产生极其重要影响）。我们这一届原定为四年本科，建国初期由于亟需师资，上级决定提前两年毕业，面向全国分配，我意外地被留系当助教。当时系里最缺声乐老师，经时任山师教务长、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文学教授的田仲济先生引荐，获得去上海音乐学院（时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进修机会。江湾时期的上音在贺绿汀院长辛勤耕耘下，教学环境和学风非常之好，我除师从于忠海先生主修声乐，经常观摩其他声乐老师教学广泛汲取教学经验外，还利用其它时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旁听音乐理论课、观摩音乐会演出，尽可能参与校内外演出活动，如杨嘉仁先生指挥的大合唱，鞠秀芳、吴国钧对唱时的三弦伴奏等。如此两年，在专业技能、音乐素养方面有了很大提高，而另一个意外收获则是打下了日后从事音乐史论研究的基础。进修回校后，除声乐教学外，很快就接受了当时系里尚无人开设的“名曲欣赏”与“民族民间音乐”课，正因担任这两门理论课，又使我获得1960年前往北京参与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班” 研讨、编写《民族音乐概论》的契机，向音乐史论研究领域更靠近一步。回校不久便开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的教学。通过讲课，逐步认识到高师音乐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全面了解中国音乐历史，还应该懂得自己所从事专业的“中国音乐教育史”。于是开始关注这方面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便是往后《纪年》能够成书的最早缘由。

　　郭：孙先生，您是1982年教育部在烟台举办“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主持人，可以谈谈这次“讲习班”对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产生的影响吗？

　　孙：时间过得真快，这件事一晃32年过去了！当年教育部决定在烟台举办“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活动，对于中国音乐史学事业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举措。背景是“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教育部重新制定高师音乐教学计划中规定必须开设中国音乐史课，同时草拟了《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大纲》，由于师资奇缺，为保证这门课在各校普遍开设，教育部决定举办“讲习班”，委托山东师范大学筹办。关于这次“讲习班”整个过程及其理论研究价值，当年全程参与这项工作的刘再生教授将撰写全面性的文章，这里大体讲几点体会吧：1、“讲习班”所邀请的授课者都是全国一流专家、学者。古代史有郭乃安、黄翔鹏、冯文慈、周畅；近代史有李佺民、汪毓和、陈聆群，他们是中国音乐史领域最前沿的学者群体，为“讲习班”带来各自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及资料。来自全国高师院校38名学员无不如饥似渴，白天听课，夜晚整理笔记。它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高质量的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2、当年“讲习班”听课的学员后来大部分都在中国音乐史教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业绩，更有一批当今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音乐史学界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3、“讲习班”将各位专家讲课时带来的音响资料复制成几十盘一套的录音磁带提供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解决了音乐史课无音响资料的关键性问题；4、在“讲习班”基础上成立“高师中国音乐史学会”，随后在吉联抗先生提议下集体加入“中国音乐史学会”，扩展了中国音乐史学的理论队伍；5、1987年在江阴召开中国音乐史学会年会期间，倡议编写适合高师使用的中国音乐史教材，讨论研究后以分工执笔和主编统修办法，群策群力地编写了《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教材，这是我国第一部将古代史和近代史合为一体的著作。廖辅叔先生在“序”中说：“眼前这本音乐史却是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音乐通史的著作。读者一卷在手，好比一口气就看完了中国音乐的历史长河图，”这部通史教材，自1991年发行，至2013年已29次印刷，印数为20多万册，在同类著作中居于领先地位。6、教育部张竞华同志对“讲习班”的成功举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心血，在制定经费、日程安排、学员生活照顾等方面关怀备至，使得“讲习班”取得圆满成功，大家满载而归。至于我个人，只是做了一些分内之事。当时，我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周柱铨老师被教育部指定为“讲习班”教学辅导员，我们也和学员一起听课，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安排，和各地老师建立了深厚情谊，同样获益匪浅。总之，“讲习班”对于每一位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郭：孙先生，《纪年》一书在音乐教育界引起的反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请您再讲一讲它的现实价值好吗？

　　孙：我觉得这本书出版后之所以受到学界关注，主要因为它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以年代为序、较为详实、有据可查的信息资源，而这类书籍又是过去很少见到的缘故。必须一提的是史海浩瀚，此书所收条目毕竟有限，尚待继续完善。下面我想补充说一些有关写作此书的心得体会，以便读者参考。《纪年》的实质是一部近代音乐教育史的编年体实录，其中新史料的发掘运用以及史料的考证与准确性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总是说当前学术界学风浮躁，至于“浮躁”的成因是什么呢？无非是坐不住冷板凳，外界诱惑太多，做学问粗枝大叶，深不进去，而史料工作是需要踏踏实实，不允许有差错的，否则以讹传讹，后患无穷。比如，关于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一文的发表年代，以往有关论著所载出处多写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及“原载《教育世界》卷56”，当我找到原刊，发现其封面所印除“《教育世界》第五十六号”外，还有“癸卯 六月下”字样，据此可以肯定该文发表时间应该是“1903年8月”（见《纪年》【新版】第17页）。这时，王国维提出以“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创见，是王国维教育思想的先进和超前意识的体现，如将该文发表年代往后推迟3年（即1906年）,既违背史实,亦使其教育主张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大为逊色。因此，史料运用尽可能要查阅第一手资料。现在有的学生看到网上资料不加分析地采用，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史料的失误，产生学术研究不严谨的现象。再如，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登州“文会馆唱歌选抄”》，其中有多首为19世纪末叶教会学校编写的“乐歌”，属于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乐歌”。1993年我就得到了《文会馆志》的复印件，但是，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却是缺页，为了寻找这些歌曲作品，花了整整10年时间，2004年8月终于在山东省档案馆找到了《文会馆志》的原始文本。“功夫不负有心人”，史料工作艰巨性也正在于此，这一史料填补了我国近代“乐歌”的音乐本体空白，可以得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是中国早期学堂乐歌策源地的结论，改写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历史。《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发表了我写的《音乐史料研究的疑、考、信》一文，集中体现了我对音乐史学的史学观、方法论、史料学等方面的见解，这是可以和《纪年》一书互为参照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学术的希望与未来，我衷心期望他们能够超越老一辈的音乐学家。但是，老一辈人做学问的严谨态度还是值得学习和继承的。如果说《纪年》一书对青年人有什么现实价值的话，那或许就是我在编写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坚持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精神，这也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

　　郭：孙先生，太谢谢您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次采访我也是满载而归。我一定把您的期望转告给青年学子，向老一辈音乐教育家学习，继承与发扬中国音乐教育的优良传统，少走弯路，奔向未来！

　　孙：认识您我也非常高兴，希望以后多加联系。

　　（感谢音乐史学家刘再生先生润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