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懋克”的组织活动形式

　　目前“特懋克”节的组织形式方面，就笔者此次所见而言，实际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巴朵寨村民自行组织的民间活动，一种是由当地政府组织的官方活动，两种形式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今天基诺族“特懋克”的全景。基诺山基诺乡划分由7个村委会，下辖46个村寨。由于巴朵寨紧靠乡政府，因此，由乡政府统一组织庆祝的“特懋克”大多由巴朵寨来负责各种工作。而巴朵寨由于受节日氛围的影响，往往会在乡政府统一组织庆祝之前或之后在自己寨子举行庆祝活动。在本次考察过程中，笔者实际也了解到在2月6日法定节日第一天时，实际上巴朵寨已经宰杀了第六头牛了，按一天杀一头的惯例计算，说明巴朵寨自己的庆祝活动在六天前就已经开始。到了6日时，人们也会按时来到乡文化站旁边的广场上观看官方组织的“特懋克”活动，当然这种形式的活动已经是舞台化的表演形式，原本第一天祭鼓，第二天做打铁仪式，第三天做耕地仪式的程序都被压缩到不到半个小时的表演过程中，同时补充其他大量风格各异的歌舞表演。整个节日庆典的参与主体以主持人、演员、工作人员、出席领导、普通观众等各类身份的人构成，演员整体由村民、政府工作人员或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大学生等构成。可以看出，这种官方庆典的组织活动与我们所熟悉的普通舞台汇演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作为“特懋克”庆典，还是要尽量维持其风格特点。在祭鼓的表演部分，可能是为了表现民族文化及仪式过程的完整性，在舞台和观众看台中间仍然安排了几位基诺长老以传统习俗方式一边围着圆桌抽烟喝茶，一边来指挥和安排祭鼓仪式的程序，只是在笔者看来，这种长老身份的象征与指挥的过程也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就此种场景而言，该节日庆典的核心人物已经不再是长老们，而是看台上的州、市党政领导们，也就是此次庆典的“主办方”。

　　就社会制度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传统仪式的延续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就变成了纯粹的表演。

　　三、行政管理视角下的“嘎洒镇第四届农民运动会文艺调演”

　　在本次考察中，笔者还对“嘎洒镇第四届农民运动会文艺调演”这一活动进行了观察，该活动属于当地政府出于对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需要而组织的文艺活动，毫无疑问显示着国家力量的在场。

　　嘎洒镇地处西双版纳景洪市西南端。2007年，全镇辖14个村民委员会，141个村民小组，主要有傣、哈尼、拉祜、汉、布朗、彝等民族，其中，傣族占63.9%，哈尼族占20.9%，拉祜族占6.3%，汉族占5.8%，其他民族占3.1%，现有农村业余文艺演出队155个。而笔者此次所见，即是由14个村委会推荐选拔出来的少数民族音乐节目进行的调演比赛活动。应该说，此类活动在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笔者所见的这次文艺调演也应该是诸多文艺活动中的常规活动，但从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仍然产生了一些触动。

　　这次文艺调演是嘎洒镇第四届农民运动会的闭幕活动，在演出及比赛制度上采取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打分制，即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取中间的平均分，这几乎是各类比赛通用的制度，但是让笔者差异的是，来自傣族、布朗族、哈尼族等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所构成的赛事，这个评比的标准怎么掌握？似乎青歌赛中的原生态组打分问题在这里又重现了，但又有所区别，因为虽然这些节目是来自于基层农村的文艺演出队，但是却是经过其主动改造过的，而非原生态的。例如，在节目中，一个傣族孔雀舞独舞却配上了欧美新世纪音乐风格的“神秘园”（Secret Garden）；还有不少舞蹈配的音乐都是一些少数民族流行音乐，即歌词是民族语言，音乐曲调旋律却是我们熟悉的流行音乐风格；其他节目基本上也都是有着明显的后期舞编的痕迹。这又该怎么打分？但是，当笔者了解到打分评委都是当地各文化部门的官员领导时，基本上也就释然了。因此这个活动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当地政府对各少数民族进行统一行政管理的方式或手段，其目的只是“管理”而非“少数民族音乐调研”或“保护”，而村委会为了让其推选的节目能够获奖以实现行政管理与组织上的“政绩”，对推选节目进行现代方式的“创新”与“改造”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

　　四、当一种绿色替代了所有绿色

　　以下是笔者在“特懋克”节上对当地人的一组访谈：

　　笔者：“近年来基诺传统音乐和仪式保持延续得如何？”

　　对方：“最近几年还不错，因为很多在外打工的青年人都回来了。”

　　笔者：“青年人为什么回来？”

　　对方：“因为要回来割胶”。

　　笔者：“割胶收入怎样？”

　　对方：“只要是家里有种橡胶树的，每家最少一年几万、十几万，多的就有二三十万。”

　　这一回答不由得让笔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橡胶树”这一对象上，随着考察地点的转移，“橡胶树”带给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影响也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布朗弹唱的国家级传承人岩瓦洛家因种植了三百亩橡胶树，一天割胶的收入就能达到2万元，也正是因其丰厚的收入，使其能够个人出资130万元盖起来一个新家，其中包括一个一百多平方的“布朗族音乐（布朗弹唱）传习所”；而基诺族大鼓舞省级传承人何桂英坦诚自己家庭条件不好的原因就是“家里没有种橡胶树”。笔者一度由此产生了少数民族音乐保护的“绝妙”想法：“那就多种橡胶树呗？”但这种想法可行吗？

　　笔者在西双版纳考察的路程中的确也看到了大片的橡胶林，也了解到，西双版纳不仅盛产橡胶，而且是全国第二大胶区、单产居全国之首，各村寨几乎都将橡胶树作为主要经济作物来种植。仅以基诺乡巴亚寨为例，2007年全村人口306人，水田130亩，茶叶1153亩，橡胶林占地最多，有1835亩。另外，某“旅游与缓解贫困”课题调研组的调研数据显示：“（巴卡寨）调查的45个样本农户中，有36户种植了橡胶，面积达1112亩，户均30.9亩，最多的80亩，最少的3亩。这已经超过了乡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全村的橡胶总面积，说明多数农户已经把重点放在了橡胶的生产上。”而橡胶的价格今年也是一路猛涨，1994年国内橡胶价格2000多元/吨，到2008年7月初已达到2.76万元/吨。仅从经济因素考虑，橡胶树的种植的确能够为当地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