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在人类学领域体现为以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实验。备受学科的困窘，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和米开尔.M.L.费彻尔(Michael M.J.Fischer)抛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86）进行探索，然而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没有对“表述危机”找到替代的途径。只是在寻找“东方学”与传统人类学的出路时，在格尔兹之后的人类学与民族志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尊重被研究者和把研究者置身于世界权力格局及其兼顾社区与大社会体系的描写的两种民族志替代性方案。“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的时代，是个需要英雄也是产生英雄的时代。于是，与此同时，1984年的4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美洲研究院，出现了以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和乔治.E.马尔库斯为代表的十位中青年学者，踌躇满志讨论“民族志的书写”问题，结果是出了本《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沸沸扬扬，结论是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导言中直白“部分的真理”。英雄没有出现，各具风格的书写成为实验民族志的宣言。是文化难以接近，还是写作策略可以设计？总之，由对研究对象是否可以客观描写的反思转换为书写手段的探讨。权威已遭遇怀疑，范本已不复存在。民族志客观描写已是不可能，于是，肇始于民族志写作的“解释人类学”成为 “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

　　音乐民族志的进程与人类学有很大的距离，当然人类学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从格尔兹向前一步反思和实践文化书写的“诗学”和“政治学”时，滞后的音乐民族志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认真地学习人类学的路径，小心谨慎地记录着“他者”音乐，力图客观地描写独特族群或区域音乐文化的“民族志报告”。1964年B.内特尔（Bruno Nettl,1930～）《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1964）和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1923～1980）《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 of Music，1964）两部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引领了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阐释（“深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方法话语。1970年代内特尔和梅里亚姆等对于学科对象和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如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1975）对“田野”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探讨和梅里亚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1977）“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激励了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步发展，使学科呈现多样化，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民俗音乐，而且音乐教育家和非欧音乐表演家及一些民间音乐风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队伍中来，如B.内特《世界音乐文化变迁的研究》（1992）和J.布莱金《音乐变迁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一些问题》（1992）。

　　音乐民族志没有如同人类学界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1977）那样的反思及其代表性的著作，但反思也推动音乐民族志的发展。音乐民族志的发展还是小心谨慎，1978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保罗-伯利纳（Paul 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描述他对津巴布韦肖纳族姆比拉—一种非洲拇指琴的理解的民族志，被称为音乐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费尔德（Stephen Feld）1982年的《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和1984年的《声音构造即如社会构造》中关于卡巴布亚—新几内亚鲁利人音乐民族志写作，深入分析了卡鲁利人声音交流形式，如鼓点、哭泣和鸟鸣的态度和信仰以及文化精神和审美；1987年安东尼-西格《苏雅人为何歌唱》中对苏雅人的音乐结构、演奏实践和深层意义进行研究和解释；1990年日本音乐学家三口修出版《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新论》这本关于西太平洋的密克罗西尼的贝劳岛国音乐文化的著作，俨然是经典人类学民族志。至此，音乐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写、注重解释已是重要特征。

　　当代中国音乐的实验民族志又是怎样的呢？反思总是指向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实际上，如果我们反思我们的音乐集成或者科学民族志类的文本时，其结果也会是令人气馁的。对一个地区声腔韵律的把握和辨识，往往是基于多年身体力行或参与体验的结果。听惯了同一曲调在不同场合的不同人群演唱，使得积累了包容性的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不但同音乐文化描写的困难，而且选择演唱（奏）的样本在多大的程度能够具有代表性的？定性（量）记谱能够还原自由演唱的真实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浩如烟海的音乐材料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是很危险的反思，它几乎颠覆了成千上万人耗尽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集成大夏。实验民族志的实践，“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马尔库斯）

　　实验民族志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文本书写叙事策略的构建上。中国人类学非论文式文本作品，早有林耀华先生的小说体《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7），那是用小说体叙述建构真实复杂的家族史实。而音乐民族志的非论文要牵强附会的算起来，可能白居易的诗歌《琵琶行》也沾得上边，用诗写音乐的见闻(田野纪实？)，只可惜那不是研究性的。当代音乐民族志的游记性书写，周凯模《红河采风纪行》（《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01）也可以算一个。萧梅在《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2001）中的《今日摩梭人的音乐生活》（永宁日记）、《苗岭踏歌行——黔西南、黔西北苗族音乐考察》和《南高洛三天——音乐人类学笔记之一》三篇文章就是音乐游记，具有了与科学民族志不一样的写作样式。当把它放在一起出版的，让我们一下子顿悟：音乐研究也可以这样书写？萧梅以民族(中华民族)的情感体认驾驭传统音乐研究的路径进入田野现场的认知记写，体现出“他者”文化田野体验与“我者”文化（中华民族）情感双重观照的纪实游记，是有着深厚传统音乐研究学术构架的音乐游记，与文化散文异曲同工，不经意中具有实验民族志的意味。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音乐民族志的实验性书写，当以洛秦教授《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2001）为标志。洛秦教授留学美国十年，具有的深厚欧美音乐人类学知识谱系，又以西方文化的“局外人”身份，进入了东方文化的“他者”——美国街头音乐为田野对象，著《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一书。此书以24篇短文故事为主线，一反“话语分析”(Discourse)学术论文写作风格,用“叙事讲述”(Narrative)的叙事方法，以平白朴素的话语讲述美国街头的故事来完成对音乐事物和问题的描述。这是个“无心柳成荫”的实例，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可能连洛秦教授之前也想不到。不仅其研究填补了国内“街头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杨立青、徐孟东语），也是“以中国音乐学者的身份成为了研究美国街头音乐的第一人”（ 洛秦之博士导师Terry Miller）。其以多篇故事短文的聚集强化和肯定了音乐学术研究的另类书写，是当代中国音乐实验民族志写作的先行者，是中国人音乐实验民族志写作的实践探索之作，拓展国内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

　　作为音乐民族志书写实验讨论的重要事件，2009年8月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赵塔里木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宋瑾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韩锺恩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薛艺兵研究员等十位中青年学者效仿美国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尔库斯等讨论“写文化”，在秦皇岛讨论“书写音乐为文化”，出版了《书写民族音乐文化》（2010）。不管是《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还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指出了现代民族志的文化批评品质，要有诗学和政治学品格，借助其“他者”文化的现实来观照我们自身文化，从而在反思自身文化中的促进文化的良性建构。实验民族志是没有范式的探索，也是很难预期的尝试，洛秦教授《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的成功是否会像《4ˊ33〞》的形式一样不可重复（写或听）？没有结论，实验还得继续。

　　综上所述，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推动着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写文化”更得“写音乐”。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方志集成、科学民族志以及实验民族志三种风格类型，体现了三个不同比重的价值向度。方志集成具有很强的资料性，科学民族志类的研究是知识生产，也为文化建设提供资鉴的信息，而实验民族志在解构、建构以及颠覆、解读学术讨论中也是知识生产的机制。盛世修史（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音乐集成编纂，而实验民族志的走向和成功，是否有些偶然和宿命的意味，可遇而不可求。只有民族志的科学范式，在不断的反思和完善中，推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

　　民族音乐学者/音乐人类学的工作目标集成转移到民族音乐的深层次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民间民俗音乐，也要关注城市大众的通俗音乐活动。在一点意义上，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以及音乐人类学的城市音乐研究转向，就是对村落社会和小型社区音乐民族志能否反应大型社区和复杂社会问题反思及其矫正和拓展，也是今后我们新的学术的增长点和制高点。

　　作者简介：杨殿斛，扬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