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是要记载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及作为，既想扬名千古，又有益于后世的资治。因而历史上史志编撰政府把控很为严格，既要地方士绅的认可，又要政府的首肯。而现在文人编撰出版较为自由，但是，以集成志书的名义编撰出版，还是要谨慎的。地方志书的编撰人们会不自觉地征求地方政府意见及其百姓的认可，而文艺集成就容易受个人的观点影响。笔者在今年的4月份在黔南州都匀市参加一个名为《桂花开放幸福来——贵定布依族山歌集》出版的首发仪式，贵定县文联、被誉为“黔南歌王”的耿文福与80岁高龄的民俗学专家廖昌国联合收集、整理、编著的布依族山歌集《桂花开放幸福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歌集的出版得到一些领导的支持，这是好事，可是，出版之前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结果是20年辛苦努力的集成，留下了一些硬伤。如书名是山歌，书里收集了酒令等，按民族音乐或民间文学的划分，民歌下面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及风俗性歌曲等，而酒令应该属于小调类。山歌就包容不了酒令的。如出版之前较为广泛的征求意见，而不仅仅是一两位领导的良好愿望的支持，一般的学者也会提醒把书名改一个字，就是“山歌”改为“民歌”，就避免了分类的硬伤了。在中国文联出版社这样的知名出版者出版，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是不应该的。书中还信口开河地说流行于黔中民歌“九扳十三腔”是起源于贵定的抱管乡，此一观点的抛出，遭遇了贵州布依族音乐研究的资深专家李继昌先生等专家的强烈反对。此类事件，相信各地均有，本来好好的一件事，平添瑕疵，不无遗憾。

　　隔行如山，对于音乐来说决不是一句戏语，(美)彼得-基维（Peter Kivy）在《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一书的导言中说了句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精辟话语：“在所有美的艺术中，音乐是唯一一门拥有了专业知识和专业词汇才能跟‘学者对话’的一门艺术”，蒲亨建教授说得更直白：“没有不识字的人，不识谱的人却有一大把；搞音乐的没有不会写文章的(写得如何是另一回事)，要搞文学的人来写调调儿，不啻是要他的命”，这种实际情况的存在，结果导致没有音乐专业知识和专业词汇的人研习音乐学困难重重，望而生畏。在欧美，本该由研究文化有包打天下雄心的人类学者研究音乐文化遭遇了困窘，使一般的人类学学者望而却步，只有少数有音乐专业背景的人类学家得以完成。由于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就把这种人类学的音乐研究独立出来，起了“音乐人类学”的名称，而原来就以研究“他者”音乐为己任的比较音乐学，也因阐释的需要与人类学攀上了亲戚关系，索性也改旗易帜，把音乐学的文化研究归到“音乐人类学”的旗帜下。

　　在国内，隔行如山的现实，用文字书写的方志可以广泛征求官府民众（局内人）的意见，得到监督和指正，查漏补缺，订讹正谬，使得方志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史实性。而乐谱记载的音乐集成，情况就不太让人满意了。集成采集之初，识谱懂音乐知识的人不多，州县文化局馆就几个人可以听音记谱。于是，所到之处，乐手歌手请到乡里、县里，听录记写，完成集成的收录工作。可是，采录入未必熟悉地方民俗与歌唱，失却歌唱环境的歌手的歌声能否反映民俗特征？如悲伤，如兴奋，老人、小孩及中青年不同音色等等，不同的角色心境歌唱不同；选取的歌手的歌唱是否可以典型代表当地的歌唱样本？而某位采集人的记写是否如实的表现了当地的歌唱和演奏？到当地文化当事人（“局内人”）征求意见又因“看不懂乐谱”而走了过场（甚至过场也不走），专家之间审阅又因了解不多（不懂）而走走过场,如果失却公允，就会以讹传讹。如此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的集成仔细推敲还真有些问题呢。但凡不管如何，知识分子的济世良知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集成编撰的艺术工作者竭尽全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新时期中国民间文艺集成编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长达30年的集成编撰工程推动和结束，不管是政府责任的集成还是个人喜好的集成，就已告一段落，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个别人的偏好外，集成类的工作几乎不会开展，也就是说，今后音乐民族志的工作，几乎没有集成编撰的事了。

　　二、科学民族志类

　　说某某是科学民族志，就会遭致“其它的民族志难道就不科学了”的诘难。那么，什么是科学民族志呢？或者说什么是民族志的科学范式呢？人类学的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对异地人群见闻描写的著述，也是基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方法。一般认为，科学民族志的范式是由（英）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1884～1942）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和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马林诺斯基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和方法，即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超越了英国古典人类学（英）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和（英）詹-乔-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时代资料工作主体和研究工作主体分离的尴尬，即非专业的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记录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和专业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天知道这些资料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尴尬境遇无意中造就了马林诺斯基，战争的隔离使马氏很无奈的在太平洋上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s)做了两年半的田野，以此经验成就了他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典范的科学民族志。马氏是带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去做田野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的几次修订凝聚了泰勒之后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和理福斯（William Halse Rivers，1864—1922）等众多人类学家田野经验和思考，说明了科学民族志规则的奠定之功不是马氏一人，而属于一个从哈登到马林诺斯基的群体。不过，我们虽然不能继续说马林诺斯基是这个范式的独一的开创者，但还是不能否认马林诺斯基是这个范式的完美体现者。并且在实际上，马林诺斯基的民族志和方法论综述是其后的追随者直接模仿的偶像。

　　科学民族志特点是把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等三要素相结合，体现以下基本规则：其一，选择特定的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一般我们平时说的民族志就是这种基于田野工作主体与研究主体合一的科学民族志。其文本风格主要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整合耳闻目睹的材料，表达客观权威的田野工作叙事。田野对于民族志的重要，以至王建民在翻译（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时，把书中本只翻译为“民族志”的ethnography理解性译为“田野民族志”，以表示对建立在足够田野基础上写成的民族志的重视和强调。

　　笔者罗嗦这些，是说希望通过科学民族志含义的历史认知，以此观照我国当代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音乐研究，哪些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民族志的品格，可以划归为“科学民族志类”。音乐学家的族群（民族）音乐研究是否做了足够的田野？国外的音乐民族志田野如何？具有人类学专业学术路径的（英）约翰.布莱金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研究音乐人类学，在南非文达人社区做了两年多的田野，写出了经典著作《人的音乐性》（1973），而音乐学家（日）山口修到西太洋的贝劳岛国进行8个月的《出于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美]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1947-）：在南美洲巴西中部的与世隔绝的族群苏雅人中生活了15个月之久，写下名著《苏雅人为何歌唱》（2004），其经验研究也要求民族志作一年以上的田野等。然而，对于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长时间有效果调查的洋洋得意经验，西格尔发了句牢骚:“他没有说明的是，自己当时是一个被放逐的政治犯，必须呆在岛上很长时间”。也就是说，马氏的无奈之举造就他的成功，他的研究经验值得借鉴，但是现实中应如何学取？“长时间参与体验”的田野调查是马氏成功超越前辈的法宝。以此照我们的田野，我们音乐民族志“田野作业时间和理论或主题”是不是还有些欠缺？人类学认为“至少一年”的田野要求，是因为在不同季节里会发生不同的事情，一年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周期。由于人类学的田野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一年的考察周期较为完整；而音乐民族志的田野，因音乐活动发生在的特别的时间里，不必要求周年的田野，可以在活动前后多呆一些时间，可以多参加几次活动。忌讳研究者只在有音乐仪式活动的短暂期间，带着录音录像设备，匆匆忙忙的来，又匆匆忙忙的走，回到书斋据此收录和问询（注意，不是参与“体验”而是“问”出来的）进行研究。由此，会漏掉了很多重要而珍贵的音乐仪式活动前准备工作和音乐仪式活动后的收尾工作的体验与观察，而这些幕后的工作，又往往可以透视出音乐文化活动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