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高雅？

　　历史一再证明，就文化而言，“管”是“管”不出一个好结果的。从“选秀”到“营业性演出”，广电局、文化部、宣传部等等“相关部门”的“管理”从来没有缺少过。对于从未独立过的流行音乐来说，低俗只是国家意志和社会情绪在流行音乐中的一种反映，你把低俗的流行音乐甚至全部流行音乐都管没了也不会变好。我们有三十年是完全删除流行音乐的，那样的情境值得推崇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允许流行音乐的存在；在政治主导的条件下，又要求它一心歌德。结果就是，优秀的提升人们生命感受能力的流行音乐恰恰不能出现，煽情的甚至色情的流行音乐因为具有商业价值恰恰大行其道。造成流行音乐低俗局面的，恰恰是管理本身。

　　流行音乐的低俗问题是民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人们的主体性，提高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和历史责任感，使社会文化环境适合于产生优秀的流行音乐文化。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化并不是缺少管理，而是体制性的，是管理本身出了问题。流行音乐审美能力的提高，是一系列开放行为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开放中博弈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一个政体通过努力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的过程——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失败已经告诉了我们。

　　没有高雅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不会有高雅的音乐文化。高雅文化得以实现的根本是国民具有高雅的生活，良好的民情和国民良好的音乐审美能力，才是高雅音乐发展的基础。就文化而言，其发展需要的不是权力的进入而是退出。现代国家是去道德化的，不用去负担高雅还是低俗的责任。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它是调节利益的，而不能把文化也包下来。调节利益不仅不能诉诸道德，而且道德往往还有掩饰利益的作用。利益调节要靠制度，制度的设计重要的是公民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参与。国家权力对低俗音乐的围剿，显示了国家的道德化（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命题）和禁欲主义化（这是一个宗教的命题）。

　　管制之下，社会丧失自主性，从而丧失自觉性，从而丧失自我修复、自我净化的能力，从而为“被管制”增加合理性。周而复始，陷入怪圈，不仅民间话语丧失影响力，并且民间对国家话语也产生了疏离。没有自主的灵魂，能够接受的高雅必定是形式上的和规定的高雅，和崇高的灵魂、优雅的姿态无关。恰恰是“纯粹为了一己的享乐”，才能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不为外物外力所役。以声音的形式，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高雅可能低俗，但是和生命体验力有关的，而不是和外在压力有关的。不尊重自己的人，不会尊重别人；把自己视为工具的人，当然会把世间一切甚至上帝视为工具。先乐己，再乐人，与人、社会建立起愉乐的关系。音乐活动中不自主的快感很大程度上既与音乐无关，也通常会给他人、社会带来压力。

　　一个有文化、尊重文化的国家，是提供个人发展文化的地方。国家为人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让有尊严的人去创造音乐，而不是由国家生产音乐。文化，当然不能说和国家、政府无关，但是却不能由国家、政府制定。那样的礼治正和宣称的“法治”背道而驰。规则意识远远比高雅重要，规则面前民众要遵守，执法者更要遵守。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好政策遇到坏执行”，在我看来，政策的好坏与高雅或低俗无关，甚至与公正或偏狭无关，而和是否有公民的充分参与有关；执行的好坏与彻底或敷衍无关，甚至与奉献或贪婪无关，而和是否有第三方充分监督有关。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的管理行政转向公共行政、服务行政，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没有公正利益调节的制度、法治和社会自治，高雅不仅发挥不出美好，而且会造成人格的分裂和社会的分裂。

　　文化结构比“高雅”重要，这时候需要抛弃整齐主义。俗民也有文化权利，文化发展都是文化对话的结果，比如春秋的“百家争鸣”，清末的“中西碰撞”。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候都是礼乐制度失效的时候。这也显示出来，虽然我们渴望权力为文化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但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总是倾向于钳制文化。

　　高雅音乐的发展，有赖于和异质音乐的对话，而不是自我复制——自我复制必定是粗鄙的伪美感文化。没有博弈，就诞生不出来深刻，没有深刻的高雅，只会是傻瓜式高雅。饮食男女，食色性也，面对艰难的活命，自然会有低俗的需要；面对必将消失的生命，自然会有超越的需要。高雅和低俗，如果不为外物所役，本可以对话、转换、和谐共处。学生有当学生的累，官员有当官员的累，矿工有当矿工的累，白领有当白领的累，去低俗地放松一下本无伤大雅，倒是非要被正襟危坐去欣赏“高雅”的表演，会败了我们向往高雅的胃口，伤了低俗生活和高雅艺术之间的和气。

　　五、警惕低俗，也警惕高雅

　　有正义感是好事，不过认清什么是正义却需要智力，不必从“高雅”的字眼中就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何不向社会生活印证一下电视报纸上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文化管理部门推广的“高雅”到底是什么？“马照跑舞照跳”的低俗的娱乐场所的后台又是什么？音乐中出现低俗的现象，虽然不值得赞赏，但是心急火燎地拿起“管理”的大棒并没有必要。处处遭受凌辱在生存危机边缘徘徊的底层也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一看到“高雅”这等字眼就兴奋，立马想阿Q般拿起来在旁人身上演示一番，好像操一口威权话语自己也即威权了似的。殊不知，用一种专制摧毁另一种专制，获得的还是专制——三重的专制。

　　音乐依着权势行走，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高雅是一种人文精神，还是以人文的方式而不是行政的方式来进行吧。高雅和低俗也不用打架，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事业：反对异化。所以，是否符合某一权力单位的正确的高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前的音乐先要完成“自主表达”的基本目标。首先，音乐是真诚的，而不管高雅还是低俗。再者，音乐是一种沟通方式，而不是一种压制方式，无论这种压制是高雅还是低俗。然后，音乐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只有高雅去压制低俗或者只有低俗而丧失对高雅的想象，都是偏狭的；同时，音乐以自己的方式与外在世界构成更大的结构，它可以与各种力量化合。

　　音乐的高雅与低俗不是由国家机构来定义，也不是由媒体来定义，而是由一个个自由的心灵来定义。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有权去倾听契合自己灵魂的声音，有权去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歌，到底最终呈现出来的音乐形式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又有多重要呢？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文化生产力得到解放的过程，虽然所谓俗文化的数量超过了雅文化，但是这时候的雅文化也比“高雅的黄金时代”数量要多、质量要高。

　　交互的权力允许人发言，说服人相信；单向度的权力中，噪音控制才是重点。低俗的肉欲被剪去，同时被减去的，还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考。醉翁之意不在酒，权力总有潜台词，只看到台面上的口号就激动得好像看到福音降临，这正是权力乐见并极力促成的。在官方高雅文化崇拜意识浓烈的国家，给民间俗文化甚至低俗文化争取生存空间，显得更有意义。如果民间俗文化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则政治学下的商业文化、意识形态学下的大众传媒文化会以它们不可一世的方式把庸俗低俗媚俗大力铺陈开来，卓越、高贵、优雅只会愈来愈远，粗鄙必将统治一切。

　　千百年来，“大一统”的高雅文化也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道，十九世纪已经行不通的控制方式，如何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有效？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是在国际视野中的一种定位，这种认识虽然偏颇，但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发展，以一种控制的方式对待文化，会使国家丧失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权力自身的扩张，恰恰带来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萎缩，在与国际的交往中丧失权利。现实中，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遭遇危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规律；思想不自由则文艺无发展，民众无权则国家受辱，这也是规律。音乐不过是音乐，低俗一点天塌不下来。真正的问题不能成为话题，更不能成为命题，这才可怕。

　　大家虽然喜欢甚至享受低俗，但是保持着对低俗的警惕。反而是在“高雅”面前，丧失了起码的怀疑能力。如同“伪善”比丑恶更加可恶一样，有时候，“高雅”比低俗更为可怕：一经出台就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另一方完全没有了辩护的权利。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高校里讲授“高雅音乐”，我向往高雅。然而，独占性秩序而非竞争性秩序中的高雅，不仅自身总是走向不堪，而且即便不走向不堪也还是不能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没有选择和鉴别，哪里来的什么品位？低俗被禁止，高雅必虚伪。

　　交易的关系诞生低俗音乐，主奴的关系诞生高雅音乐，在这种意义上，高雅音乐更值得警惕。我欣赏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音乐作品，但是同时认为，不通过工商文化的卡夫丁峡谷就不可能到达幸福的彼岸。我们就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在强力推行的高雅（即便是真正的高雅而不是被命名为“高雅”）和社会情绪自由表达的低俗（即便是真正的低俗而不是被命名为“低俗”）之间，我站在低俗这边——当然，我对那些在尘世间自主追求高雅的人心存敬意。

　　作者简介：张燚，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与流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