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假设柏拉图国家主义的“理想国”是可行的，权力话语中“高雅音乐”是正义的，那么高雅消灭低俗之后，会不会到达高雅的“理想国”？答案是明确的：不会。

　　首先，对“高雅”的认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公安机关和法院还广泛存在连“诽谤罪”是属于自诉法律程序还是公诉法律程序都分不清的情况（参看“彭水词案”、“吴忠诽谤案”、“河南王帅帖案”、“山西稷山文案”等），让文化管理者分清音乐的高雅和低俗，真是为难。

　　其次，在实践上，被认定的高雅往往堕入不堪。权力具有洁癖，绝对的权力具有绝对的洁癖。八个样板戏倒是“高雅”，不过高雅到李玉和无父无母无妻无儿（《红灯记》）、唯一让人联想到夫妻关系的阿庆嫂其丈夫阿庆也要去跑单帮（《沙家浜》），怕是连人性都丢了。身边的例子还很多：《神州颂》曾被各方媒体奉为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高雅典范、艺术和市场结合的超级榜样，但在王益被逮捕法办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作者”不识谱、“高雅”作曲家当枪手、音乐不过是“大路货”的一地鸡毛。

　　再次，权力话语下的高雅文化的独尊，只能是一场灾难——不仅是文化灾难。以文化之名实施的对低俗的围剿，本质是一种权力扩充的3途径。更为可怕的是，“我花开罢百花杀”、官方文化之外再无文化还不是终点。权力需要制造敌人，借以凝聚人心。敌人越来越重要，“我们”和“高雅”越来越暧昧，“羔羊变成了模范”，这只是第一步。权力必须走向第二步：在内部之中制造敌人，“高雅”内分出低俗（比如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九九艳阳天》、《军港之夜》这样的“歌德”歌曲和纯音乐、“无标题音乐”、“无调性音乐”展开围剿）。本性贪婪的绝对权力之下，不仅寸草不生、无民可牧，而且自我倾轧、自我吞噬。

　　媚俗固不可敬，但媚权更可怕。规模更大的媚俗，当然是媚权力之俗，因为权力最大。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低俗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是高雅会，“高大全”会笼罩四野，样板音乐会成为唯一标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又这么聪明。高雅到后面恐怕和灵魂的高贵、姿态的优雅全然无关，而成了匍匐的、被任命的“高雅”。有心计的高雅，比没心灵的低俗更腻歪。

　　需要提及的还有，现在的“低俗”现象，不妨是“高雅”推行的结果。被管制的社会不会诞生高贵优雅的文化，因为传播给不高雅人士的东西本质上不可能是不高雅之外的东西。即便他在表面上接受高雅，实质上也是以不高雅的方式。整顿后的声音据说高雅了，但是本就羸弱的社会在文化净化中也更加猥琐和无助了。在强力推行高雅的同时，人们欣赏高雅的能力恰恰会进一步退化，堕入绝对低俗的梦魇。比如网络BBS、微博等被“高雅”后，是更低俗的娱乐化。民间丧失了拥有高贵、优雅的机会，媒体又要追求收视率，只能使出低俗的伎俩。“高雅”总是这样的结果，闹剧总是这样一再“从头再来”，只是城头旗帜上的“赵钱孙李”一再变幻，如此而已。

　　三、“低俗”的意义

　　美国伟大的民谣歌手、著名的左翼人士伍迪-格斯里说，“一首民歌应该是关于什么是错的，以及如何修补；关于谁是饥饿的，而他的嘴在哪里；关于谁失去工作，而机会在哪里；关于谁破产了，而钱在哪里；关于谁带着枪，而和平在哪里。”这些曾有过社会主义理想的歌者的眼中，音乐并不高雅，就是身边的生活。

　　当左翼都开始“高雅”，那一定是只有左翼，没有右翼与之平衡的时候。但是只有一翼的鸟飞不起来，它只好趔趄在市场经济的大地上。这时候，不但“计划”可以为他们提供温饱、财富和荣誉，市场同样可以，那么面向市场的冲动就不可抑制——毕竟市场更自由。“高雅的”的颂歌体只存在划定的圈中，市场上却是宽容的，雅俗共生，鱼龙混杂，风生水起。艺术可以理想（所以并不拒绝高雅），而社会发展必须现实（所以要允许“低俗”）。

　　在复制时代，音乐的节庆性必定会被可亲性代替。在网络时代，音乐的可亲性不可遏制。在现有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亲性”与“低俗”关系紧密——我们缺少高贵、优雅的人来和高雅音乐亲近。社会没有发展到高雅的程度，低俗就不会消除，没有低俗音乐，人们转到的其他地方或许更可怕。

　　音乐接受的民主化阶段必然会带来低俗，我们的问题还不是像西方社会在于民主过头，而是远远不够。我们行走在卡夫丁峡谷之中，不可能揪着自己脱离地面。这是我们必经的阶段，理想化的“跨越”会把脚踝崴伤。

　　黄钟锵锵有声，也要允许瓦釜喑哑呜咽，想想黄钟又哪是升斗小民尝试得起的？清除低俗的时候，不用说把一些极具价值的音乐给消灭了，更重要的是，升斗小民的话语权被剥夺了。音乐是以一种表达和沟通的方式，如果有低俗存在，就有低俗的音乐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值得赞赏，比这更不值得赞赏的是，低俗存在但是低俗的音乐不存在。另外，这个社会的噪音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权力造成的，权力难以自我约束，那么它转而约束声音中的噪音，完成“低俗被消灭”的拟像。这只会带来更深重的噪音和低俗。

　　假如权力切实是由民主赋予，权力切实是在完成服务而不是管理的职责，噪音也不会消除；即便千万年后理想社会切实来临，噪音也不会消除。因为，人生而悲苦，任何一个个体都将奔往唯一的归宿、无尽的黑暗——死亡。除非人是长生不老，否则“低俗的噪音”就不会灭绝。

　　音乐的活力，不是摆在那里图好看的。而有活力的音乐，不免要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感结合起来，不免“俗”了起来。回避黑暗，只会更加黑暗；禁止低俗，只会更加低俗。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里的诗正是高雅的代表。也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只是这诗已经不是高大全伟光正，只是这诗在强权看来很低俗，只是这诗充满了对苦难和死亡的抗拒以及受刑时的尖叫，不中听、很低俗。鲍勃?迪伦形容的自己的歌曲“不容易入耳”、“不友善”、“乖僻”，但正是这些音乐，组成了20世纪流行音乐中最闪光的部分，组成了人类的光荣史。痛苦的“嚎叫”中，有不屈的精神在。遗憾的不是我们的音乐中噪音太多，而恰恰是缺少这样的噪音。

　　伟大的艺术并不总是来自光明，恰恰相反，它往往来源于对黑暗的体悟。重要的是，我们在黑暗中艰难向往光明，而不是白痴式的在所谓光明中歌颂光明。听听民乐《步步高》或者交响曲《田园》当然有趣，来两段低俗的摇滚乐也没必要去横加指责。其实权力何曾真心向雅？男女授受不亲的高雅时代，掌权者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州官放火也没办法，还请恩准百姓点灯。

　　愤怒、忧虑、茫然、无所适从，虽然“低俗”，却不虚饰，不让丑恶光明地笼罩天下。这正是低俗音乐的意义。没有忧郁、没有愤怒、没有沉思、没有直面现实、黑暗与死亡的文化，如何会是卓越的文化？长歌当哭，对酒当歌，俗则俗矣，却有独立与自由的气息在。

　　即便把人类视为机器，把人视为螺丝钉，也要认识到：机器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比复杂，千篇一律的标准配件无法组装出来一部机器；即便螺丝钉不需要娱乐，也需要休闲。面对复杂的、荒诞的世界，面对必将堕入永恒黑暗空虚的生命，敏感的心灵，绝对不是高大全所能抚慰得了的。假如人人都听交响乐，看文艺片，读哲学，喝白开水，谈柏拉图恋爱，高雅则高雅矣，然而不仅像精神病，而且连人类都无法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