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琵琶是侠者，以它的表达幅度，出入雅俗，直捷大气就必是个基底，媚俗做作依然不许，即便是如今以透明的音色、变化的指法弹出人生的浪漫，也将它弹小了。

　　高士的人生观照从自然静观而得，侠者的境界则在现前当为中承担，这生命的大气不能拖泥带水，明朗直捷是人生化繁为简的一种境界，只有立于这个基点，才能相应它多变多元的角色而不致失足，所以说，“独坐大雄”才是琵琶的本色。

　　笛是书生，带有文人气，风流俊逸、悠远潇洒是它生命的特质，一样忌讳卖弄，花指繁弦会使琴失真，琵琶做小，笛的卖弄更如市井，更似难登大雅、班门弄斧之小技，而相对于琴的山林气，琵琶的江湖行，笛则需有书剑香，书是本，剑是笛清越的音色所致，否则就软了。

　　筝是儿女，这里可以有幽微，有淡雅，有质朴，吟猱按放正是它的功夫，它花指繁弦的副作用较琵琶大，人与人间的情感才是它的根本，生命境界在此体现的是温润体贴。

　　胡琴是常民的讴歌，可以激越，可以忧伤，却必得自然，这自然来自生活，胡琴当然有《二泉映月》《汉宫秋月》《草原上》等意境深远的乐曲，但这自然直抒却是原点，在境界开阔后，可跃入历史大化的感叹，但却永远有那最直接的情感，坦白说，谈境界提升，丝、竹、肉中，肉最缺乏，但能得兼，就是生活中的道。

　　人器、道器的合一

　　尽管，在上述乐器的生命性中，有些价值、有些面相在传统是更被拈提的，如琴，它有独特的地位，琴曲、琴论沛然大观，历史中，形上形下一体通透，直指生命的完成，而此完成又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具现。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音乐、中国生命却不能以此即足，这一来因中国历史文化广袤绵延，只以一器，难拥全体，二来更因中国的道并不只在这核心中才得显现。

　　“道在屎溺”是庄子的拈提，“道在日常功用间”更是禅家的标举，真正的道要渗于万般事物、沁于行住坐卧，若能由此观照，诸方皆可入道。

　　以琵琶而论，其直捷凝练，开阔大气，相较于琴的清微淡远，其实更带有“当下即是”的禅家风格，能在此不惑于琵琶指法的花指繁弦，就如繁华转身般，反更能照见艺术或道的本然，以此切入，于生命境界之完成，与琴相比，就另有一番风光。

　　以笛而言，其清越畅然，映现的恰是吹管乐器的开阔性，自有一股生命舒朗清新之气。

　　同样，即便是筝，如能娓娓道来，声韵兼备，就能显现一种淡雅雍容的气度。

　　而胡琴，就如我们面对《二泉映月》般，以其器情深，若能更有超越，就扣合着中国文化不离世间的原点，在此乃“极高明而道中庸”。

　　原来，生命境界固必乃久乃大，固必清朗容物，但其具体样态原可有别，原可有不同生命情性的开展。

　　所以有山林之思者入琴，具两刃相交气慨者会琵琶，有文人之气的择竹笛，富绵绵情思者观照筝，于生活讴歌的选胡琴，而此诸种选择，固系以人择器，实亦以器择人，人器在此相互影响，所以：

　　弹琴若失，则酸腐严肃，过度幽微，生命乃滞于内而无以开展，能免于此病，琴人就松沉从容，淡定大气。

　　弹琵琶若失，就花指炫技，江湖卖艺，不失于此，琵琶家生命就开阖大度，清朗直捷。

　　同样，吹笛者若失，既短笛无腔，其人就小，反之生命就清越悠远，文采逸发。

　　筝若故显其大，反常东施效颦，拘其小，则小家琐碎，能不如此，就内外兼备，亲切怡人，得兼温婉与畅然，生命亦大。

　　同样，拉胡琴，若陷其中，情感即耽溺黏腻，不如此，则一唱三叹，生命的感怀就深。

　　总之，历史乐器原有其一定之生命性，执此器者亦必就此生命性观其长短，于器乃得有成，于人就能相应。

　　到此，人器合一，道器合一，才真是道艺一体的体现。而中国音乐虽大，从此人器、道器之相接处契入，正如禅门依学人情性举公案锻炼般，一超直入，亦必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