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与一种新型文化——当代“大众文化”有着特别的缘分，被众多学者视作“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大众文化”是打开流行音乐之门的一把钥匙，不通过“大众文化”，就不足以了解流行音乐的社会文化意义，也不足以理解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

　　1、“大众文化”的基本概念

　　流行音乐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流行音乐形态的审视必须放在这个平台之上，否则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嫌。

　　首先我们应该对“大众”的概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它或许并不是我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

　　“‘大众’是人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尽管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大众’可以指代‘群众’。但所谓大众文化的‘大众’，其实并不同于一般的‘群众’、‘人民’、‘劳苦大众’、‘人类’。”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中国文艺界奉为圭皋。它对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革命的工农兵群体”的解释影响了国人对“大众”一词的认识。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毛泽东的特殊身份，这个解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中国国情意识；并且这个理解强调“大众”的一致性，与大众的本质特征相距甚远。

　　“对‘大众’身份的追问，它应该属于‘公民’与‘消费者’范畴，它代表了最普通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互动。相对于阶级和革命而言，‘大众’是强调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公民身份，一种与市场化选择、消费选择相联系的个人身份，一种平等消费者的身份，一个社会流行中时尚者的身份……”大众是“一种新的人口结构，是一种送散的、流动的、非家族式、（非）亲缘式的集合体”。

　　“大众”与“民众”、“民间”有很大的关联。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众”是“民众”、“民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命名；至少可以说，“大众”是“民众”、“民间”的重要组成。

　　是私人领域的扩展、民间力量的壮大才使得“大众文化”的出现以至肆虐。“私人领域是与公共领域尤其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其本质特征在于私人活动的独立性、自由性与自律性，处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控制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确立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私人领域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私人领域的不断扩大必然吁求特定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填补这一空白地带，这就使得大众文化迅速崛起，井成为私人领域准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是“以消费为中心，以大众传媒市场流行为走向，以文化时尚为内容，以社会大众为对象的文化样式”，具体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则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伴随着日渐繁荣的商业文化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通俗性、趣味性和时尚性，这在流行音乐的诸多方面都有反映。

　　2、大众文化的通俗性与流行音乐的通俗性

　　“大众”与“通俗”是两个不能类比的概念，即便在我国很多人眼中“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长得差不多，事实上它们也是有着本质取向区别的概念，“通俗文化不具有真正的民间性、独立性。大众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大众意识，把自身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不仅表现在对文化的趣味上，同时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以独立的、鲜明的个性存在于文化形态当中，在文化趣味上有趋众性、民间性，在价值观念上有独立的生存观”。但大众文化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却是基本的事实。“大众文化的通俗化是指其文化内容、表现形式是通俗的、娱乐性的，让人们喜闻乐见的”。

　　“文化”本来是一个高贵的字眼，在19世纪还主要是由“上层社会”掌握其生产和消费的专利权。随着市场经济和平民社会的到来，民主法制日渐深入人心，个人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空间和选择权利的扩大，以及艺术作品制作技术的发展，“文化”的规模和数量飞速发展，最终使“文化”走下神坛，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文化”使艺术平民化，由此带来了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通俗性”，“它抹平了高雅文化的深度，使过去那些极端个人化的、神秘幽玄的、形而上的，非依靠丰富的知识、特殊的感悟和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到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人人能懂、可感可知的东西，它使审美又回到了生活，使粗糙的生活变得光滑，美与生活的距离缩短了……”

　　这里的“大众文化”和我们以前所熟知的“群众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群众文化”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在内容上有严格的政治限定；而“大众文化”的发展恰恰销蚀了权力色彩，以显著的商品性突破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界限。

　　“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商业价值的实现，在生产时就把讨好最广大的市场作为考虑对象：为了满足更多人的欲求，在内容上消解崇高，迎合世俗，讨最广大的市民市场的好；在形式上也不讲究技巧，以低姿态的方式迎合人们的口味。流行音乐正是这样，捕捉了大众普遍的心理渴求和繁复生活中的生存焦虑。为了获取与大众之间的“共振”，流行歌曲在内容上消除时间感、历史感，对人们都敏感的“爱情”话题分外钟情，风花雪月的小情调是最常歌咏的对象；消除距离感，多采取个人的、小“我”的角度。形式上，流行音乐演唱摒弃了美声、民族唱法远离日常生活的声音造型，而选择了培养周期短、不太注重技巧的演唱方法；旋律走向上，注重个人口语化，大多在自然音域之内流动；流行歌曲不纯净的嗓音和人们的自然嗓音契合，发泄性的嘶喊则可以缓解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当然，轰鸣的机器声响也锻炼了现代人的耳朵，使他们能够接受具有“噪音”性质的歌唱。

　　3、大众文化的趣味性与流行音乐的趣味性

　　要吸引大众，仅有通俗性是不够的，还要“有趣”（不等于“幽默”，而偏向于指能以感性形式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通常由官方把持，优越的地位和“教化”的功能指向使其通常以“一本正经”的面目出现，缺少俚俗文化中的趣味性。即便是现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还是“这样排列文艺功能顺序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很长时间内，对娱乐的轻视导致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市场由外来音乐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而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的，并且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它必须吸引大家的目光，以“有趣”示人。尤其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流行音乐所能实现的认识功能有限；作为一种短小的艺术形式，教育功能也不是流行音乐强项（“文革”歌曲更像是仪式音乐和“麻醉”音乐）；作为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流行音乐的审美功能也无法和协奏曲、交响乐相比。“娱乐功能”是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功能。

　　流行音乐的风格很是多样，以引起不同受众的不同兴趣。流行音乐的节奏很能说明问题，它形式多样，并越来越远离强弱（二拍子）、强弱弱（三拍子）的循规蹈矩的音乐进行，多采用重音和重拍分离的摇曳生姿的有趣节奏效果。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比以前的歌词有意思得多，“翠花，上酸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猪你生日快乐》、《大学自习课》等等就是例子，尤其是RAP，更注重歌词的趣味性；而众多描写情爱的歌词，“如果你不是你/我不是我/那该多快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等都充满情趣，让众多年轻人痴迷。

　　流行乐手的演出现场也是如此，多是载歌载舞，灯光绚丽多彩，服装华丽多变，注意在视觉上造成冲击力；表情特别夸张，注重与现场观众的交流，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虽显浅薄却也很有效果。流行音乐所拍的MTV，在短短几分钟内纳入了大量内容，从多方面刺激受众的兴奋点。而唱片公司对乐手的铺天盖地的推广宣传中，趣味性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绯闻遍天飞，“作秀”成常态，乐手本人也“拿肉麻当有趣”，直叫流行乐坛热闹异常。

　　对趣味性的追求，或曰“快乐原则”，突出表现在“大众文化的身体化潮流”上。人类的肉体曾被权威话语解释为低级的、肮脏的，而大众的崛起则使声色犬马充斥我们的感官。而这是和我国的传统的下层文化相通的，“在封建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流行的性观念是压抑的、清教徒式的、男性中心的。也许对于未受教育的下层大众来说，性习俗上要比士绅阶层宽松一些”。传统民歌说明了这一点，它的大部分组成就是“酸曲”（肉麻的歌曲），比如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中关干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

　　现代流行歌曲加强了这个趋势，舞蹈与歌词、歌唱语气的性暗示、性明示比比皆是。特别是在酒吧、夜总会的演出中。大众总是容易在狂欢中忘记本来想要的，禁欲不好，解放了没有自我管理、自律，则也必然滑向堕落。艾滋病在全球、包括在中国的几何级数增长说明了这一点。

　　4、大众文化的时尚性与流行音乐的时尚性

　　“时尚”是在大众内部产生的行为方式的流行现象，具体是指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时尚具有很大的力量，“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追逐时尚。……但时尚只有在商品社会才异常风光，消费时代依赖的就是时尚逻辑。”因为大众的从众心理和时尚强大的心理诱导作用，对时尚的追求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时尚传播、普及和发展依靠的主要手段就是流行。即谓“时尚”，对“新”的追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相对于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大众文化也正属于最无操守、形式最多变的文化类型。

　　中国流行音乐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点，从来没有一种音乐比流行歌曲更亲近当下的大众生活。从抒情歌曲到“朋克”和“R.&B.”（节奏布鲁斯），从吉他、架子鼓进入乐队到电脑音乐超出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音响效果，从在被卧里偷听磁带到上网冲浪欣赏流行歌曲FLASH，都可以视作音乐人与受众互动、制造和追随时尚的反映。在流行歌曲演唱风格方面，最初对港台的“柔情”学习是时尚，“西北风”遍地刮是时尚，摇滚的嘶喊还是时尚。流行音乐还靠推广时尚形象、时尚观念来制造音乐和演唱风格的时尚。像青少年疯狂的追星、像周杰伦另类的演唱风格大规模流行、像“女子十二乐坊”的异军突起，都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这是时尚，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落伍——而这是青少年最怕听到的。

　　在工业社会，流行音乐的时尚性还表现在对新科技的追逐上。话筒是流行唱法、流行歌手赖以存在的条件；从木吉他到电吉他、再到电吉他拾音器，从电子琴到合成器、再到音源卡、电脑音乐制作；从收音机到录音机，到卡拉OK、CD，再到MP3、INTERNET……流行音乐时刻追随着科技进步，而电子技术革命也把流行音乐的制作、传播方式、观念、形态、特色推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时尚的价值取向也影响了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时尚装点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抹平了生命的意义。“时尚的本质是没有内涵的作态，是一种游戏。它避开对意义的追寻，在对真善美和假恶丑不做价值判断的倩况下，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操作，从中获得快感，从而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我们会看到众多的流行音乐作品和流行音乐演出只是放纵、只是狂欢，却不知道当放纵和狂欢成为自由的时候，放纵和狂欢就再不能构成自由的姿态、更妄论自由的内容。

　　时尚是即时性的，并不追求永恒的价值，这使音乐从神圣的仪式组成转换为喧嚣的哗众取宠。时间进入21世纪，流行音乐的意义早已不是当初的突破音乐禁锢、给民众更多的选择机会，流行音乐在商业的发动下，无聊地制造话题，疯狂裹挟大众，使大众在时尚中好象获得个性似的、实实在在地失去自我。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