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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历史的粗略考察

来源:中国音教网   编辑:杨和平 金鸽平   2015-11-15 14:30:00   作者:杨和平 金鸽平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略的考察。从远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宋元,明清的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对中国音乐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价,可给人们提供一个借鉴。学习的对象。

  关键词:音乐教育 六艺 儒家 思想 乐致 传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音乐教育活动作为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具大作用,而且在今天将更加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不过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为,人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所确定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种目标。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活动,看作是人类追求实现自我完善的构想的目标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生发展历史作粗略考察。因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

  远古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形式,我们今人已无法准确地考察。因为时隔久远、扑朔迷离,很难一言以蔽之。但依据现存的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进行一些研究推测。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新石器时代就有可能产生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其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一大司乐。它的职能是音乐教育,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世子、国子和学士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的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文献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及“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造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这表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和乐的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乞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不仅表现在他对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的精通,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即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与笙歌”。“子击磐于卫”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另有,“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进矣。孔子曰,‘五巳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又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又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问题;“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以他音乐实践为前提的,故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强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之后,孟子和苟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是可以也?恶可以,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与苟子的“语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夫乐者,乐也,人性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他们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的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后,由于种种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是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缘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很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则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了它们的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他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中国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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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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