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音乐民族化”问题，指的是中国音乐家如何借鉴西方作曲技法，结合中国文化，来创造符合中国民众审美，体现中国民族精神的新的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中西关系背景下，音乐的民族化实践和探索，贯穿整个历史时期，并延伸至当代，影响音乐创作的方向。但目前，对于将“音乐民族化”，作为新式音乐建设的一种手段的进行史学关照，探讨其形成与变迁等问题，目前尚未看见专门论著。因此，本文试图从梳理“音乐民族化”不同阶段的内容及侧重点入手，提出“音乐民族化”发展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以期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建设道路上诸多问题的深层认识，并启迪今天对于音乐创作上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音乐民族化 中西音乐关系 大众化 近代中国

　　前 言

　　音乐中的“民族化”的概念，于1938年正式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作为一项决议提出来。但1949年以前的音乐“民族化”，其历史背景，是立足在近代中国对于新的音乐文化建设中，在“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左冲右突中提出来的，是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问题。在现代语境中，音乐“民族化”，是指外来艺术形式在本国（民族）生根、开花、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艺术交流的规律之一。音乐“民族化”问题在声乐表演、器乐演奏以及音乐创作等诸多领域中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中关于内容与形式、民族化与地方化等问题至今仍是当今作曲家们热衷讨论的问题。

　　音乐的民族化问题，要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说起。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让蒙受丧权辱国之痛的先进中国人，以强大的内心，选择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其曲折艰难的强国之路。师夷长技以制夷，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而中国人一面壮怀激烈地奋力抵抗列强的野蛮侵略，一面又要虚心平和地去吸收异邦的先进文化，并大力推行至国家命脉多部门，以迅速培植强大的资本。由此，两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起来，这就导致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化西方文化为我邦新时代文化的诸多问题。而反应在音乐上，就是如何融汇中西，改造中国旧音乐文化，创造代表国民性的新的音乐文化。而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过程，“中西关系问题，几乎是整个近现代音乐自身发展的中心关键。而其核心，是如何认识西洋音乐的问题”。

　　但是，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有其历史阶段的特殊意义，即，内涵有所变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对封建传统旧乐的批判，国人掀起了“西乐哉，西乐哉”向西方音乐学习的热潮。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从日本归来的音乐工作者，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热衷于学堂乐歌的草创。“拿来主义”的学堂乐歌最先在融汇中西音乐文化、化西洋音乐为我所用方面，做出了较为简单的尝试。五四运动爆发后，国人在建设新文化、更新旧思想方面注入空前热情。于是，如何建设新音乐文化便成了近代音乐家们甚为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新音乐文化究竟应如何来建设，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化，它与我国以往的传统音乐的关系应如何，与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洋音乐文化的关系又应如何？我国的音乐先驱们产生了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关乎民族精神的塑造的深刻忧患，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何在。在这样的历史使命驱使之下，1928年3月成立的国立杭州艺术院喊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可谓是时代强音！

　　在寻找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建设新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都无法成为思想主流，当时大多数音乐家侧重于通过“以西为师”来建设我国新音乐文化的主张。如秉承蔡元培“兼收并蓄”方针的萧友梅，以“国乐改进”角度实践中西融和的刘天华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以赵元任、刘天华、黄自、贺绿汀等音乐家为代表，他们在：如何使得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如何利用西方的音乐技法创造出带有中国民族性的音乐这些问题中，在不同的侧面，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特别是赵元任关于“中国化”和声、多声思维创作的试验，给后来的“民族性”音乐的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而他们的这种创作自然是在融合中西音乐文化中具有音乐“民族化”内涵的。

　　“在近代中国，把文艺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而敏感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左翼文化路线的领导下，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较之以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音乐运动。涌现了一批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的左翼音乐家，他们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既要立足传统民族音乐，又借鉴外国先进技法，以达到音乐“大众化”的要求。音乐民族化的内涵在这个时期表现为音乐“大众化”。在我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新音乐建设以“大众化”作为技术指导，最终提出了音乐要“民族化”的口号。

　　“音乐民族化”作为新式音乐建设的一种手段，在如何融汇中西，改造中国旧音乐文化，创造代表国民性的新的音乐文化；在提高对我国本位音乐价值的认识与重新认识，帮助我们找出中国传统音乐向现代发展的终极关系方面；在找出中国音乐发展的方式，帮助我们设计新音乐建设的框架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音乐民族化”的早期形式

　　1、“音乐民族化”思想的初步积淀

　　对音乐民族化的初步积淀，可溯源到“中体西用”。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提出以“中体西用”来解决师夷长技以制夷带来的诸多问题。关于“中体西用”最早对其有表述的是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的《校邠庐抗议》，文中提到要“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体西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有关中西文化的总体原则”。因此，在两种异质文化的杂揉中，中体西用论在融合近代中西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中体西用”论开风气之先，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的理论依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进步的思想文化，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合法地位”。

　　受中体西用的影响，首先能让先进知识分子用平和心态观察西洋音乐。从1866年开始，清王朝逐步向各国派出外交使团。使团成员回国后都写有“使外日记”之类的材料。在几十种日记或游记中，对欧美等国音乐都有一些记述，反映了他们对西洋音乐的最初的感觉和认识。如“夫中国奏乐，以舞为主；外国奏乐，以乐为主。……今以西式观之，又似乐为舞之体，盖无乐则不能舞，而舞又非乐不能形容也”。从这些使团成员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用中国封建的传统“礼乐”观看待西洋的音乐文化，到出现一些对西洋音乐的客观评价。足以体现，中国的使臣们既要保持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又要客观的记述所见所闻的音乐文化，这在当时来讲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当历史发展到“西方音乐文化成为改造旧乐的武器”的这个阶段时，“学习西方音乐，批判传统音乐，改造中国音乐”的思潮，奏响了中西音乐文化碰撞的序曲。1903年，匪石在《浙江潮》发表了《中国音乐改良说》，在文中，作者认为诸如“六代之乐”的传统古乐，“虽然犹有一二是者，则以如前云云，虽未能发挥国民之精神，尚足以代表寡人之性质及行为也。”他认为，“古乐者，其性质为朝乐的而非国乐的者也”：“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不能利用器械之力也”、“由于无学理也”等，因此得出“今日所欲言音乐改良，盖为至重至复之大问题”的结论。最后鲜明的提出“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在作者眼里，“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同一致之志意”。因此，张静蔚先生称这篇文论“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声春雷，是启迪同时期音乐家创造‘新音乐’的号角，是预示中国音乐将要走的新道路。”

　　“中体西用”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学习西方文化的平台，为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文化融合”的途径。从此，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在“文化融合”、“更新传统文化”背景下开始了其艰难的前进。而改造古乐的主张，又是一声启迪人们创造“新音乐”的号角，是推动中国音乐发展的火力。至此，“中体西用”、改造古乐等思想，都为音乐“民族化”的提出做了必要的铺垫。